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进行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创新，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要确立恰当的价值观、创新观和方法论，而这些都离不开阐释学的视野和方法。依照阐释学原理，阐释并非简单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文化和文学活动的内在特征。以阐释学为基本方法，对文学理论、文学现象以及文化现象作出具有主体立场的阐释，不失为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基本途径。不妨这样说，阐释学方法实乃文学理论建设和创新的第一方法。
为什么说阐释学方法是文学理论建设和创新的第一方法或基本方法呢？这是因为：
首先，这是由阐释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阐释学并不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并列的一个学科，阐释学是面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门元人文学科或元社会科学（“一元”和“多元”的辨证统一），属基础学科，即人文哲学或社会科学哲学。阐释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包括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提供一个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及方法论的基础。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等诸多方面均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自然世界，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应避免主观意志的介入，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研究任务是要揭示与人的意志无关的客观规律。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它所研究的对象恰恰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完全排除主观意志，其研究方法则是理解和阐释，研究任务应是寻觅文化意义、文化价值的真谛，为社会语言形式和社会意识形式提供某种基础性的方法和依据。阐释学正是致力于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这样较为普适、通用的基础。具体到文艺阐释学来说，文学阐释学是作为文学研究基础的文学哲学，与其他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各种具体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文学阐释学学科的话语系统中，只是一个构成要素，即阐释者的视点、先见或成见。可见，与其他具体批评方法相比较，阐释学是文学研究的第一方法。
其次，阐释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一方面，阐释学理论本身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它既有民族性地域性又具有世界性普适性，具体阐释路径和方式又多种多样，因而足以有效地为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视野和方法。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也有赖于阐释学的有力支持。从逻辑上说，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创新，只有四种可能，即：面向文学实践或文学创作的文本，从中寻找理论存在的价值：面向社会文化生活实践的泛文本，从中寻找理论的生长点；面向前人的文学理论文本，从中寻找文学理论创新的借鉴；面向其它精神生产的理论文本，从中寻找文学理论发展的资源。在这四种可能的创新途径之中阐释学都显示了其巨大的威力，无论是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解读，还是对文学理论和其他理论的解读，都离不开阐释学这一基本方法。并且，文学理论的创新本身也需要解决创新观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传统与个性的关系、旧说与新说的关系等。阐释学理论恰恰既重视传统理论的视野，又重视新的理论主体的视野，并且还提供了众多的具体阐释方法，从而显示出巨大的理论优势。
再其次，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或三个基本领域全都与阐释学息息相关。例如：沟通古今文艺理论，实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化，这离不开阐释学研究；沟通异质文化背景中的中西文论，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实现中西论的互识、互证与互补，也离不开阐释学的视角；打破文学研究的封闭状态，走向文艺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或文化研究，仍然离不开文学阐释学。因此，阐释学理论以及文学阐释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入手工夫，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今文学理论建设与创新的关键。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的民族特色，最突出的就是具有鲜明的阐释学取向。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史上绝少抛开前人观点而另起炉灶的现象。围绕前人留下的经典来不断修正不断诠释，是中国传统学术区别于西方学术的特征之所在。坚持这一特色，本身即是坚持了民族特色，从而能够有效地确立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时，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与西方阐释学都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发明、相互对话。因而，坚持文学研究的阐释学路径最有可能做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既然阐释学是文学理论建设和创新的基本路径与第一方法，那么，加强阐释学尤其是中国阐释学研究，就历史性地被摆到了文学研究者乃至整个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面前。只有搞清中西阐释学思想的基本问题，才能够在对古今文论、中西文论以及文论的跨学科研究的阐释活动中增进了解，建构价值，寻觅意义，和而不同，促进文学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现代阐释学作为一门成熟系统的人文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也具有同样丰富的阐释学思想资源和传统。中国古典阐释学思想潜存于历代学者对儒道释的阐释活动之中，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断。但是，十九世纪之前，基本上是在东方同质文化圈中发展与赓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古典阐释学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古典阐释学与西方学术思想碰撞、磨合、交流和对话的一百余年的历史，实为中国阐释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历史，其间出现了许多具有阐释学意识的人文思想家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已经编辑出版两辑共30本。大体可将这30位传主视为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历程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当然，狭义的或专门的中国现代阐释学建构则肇始于20世纪后期，不少学者开展重视提炼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和范型，努力使之具有现代学科理论形态，建构了多种形态的阐释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阐释学研究日益走向多元、充满生机，话语空间和阐释能力空前增强。
为了使中国现代阐释学走向世界，必须更加重视对中国古代阐释学传统思想资源的系统清理和充分吸收，使那些掩埋于古代典籍中的仍有价值的思想得到激活，抹去其表面灰尘，畅通其内在血脉；必须更加重视对西方阐释学学术成果的有系统的深刻的充分研究和汲取，并使之与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相互碰撞、对话、发明和补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阐释学要直面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域，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民族文化现实，在对文化实践的具体阐释活动中丰富和完善。
阐释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时，受到具体阐释对象（文学文本或审美对象）、具体阐释主体（文艺接受者或审美主体）以及具体的阐释方法（鉴赏或批评）的制约，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化阐释活动的独特体现、独特任务以及独特方法。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和审美阐释学始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等。此后，朱光潜、宗白华、吴宓、陈寅恪、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王瑶、郭绍虞、罗根泽等均为中国现代文艺阐释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尤以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最有代表性。
钱钟书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钱先生的文学理论研究体现了鲜明的阐释学路径和阐释学特色，其煌煌巨著《管锥篇》、《谈艺录》以及《旧文四篇》等，即是以阐释学为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钱先生的阐释学视域宏阔而不封闭，他致力于古今互释、中西互释以及纯文学文本与泛文化文本互释，以谋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以及文史哲跨学科的打通，从广阔深厚的文化视域中取得对文艺审美价值的深刻洞见。换言之，钱先生的文学阐释学的视野是文化的，而旨归却是审美的。他通过对社会历史隧道的穿越，建构了具有一个人类学眼光的审美世界，其文学研究是真正具有世界水准的中国现代审美阐释学研究。钱先生的文学理论文本也极具个性特征，既有标准的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文本，如《旧文四篇》，又有前现代的诗话形态或后现代开放的随笔（或札记）形态的文学理论文本，如《谈艺录》、《管锥篇》等。并且，其文艺阐释学研究不仅是认知与体验的，而且是实践和创造的；不仅是对话与互证的，而且是反思与怀疑的；不仅是解构与批判的，而且是重建与建构的。由于钱先生的这种文学阐释学秉承宏阔深邃的文化意识，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以至于其学术研究本身成为一门显学即“钱学”，进入了重要今典的行列，具有当代经典的崇高地位。笔者认为，在网络文学等新媒体研究成为“强势话语”的今天，重温钱先生的学术理路尤为重要。正如网络文学的出现不能改变文学的基本性质一样，大众文化的出现也不能改变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深入研究和推进中国现代文学阐释学和审美阐释学学术传统，应该成为21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