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应对:战后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 过渡与交替
孙慧宗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战后为应对每一次经济危机，日本政府均实施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依次更迭是基于三个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即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说的过渡与交替。随着历史条件和经济周期的不断变化，为应对危机，国家干预或经济自由主义交替运用。当前，世界经济运行制度体系进入了一个转变的时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且其趋势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陷其中，需要我们在考虑经济与政治的框架内探索新的理论创新方式，以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然而创新源于“历史的逻辑的东西”，因此，反思历史的经济思维对指导当前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宏观经济理论的过渡与交替就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 日本；凯恩斯；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宏观经济理论
一、引言
二战后，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日本宏观经济政策主张的理论支持可分成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即凯恩斯主义、以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说。这三个经典理论在日本的交替出现被看作是日本从早期货币理论向现代货币理论的过渡，为日本现代货币学说的确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1990年代后，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用以摆脱经济的长期萧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日本施以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提出安倍经济学[1]，以及至今的“增长型”财政货币政策。这种极端政策的背后必定伴之以货币供应量不断地，甚至是加速增长，这就埋下了持续通货膨胀的隐患。就其本质、规律而言，均可从日本战后至泡沫经济期间的宏观经济理论溯起。
尽管战后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之多，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日本经济宏观经济理论的交替循环中仍存在着类似的特点。于是，战后日本各阶段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对于当代而言也是基本适用的。与这些宏观经济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理论与日本实践结合所体现出的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据此的政策主张与具体措施。我们将分析的视角置于日本，是希望以具体的实例揭示日本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思想何以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政策选择，这就是重温日本宏观经济理论过渡与交替的当代意义。
二、日本的凯恩斯主义(1945—1973年)
(一)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产生及历史背景
1.战后初期严重的通货膨胀
战后初期的日本，由于战时积累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之战后日本政府发行大量公债用以补偿从海外撤回的军人的退职金以及支付对军需企业的欠款，财政赤字剧增,流通中的货币量迅速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并且，战争对日本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日本经济的供给力绝对不足，工厂开工不足、物资贫乏，大量失业人口存在。1945年日本的农业生产指数与战前(1933—1935年平均为100)相比下降了42%，工业生产指数在1945年后的两年里下降了86%[1]。简言之，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面对的是恶性通货膨胀与供给不足两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日本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面对这种经济形势，为避免通货膨胀，一种观点主张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毕竟从世界范围来看，战后的瑞士、联邦德国由于采取了控制货币数量的从紧的金融政策，都有效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以时任吉田内阁大藏大臣的石桥湛山为代表，主张以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思想作为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指导，认为战后日本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绝非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非紧缩性的金融政策所能应对。实际上，日本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由战时的因素扰动造成的，而非经济的内在上行动量所拉动，并且战后直至1951年朝鲜战争结束，这期间既包括美国的对日援助，也出现由“朝鲜战争热”引致的特需经济，直至1952年有规律的商业周期在日本才开始出现。因此，严格来讲，从战后至1952年这一时期，日本的金融政策对此是无以应对的，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假设日本真正实施了通货紧缩政策的话，一方面会使产品价格下跌，同时又将限制生产、加剧供给不足，企业因此会减少雇佣，进而影响就业。在权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时，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危害会更大，因为通货紧缩引起的失业是无益于恢复生产活动的，特别是针对战后初期的日本急需恢复经济的这样一种状况。因此，通货紧缩政策的负面效应促进了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确认。
(二)日本凯恩斯主义的形式与特征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挽救危机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财政政策，另一种是金融政策。在日本，凯恩斯主义具体体现为经济计划和利率政策，下面分别述之。
1.经济计划
战后为尽快恢复经济，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恢复经济、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单靠货币调节是无能为力的，最重要的是国家要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1946年，时任大藏大臣的石桥湛山提出了“积极财政论”和“赤字政策”的主张，即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恢复生产，复兴产业[2]。为此日本实施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系列经济计划，由国家按照统一计划来干预国民经济。把政府进行的公共活动及其将来的发展告知民间各部门意义重大，不仅对民间有启蒙的作用，对民间也起着一种长期公约的作用。因此，这些经济计划也叫作指示性(Inductive)计划，有学者也将其称之为“计划诱导下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3]。从计划的种类划分来看，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计划；按计划实施的主体不同，可分为经济企划厅的中期经济计划、国土厅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通产省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的展望等。因计划主要涉及公共部门的主要活动，如进行公共投资建设道路、港湾，国家直接进行的生产活动等，本文选取了几个代表性的计划。
选取2014年12月～2017年1月在本中心进行妇科体检的患者100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体检时间将其分为对照组（2014年12月～2015年12月）与观察组（2016年1月～2017年1月）。其中，年龄27～84岁，平均年龄（67.3±1.2）岁，个人体检361例，集体体检639例。
1945—1955年间，日本共计编制了12个经济计划，这些计划主要以“政府干预”为特征，以“投资和减税”为代表，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路、港湾)；通过所得税累进制和对贫困者提供生活保障等调节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旨在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以刺激经济增长[3]。
1949年日本首先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此后每隔3至5年便制定一次新的计划。1950年制定《国土综合开发法》(国土开发计划法制化)。为达到法律综合地利用、开发和保护全国的土地，同时使产业布局合理化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日本政府要求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以及各都道府县综合开发计划和特定地区综合开发计划，并规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为主体计划。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逐渐得到了普及，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开始以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设计宏观经济模型，日本政府借助于宏观经济模型编制经济计划，制定经济政策，进行预测[2]。
1955年，日本制定了战后的第一个正式发展经济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其基本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落后现状，加强基础产业部门，谋求充分就业。1960年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在10年内使日本的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目标，实际上只用了7年就达到了。其目的就在于要大大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并达到充分就业水平[4]。作为计划的附件，日本提出了“太平洋带状地区构想”，主要是改善交通网[3]。
此外，为确保计划顺利进行，日本政府进一步采取了财政投资、资金融通等手段，如1947年日本成立复兴金融公库，由政府投资100亿日元作为资金，以后又数次增资，1948年达1 4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又大量发行复兴金融债券，由日本银行承购，贷款对象是煤炭、航运、钢铁等重点产业。
战后至1973年，实践中的日本利率政策与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在前提上存在差异。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是建立在对利率的非限制这一前提下的，利率的涨落和增减都是随货币的供求关系而时时发生变动的；在利率依货币量大小自由变动的基础上，各种均衡都是通过利率变量的变化而达到的。因此，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将降低，如果货币供给量减少，利率则升高，这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分析前提。而战后日本为了迅速恢复经济，确立了出口导向、投资引导的高速增长政策，贸易立国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使日本试图通过维持低而稳定的利率水平来降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成本和刺激投资，从而决定了日本金融政策人为低利率的这一特点因此利率调整受到限制。特别是在1955年后，日本开始采用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日本出台的“四叠半”利率政策更使利率的波动范围被人为地限制在了狭小的空间内，利率的波动不由货币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日本中央银行所规定。同时日本央行又根据具体的金融市场(短期资金市场，日本银行贷款市场，商业银行贷款市场和存款市场)，将固定证券利率分成4种利率(拆借贷款利率，日本银行贷款成本利率和可供量，商业银行贷款成本利率和可供量，存款成本利率和可供量)。这样，日本银行就通过对日本银行贷款数量的调节，官方贴现率的变化以及制度刚性的银行贷款率和存款利率影响实际经济的最终目标——就业、收入和价格。日本的货币政策对利率不仅做了限定，而且对具体的金融市场利率做了区分。在对金融的严格规制的环境下，这种货币政策在当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
2.利率政策
凯恩斯运用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与流动性偏好心理规律来解释其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利率是投资的成本因素，资本的边际效率扣除市场利率后的差额，即预期纯利润率越大，投资越有利，这里利率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并且，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而不取决于借贷关系，控制货币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利率，这样凯恩斯主义就以货币的范畴代替了借贷资本的范畴。但由于流动性偏好的不稳定导致货币经济的不稳定，单靠货币政策调节是不充分的，最重要的是扩大政府支出，尤其是公共事业投资，弥补投资需求的不足。因此要不断地增加投资，就需要使利率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7) 人车诚信评级系统利用稽查数据、黑名单数据和绿通通行数据等，对人和车进行诚信评级评分，并为绿通治理提供辅助决策数据。
日本高速增长期的(1956—1973年)金融政策是通过“窗口指导”来具体实施的。这一时期，利率不再由资金的供需所决定，而是被人为地限制在低利率水平上。特别是1955年日本政府将系列的利率(法定贴现率，商业银行金融债券利率、长期借贷利率，储蓄收益率等)压缩在狭窄的范围内，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增加金融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由此引起投资的增加，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早在凯恩斯的代表作《通论》发表前，他还是一个货币数量论者时，就主张对通货进行管理，“国家应该管理通货，运用利率来调节信用的扩张和收缩，保证企业的稳定和价格稳定”[6]。所以，仅从国家通过利率管理通货的角度来讲，日本的低利率政策是遵从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的。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才转变为一个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积极倡导者。从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所包括宏观的经济学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数量理论中可以看出，对通货进行管理，不论是在凯恩斯成为一个国家干预经济的倡导者之前，还是之后，凯恩斯的货币论始终没有质的改变，只是在大危机之后，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罢了。
根据污泥在600 ℃热解的总离子流色谱图，污泥热裂解产物检测出100多种成分，包括芳香族化合物、杂环化合物、脂肪族化合物等，化学成分复杂。通过NIST标准谱库确定的化合物有29种，见表3。这29种化合物的峰面积占总面积的35.06%，对应的化合物可以分为苯类及其化合物、含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酯类化合物、羧酸、含硅化合物和醚类化合物，其含量分布如图4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低利率的经济政策能否促进设备投资还存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当放宽对象为私人企业时。日本学者铃木淑夫指出：由于利率被限制得过低，甚至处于低于均衡利率的水准，以至于对于贷款资金的需求大于愿意贷出资金的银行供给，银行具有主动的挑选权，可以要求企业将一部分资金作为补偿性存款长期留在银行(不包括与政府有关的金融机构贷款)，结果实际的放款利率是大于公布的政策利率的，这样人为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被弱化了。但也有例外，在向与政府相关的金融机构贷款时，这些机构不要求补偿性存款，贷出的资金可全额使用[7]。总之，只能说，高速增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只产生了部分的效果，但是促进了银行的发展，由于银行业的资本报酬率提高，间接金融的优势得以展现，对经济计划中需要巨额设备投资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
3.日本凯恩斯主义的特征
二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被认为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以政府需求为中心的一系列反危机措施。一般而言，理论上的学派倾向与政策上的学派倾向是一致的。但是，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一同一的政策指导思想下，就日本在其自身条件下执行政策的表现来说，则基于实际的不同而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的差异，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理论的特征与形式。
(1)目标选择上的差异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英国的失业问题已经非常严峻，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为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早在20年代中期就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实行管理的必要性，但直到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以摆脱失业和萧条为经济政策目标的系统的理论才正式出现。二战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纷纷宣告以“实现充分就业”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目标[8]。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相对，战后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虽然在日本占据主流地位，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景气变动是在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和对外输出增长的支撑下得以实现的，但是直到1965年，日本经济所要解决的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如何减少赤字和增加外汇储备的问题[3]，所以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以解决失业为出发点的，并且凯恩斯论及的就业问题是针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衰退而造成的失业，而日本战后的失业既不属于季节性失业，也不是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
(2)私人投资引导的经济增长
凯恩思主义强调的是，在总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不考虑总供给的变动)，当私人需求不足时，由公共部门来弥补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额。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就是政府通过赤字投入，解决经济萧条时期因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高失业问题。这里投资的主体是国家，由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增加投资以刺激消费政府支出，这一点在财政引导经济增长类型的欧美国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凯恩斯主义表现出来的却是具有明显的私人投资引导经济增长的特征。表1、表2分别列出了日本公司投资比重与政府债务的国际比较。
表1公司投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铃木淑夫.现代日本金融论第33页。
表2未清偿额占 GNP比重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Bank of Japan.Foreign Economic Statistics Annual。
由表1、表2可知，相比之下，在投资引导的高速增长期间，在支出方面，日本的公司部门占据了一个极高的比例，而公共部门的财政赤字是很小的，可见日本公司部门的投资支出是投资政策背后的主体驱动力[9]。原因在于：预期净利润率是决定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战后日本利率受到严格的金融规制，所以货币的供需对利率不产生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投资遵循着人为的低利率——借贷成本低、资本报酬率高——企业获利增多——继续举债投资扩大生产的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倾向于背上沉重的债务。有数据显示，日本公司的支出和收入在1955年开始的高速增长时期一直上升，导致了公司部门的赤字绝对数的迅速增长，公司赤字必然要求外部资金作为补充，从而导致超额借款。而日本央行的超低利率实际上是将货币的使用权主动让渡给企业，由此私人投资成为日本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主体。第二，日本一贯推行预算平衡政策，是一种中性的财政政策，亦称平衡性财政政策或均衡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出发点以维持社会总供给对比关系的既定格局为出发点。概括说来，它是指通过收支的大体平衡，以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同步增长，从而维持社会性供求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加之，日本的税收负担较低，这样财政收入也是偏低的，同样制约着财政支出的规模。因此，与凯恩斯所强调的总需求不足时由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同，在日本是由私人资本的支出代替了本该由国家出面来承担的公共支出。
(3)固定化的利率政策
战后，依据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日本政府主导实行的经济计划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合理分布生产力，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恢复战后的日本社会生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5]。
山东琦泉目前投产运行6个项目，装机容量290MW，占全国总投产项目规模的6%左右；在建4个项目，装机容量320MW。琦泉秸秆直燃发电厂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逐步向广西拓展[26]。
综上，日本的凯恩斯主义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存在相异之处。这种共同中的相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根据实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传统理论分析前提的修正，丰富和拓展了凯恩斯主义，具体体现在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因此，在相同中寻求相异也更具有意义。总之，凯恩斯主义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高速增长发挥了明显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作用，这种作用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1973年为分界，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基础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三、日本的现代货币主义(1974—1985年)
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奉行30多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持续性的经济滞涨打破了凯恩斯理论的主导地位。滞涨危机让世界对凯恩斯理论产生了质疑，在日本也是如此：战后日本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有效需求政策，造成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加之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产生的类滞涨效应短期内降低了产量，提高了价格；世界性的农业歉收又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日本经济的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不仅使宏观经济的整体价格上升，而且从微观上来看，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家庭部门感受到的却是实际利率变为负值，家庭收入凭空遭受了不公平的贬值。同时这一时期，日本完成了追赶型的经济发展使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在还未有新的经济运营理论作支撑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政策所延续的仍是此前的出口投资型的增长策略，因此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判，该批判认为此时日本出口的不仅是产品，同时也向世界出口了失业。可以说，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贡献与国际责任。经济通胀和经济停滞以及日本开始对国际责任的自我意识推动了日本宏观经济运行指导理论的转变。日本国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者认识到，前期的凯恩斯主义的只要还存在失业率，增加货币需求不会影响价格而只会扩大就业数量的说法只是在预期通货膨胀率稳定的短期内成立，长期来看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进而，日本战后至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形成的“财政支出有效”“金融政策无效”的论被推翻，转而降低通胀、稳定物价的金融政策开始受到重视。
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滞涨彻底暴露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缺点，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首位，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最根本原因，于是现代货币主义恰逢其时地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开始迅速传播。针对凯恩斯学派的主张，弗里德曼提出的是“自然失业率假说”。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任何旨在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政策措施，只是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暂时收效：即工人在工资要求中预计的物价上涨率低于事实上的物价上涨率，从而货币工资增长率落后于物价上涨率。一旦工人预计的物价上涨率赶上实际的物价上涨率之后，失业率将回升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在这个时候，扩大货币需求量就不能再减少失业，而只是引起物价同比例上涨。即使如凯恩斯允许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也是不变的。弗里德曼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宣扬“自由经营论”，并认为国家要公布一个货币增长率的预期水平，并使之与长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
当前，世界经济运行制度体系进入了一个转变的时点，一国的经济运行与政治风险并存成为常态；以邻为壑、独善其身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且其趋势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陷其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13]，为迎接挑战，需要我们在考虑经济与政治的框架内探索新的理论创新方式。然而创新不会凭空产生，它源于“历史的逻辑的东西”，因此反思历史的经济思维，对指导当前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宏观经济理论的依次更迭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1986—1990年，出于国际协调的考虑，日本维持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向市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未来只要美国仍保持低速增长，日本就将始终维持着低利率政策，成为人们对未来市场变化的一个预期基础，加上金融市场化的深入，作为货币政策中期参考指标的利率取代了原来的货币总量，于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很难以预测这一点被严重忽略了。而1986年后，这种理论与实际间长期偏离的矛盾明显地体现出来，并最终导致了日本的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后，1990—2010年间，日本公司部门债务占GDP比例由139%降至103%，实现了去杠杆，同期，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却由67%上升至215%[12]，政府债务扩张正是公司部门去杠杆的必然结果。由于公司部门削减投资，经济出现衰退，导致税收收入下降而社会支出增加，财政赤字相应增加。公共财政赤字在对冲私人部门去杠杆带来的通缩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日本政府在公司部门去杠杆的同时继续维持预算收支平衡，其后果将不只是为期20年的缓慢增长，而是更严重的经济衰退[12]。至此，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又循环至最初的凯恩斯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强调单一政策，宣扬自由经营论，在日本表现为：
1.检验货币政策成效的中期目标由利率转为货币量
日本的宏观经济理论变化表明，20世纪70年代之前，管制和稳定成为日本宏观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70年代后，滞胀和不稳定促成了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趋势,直至泡沫经济破灭；90年代政府在公共财政赤字对冲私人部门去杠杆带来的通缩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政府干预再次成为救市的措施。总之，作为日本各时期反危机措施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思想是适应了各时期日本经济发展需要的。铃木这样评价日本的宏观经理论：“日本的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本国的经济政策性质，因而任何国家的经济学家无法否认现代日本经济思想。”[14]虽然三种学说对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各阶段理论变化的原因，表象是石油危机、金融无限扩张形成通货膨胀，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性缺陷。关于这些经济学说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借鉴，参考和利用问题，有的人认为西方的理论不能提，本文认为，对此要有正确的看法，决不能一提西方理论就予以全盘否定，我们应对照当时的政策来考察理论，如果理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那它就有一定的价值。因此，我们坚持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特别强调坚决反对盲目崇拜，生搬硬套。
日本高速增长的时间划分是1955—1973年，之所以这一期间重视货币量，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执行的是固定的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固定利率下，无论是贷款利息还是债券收益额，从中都无法观察对资金的真实需求，转而只能求助于货币供给量这一指标。事实上彼时的放款量是巨大的，投资额也因此变得巨大，两者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而且这种投资扩大也确实引导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此，似乎只关注货币供给量就充分了，但随后的1971—1972年发生的流动性过剩证明了货币供给量还只是弗里德曼的学说实际反映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或者说它是一个未加限定的、宽泛了的条件。由于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性，所以仅关注货币量是不够的，因此，弗里德曼认为要公布一个货币增长率的预期水平，并使之与长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以保持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可见，重视“稳定”的货币供给量金融政策，才是货币学派观点的准确内涵。
1975年7月的《调查月报》卷首刊登了题为“在日本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性”的论文[7],论述了货币供应量作为金融政策中期参考指标的意义。此后，货币量的供应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已有的数据表明，1955—1965年高速增长期，货币供给和前一年相比在15%～25%之间起伏不定，而在1976—1985年，与前一年相比，货币供给量基本稳定在7%～8%的程度。1976—1985年，货币供给量(M2+CD)的浮动与前后时期相比是最小的，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实施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日本从1978年7月开始每季度初，以“百分之几”前后的表现方式公布该季度的M2+CD平均余额与前一年同期比较的推算值，并且推算的前提里已经暗含了日本银行允许供给的货币量，并且这种允许的货币量是使经济增长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量[7]。在日本的现代货币主义时期，货币量的供给是以“货币供应量比上年增减”多少为前提条件的，稳定的货币供应量促进了经济的稳定，与此相关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等也都随之稳定的变化。
2.金融自由化
进入日本的现代货币主义时期，曾经的法人企业在高速增长期明显的“过量借款”的特点开始逐渐消失，企业对银行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内部的自有资金依赖程度上升，资金使用自由度上升，企业开始将自有资金向债券或投资方面转移。于是非金融机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间形成了竞争，以往固定的低利率很难适应当前的市场，倒逼银行体系内部不得不推进金融自由化。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把货币量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供应范围内，控制银行部门对外的总的贷款量，因此，如果使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数量理论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就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取消原有的人为的固定利率政策，使利率机制运转起来。也就是说，要实现新的货币政策效果，一个自由的市场利率应该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个主要工具，只有如此，公共部门和民间非银行部门的贷款需求才会趋于一致。1973年日本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是日本在低增长时期发生的金融制度变革，它撤销了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限制，活跃了自身的业务，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分配的公正性，这被认为是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成就。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意味着日本的金融活动以市场为中介，货币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是弗里德曼自由经营论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
对此，Dhirendra Kumar认为资产管理不能仅仅依靠软件系统，现场使用人员、实地调查数据以及各相关者的配合对资产管理非常重要。资产管理团队和临床使用人员应一起合作，开发出一套适合实际工作需要、简洁易操作的资产管理系统和工作流程。
3.日本的现代货币主义特征
不同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突出强调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如弗里德曼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并认为市场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自由，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日本的货币政策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有自主性的选择，在私人资本不足的前提下，日本转向发挥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带动作用，重新回到日本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运行”。
另外，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影响法治建设进程。一些地方的地方政权机构及其成员为了维护或扩大地方局部利益，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利用权力干涉市场、干预行政执法、干预司法；部门保护主义主要是指国家机关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利用权力不讲原则地为本机关、本系统下属机关争取法外利益。
（5）利用规则实现医疗救治流程的优化与控制。利用 C4.5 算法构造决策树并通过决策树获取不同精度的控制规则，发现医疗救治过程病理属性的变化与救治效率之间的关联，再利用这些规则实现医疗救治过程的优化与控制。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把每次根据决策规则改变救治过程而得到的相关结果加入训练集，作为下次挖掘的样本，根据新的训练集进行挖掘后的规则可信度和覆盖率更高。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政府所要应对的问题主要是：成本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高速增长期积累下来的巨额货币存量(有待消化流动性过剩)。二者导致了经济的低增长，企业对投资缺乏兴趣，对银行依赖程度下降，法人企业部门投资从1973年的6%～10%下降到5%，曾经由私人投资引导的经济增长逐渐转为要由公共投资来弥补其不足的部分，结果，企业投资比重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公共部门转移支出的总额下降，公共支出比重上升。相关数据显示，1973—1982年，企业投资从20%下降到13%，公共部门支出从23%上升到31%[10]。公共支出比重的上升。加之法人企业的储蓄率由于低速经济增长而下降，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率的上升，为弥补资金缺口，国债的大量发行就不可避免了，而国债作为收益预期稳定的一种资产配置形式，往往比较受欢迎。
拥有自信，能让自身的智慧的灵光得以闪亮，创造出许多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奇迹。小仲马在自己艰难的创作中并没有困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而是凭借着自己的信心和才能去闯出了一番天地。巴鲁玛面临唾手可得的成功放弃了，选择了一条与大相径庭的充满挑战的道路勇敢的走下去，是心烛点亮了她的锦绣人生；也是心烛使她骄傲地面对人生。
综合以上，日本的现代货币主义阶段，金融政策注重稳定的货币供给，并且关注余额与前一年的相比在变动在稳定区间内；货币量的下降不仅没有阻碍实质经济增长率，而且还降低了通胀率。这期间的日本货币政策主张与弗里德曼学说基本上是比较吻合的，经济发展也比较稳定，通胀率也收缩到了2%的水平，并且在此期间政府成了投资的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统一。
四、日本的理性预期学派(1986—1990年)
从1986年开始，在日本“经济论战过去是在两派之间进行的，即货币主义同凯恩斯学派之间的论战，现在则是在三派之间进行了”[10]，这里指的第三派就是理性预期学派。如果1986年之后，日本的货币政策仍遵从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经济思想，那么或许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以至后来的“失去的十年”。但是某种经济理论的产生及运用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直接相关的，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前文所述，日本在现代货币主义时期催生了金融自由化，以此为开端，金融规模不断扩大，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日本开始放松对信贷规模的管制，中央银行也不再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在产业间的配置提供指引。并且国际上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金融有益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包括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这两个基本的前提。理论性预期假说和市场出清假说在宏观经济政策主张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直到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后才表明，1986—1990年的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非常不稳固的。
(一)日本理性预期学派的表现形式
1.利率的预期
按理性预期学派的解释，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变量的变动能做出合理的、从而也是正确的预期。这一概念的含义包括：1.做出经济决策的人是理性的人；2.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他们总是力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3.经济主体在做出预期时可以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未来预期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主观上认为应以国际协调为目标承担起经济大国的责任了。客观上，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动升值，到了1986年后半期，日元已经由原来的1美元为360日元，升值到1美元为150～160日元，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景气产生影响，日本开始降低利率直到1987年“卢浮宫协议”确定了协调降低利率的停止，美元开始升值了。而市场的预期认为日元会加息，最初利息差较大时，美元还算稳定，但到了1987年9月末，日本的长期国债率为6.7%，而美国为9.6%，长期利率差缩小为近3%，加之市场对日本利率的看涨以及对日美利差将进一步缩小预期，自然判断美元的走势将会下降。于是，“黑色星期一”出现，日本银行开始向市场提供充分资金，买入美元，卖出日元，稳住美元的比价，日本的国际协调目标开始发挥作用，并成功地挽救了美元，这形成了日元超低利率的开端。其后，人们预计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并且未来降低法定利率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为了防止美元的暴跌，日本必将不得不保持低利率。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日本的利率政策就是由这种“长期的低利率神话”所决定着。日本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资金方面支持了设备投资热，并由此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平成景气”，然而另一方面，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成为后来催生泡沫经济的重要隐患。
2.市场有效论
式(1)～式(4)中:p为进气压力，MPa；ρ为进气密度，kg/m3；R为气体常数，J/(kg·K)；T为进气绝对温度，K；m为进气质量流量，kg/s；A为管道截面积，m2；v为进气流速，m/s；a为当地音速，m/s；γ为比热比；Ma为马赫数。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启了利率自由化的进程，1986—1990年，利率自由化进一步深入，促使银行也通过利率来影响自身的信贷行为与货币供给，进而影响总需求。决策层和日本银行更相信市场机制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不同于战后凯恩斯主义时期人为的对利率的限制，此时的利率富有伸缩性，同时人们相信其能灵活而迅速地对供求做出反应，使市场总是处于供求均衡的状态，因而忽视了此前所采取的控制货币量供给的政策。
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在当时已深入民心，人们预计未来的金融政策仍将以实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为主，这也成为之后资产价格持续膨胀的心理预期基础。同时，与货币总量控制政策和利率控制政策相比，人们更相信市场能够自行解决。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人并非都是理性的人，市场也并非何时都有效，经济史中充斥着信心爆棚和信心消退的故事，比如荷兰郁金香事件，南海事件等。对此凯恩斯提出了“动物精神”给予解释。所谓“动物精神”，最早出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人类的积极行动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这里信心是动物精神的重要成分，“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来涵盖的行为”，而这一点却被理性预期学派的市场有效论所严重忽略，正是“动物精神”——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当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就会卖出，持续地支持着日本不断扩张的房地产金融，
(二)日本理性预期学派的特征
这一阶段，无论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利率预期，还是市场有效论，都带有日美金融间的相互主义的典型特征，日本的国际政策协调进一步深化了日美金融政策的互动与配合，使其愈发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金融的国际化，浮动汇率制使日本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动起来，尤其是美国。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常性收支黑字国家，就库存而言，也是世界上对外资产超出最高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位居世界第二。日元面临升值的压力，为协调国际政策，日元不得不被动升值。而随后的美国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到1987年，美元的弱势倾向仍未改变，于是1987年1月出台了维护美元汇率稳定的《卢浮宫协议》。因此，按照国际协调政策的主张，日本维持超低利率支撑美元的汇率又使日元进入了下降通道，不能不说，这时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除了受金融体制内在的自主性变化影响之外，也是基于以上的日美间相互协调的政治动力而制定的[11]。
付江录是火箭农场友好社区的一名党员，一名个体工商户，在开办企业中，他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反对弄虚作假，倡导诚信做事，还教育员工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同时，他注重各民族团结。他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认真学习各项法律法规，增强了农场个体户的凝聚力、战斗力，扩大了火箭农场企业的影响力，开拓了火箭农场个体户工作新局面，得到了团党委、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认可。
原平中央时代广场项目工程位于原平市前进西街与体育北路交叉口，该工程建筑面积为83636m2，其中地下室两层，面积21441.35m2，地上分为六栋，面积为62399.84m2。1#-4#楼为25层，其中1～4层为商业，5～25层为住宅32821.6m2；5#楼为两层管理用房，面积661.22m2；6#楼五层商业用房。
五、日本宏观经济理论的过渡与交替对中国的借鉴
乡村的监测预警设备配置按照“七个一”标准建设，即：每个乡镇有1个自动监测站，每座小（1）型以上水库有1个自动水位雨量站，每座有防洪任务的小（2）型水库有 1个自动水位雨量站，每个村有1个简易雨量站和手摇报警器，每个山洪易发溪河两岸的村有1个简易水位站，每个村有1套预警广播和1个避灾点。另外，2012年福建省利用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契机，在全省所有自然村全面配置了6.8万面防汛预警铜锣，并建立锣长制，专人鸣锣。
在日本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为主导期间，凯恩思主义与货币主义并非互相排斥，互相矛盾，在日本恰恰是由政府公共支出弥补了私人投资的不足进而引导经济增长，而之所以没有引发凯恩斯主义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是承债方为民间金融机构和个人，避免中央银行来承担；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以稳定货币供给量为目标，这样一来，市场利率得以稳定。但随着利率市场的逐步发展完善，利率自由化将来必将对货币量控制形成冲击，二者间存在矛盾，只不过在前期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已[9]。
显然，针对滞涨后的日本经济，继续的操作手段是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稳定物价，而此前凯恩斯主义时期，以利率作为参考指标的货币政策很难通过利率来准确判断。如果利率提高，能够限制资金的供给，从而降低需求，那么自然就是从紧的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的提高是资金需求增加的信号，那么通过提高利率达到紧缩的效果将是不能奏效的。并且，一般而言，在经济基本面总体向好的情况下，加息控制通胀的金融政策效果不大。所以，在日本，紧缩性货币政策中期目标转向关注货币供给量指标就很自然了。其实，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利率被人为地限定在低值范围内，货币量已经开始被日本银行作为金融政策实施效果的中期参考指标。但值得注意的是，还不能认为这时的日本经济政策理论已经是属于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范畴，具体来看：
在探讨日本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借鉴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日本的宏观经济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因为这种类比分析的前提是：相同属性越是本质的，那么，推得结论的或然程度就越高。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强有力的政府角色，保证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力，从而强化了政府在抑制市场的不稳定性当中的角色[15],表现出大政府、大银行的典型特征。关于这一点，在战后的复兴期以及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运行也是被置于强烈的行政指导下而加以限制的，用以稳定金融体制，计划性特点明显[16]。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开始自由化，而我国目前也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深化，日本所出现的金融自由化也将不可避免地在我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二是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我国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了30多年，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转型之初的30%左右上升到如今的50%左右，而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也通常最为显著。这些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占比例较小，但它们在推动私人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所述，经济恢复期的日本也是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投资主体方面公司部门也是占据了一个极高的比例，成为投资政策背后的主体驱动力，而公共部门的财政赤字是很小的。而且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过后，民间企业因前景黯淡而不肯采取行动，吸引民间投资的能力下降，所以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力量减弱，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投资的原动力在于民间，当前日本提出的“安倍经济学”也是主要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式借以挽回经济的颓势。此外，中日相比，两国的私人储蓄与消费具有共同的高储蓄、低消费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两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源泉。
综上，日本应对危机的理论与政策措施与我国有一定的相关性与适用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日本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提供借鉴。在对战后至今的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理论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其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应对挑战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凯恩斯式的救市政策当前仍具有用武之地
日本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旦出现经济萧条，凯恩斯主义就又会重新成为危机反制的有力武器。一方面体现了日本经济学界和政府对危机发生的经济现象的看法与政策设计，另外一方面表明凯恩斯主义在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上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我国政府投资了2000亿；2008年，为遏制各行各界经济颓势，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2010年年底政府投资4万亿，目的是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有所抬头，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和刺激本国就业，是以减少其他国家就业机会为代价的，其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竞争和紧张关系。我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各国密切合作，进而促进所有国家都实现复苏。中国决策者需要采取有益于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不是仅仅是其自身的政策。这样的政策鲜明地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巨大基础设施投资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依然要强调合作，而且是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了一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了促进内需，我们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政府的支出，发挥政府投资杠杆作用，撬动并引导私人部门投资。从数据来看，我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超过4400亿美元。由于我国经济具有很高的开放性可以说这一举措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我们用务实的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2.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
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是贯穿日本经济理论交替过程中的此消彼长、相辅相成的两大基本思想。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有所发展，但很大程度上也削弱了以往的金融管制，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体系越来越脆弱，并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的实例很好地印证了经济学上的“节俭的悖论”(Paradox of Thrift)，即试图进行更多储蓄的愿望，最终却不会使储蓄增加，它会使GDP下降，失业随之增加。节俭的悖论中，储蓄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投资也相应增长，超出合意投资的部分被称为非合意投资。在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这类非合意投资就是房地产泡沫后期建造的空置建筑物，需求高涨时，投资者可能会满腔热情地建造住宅和办公楼。需求下降时，其中一些建筑物就会处于空置状态。建筑物的超额存货会抑止新建筑物的进一步投资。这背后体现出来的就是对超出合意投资临界点的监管问题，日本恰恰是金融的过度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缺失导致了超额的存货供给，引发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危机。我国要注意从中吸取日本的教训。
超过合意的投资之后，可能会造成减产与存货的滞留(日本的房地产也是如此，当时是信贷无限扩张，货币宽松，投资猛涨)。目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控制上要把握好合意的投资点。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巨大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这种悖论的效果目前虽然尚未出现，但需要我们防患于未然，不让这种危险出现。
第一，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政策与理论之间并不是互斥的，而是存在相容的逻辑关系，如果在凯恩斯阶段采取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能及时考虑周期性的货币政策，即在萧条时期，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在繁荣时期，削减开支，减少货币供应，则可以稳定经济增长。
第二，政府应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确定一种有利于人们进行预测的政策规律。对于企业而言，很重要的是可预测性，这需要政府扮演改善经济环境，尽可能低降低税负，改善法制环境的角色。
问题导向、数据驱动、群策群力、谦逊领导，既是“恩泽式”精益医疗战略的核心要义，也是其落地与实践的管理精髓。
3.结构性改革是关键
2013年为了扭转经济的颓势，日本提出了非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式的政策措施——“安倍经济学”。2012年安倍上台后，开始通过量宽取代利率作为宽松工具，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使得流动性非常充裕。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 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进一步加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余额。到目前为止，安倍经济学效果并不理想，也将政策的希望落在结构性改革上。
2012年以来，我国的需求放缓之后，结构性问题凸显。当总需求开始放缓时，对于供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在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化工、造纸等行业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行动。以煤炭行业为例，供给侧改革实施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因此得益于传统行业的成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未来需要将供给侧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其他行业。
通过对历史上日本国家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演化的回顾[17]，使我们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把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恰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以实现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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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and Response :Transition and Alternation of Japan ’s Macroeconomic Policy Theory after World War II
SUN Hui-zong
(Institute of Northeast Asia Research,Jilin University,Jilin 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Ⅱ, Japa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eories transition and alternation not only presented the trait of inheritance from tradition but also showed the reform and enrichment of the tradition from 1945 to 1990. In Japan, three traditional macro economic theories: Keynesianism, Neoliberalism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are successively amended and improved after entering the recovery period. In dominant period of each theor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theories were expressed as mutual exclude and overlapping. Japan’s history itself and economy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economy could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ition and alternation of Japan’s macro economy theories is intend to clarify the laws when the theory system was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and comply with the law to ensure the normal working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and track of the Japan’s three macro economic theories，it is expected that three macro theories would keep the trend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presentation of reversion of things development and it is not a simple return but the negative negation. In order to keep Japan’s economy system normal operation, it is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fiscal policy and currency policy;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reasonable policy law for a stable expectation instead of discretion of fiscal policy and currency policy; when there lie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coordination and domestic policies goals, autonomy and rational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Key words ：Japan; Keynesianism; Freedman; 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macro economy theory
收稿日期： 2019-03-19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吉林省报刊发展优秀项目”专项扶持基金。
作者简介： 孙慧宗(1978-)，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文章编号： 2095-5960(2019)06-0025-11；
中图分类号： F093；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张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