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农业保险：从制度引导到农民自主需求--基于江苏省585名粮食种植者的问卷调查_农业保险论文

政策性农业保险：从制度诱导到农户自主性需求——基于江苏省585户粮食种植户的问卷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政策性论文,农户论文,诱导论文,问卷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建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保险市场和政府一度认为，农业保险可以和企业财产保险或汽车保险那样，完全交由商业性保险公司以商业保险模式运作。但商业化理念指导下的农业保险日益萎缩，至200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4.6亿元，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仅为0.5%①。而我国农业种植面积中平均每年约有2亿亩农田遭受自然灾害，造成每年经济损失约720亿～870亿元②，农业保险赔付占农户经济损失的比重微乎其微。在农业保险几乎走到山穷水尽之时，保险理论界对农业保险重新定位的呼声越来越高，较多学者主张将农业保险视为准公共物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由政府和市场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共同供给。其后的政策举措基本采纳了这一主张。

      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随后，保监会先后批准设立3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③。其后两年，农业保险并未如市场预期那样一片繁荣，而是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处境。究其原因，农业的高风险导致农业保险的高保费，其纯费率高达2%～15%，而一般商业性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3‰～5‰。一方面是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是农户的低收入，供需无法匹配。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并于2007年伊始，在全国推广由中央和地方进行保费配套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自2007年以来，农业保险从“供需双冷”迅速转变为“供需两旺”的局面。2007-2014年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3.74%，赔款支出年均增长率为36.51%，其中主粮玉米、水稻和小麦的承保面积合计超过8.7亿亩，承保覆盖率超过65%④。仅从保费收入来看，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农业保险第二大国。据此，多数学者将农业保险的快速增长归结为“制度诱导”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制度的初衷是为化解农业的高风险对农户收入的冲击，因此制度诱导只是催化剂，农业保险的持续性发展说到底是“农业靠天吃饭”背景下农户对风险管理的自发需求。

      本文使用2014年课题组在江苏省6个地级市14个区(县)对585户粮食种植户的问卷调查样本，通过对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决策进行模拟，拟解答以下问题：(1)粮食种植户进行农业保险需求决策的主要驱动力是制度诱导还是自发的风险管理需求？(2)如果农业保险还停留在制度诱导的被动式发展，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农户的自主性需求？(3)是否可以在农户、保险市场和政策层面进行相关改进与优化，从而诱导农户自主性需求的释放？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判定我国农业保险的成熟度，从而推进我国从农业保险大国转变为农业保险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假设

      (一)农业保险的制度诱导与国家需求说

      1.农业保险制度诱导必要性与农户需求激励说。于娟(2013)指出农户收入水平低，而农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使得农业保险无法如纯粹商业保险一样自发形成，这为政府干预农业保险提供了现实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受农户认知能力所限，自发的农业保险演进缓慢，而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农业保险更为迅速、更富效率(叶德盛，1946)。除认知与购买力制约外，导致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农户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和对政府救济的依赖性(王新军、赵红，2014)；另一方面，农户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教育程度有限，未能对农业生产风险进行有效融资安排(叶明华、汪荣明，2014)。因此，外在的保费补贴或隐性强制可以对农户的保险需求进行激励与诱导。

      2.强农、惠农政策目标下的农业保险国家需求说。除激发农户需求外，部分学者认为，国家比农户更需要农业保险(庹国柱、王国军，2002)，因为农业保险既可化解农业风险，也可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农业风险与农户贫穷间具有高度相关性(Mosley和Krishnamurthy，1995)，因此降低农村贫穷可从降低农业风险入手，而降低农业风险需依托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可视为一种收入转移机制，由此，农业保险可作为提高农户收入的福利政策(杜志雄等，2010)。此外，王建国、李华(2014)认为我国工业化相对成熟后，工业须反哺农业，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农业保险成为实现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目标的重要金融安排(黄延信，2013)。

      3.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保险国家需求说。张祖荣(2012)认为农业保险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特殊功能，导致政府比农户更需要农业保险。以日本为例，其在战后强制耕种面积较大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风险度高的北海道等地农户，也种植当时极缺的粮食作物，农户种植积极性的提升使日本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庹国柱、李军，2003)。据此，李劲夫(2013)认为，农业保险对于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起到“稳定阀”和“推动器”的作用。此外，农业保险具有很强正外部性，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使得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可使农业部门受益，也可使福利效应扩散至非农部门与其他行业。

      综上所述，从微观角度看，农户风险认知不足、购买力较低等因素是农业保险需要制度诱导的现实基础；但是，从国家宏观战略视角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强农、惠农政策目标的重要金融工具，存在国家对农业保险的客观需求。

      (二)风险管理驱动下的农户自主性农业保险需求说

      1.农户的风险认知与风险偏好。理论上说，潜在的农业风险越大，农业收入损失越高，则农户选择农业保险的意愿越强(姜岩、李扬，2012)。但现实中，农户的风险认知与客观风险损失存在较大差异，即农户的风险“感知失灵”，农户普遍认为低概率的农业灾害事件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周县华，2010)，因此，花钱买保险去保障“不太可能”发生的灾害损失，对于农户而言并不是理性的、最优的经济决策。诚然，除了风险认知外，影响农户保险需求决策的因素还有不同特征的农户风险偏好不同，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对风险更为重视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农业保险(马洁等，2012)。

      2.风险规避、收入结构与农业保险需求。农户是保险需求的主体，部分学者认为收入水平较低是抑制农户保险需求的主因(Molua，2011)，因此保费补贴可提高农户的保险需求(孙香玉、钟甫宁，2009)。现实中，收入较高的农户并未表现出比收入较低的农户有更强的农业保险需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户在多年农耕经验中找到其他控制和降低农业风险的方法(Moschini和Hennessy，2001)，例如减少先进农技投入，以免遭受损失。与农业保险相比，这些风险规避方法因缺乏有效融资安排，使得农户大多数只能进行低风险、低投入生产安排，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提升(You，Ozanne，Walters和Wang，2010)。另一方面，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份，非农收入占比提高，“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兼农型农户占比越来越高，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衰减(叶明华，2015)。并且，大多数的调查发现，对农户而言，支出的不确定性比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受到农户重视(张伟等，2013)，因此医疗保险比农业保险更受农户欢迎。

      如果抑制农业保险需求的主因是农户风险认知的偏差或购买力不足，则制度诱导与保费补贴可大力推进农业保险发展；若农户保险需求不足是因为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动，进而导致农业保险需求意愿下降，则须通过对不同特征农户群体进行保险细分与优化，以满足不同农户的风险管理意愿。

      (三)两种学说比较及本文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制度诱导与农业保险的国家需求说和风险管理驱动下的农户保险需求说，各有其经济理论支撑及合理之处，不应作为对立观点看待；相反，可在农业保险发展进程中，以动态演进的思想来解析。对国家而言，解决农村贫困和保障粮食安全是其两大重要战略目标(罗向明等，2011)，而影响这两项目标实现的共同因素是农业灾害(王国敏，2005)，故此，国家以政策性农业保险这一普惠制的保险形式来保障国家战略的实现(张跃华等，2007)。对农户而言，提高收入与降低风险是其追求的目标函数，但是部分农户因农业收入占比下降，农业保险需求意愿下降，此时须以制度诱导，协调各保险相关主体的行为(黄亚林、李明贤，2014)。

      事实证明，政府的制度诱导产生了三方面效应：一是可通过保费补贴途径，降低农户的保险成本，提高参保积极性(BabCock，2011)，并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转移；二是可通过制度诱导下的农业保险发展，放大其正外部性(费友海，2005)，例如保障粮食供给、稳定粮食价格及其扩大相关产业，例如农产品加工业、农村金融及其农业保险的发展；三是以制度诱导下的被动式发展最终拉动农户主动式农业保险需求，李丹、刘从敏(2014)以黑龙江粮食种植户调研为例，证实有过保险购买经历的农户对政策性粮食作物保险的需求是其他农户的4.093倍。

      基于上述文献述评，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阶段，囿于农户风险认知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充分，须以制度诱导下的农业保险被动式发展为引擎，以被动消费引致主动需求，以期通过农业保险赔付功能产生的积极效应，进而带动农户不同层次的农业保险需求，最终激发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下的主动式农业保险需求。也即，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看，在农业保险不同发展阶段上其需求驱动力有所不同。

      三、影响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变量及购买决策模拟

      (一)调查区域分布

      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中70%以上的保费收入来自种植业保险，而种植业保险中75%以上的保费收入来自粮食作物保险⑤，因此粮食作物保险是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重中之重。本次调研选取我国粮食主产区的江苏省⑥，入户调研时间为2014年1月至2月及5月至6月，调查区域分布涵括江苏省的常州市、南通市、徐州市、盐城市、苏州市和镇江市合计6个地级市中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县，例如南通市的海安县，徐州市的睢宁县和盐城市的建湖县等。调研对象为粮食种植户，具体包括个体农户、粮食合作社社员和农场主三类，为便于表述本文将这三类粮食种植主体统称为农户。为避免因农户对问卷不理解而产生的误答现象，本次问卷采用提问式调查。共整理问卷587份，剔除无效问卷2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5份。

      (二)问卷结构与数据特征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特征、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与收入结构、农户的灾前与灾后风险融资安排，及其对农业保险的认知与重要性评价等。将585个有效样本的各变量进行整理，对于定性变量进行相应赋值，以转化为定量数据，计算各变量的均值和方差。

      此处将各变量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可表示农户自身风险管理驱动对保险购买决策影响的变量”，共计17个；二是“可表示制度诱导对农户保险购买决策影响的变量”，共计6个。两类变量划分的依据是：刻画农户自身特征和农业生产的变量作为保险需求的内生性因素，例如年龄、耕地面积、灌溉方式等；刻画政府保费补贴和农业保险供给的变量作为因制度产生的外生性变量，例如是否听说过农业保险、是否了解保费补贴等。被调查农户两类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

      

      1.被调查农户特征：当前江苏被调查区域农户群体平均年龄在50～60岁，老年人为主要务农群体；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水平，具体表现为个体农户受教育水平较低，但是粮食合作社社员和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较高。

      2.农户家庭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农户家庭就业结构具体表现为较为年长的家庭成员在家务农，中青年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虽然农户家庭就业中外出打工和务农人数相当，但是外出打工年平均收入为4.55万元，务农年平均收入仅为1.11万元，且务农收入中的80.18%(即0.89万元)主要来自种植业收入。

      3.农业生产特征：每户种植面积约为7亩地，且大部分是自有农田，租种农田占比不高，约为16.34%；受耕地面积所限，当前农户种植中完全机械化的情况并不多，主要是半手工、半机械的劳作方式；灌溉主要依靠水库及水渠灌溉。

      4.风险认知与灾后融资渠道：农户普遍认为农业灾害是其面临的重要风险，且对灾害类别比较了解，灾时也采取主动施救措施；但是目前来看，农户灾后融资渠道还主要停留在“动用存款、向亲友借款及其外出打工获得非农业收入”等亲友借贷及家庭内部融资方式，也有部分农户选择等待政府救济。

      5.保险认知及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评价：农户普遍听说过农业保险，大部分农户购买过政策性农业保险。调查发现，粮食种植大户和农场主基本都购买了农业保险，未购买的主要是个体农户，已购买保险的农户倾向于继续购买，但大多数农户对保费补贴水平和保险理赔程序不甚了解。较多农户认为“农业保险有点重要，但不是很重要”。

      (三)影响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变量

      在进行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模拟之前，需对各变量进行筛选和重要性排序。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测算各变量与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

      

      对照表1和表2可知，有一些变量已被剔除，并且被剔除的变量主要是代表农户自身风险特征的变量，例如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灌溉方法等，其与农户的保险购买决策之间的相关性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据表2可知，当前影响粮食种植户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变量中，从变量数来看，表示农户自身风险因素的变量有6个；表示制度诱导的变量有5个；但是从变量系数值来看，表示制度诱导的变量，其与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相关性普遍较高。影响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变量重要性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政府保费补贴的多少、是否听说过农业保险、是否购买过农业保险、是否了解保险理赔、是否了解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评价、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低、受灾时是否采取措施、灾后融资渠道、自有耕地面积、最担心的风险类别和是否了解灾害。

      (四)基于BP神经网络的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决策模拟

      在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对影响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变量进行筛选后，以下将采用BP神经网络技术⑦对江苏省粮食种植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进行模拟。神经网络方法是一种模拟动物神经网络运行特征，进行分布式并行数据处理的算法类模型。与一般的统计模型直接刻画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不同，神经网络可刻画各变量对农业保险购买决策交互影响的情况。

      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决策分为：购买和未购买，设购买为1，未购买为0。神经网络的输入变量选用表2中通过相关性检验的12个显著变量，神经网络的模型及参数设置如下：(1)根据经验确定神经元网络隐含层为2层；(2)根据隐含层节点数的经验公式有

，其中x为隐含层节点数，n为输入层单元数，m为输出节点数，a一般取1～10。根据经验公式取第一层节点数为15，第二层节点数为20，学习率为0.01，最大迭代次数为5000。

      鉴于保险购买决策与各相关变量之间往往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神经网络选用的激励函数为Log sig函数：

      

      为尽量缩小误差，选用的神经网络训练函数为Traingdx，即动量自适应学习率算法，此算法将根据输出的保险购买决策值与真实购买决策值的误差调整神经网络权值：

      

      

      将所有585个农户调研样本分为两组，第一组485个样本作为训练集，余下100个样本作为测试集。将调研样本输入BP神经网络，运行Matlab软件实现，获得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模拟如图1所示。

      图1中共计100个预测样本，Δ表示调研样本真实情况，当未购买农险时表示为0，购买农险时表示为1；·表示预测值。虚线表示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偏差。整体来看，BP神经网络对样本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预测准确率为95%，测试结果的均方误差为0.057，在测试的100个样本中，有5个样本模拟的保险购买决策值与真实购买决策值不符，其余95个样本预测值趋近或等于真实值，预测准确度较高。

      Pearson相关系数结合BP神经网络预测结果说明：(1)当前影响我国粮食种植户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变量主要集中在6个政策性代表变量和5个农户自身风险变量，以及1个保险效用评价性变量；(2)政策性变量和农户自身变量结合在一起，可以较为准确地(95%准确率)对农户的保险购买决策进行模拟；(3)依主次关系来看政策性变量对农户购买决策的驱动力大于农户自身风险因素的驱动，即我国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更多呈现出制度诱导下的被动式需求，而非农户风险管理驱动下的主动式需求；(4)由于购买过农业保险的农户倾向于继续购买，因此，制度诱导下的被动式农业保险需求可以转化为农户的主动性需求。

      综上实证分析，关于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制度诱导下的被动式需求还是农户风险管理下的自主性需求的检验，可获得如下结论：整体来看，当前阶段我国粮食种植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是在制度诱导与自身风险管理驱动交互影响下的混合决策；比较来看，制度诱导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驱动力大于农户自身风险管理需求产生的影响。

      

      图1 粮食种植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模拟结果

      四、影响粮食种植户对农业保险自主性需求的因素

      基于上述模拟分析发现，自2007年至今，政策性农业保险依然主要呈现为制度诱导下的被动式需求，而农户自身风险管理驱动下的主动式需求不足。以下针对调研问卷获得的结果，结合影响农户保险决策的变量，对影响粮食种植农户自主性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进行解析。

      (一)自有农田亩数与机械化水平

      如图2所示，自有农田亩数在0～5亩的农户数占比63.93%，5～10亩的农户占比29.57%，合计有93.50%的农户家庭户均农田亩数在10亩以下。这表明当前我国江苏地区的粮食种植还主要以个体农户的小规模经营为主，由此导致农业机械化水平普遍停留在手工加部分机械化的程度，全部机械化水平耕种的农户仅占8.92%，主要集中于种粮大户及其家庭农场。调研发现：越是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尤其是粮食种植大户和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越是强烈。耕地是农户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耕地面积上的粮食作物及其机械投入等的风险转移是驱动其购买农业保险的主要内在变量。

      

      图2 农户自有农田亩数与耕作机械化水平

      (二)风险认知及其农户最担心的风险类别

      调研发现，当前江苏省粮食种植农户最担心的风险类别排序中，第一位是疾病风险，其次是意外事故损失，第三位才是农业灾害风险，具体如图3所示。调研还发现，农户对农业灾害比较了解的占72.71%，对农业灾害不甚了解的占比27.29%。这印证了张跃华(2007)、张伟等(2013)的研究，对农户而言支出(意外和疾病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高于收入(农业收成)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在较低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农户风险规避的最优决策是先考虑疾病与意外损失安排，而不是农业灾害的风险融资安排。这从资金配置及其融资结构优先序视角解释了当前农户自主性农业保险需求意愿不高的结构性原因。

      

      图3 农户最担心的风险类别

      注：此处农户最担心的风险类别可多项选择，而非排他性选项。

      (三)灾时施救措施及灾后融资渠道

      就灾害发生期间农户依靠何种经济来源生活以及灾后农户主要依靠何种渠道进行来年继续生产的融资安排，63.93%的农户表示主要依靠农业外收入(主要是打工收入)来维持生活及恢复生产；35.56%的农户选择动用存款；而选择依靠保险理赔来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户占比仅为16.24%。这说明，当前我国农户的风险融资结构还主要以家庭内部融资为主，外部融资尤其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尚未成为农户风险融资的主要渠道。据调研所知，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前农业保险主要是物化成本保险，保额较低，一亩地仅为400元，而亩产出约1000～1500元，较低的风险保障程度，抑制了保险的风险补偿职能，从而削弱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风险管理诉求；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导致金融机构不愿涉足农业信贷，当前农业信贷缺口较大。

      

      图4 农户灾后融资渠道构成

      注：此处农户最担心的风险类别可以多项选择，而非排他性选择。

      (四)农业保险认知及继续购买意愿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至今，听说过农业保险的农户占比为90.94%。具体来看，农户保险认知的主要渠道是政府宣传，占比76.39%；而通过保险公司了解农业保险的农户占比仅为4.09%，这表明政府，而非保险公司，依然是影响农业保险认知的主导力量。因此，政府的制度诱导，依然是影响农户保险决策的核心变量。虽然农业保险的认知比例较高，但是对农业保险理赔深入了解的农户占比仅为45.36%，而大部分农户(占54.64%)表示对农业保险理赔很不了解。这一方面源于保险专业术语的艰深晦涩；另一方面，我国农户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

      关于农业保险的继续购买意愿，调研发现，已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倾向于继续购买的占比高达95.89%，这说明政策诱导下的农业保险需求已对农户的主动式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引致效应。

      (五)保费补贴及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

      保费补贴一直被认为是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提升的重要变量。但是江苏省的调研发现，知道农业保险有保费补贴的农户占比为52.66%，不知道有保费补贴的农户占比为47.34%。与之相对应，当问到“保费补贴达到多少时，选择购买保险”的问题，70.92%的农户表示，不管保费补贴多少，都选择购买农业保险。考虑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外出务农的便利性，并结合前述农业保险认知渠道主要依靠政府宣传来看，就江苏省粮食种植户而言，制度诱导对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推进农业保险制度，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供给拉动农业保险认知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并非是保费补贴下农业保险的相对成本下降带来的购买意愿上升。

      综上所述，“低成本、低保障、广覆盖”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由于其损失补偿程度较低，还未能成为江苏省粮食种植农户最重要的风险融资渠道。对于总收入水平较高的江苏省农户而言，保费补贴不是其对农业保险改进的主要诉求，相反，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额度是农户最迫切的期待。

      

      图5 保费补贴率与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通过对江苏省粮食种植重点区县的585户粮食种植农户的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BP神经网络模拟农户的农业保险购买决策发现：

      1.当前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是在制度诱导与内在风险管理需求交互推进下实现的。其中，来自农户自身风险特征驱动的变量主要有：农户自有农田亩数、农业机械化水平、担心的灾害类别、对灾害的了解等；来自外在制度诱导的变量主要有：是否听说过农保、是否购买过农保、是否知道农保补贴、在何种补贴水平下选择购买以及是否了解理赔等。

      2.从相关系数值来看，制度诱导性变量对农户保险需求决策的影响程度大于代表农户自身风险特征的变量。即当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依然是外在政策因素，而非农户自身风险管理的内在驱动。

      3.导致农户自身风险管理的内在驱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既有农户个体特征因素，例如自有耕地面积较少，导致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占比少，因此农业保险需求不旺；也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的宏观因素，导致农户资金主要配置在风险排序较高的疾病和意外风险安排上。

      (二)政策启示

      农业保险是国家保障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战略的安全网，也是农户自身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的重要支柱，针对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农户自身内在需求不足的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1.提高农户的风险认知、保险认同及其做好多样化农业风险融资安排。目前仍有部分农户心存侥幸心理，或对政府救助的过分依赖，需要基层村组织进行适当宣传教育。同时，农户更为信任政府，不信任保险公司的现状，还需要各级政府在农户中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讲和政策解读；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其保险承保、理赔等知识需要做好普及和推广工作，可从农场主、农业合作社和粮食种植大户先入手，以解决由于保险专业术语的晦涩及精算技术阻碍给农户造成的理解和保险认同上的困难。此外，当前农户灾后还主要依靠家庭内部融资及其非农收入补偿，抗灾能力较弱，需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协助拓宽农户灾后外部融资渠道。

      2.以多层次保险供给激发农户内在风险管理需求。江苏省农户收入水平较高，以保费补贴诱导农户保险需求的效应已逐渐减弱；此外，当前仅承保物化成本的保险已无法对种植灾害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因此，建议以多样化保险供给激发农户风险管理需求，具体来说：一方面，提高和设置不同的保险保障额度，满足不同层次农户需求。另一方面，可考虑险种创新，例如，对个体农户粮食种植商品化率不高的情况，可主要提供成本保险；对种粮大户或农场主，其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获得收入，对全国粮食供给影响较大，可对其提供粮食价格保险或收入保险。通过改变当前农业保险低水平的“一刀切”做法，使得农业保险可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决策目标相匹配。

      3.将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举措相融合。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农户需要预留资金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疾病或意外事故风险，在较低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势必影响其农业保险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农业保险保障，农户易面临灾害背景下的农业收入波动风险，因此，需要在政策层面上将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举措协同推进。同时，可考虑将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有效融合，以农业保险抵御农户收入波动性风险，提高其农业信贷还款能力；以农业信贷促使农户扩大生产，提高农业保险需求意愿，进而实现农村多样化金融工具之间的有效融合。

      作者感谢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

      ①根据2004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整理与计算。

      ②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2014)和减灾委数据计算。

      ③三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为：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和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

      ④根据中国保监会官网数据整理与计算。

      ⑤数据来源于安华研究院庹国柱主编：《中国农业保险研究(2014)》，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版。

      ⑥抽样说明：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承保粮食作物。如对全省农户随机抽样，势必抽到很多不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例如，养殖户或仅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为提高调研有效性，调研抽样顺序如下：第一，采用判断抽样选择调研的县和区，据江苏省统计年鉴和农村年鉴，标出粮食种植重点区县；第二，在粮食种植重点区县中采用随机抽样选定调研的村镇；第三，对户数少的村镇采用整群抽样，户数多的村镇采用随机抽样以选择农户。

      ⑦对农业保险购买决策的模拟可使用两元离散选择模型，也可使用神经网络方法。如使用离散选择模型，则忽略了农户样本特征的异质性；本文使用经过Pearson检验后的变量，再进行BP神经网络模拟，可实现对不同特征农户购买行为的逐一分析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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