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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商投资规模是否过大
谁来分享未来经济增长成果
政府应当保护谁
199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投资额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大量吸收外商投资，这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外商品牌内销市场，对中国国内企业也构成愈来愈严峻的挑战。
在外商投资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之下，有的人提出，是不是要限制外商投资，要保护本民族工业，保护国内名牌和老字号。有的人还提出，未来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大国，谁来分享成果？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有的人甚至提出，不能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否则会危及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
那么中国今后应当是继续鼓励还是人为限制外商投资呢？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吸引外资的规模？如何看待保护民族工业？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是应当保护国内生产者，还是应当保护国内消费者？
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成绩显著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据统计，1995年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相当于1990年的2.40倍和2.48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1%和19.9%；199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不包括对外借款）实际利用额是1990年的10倍，年平均增长率58%，同期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9%。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资本和技术生产要素投入上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刺激了出口和进口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其它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其中外商投资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引进了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而且还引入了新的机制、新的管理和新的组织。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也令世人赞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应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对外商投资设置新的限制或障碍，而是应该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与制度，以更大规模地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吸引外商投资规模是否过大
目前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是“过多”还是“过少”呢？首先，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外资投资输入国，到1996年6月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500亿美元。从总量上看，中国吸收了数量相当大的外国投资额，但是与美国所吸引的外资规模相比，仍相差甚远。1991年外国在美国投资资产总额已达2.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在外国投资资产总额1.96万亿美元。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又处于经济起飞过程，再多吸收几倍的外资规模也还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中国吸收的外资占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所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较小，远低于人口比例。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1995年期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资本为16400亿美元，中国仅占13%，而仅有4亿多人口的其它东亚地区却吸收了25%的外资额。
再有，中国人均吸收外资额水平仍然较低。据官方统计，到1995年年底，中国吸收的外资（包括港、澳、台投资）平均每人为105美元，而其它东亚地区人均外资额高达840美元。
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力已达近7亿人，约占世界总数的1／4。相对这么宠大的劳动力资源而言，再加上中国还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所需巨额资金，中国资本资源还是长期相对稀缺的。因此，还需要吸引大量外资投资。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是“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即只有让出相当份额的市场，中国才能获得更多的外商投资和外国技术。
谁来分享未来经济增长成果？
不少人担忧，外商投资大量涌入，会不会“祸从天降”，会不会“瓜分中国市场”？他们担心外商将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从来都是双方获益，双方都是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成果的分享者。
首先，中国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最新研究，由于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占全国工业附加值比重由1984年的1%提高到1994年的24%，对中国工业附加值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因所有制成分变动重新配置资源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使1990年—1994年期间GDP年增长率提高了0.9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8.6%。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超过国有大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1995年全国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按1990年工业总产值不变价格计算，平均劳动生产率为5.5万元，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4.4万元，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为5.0万元，集体工业企业为11.7万元，相当于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2倍之多。
其次，中国广大的消费者获得最大的经济实惠。与闭关锁国时期相比，今日中国的消费者已拥有较大的“商品选择空间”，他们奉行“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管它是“洋货”还是“国货”，只要“物美价廉”就是好货。消费者并不介意商品与服务是谁生产或由谁提供的，他们只想获得更多的实惠。
再有，外商投资者获得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利润。美国摩根·斯坦莱集团1993年8月的一份报告认为，今后10年，中国将出现世界上最有收益的投资机会，并对世界经济发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成功地使中国市场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将为西方提供低生产成本的新领域，同时也为西方产品开辟一个巨大的新的消费市场。显然，“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没有哪个国家或哪家跨国公司能够独占中国市场，或者能够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最后，国内进口竞争企业或进口替代企业受到外商投资的严峻挑战。这些企业特别是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它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垄断市场，以及高关税所形成的高度保护受到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冲击，其市场份额经历了不断下降的过程，有的甚至消失在这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那么，需不需要保护这些国内企业呢？它们会不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牺牲品”呢？
如何看待保护民族工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本国的民族工业。但是保护民族工业并不等于保护长期的技术落后、保护十分低下的经济效益、保护几十年一贯制的垄断地位。民族工业的发展不是靠保护来发展，而是靠竞争来发展。惟有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力，民族工业则存；丧失竞争力，民族工业则亡。一个国家工业的潜在优势，在于工程师的技术、经济学家的智慧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而不是在于国家的保护政策和高关税贸易壁垒。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任何幼稚工业或成熟工业，一旦被政府所“保护”，就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产生新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又进一步实施“保护”，使暂时的保护演变为永久的保护。
中国汽车工业的长期保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一，自称为“幼稚工业”的汽车工业，实际上已发展了40年，早已不属于“婴儿”了，虽长期被“特殊保护”，却并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潜力的汽车消费市场，最有条件形成规模经济的汽车工业，但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制造商是世界上最分散的，生产规模是最不经济的，近万家汽车制造厂尚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汽车年产量及年收入。第三，中国汽车工业之所以在最不经济的规模条件下维系下来，是因为对进口汽车长期实行最高水平的关税税率，人为地抬高了国内生产汽车的价格，直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严重扭曲价格信号，造成资源配置严重浪费。第四，汽车工业部门本身已经成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制造业各部门中竞争能力最低、开放程度最弱的部门之一，也是最强烈要求政府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部门之一。
保护主义者有一种“合成谬误论”，认为“凡是对本国工业有利的就等于对国家有利”，“发展本国工业就等于发展本国经济”。实际上，某些工业部门的利益并不等于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甚至两者之间还存在利益冲突，常常出现前者损害后者的利益，或者以后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学含义是实行低效率，增进被保护部门的局部利益，减少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有的学者发现，由于对进口替代产业放弃保护政策，该产业的投资就会基于市场作用或者比较优势的激励。实行高度保护的中国汽车工业，经40年其汽车年生产量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7%；而实行低度保护的中国电视机工业，不到十几年其电视机年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总数的1／4。这表明，对任何民族工业部门而言，保护程度愈高，市场机遇作用就愈弱，竞争能力就愈低，比较优势就愈差，发展潜力就愈小；反之则相反。
政府应当保护谁？
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理应保护国家利益。但也不尽然，政府常常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压力，力图使政府有利于或不损害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现象在许多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保护谁？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者是根据政府的计划来生产，是“生产者主权论”，政府当然要保护生产者，特别是国有企业，不仅为他们提供垄断地位，而且设置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是“消费者主权论”，政府保护消费者。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的政策应有利于消费者，迫使国内生产者改善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供良好服务，最好的办法就是促进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
生产是服务于经济目的的手段，消费才是经济目的。这是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府不同职能的重要标志之一。保护主义实质上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它本能地惧怕和抵制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可以认为，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是中国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的最大障碍，那么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则是中国今后全面开放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