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亚太经济合作例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例证论文,美国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用对策论的方法，分析了两个有着内在联系的问题：1.美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会倾向于产生不一致的对外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治体制里的制衡原则，这种原则是美国的开国先辈们为限制权力膨胀，保护个人自由而有意设计进宪法的，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对外政策的连续性。2.制度化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削弱美国对外政策不一致性上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一个更正规的APEC会提供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较少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从而增加政策的连续性。
二战结束以后，当时的几个大国创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经济机构，旨在保护这个世界免遭贸易战、货币战和其他的以邻为壑政策的影响。
今天，世界的焦点集中在太平洋地区，这是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地方，也是唯一没有建立广泛的政府间组织用以提高和维护自身繁荣与稳定的地区（摘自《杰出人物报告》①）。
十几年前，中国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她的大门，从那时起，中美关系在许多方面经历了起伏和波折。本文的理论基础是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从而找到一些可能有助于在未来促进美国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合作的因素。如果中美合作达到更高程度，那么这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就会具有更高水平的安定与繁荣。
本文有两个目的，一是以中美贸易政策为例，一般性地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二是分析西雅图会议的结果、前景与问题。将要指出，APEC的发展，能够在削弱美国对外政策的不一致性方面起决定作用，而这种不一致性，与扎根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制衡原则是分不开的。一个更制度化的APEC在中美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正是本文的焦点之一。
对策论②是一种在分析中美合作问题时要用到的重要工具，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1)选手，(2)选手采取的策略，(3)选手采用各种策略所获得的结果。本文的第一、二部分将应用对策论的方法分别考察中美贸易政策问题和西雅图会议。
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不一致性。
许多年来，美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众矢之的。例如，著名诗人、作家E·B·怀特曾说过，民主不过是这样一种脆弱的信仰：超过半数的人，在超过半数的时间里是对的。对外政策，作为政治体制的产物之一，也一直是受攻击的焦点。有一个词能概括这些批评：不一致性。本文认为，产生这种不一致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治体制里的制衡机制，这一机制是美国先辈们有意地加进宪法用以保护公民自由的。它有两个方面在明显地起作用，一是存在于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二是所谓的国内政治周期。③下面将用对策论的方法。以中美贸易政策为例，说明上述观点。
美国对外政策的不一致性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例子。在东亚，最近一个可能是最贴切的例子，就是有关中国最惠国待遇(MFN)问题。这里将用对策论的眼光考察这一问题。
在下面这个对策模型中（见图1和图2）：
图1：美国大众支持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
图2：美国大众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
选手是克林顿(CL)和美国国会(CO)，其中克林顿可以采取的策略是(1)自动延长最惠国待遇，(2)停止延长最惠国待遇。国会可以采取的策略是(1)支持总统，(2)不支持总统。克林顿和国会的分值用括号里的数字表示，第一个数字是国会的分值，第二个数字是总统的分值。这些分值是经过计算所得到的指数。对克林顿来说，他的分值高低取决于两部分，一是他的决策会对立法部门产生何种影响，能否有助于立法部门对他的国内政治议程（如医疗保健计划）采取合作态度。二是他的决策对他连任的可能性的影响。这两部分因素被加权平均，合成一个实数，对立法部门来说，他们的分值表明他们获得选票的能力，因他们对总统决策的态度不同而发生的变化。
下面将情况分为两种（图1与图2），一是假设美国公众支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二是假设他们反对。我认为，尽管克林顿是人权主义者，但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他都必须尽可能地将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他不希望疏远国会与美国大众，因为后者是他政治生命的支柱。近来的许多事实表明，第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一位著名参议员Sam Nunn最近强调中国作为盟友所发挥的作用，尤其在朝鲜半岛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不能为了人权而牺牲掉”。
在图1中，如果克林顿向左移动，即决定停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的得分为-2，国会的得分为-1，如果他向右移动，即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国会有两种选择，否决总统的决定，此时得分为-2，支持总统的决定，得分为1，而克林顿的得分分别是2和3。因为3＞2＞-2，克林顿会选择向右移动，而此时，国会应支持总统的决策，因为1＞-2。克林顿只有如此选择，才不会疏远美国大众和国会。
图2的假设前提同图1恰好相反，读者可类似作出结论。
上述模型虽然非常简化，但仍能从中看出总统、国会、美国人民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是美国的先辈们为限制政治权力膨胀，保护个人自由而有意设计进宪法的。在他们眼里，对外（贸易）政策是否一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这样，当国内政治风向随着美国大众的意向而改变时，对外政策自然也随着其变动从而产生不一致性。
另一个导致美国对外政策不一致性的因素在于所谓的“政治周期”，这是指四年的总统任期限制和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连任限制。宪法里的这些规定会在某些时候产生机会主义。许多经济学家都担心政治家们用宏观经济政策达到自己选举上的目的。如果选期内经济情况好坏是选民投票的主要依据，那么一个政治家就会采用能使经济情况在选期内表现良好的政策。上届总统布什，联合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在1992年选举到来前，一年之内连续10次调低贴现率，这是一个政治周期产生国内商业周期的好例子。
另外，布什总统本来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为了连任，他作了两件与他本意不一致的事，一是出版打击中国出口的名单，一是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这种不一致性的出现，不过是因为布什总统希望改变自己在美国选民心目中对中国问题的“软弱”形象。
3.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APEC）制度化的必要性。
在1993年10月呈送给APEC各国首脑的杰出人物报告(The Report ofthe Eminent Peisons Group)中，列举了三个会严重影响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的因素。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正如杰出人物报告所指出的，“历史告诉我们，贸易制度要么向着自由稳步前进，要么在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之下面临倾覆。”第二个威胁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目光向内的地区主义的变本加厉。”第三个威胁便是亚太地区内部分崩离析的风险。正象已指出的，APEC的主要成员国之间，如美日、美中等，产生贸易摩擦的频率正日益提高。本文的看法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助长上述三个威胁因素的发展，如果该论断正确，那么美国对外政策一致性的增加就有助于美国与东亚的合作，从而减小上述三项因素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会通过向各国传递自相矛盾的信号而制造或助长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剧地区主义，制造贸易争端。
杰出人物报告向APEC各首脑们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便是将APEC制度化。制度化下的APEC并非象欧洲联盟那样是一个正式的贸易区，而是一个比较适中的结构，这个结构将在阻止前述三项威胁因素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这里主要的一点在于，制度化下的APEC将会成为一种减轻美国对外政策的不一致性的工具。确切地说，一个更正规的APEC会提供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能较少地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从而增加政策的连续性。
杰出人物报告里还包括其它许多建议，比如，在“贸易促进计划”里他们建议采用一项亚太投资法来减少在该地区投资的风险和交易成本。这些建议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目标：增强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二、APEC对策：制度化的几个问题
下面将以对策论为背景，以西雅图会议为例，建立一个模型，以阐明在APEC制度化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见图3。
图3 犯人悖论模型
假设，正象事实表明的那样，存在两类国家联合：C1和C2。C1是赞成将APEC制度化的国家们，而C2由反对将APEC制度化的国家组成。美国和澳大利亚是C1的成员国，而C2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所组成。C1有两种策略。(1)按杰出人物报告所设计的那样，立即开始讨论建立正规化组织的问题，这种策略叫Fa。(2)Cr，这是一种让步的策略。C2也有两种策略：(1)Cr，即让步策略。(2)S，即维持现状的策略。两类国家的不同策略的不同组合，会产生出四种不同的结果，由图3中的四个格子所表示。
图3中，C1认为最好的结果出现在格子Ⅰ，在该格子内的右上角用1来表示，这里1表示最好，而4表示最差，此时C1选择Fa，而C2选择Cr。C1的次好结局出现在格子IV，此时双方（C1和C2）都采取让步的立场，他们同意在将来某地某时开始讨论APEC的制度化问题。C1的第三好结局出现在格子Ⅱ，即双方决定次年再议。C1的最坏结局在格子Ⅲ，即一切维持现状，APEC的制度化议程无任何进展。
与此相反，C2的最好结果出现在格子Ⅲ。C2中的一些国家不愿为C1所控制，他们想在建立一个制度化的APEC以前，在诸如东盟、亚洲自由贸易协会或亚洲互助发展同盟这样的范围内发展亚洲国家内部间的贸易。C2的次好结局在格子IV，这里C2希望在达成有关将APEC制度化的协议前，争取得到充分的时间准备。C2的第三好结果在格子Ⅱ，而最坏的结果在格子Ⅰ，此时他们必须在西雅图会议上就开始讨论为APEC建立一个正规的决策机制从而创立一个更制度化的贸易体系的问题。
上述模型是被称为“犯人悖论”的一个范例。它的解出现在格子Ⅱ，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结局，因为格子IV对双方来说都比Ⅱ好，但只要一方妥协，另一方马上会采取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从而使妥协的一方得到最坏的结果。事实上，格子Ⅱ的确也是西雅图会议的结果。
三、APEC对策的一些前景
本文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认为一个适当制度化的APEC能够增强美国在东亚政策的连续性，现在有必要回答以下问题，犯人悖论如何解决？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会阻挠APEC的制度化？关于这些问题已有许多文章发表，这里只举出《杰出人物报告》中的一个特例来说明。该报告的第14条建议指出，“经过秘书处的最初三年的运作，APEC各成员国应该联手承担起聘用APEC组织里各种员工的费用。”
考虑下述保证策略模型，它与犯人悖论模型很不相同。保证的含义是，当履行某个承诺有利于你时，这种承诺对你来说便是一种保证。一个不顾别人警告而被火炉烫了的孩子答应他父母他不会再碰火炉，此时他便作出了保证。见图4。
图4： 保证策略模型
为简单起见，假设APEC中只有α和β两个国家，他们遵守利益共享，成本均摊原则，APEC要建楼房来办公，如果α与β合作建了一座楼，那么每个国家得到20个单位的利益，付出8个单位的成本，如果只有一国出力，只能盖半座楼，那么α和β都没有收益（因为半座楼不能使用），盖半座楼的成本为8个单位，根据成本均摊原则，两个国家各损失4个单位，如果α和β都不出力，双方什么也没失去，但什么也得不到。
图4中〔Ⅰ〕表示双方合作的情形，〔Ⅱ〕和〔Ⅳ〕表示只有一方出力的情形，〔Ⅲ〕表示没人出力的情形，每个格子右上角与左下角的数字分别代表β和α的收益。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杰出人物报告中描绘的威胁亚太地区繁荣的三个因素有加剧的趋势，APEC各成员国之间似乎在玩一场斗鸡游戏，每个国家都最大限度地等待别国妥协，但如果大家都不妥协，那么迎头相撞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边缘政策的实质是制造风险来挟制别国，但往往风险容易制造，不容易控制，对于亚太地区来说，唯有按杰出人物报告所设计的那样，将APEC制度化、正规化，让各国处于保证模型而不是犯人悖论的状态中，才有希望看到合作，避免摩擦。本文中的例子有其特殊性，但所采用的方法有普遍性，因为类似的决策问题也可以存在于其他国家内部与其他国家之间。
将APEC制度化的关键在于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里面各国有高度合作的积极性，希望未来的研究工作集中在这种环境的创造方法上。
注释：
①出自杰出人物集团笔下，该集团由来自中国、日本、东南亚、美国等国家与地区的各领域的专家组成，该报告专门为1993年西雅图会议而作；
②亦称“博弈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是用数学方法研究带有竞赛或斗争性质的现象的一门学科；
③特指由于美国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和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而导致的周期现象，如选年内，在任总统为获选票而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这会导致政治周期的一种表现：国内商业周期；
④由一个传统的故事得名。故事中，两名犯人越狱成功后，又因抢劫被捕，两人被单独审讯，他们分别被告知，如果自己不坦白而同伴招供，则惩罚要比自己坦白严重得多，由于每个犯人都怕同伴招供，所以结局是两人全部招供，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最好的结局，但却是最现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