“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师承论文,儒林论文,列传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汉学”的出现和汉宋门户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事件，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叙述都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而在建立“汉学”论述和激化“汉宋门户”纷争方面，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至关重要。
《汉学师承记》是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广州阮元幕府中刊刻的著作，由于其面世的时间恰好是乾隆、嘉庆时代的结束，该书又以学人传记的方式总结了清代前期的学术史，因而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影响最大之处就是编织了清代“汉学”的学人谱系。《汉学师承记》的汉学叙述至少由以下两大要素构成，即“汉学”及其“师承”，尤其是清代“汉学”的“师承”，因此书中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汉学的学术观；第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全书宗旨用江藩的话简单归纳就是：“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①“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相互呼应，构成了该书述学的主体。
正是由于《汉学师承记》叙学有“汉、宋门户之争”的色彩，所以尽管它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方东树等人的强烈批评。多年来，利用这本书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较多，但以此书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还不多。②其中对《汉学师承记》中学术史叙述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研究者已有论及，多有洞见。③学者们都注意到，江藩这本著作有其自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江氏的记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有汉宋门户之争的用意。这些成果已经为进一步研究该书的学术史观念奠定了基础，但是与该书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意义相关的诸多问题尚有待发之覆。比如江藩此书在汉宋门户之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研究者们对此还没有充分、合理的解释。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理解《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内涵和思想意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联系江藩撰著的时机和动机来解读《汉学师承记》。诚然，江氏著述有当时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背景，但是江藩为何要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撰写这部著作，仍然是有待回答的疑问。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汉学师承记》及其“汉学”叙述的思想意涵，也有助于理解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江藩撰写《汉学师承记》的特定政治和学术背景，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事件有关，江藩撰写本书有极其现实的考虑，就是要试图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备国史之采择
要明了江藩编撰《汉学师承记》的动机，④该书编撰工作的起止时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汉学师承记》修撰的启始时间，因为缺少直接的证据，以往没有明确的意见。而其成书时间是能够确定的，根据汪喜孙跋和《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卷末江钧《跋》所记，“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的时间是“嘉庆辛未良月既望”，则该书正文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前已经成稿，至少在年底前全书已经完稿。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版本证据，但是这一记载应是可信的。
《汉学师承记》中多处文字也可以印证这个成书时限的确切。该书收录的人物大体是按照生年先后为序的（卷八是例外），其中大多已经去世。而这些人物很多卒年都在嘉庆十年左右，如钱大昕逝于嘉庆九年，纪昀、王昶卒于嘉庆十一年，《汉学师承记》始撰时间当不早于此。而洪亮吉、凌廷堪去世时间最晚。洪氏卒于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凌氏卒于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汉学师承记》均记载其身后事，可证修撰时间当不早于嘉庆十五年。
至于嘉庆十六年后事，该书多无记载，如臧镛于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北京，《汉学师承记》未见提及。《汉学师承记》所记阮元职衔也足为修撰时间佐证。所称阮元职衔有三处，同在卷七，两处称为侍郎，一处称为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曾多次任侍郎，但均不晚于嘉庆十六年。
关于阮元的正式记载见于《凌廷堪记》附记，内称阮元“乾隆丙午举人，乙酉进士，授编修，官至浙江巡抚，今官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授詹事府少詹事有两次，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一次在嘉庆十六年，其本事见于《清史稿》本传及《雷塘庵弟子记》。前一次显然与《汉学师承记》的写作时间不合。后一次《雷塘庵弟子记》嘉庆十六年谱记：“七月二十三日，阮元奉旨补授詹事府少詹事。”这一次任詹事府少詹事的时间仅有数月，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事并见《清史稿》《清史列传》本传，《仁宗实录》，但据研究，阮元未实授礼部侍郎）。其后阮元又逐渐得到拔擢，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奉上谕“阮元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事务”（《仁宗实录》卷二五七“五月戊寅，以内阁学士阮元为工部右侍郎”）；八月十四日，上谕“以漕运总督许兆椿为工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阮元为漕运总督”，两天后，阮元奉到此谕。⑤因此，《汉学师承记》内称阮元“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时间断限极为明确，应在嘉庆十六年底之前。有关阮元的记载已经到了《汉学师承记》第七卷的终了，而第二年即嘉庆十七年五月，汪喜孙即看到本书并作跋，因此可以推断，该书在嘉庆十六年底就已完稿。闵尔昌《江子屏年谱》也将《汉学师承记》系于此年。⑥
根据以上多条限制，可以推定《汉学师承记》的集中编撰应始于嘉庆十五年六月以后，而完成于嘉庆十六年底之前。以《汉学师承记》的篇幅，在这一段时间内编辑完成是完全可能的。
为什么江藩要在嘉庆十五年至十六年间编撰《汉学师承记》，在嘉庆十六年底前完稿？主要是因为这一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机缘，促使江藩起意编写《汉学师承记》。这个事件就是阮元在嘉庆十五年自愿出任国史馆总辑。
嘉庆十四年九月初三日，阮元因受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而被革去浙江巡抚之职，解京发落。阮元于九月二十三日到京，旋获嘉庆帝恩赏编修衔，在文颖馆行走，是年冬重入翰林。此后一直到嘉庆十七年八月被皇帝任命为漕运总督为止，接近三年的时间，阮元基本留在北京。在这段时期内，他从事了很多学术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嘉庆十五年十月至嘉庆十七年）他自愿出任国史馆总辑，编辑《儒林传》和《文苑传》。据称，此议原发于前任编修陈寿祺，但是他丁父忧去职，因此阮元自告奋勇继任。到嘉庆十七年阮元任漕运总督离京前，《儒林传》已经纂办粗成并交付国史馆。⑦
把儒林传作为史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正史编撰的一个特色和传统。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学说。《史记》为此单设一篇，专记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过程。《史记》这一创设为后代史家所继承，《汉书》、《后汉书》等都有儒林传，此后更成为修史的一个惯例，其主要内容都是记载儒生的经术和事迹。而《文苑传》记载的更多是文学家（不一定是儒生）的事迹，其创设的时间也较晚一些。虽然司马迁已经在《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中记载了文学家的事迹，并且后来的史家也将此作为历史记载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范晔的《后汉书》才有《文苑传》这样一个名目。而从对国家的重要性来说，《儒林传》是要高于《文苑传》的，特别是宋代科举以经义取士之后，儒学的内涵中“经义”的地位更高。清代学者更加尊崇儒学，对于《儒林传》的修撰历史及其意义更有自觉性。而清初学者对此的认识往往是与对理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黄宗羲认为：“夫《十七史》以来，止于《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此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虽盛，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当。”⑧朱彝尊也认为：“《儒林传》者，自司马氏、班氏以来，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禹偁《东都事略》更名儒学，而以周张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析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经术为粗，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陆杨为歧途。”⑨并且，清代学术的风气总体趋向崇古尊经，儒生们普遍重视经术，不仅认为经术是人才的根柢，而且认为辞章之学也应以经术为基础。而在尊经的学者中，有一种轻视文士的风气。因此，在当时儒生的心目中，《儒林传》的地位比《文苑传》高，并且列入国史的《儒林传》还体现了国家对某种儒学观念的正统地位的承认和对某种儒学人才的尊重。因此，《儒林传》的编撰是涉及多方利害的大事。
所以我们看到在编辑《儒林传》的过程中，阮元曾向其姻亲和弟子们征求意见。根据有限的资料，可知他曾向焦循、臧庸、张鉴等人征求撰写《儒林传》和《国史文苑传》的建议，或托张鉴和江西地方官员代为搜集学者遗书；另外阮元曾与其关系较为接近的官员或学者，如王念孙、朱锡庚等在北京讨论编撰问题，由此产生了一批知情者。⑩而这些人和在国史馆任职的其他史官会将此消息透露给其他有关人。如汪喜孙就由王念孙、焦循告知其父汪中将会被列入《儒林传》，(11)而由朱咏斋来信得知其父被列入的是《文苑传》。(12)因此，《国史儒林传》的修撰一事在北京和扬州等地的官员及学者圈子内应有相当数量的知情者。
焦循等对《儒林传》编选原则和方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七点意见：“计拟七则：一曰征实，二曰长编，三曰兼收，四曰鉴别，五曰详载，六曰公论，七曰附见。”(13)他还提出自己眼中的《儒林传》人选，“儒林、文苑两传既分，则各隶者不宜讹杂，盖经生非不娴辞赋，文士或亦有经训，是必权其轻重，如量而授”。(14)
阮元弟子张鉴也是这样。嘉庆十六年七月，阮元编写的《儒林传》部分稿已成，并交送其弟子张鉴校对，张校阅后提出了修撰的建议：
蒙示史馆顾、陈诸列传，伏读再四，具见审择之精，裁断之妙。以顾作传首，而附吴、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论……至来稿陈传叙事处略有未明晰者，附签上方，未知当否。鉴谓近时如钱宫詹等作经学诸儒私传，往往取其生平、著述之书表章之。杭堇浦之传梅定九、戴东原之传江慎修，其著也。其实《汉书·儒林传》中赵宾说《易》，辕固治《诗》，以汤武为受命，即是此意。吾朝学者踵顶相及，若辟青州梅勿庵之天算，顾景范、胡胐明之地理，惠松崖、万季野之经学，其他横厉一时，凌铄百代者，所在多有。吾师表章绝学，自必取其原书，沈潜反覆，一一摭其大旨，勿仅拾取提要一二，庶几为后学者得以有所考见，尤深伫企。(15)
然而，在为公的同时，有些学人也有为私的一面，即为自己的先人或先师能列入《儒林传》而设法。如果被列入《国史儒林传》，对于清代学人而言将是非同一般的荣誉。因此除了编撰原则等技术问题，《儒林传》的人选很受重视。而某些相关者特别关注自己的父祖能否入选。臧庸就是公私兼有的立场。一方面他积极协助寻找并向阮元提供有关人物的著述资料，“接谕，知欲览孙夏峰、汤文正书，谨奉上《洛学编》、《潜庵遗稿》二种。闻先生近人已录张皋文矣，如卢学士（文劭）、王光禄、钱少詹事（大昕）、江叔沄、钱学原、刘端临、凌次仲、汪容夫诸君，亦得著录否？庸未得见邵学士（晋涵）、任侍御（大椿）、孔检讨（广森）其学”。(16)另一方面，臧庸也设法让自己的祖父臧玉林被收入《国史儒林传》。阮元本拟将臧玉林列入《国史儒林传》（今日所见《国史儒林传拟稿》中确有《臧玉林传》，臧庸附见），但是当时存在反对意见，认为臧玉林著述乃经其子孙润色。嘉庆十六年三月，臧庸特为此致书阮元，力辩此为谣言，力争其高祖当入《国史儒林传》：
又先高祖当入《国史儒林传》，此陈编修充纂修官时自言之，有手书可据。《尚书集解案》亦编修由舍间索取，郎君为邮寄，意欲采其精者入列传，不幸传未成，而编修遭大故，犹幸大人续为总裁，其相知之深，有过之无不及也。乃客冬忽述外人子孙润色之言，阁下岂为之惑耶？此书在当时有阎徵君序，丁教授辑录遗文并见徵君于稿，在康熙丁丑。卢学士修《常州府志》，采入《儒林传》，及校勘《经典释文》，撰入考证，在乾隆乙酉、庚戌间。时庸年二十有三，亡弟年始十四五，谁能为润色。且此书先为学者流传已久矣。此必有嫉怨之士诬以不根之谈……阁下仁人君子也，孝子慈孙也，爱庸而重其先人者也。庸之事先生终始不欺者也，抑此固千古之公论也。先生秉笔当为一代信史，邱氏九分已虚，犹恐有一分之实，先人之书刊于子孙，即间有一二删订，亦校字者之责也，可因此疑其全体乎？《尚书集解案》如无所用之，希发还，尊处需《经义杂记》，示之呈上。自去冬闻命，寝食不宁，趋谒又未敢面请。(17)
汪喜孙是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证。他也为其父汪中能被列入《儒林传》而设法，他始从焦循和王念孙处得知其父汪中被收入《儒林传》，后从史馆得知乃父被改入《文苑传》，大为焦虑，于是致信王念孙，请求其出面关说。(18)今日阮元《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内有《汪中传》，不过是补录。而由《国史儒林传拟稿》中黜落的人物确有汪中。(19)汪喜孙后多方搜集乃父资料及各方评论，辑为《汪氏学行记》刊行，与此当大有关系。
在此情况下成书的《汉学师承记》与《国史儒林传》有直接的联系，是对阮元修撰《国史儒林传》的一种形式独特的反应，以成稿的传记向阮元提出编选的学术原则和具体入传人选的建议。
首先，江藩应该较早得知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虽然截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表明，江藩曾经被邀参与讨论《国史儒林传》的修撰，但是《汉学师承记》中的片断言辞透露他知道个中消息。《汉学师承记》卷一自述撰述缘起说：“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这里提及的“国史”，并非一般的国史，因为《汉学师承记》本身是儒者传记，与上文提及的《国史儒林传》正相合，而此一时期恰由阮元为史馆总辑，修撰清代《国史儒林传》。(20)
江藩与阮元是同乡兼同学，在阮元入仕后两人仍时有学术交往，(21)与阮元当有联系。但是很多情况显示，他起初似乎并非阮元倚重的幕友。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多次邀请其姊父焦循前往杭州帮忙，编撰《经籍纂诂》等重要学术著作时也没有请江藩任事。(22)到嘉庆十七年阮元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江藩很快就被聘请掌教淮安丽正书院，算是正式入阮元幕府。其后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江藩远赴广州，阮元并拟请其协助编辑《皇清经解》，这一时期阮元似乎很看重这位老同学。上年阮元主持辑录《儒林传》，江藩虽非其心腹，但是以他在扬州学者圈子中的崇高地位（江藩与焦循并称为二堂），很可能从其他扬州学人处得知《国史儒林传》修撰一事。从《汉学师承记》对阮元短期任职“詹事府少詹事”的准确记载来看，江藩对阮元的动向很关注，而且消息相当准确，对阮元担任詹事府少詹事时撰修《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一事当能知情。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除了扬州籍的学者，江藩还可能从其他学者那里得知修撰《儒林传》的消息，比如凌廷堪的弟子张其锦。嘉庆十六年，张其锦为搜集凌廷堪的遗文，南走歙县，北走海州。江藩在《校礼堂文集序》中记述此事道：“《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亡友凌君次仲之文也。次仲殁于歙，受业弟子宣城张文学襞伯，南走歙，北走海州，捃拾次仲之著述及诗古文词，编次雠校，先刊《燕乐考原》六卷。又手写文集，渡江至淮壖，就正于阮侍郎。”这篇文章虽然写于1812年漕运总督阮元的驻地淮安，但是扬州是凌廷堪长期客居之地，江藩又是凌氏好友，且对凌氏学问有极高评价，(23)张氏搜访凌之遗文时，极有可能会找到他，从而使江得知《儒林传》修撰的消息。
江藩如此急于在嘉庆十六年底之前编成《汉学师承记》，正是对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的回应。具体情形为，此年秋阮元任职国史馆，主持修撰《国史儒林传》不久，江藩就从焦循或者其他扬州学者以及其他途径如张其锦等人处得知此事。而阮元并没有直接向江藩征求意见，这就是今天在江藩的著作中没有直接与阮元讨论《国史儒林传》修撰问题的信件的原因。没有机会像焦循那样直接向阮元进言，为修撰国史提供参考意见，对自负的江藩而言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正因为如此，像修撰《国史儒林传》这类对于所有儒生都意义重大的事情，江藩决不会由于没有得到老同学的眷顾而甘于袖手旁观，他开始独立以具体行动来参与这次撰修国史。这就是编写一部模拟史馆笔法和具备正史规模的儒林传记，具体提出自己的编撰意见，此应即江氏所言“以备国史之采择”的含义。这部儒林传记就是《汉学师承记》。
三、以汉学为儒学正宗
《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拟稿》之间，在编撰原则及体例等方面存在诸多重要特征的相似或者相近之处，可以进一步佐证上述推断。首先是在编撰体例上，《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拟稿》两书都是以列传集合成文，且卷首都有长篇的序论。《汉学师承记》卷一启首是一长篇论述，少有学者注意其意义。各代《儒林传》启首都有一篇序论，而在《国史儒林传拟稿》卷首，阮元也撰写了一篇《拟国史儒林传序》，(24)由此可以了解《汉学师承记》卷首文即相当于“序论”。《汉学师承记》卷首语的结构也和阮元的《拟国史儒林传序》大致相似（虽然具体表述有一些差别），即首先叙述根本的儒学观念，其次叙述历朝的儒学学术史，随后转入对“国朝”儒学学术的称颂，等等，由此可见两者在各自的文字序列中执行着相似的功能。
《汉学师承记》和《拟国史儒林传稿》中的每一传记，都是辑录众书而成。研究者已注意到《汉学师承记》博采诸家记载，但是对具体某篇传记取材的渊源尚存争议。其中体现了江藩对传主思想和学术的认识，此为别一问题，暂且存而不论，从编撰角度而言，可以理解为江藩是在刻意模仿正史的做法。
关于辑录之法，阮元说：“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25)《研经室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有阮福案语：“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全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证以《儒林传拟稿》和后来的《清史稿》，可知阮福所言非虚。《清史稿》《儒林传二》就基本是在阮元的《儒林传拟稿》基础上删改而来。今日可见的《儒林传拟稿》正是严格按照史馆修史的成例，“裁缀集句”而成。《汉学师承记》取材广泛，且少有自撰，也可以认为是“裁缀集句”的做法。这方面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26)这些能够说明江藩独立编撰的《汉学师承记》是在模仿史官的笔法。
其次是两书立场相同，都极力颂扬清朝统治者。《汉学师承记》卷一相当于序论的长篇文字，自“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篆，拨乱反正，罚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以下，不惜笔墨地缕述清朝历代皇帝刊行经解的“文治”，最终是为了颂扬“盖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可谓千载一时矣”！同时该书在学者传记中也时时记载他们受统治者的褒奖或重视，比如对于阎若璩记其得到世宗的优礼。此外，《汉学师承记》安排诸学人传记时，将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置于全书之末，江藩此举颇为人所诟病，(27)但是如果考虑到该书是竭力模仿国史，就能明白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阮元的《儒林传拟稿》也是如此，一定要说明“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撰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人物列传安排的顺序，不是以黄宗羲、顾炎武为始，而是顾栋高为首，其理由是“因高宗纯皇帝谕办儒林传，奉为缘起也”。(28)在传记取材方面，《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也有共性，即材料大都来自钱大昕、王昶等曾任官职之人的著述。阮元的做法可能来自焦循的建议，(29)但无疑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他辑撰的人物列传，主要依据钱大昕、王昶、万斯同等人所著传记，而对于传主的学术贡献，主要依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一做法引起其弟子张鉴委婉的批评，认为他应该多参考原著。(30)其实，从阮元搜集材料的范围和态度来说，他不是看不到原著，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了方便以外，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考虑。《汉学师承记》多引钱大昕的著述，除了江藩对钱大昕学术的推崇，显然是为了使其著作更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这个相似的政治立场也说明《汉学师承记》是在有意模仿国史。
编辑原则和政治立场这两点相似之处可以进一步揭示“以备国史之采择”的含义，也佐证《汉学师承记》追摹国史的用心。
《汉学师承记》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汉学”立场，而《儒林传拟稿》则表面维系了汉宋折衷的学术立场。《汉学师承记》和《儒林传拟稿》在入选人选上也有很大不同。这两点是两书最重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异颇能说明江藩的用心，也揭示了本书的学术内涵和思想价值。
如前所述，《汉学师承记》的主要内容是儒学学术观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是该书的主体。联系江藩的用意可知，这不仅仅是简单为汉学者立传，而是要在《儒林传》里为“汉学”争得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且将汉学人物列入国史。正因此，当可理解《汉学师承记》中护教意味十分浓厚的“汉学”观念，因为批驳当时已经无势力的释老二教，正是为了表明“汉学”为血统纯正的儒学，信奉“汉学”的人物才是“醇儒”。这是“政治正确”的一种曲折表达。
江氏的“汉学”立场，直接来自其祖师惠栋。惠栋最鲜明的汉学表述见于其《易汉学序》：“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火，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二经犹存毛郑两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较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故宋人赵紫芝有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盖实录也。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口说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呜呼！先君子即世三年矣。以栋之不才，何敢辄议著述？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正是因为有存亡续绝的心理，惠栋有此门户之见，成为清代“汉学”的主将。
惠栋的汉学观念，不仅仅表示汉代学者所研究的对象，还包括他认为的汉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口耳相传的“家法”和“古训”：“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守专室，呻稿简，日有省也，月有得也，岁有记也。顾念诸儿尚幼，日久失其读，有不殖将落之忧。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吾子孙其世传之，毋隳名家韵也。”(31)在惠栋的其他文章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表述。(32)惠栋对于其自身学术的强烈信心，来自于他认为是“独得之契”的汉代易学价值的再发现。(33)而汉代儒学的价值，就在于其真正能够经世致用。他借用阎若璩的话来描述其心目中的儒术：“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34)而惠栋确由历法明汉代易学诸家的“纳甲”、“消息”、“爻辰”，又从而明“明堂”制度，对于汉儒学术的经世致用深信不疑，从而对宋学产生不信任。
对宋学的批评不自惠栋始，将汉学、宋学对举，也不始于惠栋。但是从惠栋生前和身后学者的议论中，那种以压倒“宋学”为目的的“汉学”名义的创始人正是此公。此中有朋友的事实描述，如沈彤：“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经史，于五经并尊汉学，著述多而可传。”(35)也有反对者的批评，如袁枚：“闻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蔽，汉学更有蔽。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学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诬也！”(36)更有钱大昕等师友的赞同：“松厓徵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尚书》逸古文虽亡，然马、郑诸家之传注，至唐犹存，今则惟存梅氏一家。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以通一经。若徒蓃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37)各方或褒或贬，但是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即为“力矫宋学之弊”而兴的“汉学”始于惠栋。而汉学的各个主要观点，如因声而求义，由小学而通训诂，由训诂而通义理，由通义理而求道等都被后代学者所继承。
联系“以备国史采择”的动机可见，江藩《汉学师承记》中重申其祖师爷的“汉学”观念，并非寻常意义的学术追念，而是要根本以“汉学”为儒学正宗，并希望《国史儒林传》能以此“汉学”立场来撰写，并收入他认为的“汉学”人物。那些护教意味的话，正是为了说明“汉学”人物才是“醇儒”，才能入选《国史儒林传》。
这样的汉学观念十分偏颇，(38)以其为基准而描述的儒学学术史偏离了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本相。但是《汉学师承记》以此建立了一套以“汉学”为中心的清代学人谱系。凡是他认为属于“汉学”的重要学人都为之立传，而整个清代学术的谱系是以乃祖师惠栋为中心而安排的。卷一阎若璩、胡渭诸人可视为清代“汉学”的先驱；卷二惠氏祖孙三代以及沈彤、余萧客、江声是江藩的师承，是“汉学”的正宗；卷三王鸣盛、钱大昕都是吴地人物，是惠栋的师友辈，可以视为汉学的后劲；卷四的王昶、朱筠、武億、洪亮吉等可视为汉学的别支，也可视为“汉学”由吴中而南北传播；卷五的江永、戴震，按照江藩的看法，是“继起”于歙的汉学名家；卷六的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诸人都可视为服膺汉学、传播汉学者；卷七的扬州诸学人也是汉学的传人；卷八黄宗羲、顾炎武两人本应为清代学术开山，但是因为不符清朝正统，所以置于卷末。合观全书，以惠栋为中心的清代“汉学”史非常完整。
当然，江藩的记载时有错误，但那些遗漏更有意味。重要的是那些宋学人物，除某些因为被列入“汉学”阵营而收入，其他的都不见于本书。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汉学师承记》第一卷卷首的绪论中，江藩不厌其烦罗列的清帝“尊崇汉儒，不废古训”的所谓文治盛事，如今日被称为《御纂七经》的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的《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多是主宋学者所为，如《周易折中》为李光地所撰，而《周官义疏》等三礼《义疏》的副总撰便是被称为桐城派始祖的方苞，而被后世视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还是《四库全书》的撰修官之一。这些人物按照功绩，都应该入选儒林传（如焦循就认为方苞迹近儒林），但是都被江藩摒弃在心目中的《国史儒林传》（《汉学师承记》）之外，甚至在讲到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和《礼记义疏》的时候都不提及方苞其人。这一点因为江藩以《汉学师承记》为题，且后来将宋学人物另编为《宋学渊源记》，所以不甚引人注意，甚至被研究者视为对宋学家的“温和”反应。(39)但如果联系国史修撰的背景，这是非常激烈的对抗性举动。因为阮元同时编撰《儒林传》和《文苑传》。按照江藩的构想，汉学人物应该入《儒林传》，而宋学人物则应该悉数归入《文苑传》。这里展现出江藩强烈的门户之见，如果这个构想完全实现，《国史儒林传》中将没有宋学人物出现。
阮元本人的学术立场与江藩有相似之处，他年轻时即与凌廷堪相知，更曾问学于钱大昕、王念孙等学者，因而以“汉学”传人自命，在《研经室集自序》中说：“室名研经者，余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他对于宋明学术有激烈的批评，其重要的著作如《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意在直接摧垮宋学的理论基础。
阮元完全赞同以训诂明义理到明圣人之道的方法：“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为之法又可知。”(40)
阮元眼中的本朝学术源流，也以汉学为正宗。如他在评价王引之的学术时说：“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41)此观念与江藩及其《汉学师承记》中的观念就很接近。
但是，作为清廷大员撰修《国史儒林传》，阮元不能公开持“汉学”立场。其策略是对儒学做了新的界定，将儒学分为师儒两道，表面上持汉宋调和的立场，实则极力褒奖汉学：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苟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于天下哉。
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
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撰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
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宏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
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辩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呜呼，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瑜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例，别为孔氏传，以存史记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陆陇其等，国史已入大臣传，兹不载焉。(42)
在《国史儒林传拟稿》的具体编撰中，阮元要大胆得多。全书正传44篇，附传55人，在前半部分，阮元颇收录了一些宋学人物，如孙奇逢、李中孚等，而到该书后部的人选与《汉学师承记》的颇有重合，尤其是最后10位“正传”入选人物，除孔氏诸人如孔兴燮等单独列传，其他的分别是江永（附汪绂、金榜、胡匡衷）、朱筠、钱大昕（附传钱塘、王鸣盛、补丁杰）、戴震（附传凌廷堪）、卢文劭（附传孙志祖）、武億、任大椿（附传李惇等，另补汪中）、孔广森、张惠言（附传马宗琏），几乎就是颠倒了次序的《汉学师承记》。此外，惠栋祖孙三人，阎若璩、胡渭等人物都悉数入选，却将陆陇其等宋学人物排除在外，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大臣另有传”，方苞也在类似的理由下不见提及。这是阮辑《国史儒林传拟稿》与江撰《汉学师承记》的异中之同。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汉学师承记》对阮元编撰《儒林传拟稿》产生影响。虽然《国史儒林传拟稿》在关于儒学的观念及入选人物上和《汉学师承记》确有共同之处，不能简单排除《汉学师承记》影响《国史儒林传拟稿》的可能性。但是在阮元出任漕运总督之前，这种可能性不大。《汉学师承记》和《国史儒林传》在立传人选方面的相同或者相近不一定是两者的相互影响，而是多少反映了汉学阵营的某些共识。如前引焦循对阮元提出的建议中，就包含一个初步的儒林传名单：“窃谓黄黎洲、毛大可、全谢山诗文富矣，而学实冠乎天。朱竹垞、姜西溟、汪钝翁非不说经，而文究优于学。王寅旭、梅定九、陈泗源之推步，顾亭林之音学，王交河之律吕，胡沧晓、惠定宇之《易》，万充宗、顾复之《春秋》，胡朏明之《禹贡》，阎百诗之《仪礼》，邵二云之《尔雅》，王白田之服膺朱子，万季野之论定《明史》，方望溪、齐息园、周书昌、陆耳山之校辑诸书，江慎修、戴东原、钱溉亭之声音训诂、名物象数皆于儒林为近。推之马宛斯、沈果堂、陈亦韩、应嗣寅、孔巽轩、朱笥河、金乐斋、武虚谷、王西庄、江艮庭、任幼植、张皋文、汪容甫皆儒林之选也。魏叔子、尤西堂、施愚山、田古欢、周栎园、吴梅村、陈其年、吴园次、汪蛟门、冯山公、杭堇浦皆文苑之雄也。”(43)张鉴等人也提出过人选的建议。(44)阮元受焦、张等人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不过，由《国史儒林传》和《汉学师承记》在立传人选等方面的异同可以进一步明了江氏的意图。《汉学师承记》的凡例和规模全拟正史，很多地方与阮辑《儒林传》相似，确实是“以备国史之采择”。江氏撰写的意图应与焦循相似，即在编选体例和入传人选等方面表达意见，不过他可能因为未得到阮元垂询而采取了特殊的方式，迅速编写了一本《汉学师承记》，打算直接呈交给他的这位同里兼同学。在这样一部著作里，江藩为其祖师惠栋的“汉学”争取儒学正统地位，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中心的本朝（清代）学术史，把尊理学的桐城派人物方苞等打入另册。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阮元嘉庆十五年兼职于国史馆，总辑《国史儒林传》和《文苑传》，这件事在当时的部分官员和士绅之间传播。江藩很可能从不同渠道获悉这件事，并决定以编撰《汉学师承记》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希望以此来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在《汉学师承记》中，江藩以正史的笔法，构造了一个以自己的直接师承为“汉学”正宗的学术体系和本朝学人谱系，把宋学人物摒弃在儒林正宗之外。《汉学师承记》为江藩争取到阮元的信任而刊行于世，但是这本书强烈的门户之见也引发了宋学者激烈的反击。
《汉学师承记》显然提升了江藩在阮元心目中的地位。江藩应该至少在嘉庆十八年前就把《汉学师承记》送给阮元。而阮元很快就邀请江藩入幕，且对其有高度评价，称其为“能总其事，审是非，定去取”的海内二三人，其间应有与《汉学师承记》相关的成分。
嘉庆二十三年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为江藩《汉学师承记》作序，对该书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本竭力追摹《国史儒林传》，并具备正史规模的传记体著作，终于得到通行。而阮元的《国史儒林传拟稿》则上交史馆，只有少数钞本在世间流传。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问世之前，《汉学师承记》一直成为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史料。
江藩的“汉学”立场得到了阮元的支持。阮元虽然在《国史儒林传》中持官方的立场，表示汉学宋学二者折衷，不可偏废，但是在为《汉学师承记》这样的私家著述作《序》时就透露其心曲，盛赞两汉经学，且称赞其老同学的学问：“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老庄之说盛于两晋，然《道德》、《庄》、《列》本书俱在，其义止于此而已，后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饰而改之，是以晋以后鲜乐言之者。浮屠之书，语言文字非译不明，北朝渊博高明之学士，宋齐聪颖特达之文人，以己之说附会其意，以致后之学者绎之弥悦，改而必从，非释之乱儒，乃儒之乱释。魏收作《释老志》后，踪迹可见矣。吾固曰：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45)为此，阮元支持了《汉学师承记》的出版刊行。
“汉学”同道中人对《汉学师承记》的学术观点及其所编织的汉学学人谱系完全认可。被记入《汉学师承记》的黄承吉在读到该书之后用诗复述了几乎同样的观点：“祖龙燔书六经丧，汉儒续绝严师传。西京人自守一说，力抱残缺存简编。由无之有等并护，与失微绪宁拘牵。所以当时重授受，专经谱系如曾玄。东都学者闲旁涉，郡公幼年尤称贤。伟哉郑许厞不贯。有似巨海纳百川，自从肃弼逞臆会，立言非必皆古先。纷纷同异每互证，南叶北叶各有偏。贞观诸儒作义疏，但解征综不解研。焉知宋后实学废，自许精义徒空诠。坐谈性命固道本，苟无礼乐何由宣。物名象数如可置，何必一画文开天。我朝古义发无隐，辟使有蕴胥昭悬，圣人如日众星列，中天景运由陶甄。太原德清睿导始，后逮吴歙双渟渊。支流派衍遂分出，师承不异昭宣年。迩来混沌尽凿破，一扫疑似归本然。脱非两汉能继述，四代何自供披穿。声音不通字莫释，训诂不讲辞难笺，不明制度人道舛，不究推步天行愆。秦邮王氏润州段，新安程叟疁城钱，目中所见几先辈，在汉可列经师筵。吾友凌焦及江李，曩时聚讼犹目前，三君墓木皆已拱，江君远客如南迁。梦寐康成志砣砣，渊源红豆膺拳拳，不忘数典创斯作，直凭一线任仔肩。茫茫绝业垂千载，一堂恍接达与虔。太常藉奏虎观论，对次犹逊覃敷全。悔我平生学诗礼，箧中残稿成迁延。故人垂问倘见及，更何岁月才丹铅。此书一出俗儒省，异训可令长绵绵。文章性道本一贯，无忘博约求高坚。”(46)这番叙述的学术史观念和江藩的毫无二致，并且更加简明，让后人明白《汉学师承记》的主旨就是“汉学”观念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发展史。后来的清代学术史论述大多是在江藩著述的基础上深化、铺陈而来。
历史又一次展现了它的反讽。江藩直接的目的很可能没有达到，阮元并未根据江藩的建议来编撰《国史儒林传》。(47)但是由于阮元的《国史儒林传拟稿》正本必须交付朝廷，民间只有少数钞本流传，所以直到《清史稿》修撰成书之后，才发生一些影响。而江藩的私家著述由于得到阮元的支持，又具备正史的规模和笔法，所以刊行后立刻风行天下，对后世的清代学术史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以布衣而终的江藩来说，这样的结果当是最好地回报了。
注释：
①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②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汉学师承记》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已有了切实的进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钟哲整理本和三联书店1998年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编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周予同非常重视《汉学师承记》，曾为其作注。其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亦大量利用了《汉学师承记》的记载。漆永祥研究《汉学师承记》多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以《汉学师承记》为专题的课程，并撰有《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汉学师承记笺注》，对本书研究贡献尤多。参见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导言》，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漆永祥：《〈汉学师承记〉考异》，《文史》2004年第4辑，总第68辑，第205-253页；漆永祥：《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343-369页；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朱维铮、漆永祥等指出，江藩《汉学师承记》是参考了当时人的相关著述而来。朱维铮指出，江藩《汉学师承记》中的学者传记往往有所本，如阎若璩、戴震等人的传记都取材于当时学者所撰的行状、墓志铭等。朱维铮：《导言》第19条注，《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2页。“江氏此传（即戴震）传几全录钱文（指钱大昕《戴先生震传》）”参见《汉学师承记》卷五注一三，《汉学师承记》，第102页。漆永祥也揭示了《汉学师承记》诸文本的来源。参见漆永祥：《汉学师承记考异》，《文史》2004年第4辑，总第68辑，第205-253页。王应宪则指出，江藩编撰的钱大昕、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等传记参照了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参见王应宪：《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③参见前揭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与漆永祥《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两文。朱文指出了《汉学师承记》与清代统治者的治术、扬州地方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清代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漆文则指出《汉学师承记》的修撰有取代清代其他学案体著作的用意。
④关于江藩撰著《汉学师承记》的动机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江氏此作故意与其老同学也是幕主阮元的汉宋调和立场立异，见前揭朱维铮文。也有人认为出其于学术动机，为彰大考据学之地位，而与《明儒学案》诸书分庭抗礼甚或取而代之。参见漆永祥：《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第344-347页。
⑤王章涛：《阮元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3年，第554页。
⑥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刻本，一册，1927年。
⑦王章涛：《阮元年谱》，第527、554页。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儒林传拟稿》钞本《凡例》末有“壬申八月漕运总督阮元交付史馆”等字，足证此说。参见阮元：《儒林传拟稿》钞本。
⑧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南雷文定》卷四，收入《南雷诗文集（上）》，《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
⑨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五书》，《曝书亭集》卷三二。
⑩“兹有所陈者，前在菊隐园中，言及儒林传首必须冠以总叙，维时酒阑人众，言未达意。”朱锡庚；《与阮伯元阁学论修撰儒林传书》，《朱少河先生杂稿》，北京图书馆馆藏钞本，一册。可见至少在一次有多人参与的聚会场合中，阮元曾经提出讨论《儒林传》的修撰问题。
(11)“闻尊大人已入《儒林传》。不独尊大人之名垂不朽，所以鼓舞后进者，其益无疆也。”王念孙：《王怀祖先生与喜孙书》；“去年史馆中，下问《儒林》、《文苑》两传，当入何人？循以尊公之名，宜征实列入《儒林》，未识能依与否？然亦公论也。”焦循：《焦里堂与喜孙书》。按焦循所说史馆下问应即阮元致书问《儒林传》、《文苑传》修撰事，阮元致信焦循事在1810年，则此信当作于1811年即嘉庆十六年，两信并见《汪氏学行记》卷三，汪喜孙撰、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920页。
(12)“十二月，世侄汪喜孙顿首怀祖老伯大人执事：冬至前由朱咏斋詹事，寄呈寸缄，以史馆纂录《文苑传》，先君行事与袁江宁、蒋苕生太史同列，惧无以定千秋之公论，哀求老伯大人寄书漕督阮公辨正之……阮公及史馆从事俱诸公，莫不信从执事，倘蒙致书，阮公属其改入《儒林》，庶几先君身后之名，自执事一言论定，可以信今，可以传后。”该信王章涛系于1813年，因是年阮元任漕运总督。汪喜孙：《致王念孙书二》，《昭代经师手简》，第78页，转引自《阮元年谱》，第561页。
(13)此处节引其文章大要，具体内容请参考其本文。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一二。
(14)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一二，此处据王章涛《阮元年谱》所引《汪氏学行记》，焦循原书多处双行小字夹注，而汪喜孙仅录正文。
(15)张鉴：《答阮侍郎师书》，《冬青馆甲集》卷五。
(16)臧庸：《上阮云台先生论儒林传书》，《汪氏学行记》卷三，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第919-920页。
(17)臧庸：《上阮云台侍讲书》，《拜经堂文集》卷三。
(18)汪喜孙：《致王念孙书二》，《昭代经师手简》，第78页，转引自《阮元年谱》，第561页。
(19)《集传录存》，《研经室集续集》卷二，《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23-1048页。
(20)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有阮福案曰：“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馆中修史，例必有据，儒林无案据，故百余年来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谓群书即案据也，故史馆赖以进呈。”《研经室一集》卷二，《研经室集》，第38页。清朝议修《儒林传》不自阮元始，但是真正着手做成的，当以阮元为第一人。今覆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阮元《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该拟稿为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直到清代中叶的孔广森等一百多人立传，可见此前国史馆并无较完全的《儒林传》稿，亦可证阮福所言非虚。
(21)在阮元任职史馆前与江藩的学术记载最近的一次在1806年，阮元游甘泉山，于惠照寺获西汉广陵厉王刘胥冢二石，与伊墨卿、江郑堂、翁覃溪诸师友商榷考证。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第413页。
(22)1787年，阮元与同里学友相约编撰《经籍纂诂》，并作诗以记之，其时曾邀请江藩共任此事，但是到1797年阮元正式开始编辑《经籍纂诂》时，其邀请的主纂是武进臧镛堂，其他任事者多为浙江学人，其中并无江藩。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第24、25、116-117页。
(23)“旌德江郑堂先生曰：凌君乃一代之礼宗也。如阮公，则真所谓知己矣。”张其锦：《校礼堂文集题识》，《校礼堂文集》，第12页。
(24)当时也有学者提出在国史儒林传前必须有总叙。朱锡庚；《与阮伯元阁学论修撰儒林传书》，《朱少河先生杂著》，北京图书馆馆藏钞本。又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后收入《研经室集》。
(25)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研经室集》，第1023页。
(26)比如《汉学师承记》中的《阎若璩记》，朱维铮认为与杭世骏同名传文字略同，而王应宪认为取材于钱大昕所作同名传记，实际情况是江藩并取钱大昕的《阎先生若璩传》和杭世骏《阎若璩传》，甚至有在钱大昕某段文字中插入杭世骏文一句的情况。这种做法，正是史官辑录之法。
(27)参见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
(28)阮元：《儒林传拟稿·凡例》钞本，北京图书馆馆藏。
(29)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集》卷一二。
(30)张鉴：《再上阮侍郎书》，《冬青馆集甲集》卷五。
(31)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厓文钞》卷一。
(32)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俱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惟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集解》，繁复研求，恍然悟洁净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松厓文钞》卷一。
(33)在惠栋眼中，汉代经学之亡始于《易》，但又不限于《易》，《诗》也是如此。“经学盛于汉，汉乐府皆秦之郊庙，东汉始有拟作。汉末建安七子及魏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虽以学则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九曜斋笔记》卷二《经学诗学条》。对惠栋此学术观念的评价是另一问题，本文不作展开，参见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4)《经术》，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
(35)沈彤：《古文尚书考序》，《果堂集》卷五。按该文作于1743年。
(36)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一八。按该文作于1754年。
(37)钱大昕：《与王德甫书一》，《潜研堂文集补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十册，第28页。按该文作于1755年。
(38)惠栋的汉学亡的观念，戴震就不会赞同。惠栋去世的第二年（1759年），戴震在《郑学斋记》中说：“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浸浸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吾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而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朱子在朝尝与议：孙为祖承重服，退居时，检得《答赵上问》，因谓王介甫新经出，士弃注疏不读，卒有礼文之变，相视茫如。夫自制艺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抑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闻曰郑学，必惊顾而狂骇。或说之曰：‘是专守一师以精其业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学也。’皆偏曲之论，不足语学。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圣贤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余闻问学于舍人者，得所学以往如是。”《戴震文集》卷一一。此后多人对此名义提出批评，认为不能成立，最著名的是龚自珍指出的“十不安”。
(39)朱维铮：《导言〈汉学与反汉学〉》，《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7页。
(40)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研经室集》（上），第241-242页。
(41)阮元：《王伯申经义述闻》序，《研经室集》，第128页。
(42)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二，第36-37页；又见氏著：《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
(43)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一二，此处据王章涛《阮元年谱》所引《汪氏学行记》，焦循原书多处双行小字夹注，而汪喜孙仅录正文。
(44)张鉴：《答阮侍郎师书》，《冬青馆甲集》卷五。
(45)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汉学师承记》卷首。
(46)《梦陔堂诗集·观〈汉学师承记〉怀江郑堂粤东》，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第16页。
(47)尽管江藩有以备国史采择的用心，但是清代史馆的成例是“私家状述涉于私誉者”，“一字不录”（参见《拟儒林传稿凡例》，《研经室集》，第1023页），因此阮元是不可能采用江藩的私家著述的。但是按诸史事，即使到了1813年，即阮元担任漕运总督后的第二年，仍在修订其《儒林传》稿本。张鉴曾说：“明年，公持节淮甸，余至幕府，复出示《儒林传》稿本，因得增入应潜斋、张简庵诸人。是秋，再至蓟门，吾友林太史茗斋同年告余，公前议已改易。然则若芷畦者入不入，未可知，其不遇与生前者，且将不遇于身后欤？”张鉴：《陈氏求古斋图跋》，《冬青馆甲集》卷五。今《国史儒林传拟稿》钞本中有应氏列传，似为改易后之稿，然该钞本又云为壬申八月漕运总督阮元交付国史馆之本，未知谁确，待考。如张氏所述为实，则1813年已经进入阮元幕府并在淮安执教的江藩完全可能参与讨论《国史儒林传》的修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