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与诗人的命运——论古代诗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诗歌论文,古代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5-0104-09
诗谶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将谶的神秘性、预言性附会运用于文人的诗作中，以谶释诗，于是出现了诗谶。诗谶以句式整齐的诗歌形式，昭示或暗合了诗人的生死年寿和仕途穷达，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在宋代的诗话和笔记中被归为专门的一类。诗谶的出现，同古代诗歌的解读、阐释密切相关，而诗谶现象的背后，又有着中国古代思想意识、文化心态的深层积淀。本文主要讨论诗谶的记载与内容类型、诗谶的解读与评论，以及诗谶的形成原因，等等。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论述，对诗谶这一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对诗谶的记载及其类型
诗谶原本与谶是毫无关系的。诗人一时兴致所创作的诗句，因着说诗者的牵强附会，于是文学性的诗句变成了具有预言性的谶言。诗谶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诗人个体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抒发。中国古代最早记载诗谶的，是《世说新语·仇隙》：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诗集》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①
当潘岳与石崇被孙秀陷害，临刑前不期而遇时，潘岳用了一句“白首同所归”诗句。潘岳《金谷诗集》中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两句，意为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朋友，白头之后同归一处。不料这两句诗竟然成了潘岳和石崇的谶语，因此《世说新语》以为“乃成其谶”。
这种以某些诗句来解释或附会创作者本人的命运、年寿、祸福、吉凶等，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史料中还有记载。如《南史·侯景传》载：“初，简文《寒夕诗》云：‘雪花无有蒂，冰镜不安台。’又《咏月》云：‘飞轮了无辙，明镜不安台。’后人以为诗谶，谓无蒂者，是无帝。不安台者，台城不安。轮无辙者，以邵陵名纶，空有赴援名也。”②梁简文帝萧纲的诗句“无蒂”、“不安台”之所以被称作为谶，就在于人们将之后发生的侯景谋反叛乱、梁武帝萧衍的惨死，以及台城的攻陷等历史事件都联系了起来。因此，萧纲诗中两句简单的写景诗句由于有验证于后，而成为了诗谶。又如《隋书·五行志上》：“开皇十年（590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为四言诗曰：‘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③隋文帝杨坚在宴会上的随意兴发，竟然成谶，第二年子相死，开皇十八年（598年）秦孝王薨。此外，在唐代笔记、小说中也有诗谶的记载。如刘肃《大唐新语》卷8载：“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刍）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间害之。”④类似这样的诗谶，唐代其他笔记、小说，如张读《宣室志》中也有记载。
隋唐之前对于诗谶的记载较为零散，而到了宋代，则除了在各类笔记、小说和诗话中有大量记载外，还出现了很多专门载录诗谶的著作。如吴处厚《青箱杂记》卷7记有大量谣谶，共计39首，其中诗谶11首。阮阅《诗话总龟》卷33、34中列有“诗谶门”，计有诗谶66首。委心子《分门古今类事》卷13、14为“谶兆门”，计有谣谶、诗谶及谶语等共74则。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48《休祥梦兆》亦有诗谶的记载。宋代对于诗谶不仅有记载和整理，还出现有著录者的评论和阐释。由此，诗谶由《世说新语》中的个别记载，到宋代的专门著录，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诗歌类型。
诗谶表现的内容大多是诗人个体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抒发，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死年寿，一是关于仕途穷达。关于生死年寿的诗谶，如《分门古今类事》“安道佛乡”：“余安道番禺诏赴阙，过韶阳，游龙光山寺，题诗云：‘暂离人世界，且到佛家乡。’议者谓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于秦淮亭。”⑤将诗人的诗句同其生死年寿直接联系起来，这是诗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关于仕途穷达的诗谶，如《分门古今类事》“杨轩灯诗”：“杨轩，字公远，卫州人也。举进士，两至省。尤有学问，多栖倚贵宦门馆。平日好吟，有《灯》诗云：‘解照日月不照处，独明天地未明时。’伦辈多称此句，然日月不照有用，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轩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于诗意，其前定乎？”⑥所举诗句又关乎诗人的仕途穷达，从而成为诗谶的又一个主要内容。此外，对诗谶的记载还加有编撰者的评语和评论。如《分门古今类事》“子美蝉蜕”的记载，既有对苏舜钦（子美）的生死年寿的诗谶，又有其仕途穷达的诗谶，另外还有编撰者的评语，这是一则内容较全面的诗谶。“子美蝉蜕”载：
苏子美久失意，不乐。一日，登苏之阊门，题云：“时光苒苒都如梦，风物潇潇又变秋。家在凤凰城阙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书其旁曰：“江山留人夜，人留江山也。”后竟不复用，遂作沧浪亭于吴中。一日于沧浪观鱼，题诗有“自嗟不及游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之句，已非吉兆矣。未几，作《昼寝》诗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欧阳公见之，大惊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惜！”已而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共嗟惜之。噫！夫子常言“四十不惑”，孟子亦言“四十不动心”，其义一也。盖心之于人大矣，而外物或动之者，以感故也。四十之年，气已刚矣，识已明矣，于此之时而能定内外之分，辨荣辱之境，则外莫能动而内自不惑，故不以死生穷达而经其意，孰谓子美之贤而不知此耶？观其以非罪谪吴中，作沧浪亭与鱼鸟共乐，自谓形骸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与锱铢利害相磨扰为可鄙，则胸中洒然不惑矣。其视死生犹去来之常也。向者之句，吾见其超然自得以为胜焉。⑦
这里记载的是苏舜钦的自谶诗，它们既预示了其仕途的穷偃，又暗示了其年寿的短暂，最后，编撰者又以“超然自得”而对此予以评说。
诗谶的类型，从内容上说可分为凶谶和吉谶，从指向上可分为自谶和他谶。所谓凶谶，是指诗人所作的诗句中往往在诗人无意识的情况之下，预兆了他将要面临的凶险之境，或遭遇仕途的贬谪等。如《分门古今类事》“原父言谑”：“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郑都官诗。其诗多佳句，而格不甚高，今已不行于世矣。梅圣俞晚年官至都官，一日会饮，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此。’座客皆惊。原父徐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欧阳公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一言之谓，后遂果然；岂其谶耶？斯可叹也！”⑧刘原父将梅尧臣比作郑谷，以郑谷的都官同梅尧臣的都官相提并论，结果成为凶谶。诗谶中的凶谶数量较多，占有绝大部分，吉谶则较少，这类谶往往预示了当事人即将所有的吉祥瑞兆。如《青箱杂记》卷7：“丞相刘公沆，庐陵人，少以气义自许，尝《咏牡丹诗》云：‘三月内方有，百花中更无。’《述怀诗》云：‘虎生三日便窥牛，猎犬能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黄阁贵，便须来伴赤松游。奴颜婢舌诚堪耻，羊狠狼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焕，何时去取魏齐头？’皇祐初，公出领豫章，转运使潘夙素有诗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点，诗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耸千寻势，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镇，风浪里蟠根。平地安然者，饶他五岳尊。’览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几参大政，遂正鼎席。”⑨由诗人所作诗句的气势、气度上，来推断其“公有宰相器”，果真如“览者”所预测的，刘公沆不久“参大政”。至于自谶，则指诗人本人的诗句成为其生死年寿或仕途穷达的预言或征兆，如《诗话总龟》载录《王直方诗话》：“陈无已赋《高轩过》诗云：‘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怪岁月来无多。’不数月遂卒。”⑩“岁月无多”本是诗人对于人生短暂的一种感伤、慨叹，结果却成为自己“不数月遂卒”的自谶。而所谓他谶，则是别人对诗人诗句的解读、附会，结果不幸言中或偶然巧合。如《分门古今类事》“后主古诗”：“江南李后主尝一日幸后湖，开宴赏荷花。忽作古诗云：‘蓼梢蘸水火不灭，水鸟惊鱼银梭投。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敷清流。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当时识者咸谓吴宫中而有佳人头，非吉兆也。是年王师吊伐，城将破。或梦艸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簁簁物散落如豆，著地皆人头，问其故，曰：‘此当死于难者。’最后一人冠服坠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徐锴已死围城中。”(11)“识者”将李煜的“古诗”同南唐的灭亡联系了起来，先是“佳人头”，后又是“城将破”，这就成了诗谶中的他谶。如此，别人对李煜诗的解读、附会成了南唐历史发展的一种预兆。
诗谶反映了古代文人对于生命与仕途问题的关切与焦虑。生死是每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自有历史以来，人们便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知晓人的年寿长短。于是，诗人所创作的诗句也往往成为推断诗人寿命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仕途的穷通，又直接关系到文人的人生理想、个人价值能否实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小地主阶层的文人学士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因此，体现其无意识流露的诗句也成为预测他们仕途穷通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诗谶表面虽诡异荒诞，但实质上却真切地反映出古代文人的深层忧虑与内心不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诗谶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且具有一般诗歌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二、对诗的解读评论与诗谶的形成
诗之所以成谶，这是由读者在对诗的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而形成的，其中读者的有意误读是诗谶出现的关键。而对诗谶的评论，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个特殊的部分。
诗谶的预言性、征兆性，或者说作为诗谶的某些诗句同后来事情发展的契合、暗合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读者在阅读此诗时，已经完全脱离了诗人创作时的特定语境，这种语境的转移与变化，为读者的附会、误读创造了条件，由此产生了种种的巧合和偶然。因此，严格地说诗谶并不是一种谶，只是说诗者的一种牵强附会或偶然巧合，因而将诗说成为谶。诗谶所评论的只是一个具体的诗人的某一二句诗句，它完全属于诗人个人的创作，所反映的也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情致、兴趣和心态。而且，诗谶作者在当初创作时，是无意识、不自觉地性情所发、信笔而为，结果诗中所言同诗人的经历、结局等正相吻合。这种不幸言中或偶然巧合，就使诗人所创作的诗句变成了一种谶语，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诗谶”。中国古代诗谶的出现，是同盛行于两汉、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谶纬密切相关。到隋代谶纬遭禁绝，谶纬中的纬书被灭绝殆尽，但谶的意识却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并且影响到人们对诗的解读、阐释。这种情况由魏晋始，经隋唐，到宋代尤为典型。加之，中国传统解诗方法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读者完全可以随意地、创造性地对诗句作任意解读，以他们对诗句的理解，作出与作者的原意完全不同的解读。于是，诗歌由诗人的无意创作到读者的有意误读，成为一种能够预言和暗示诗人前途命运或事物发展的诗谶。
古人对诗谶的解读，最基本的方法是别解字句，即对原作的诗句作完全不同于原意的解释和理解。如《分门古今类事》“宋炎叶齐”：“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庐绝高处，有人题一联云：‘秋风送炎去，庭树叶齐落。’是年立秋日，史馆检讨宋炎罢职。来年立秋日，叶齐黜，皆前定也。”(12)诗中两句本是一简单的写景对句，描写气清凉爽、秋风落叶的景象。然而却有人将“送炎”别解为人名的“宋炎”，把“树叶齐落”又同名叫“叶齐”的人联系起来，于是两句分别成了宋炎和叶齐仕途穷偃的诗谶。这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别解字句，在对诗谶的解读中相当普遍。这种别解其实就是误读，一种有意识的对原作的随意发挥和想象。于是，由诗到谶，以诗为谶，演变为一种具有预言性和征兆性的诗谶。又如《分门古今类事》“崔曙一星”：“崔曙作《明堂火珠》诗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时称佳句。未几。曙卒。无子，惟一女，名星星。星，盖其谶也。”(13)唐代诗人崔曙作有《奉试明堂火珠》，这是一首赞颂明堂火珠的诗作。明堂为当时朝廷的听政殿，火珠则是明堂屋顶上用来装饰美化的宝珠。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4“明堂”条载：“开元中改明堂为听政殿，颇毁彻而宏规不改。顶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试举人作《明堂火珠》诗，进士崔曙诗最清拔。其诗曰：‘正位开重屋，凌空大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微灭，烟生望若无。还知圣明代，国宝在神都。’”(14)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崔曙诗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描写的是明堂上的火珠，在夜晚与月光相衬如同一双明月，而曙后天明月亮西沉时，火珠仍然如一颗孤星在明堂屋顶上闪闪发光。结果“曙后一星孤”一句，却被别解为崔曙死后只留下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这样，在读者的别解、附会之下，崔曙的“曙后一星孤”自然就成了诗谶。
此外，对诗谶的解读，还是一种偶然巧合。而这种偶然巧合，又往往带有诗人或读者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和想象。如《诗话总龟》载：“崔玄谏议有子名勉，与赵叔平同年登第，转大理评事。过天津桥坠马。时集贤韩公与赵同为开封府推官。韩，崔婿也。闻其坠马，遽往视之，但呕吐不止。数日馆于韩舍，因作诗曰：‘身随花露重，命逐藕丝轻。明朝风雨霁，归路在三清。’明日果卒，时有微风细雨。”(15)这是一首诗人自谶的诗，然而这种谶又具有事实的基础，即“过天津桥坠马”、“但呕吐不止”等，诗人自知坠马后的严重伤势，他预感时日不多，因而有了“命逐藕丝轻”、“归路在三清”等这样的诗句，最后是“明日果卒”。这样的诗谶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其中又有必然的因素，是诗人对自己日后结局的一种合理推想。这样的诗谶其实没有多少神秘性，而是对事物发展的合理推测，或对某种已经发生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又如，《分门古今类事》“后主古诗”中，由记“佳人头非吉兆”，到载李煜本人的词作，如“及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含思凄惋，殆不胜情。又尝乘醉大书诸牖曰：‘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醒而见之，大悔。未几果下世。又‘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又‘鬓从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又‘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皆意气不满，非久享富贵者。其兆先谶于言辞云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谓欤”(16)！这里评说李煜的词作是“其兆先谶于言辞”，说“帘外雨潺潺”等词句是谶，这并不正确，而接下来的“亡国之音哀以思”，却相当准确地指出了李煜这些词作的特点。因此，与其说李煜词的“先谶”，不如说是其亡国之后的“哀思”，是南唐灭亡之后，李煜对故国的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样的词作其实不能归之为诗谶，它没有预言性、前兆性，而有的却是诗人真情实感的流露。
对于诗谶，既有读者的别解和误读，又有编撰者在整理、记录诗谶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评论和观点。而这些评论和观点，又和中国古人特有的世界观和对人生的深层体认联系在一起。综观古人对诗谶的评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诗言志”说。如《青箱杂记》卷7：“诗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诬矣。江南李觏，通经术，有文章，应大科，召试第一，尝作诗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观此诗意，有重重障碍，李君恐时命不偶。’后竟如其言。又陈文惠公未达时，尝作诗曰：‘千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观此诗意，与李君异矣。然则文惠致位宰相，寿余八十，不亦宜乎！”(17)《分门古今类事》“隋蜀不祥”：“伪蜀少主，季年游豫无度。时徐贵妃姊妹皆有文辞，善应制，各赋诗留题丈人观。及晨登上清官，遣内人悉衣羽服、黄罗裙帔画云鹤、金逍遥冠，前后妓从，动箫韶，奏《甘州曲》，盖王少主意在秦庭也。登山将半，少主甚悦，命止乐，自制词应云：‘画罗衫子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看，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流落在风尘。’明年魏王继岌平蜀，少主入洛，后内人果半落民间。西隋炀帝兴江都，宫女多不得从，泣留帝，愿择将征辽。帝意不回，乃题诗赐宫妓曰：‘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花貌在，相别只今年。’帝果不还。夫七情未见，蕴之在心曰志，志有所之，然后发乎言。故诗之作，悉精神主之，有开必先，祸福隐显，诚不诬矣！二主荒淫昏乱，为日久矣，不祥之句，岂偶然哉！”(18)这里两则诗谶的记载都将其与“诗言志”联系起来，“诗言志”说作为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它既强调表现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等，又同作者的人性、人情、人格联系起来，诗的“言志”，就是诗人以诗的形式将深藏于内心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来。于是，具体到诗作而言，其每一句、每一个字里，都承载着诗人情志、意念的细微信息。加之读者观诗时“以意逆志”，对诗句的别解和附会，以诗谶解释诗意。于是，人们将诗谶与“诗言志”联系起来，以“诗言志”来说明诗谶的出现。
第二，“富贵前定”说。《分门古今类事》“沂公梅诗”：“王沂公曾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穆公蒙正，卷首有《早梅》诗云：‘雪中未问和羹事，先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状元及第，遂相真宗、仁宗，非富贵前定而此诗为之兆乎？”(19)又如“范子病叶”：“唐末，吴人范处士生子，七岁能诗，尝作《赠隐者》诗曰：‘扫叶随风便，浇花趁日阴。’处士方干曰：‘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诗，云：‘火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干曰：‘惜乎不寿。’未几果卒。古人尝谓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可缓之于寸阴，修者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20)这两则对诗谶的评论，又同“富贵前定”和“修短之命”联系起来。所谓“富贵前定”、“修短之命”，这又是我国传统“天命”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古人看来，人的富贵、祸福、吉凶、生死、穷达等都是命中注定，人难以逃脱命运的摆布和安排，于是在诗人的诗歌中往往表现出这种前世已定的命运。显然，诗谶正是承担了这样一种使命和任务。
第三，“其气不振”说。《分门古今类事》“毅夫楚江”：“郑毅夫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畦径，间入李杜深格。罢禁林，行次南都，《遇雨》二篇云：‘雨声飘断忽南去，云势旋生从北流。料得凉风消息近，萧萧已在柳梢头。’又云：‘老火烧空未拟收，忽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落日下，只到楚江南岸头。’荆僧文莹颇讶其气不振。后解杭麾赴青社，舟泊楚江，卒于舟中。时人谓‘只到楚江南岸头’，乃诗谶也。”(21)又如“王岩诗谶”：“岩，字隐夫，居武都山，风格高迈，尤深于诗。畋常与杨元照评其诗，谓终篇之际，气衰兴缓，与前志不类，如《古松》诗，前曰：‘何人轻大厦，防尔偃深云。’可谓警策。末云：‘高僧惯来看，踏破绿苔纹。’《涌泉观》云：‘暗穿地脉龙先觉，密赞天工雨不知。’末云：‘溪分涧夺朝宗晚，残月残云信所之。’《送陈昭文赴举》云：‘朝宗任叠千重浪，捧日能消几片云。’末云：‘多惭亦偶休明代，击壤空随野老群。’其类非一。元照曰：‘诗者发志，由衷而来，孰谓隐夫志不至乎？后不厚乎？’其后均寇婴城，岩以名大，为其所胁，坐是流于荒服，晚节不完，盖已先形于诗矣。”(22)对这两则诗谶的评论“其气不振”、“气衰兴缓”等，都涉及我国古代文论中“气”的概念。从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认识到作家内在的气质涵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之后经过刘勰提出“风骨”、钟嵘提倡“风力”等，到了唐宋，“气”、“气象”、“气格”、“气韵”等成为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专门用作对作家以及作品整体风貌的一种直观性、总体性的把握。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耶？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23)《诗评》又曰：“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24)这些所谓的“气”、“气象”就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在作品中的一种气度修养和精神风貌。于是，“观文者披文以入情”(25)，人们往往可以通过作品诗句所表现出的“气”、“气象”等来发现作者的人生轨迹或仕途穷通。如清伍涵芬《说诗乐趣》“诗谶门”引《鉴戒录》“诗可观穷通之分”：“诗之作也，穷通之分可观。王建诗寒碎，故仕终不显；李洞诗穷悴，故竟下第；韦庄诗壮，故至台辅；何赞诗愁，未几而卒。”(26)以诗的“气象”来说明诗人的穷通，因而就成了诗谶。
第四，“凄楚怨感”说。《分门古今类事》“莱公晚窜”：“寇莱公诗，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初授巴东令，人以‘寇巴东’呼之，以比‘赵渭州’、‘韦苏州’也。然富贵之时，所作诗词皆凄楚怨感，尝为《江南春》二篇，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议者常言深于诗词者，尽欲慕骚人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语意清切、洒落、高迈，始为不俗，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故莱公常有《送人使岭》诗云：‘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以为警绝。及晚，窜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图经拜迎于道，公问州去海远近，曰：‘只可十里以来。’其憔悴走窜，已兆于前矣。”(27)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有“穷苦之言易好”(28)的审美传统，在古人看来，表现愁苦的作品较之表现欢愉的作品，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然而，这样的一种审美传统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即缺乏真实感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作品的出现。如“莱公晚窜”条所评，“然富贵之时，所作诗词皆凄楚怨感”，“富贵之时”却“凄楚怨感”，言不由衷、无病呻吟，古人以为这就是犯忌，语言的禁忌必然产生诗谶。
以上对诗谶的评论，从“诗言志”说到“凄楚怨感”说，涉及诗歌创作的性质、诗人人品气质与诗歌风格的关系，以及天命论、宿命论和语言禁忌的问题。因此，诗谶的出现，不仅是诗歌的文学问题，还有深层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原因。
三、传统文化与诗谶的形成
诗谶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背后，有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积淀。具体说来，中国古代“天命”论的思想、语言禁忌的影响和“微言大义”的说诗传统，都是诗谶的形成原因。
首先，“天命”论是一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思想观念。“天命”论认为，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主宰和控制，人只能屈服和顺从，而不能违背和反抗它。“天命”论产生于中国上古的夏代，如《尚书·召诰》载：“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29)夏、商、周的统治者把自然的天塑造成了有人格、意志的神的“天”，认为“天”是人间的主宰，他们自己是受命于天，遵从天命而行事。孔子继承传统的“天命”论思想，把天视为人世间的主宰者，上天主宰人事。所以，孔子提出“畏天命”，《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30)并且，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1)。孔子的“天命”论思想直接影响了子夏，认为：“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2)由“天命”论的“天”主宰一切，到“宿命”论认为人的生死、富贵、祸福、吉凶等命运，都是由“天”而定，人不能改变命运的安排，只能顺从和服从。虽然孔子的“天命”论也有其矛盾性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它奠定了儒家“天命”论思想的基础。《礼记·中庸》集中阐发了这种思想，它开宗明义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3)朱熹注：“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扰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扰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34)朱熹对于儒家“天命”思想的解说，代表了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也是宋人一种普遍的理解。由天赋人性，到人性禀于天，反映了宋代人们对于天与人关系的认识。这些都影响到宋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同样也影响了诗谶的出现和流行。
如对诗谶的评论中，有“富贵前定”说，就是典型的“天命”论的理论。前面所举《分门古今类事》“沂公梅诗”，其评说的“非富贵前定而此诗为之兆乎”？正因为“富贵前定”，诗作为前兆，预示了诗人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诗谶产生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署名为委心子的《分门古今类事》的作者，其撰《分门古今类事》就是深受“天命”论思想的影响。其序曰：“夫兴衰，运也；穷达，时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穷天任运，修己俟时，谓命有定数，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达，妄意侥幸，偶然得之，则夸街辨智，矜持巧力，自以为己之能。”(35)委心子作《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凡前定兴衰、穷达、贵贱、贫富、死生、寿夭、与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一饮一啄，分已定于前，而形于梦，兆于卜，见于相，见应于谶验者，莫不录之”(36)。因此，《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分有“帝王运兆门”、“异兆门”、“梦兆门”、“相兆门”和“谶兆门”，等等。此外，宋代的笔记、诗话作者在评论诗谶现象时，也把诗谶与“天命”论联系起来。如王楙《野客丛书》卷19“诗谶”：“王直方《诗话》举东坡、少游、后山数诗，以为诗谶，渔隐以为不然，谓人之得失生丧，自有定数，乌有所谓诗谶云者，其不达理如此。仆谓此说亦失之偏，诗谶之说，不可谓无之，但不可谓诗诗皆有谶也。其应也，往往出于一时之作，事之与言，适然相会，岂可以为常哉！……大抵吉凶祸福之来，必有先兆，固有托于梦寐影响之间，而诗者，吾之心声也，事物变态，皆能写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征，安知其不形见于此哉！但泥于诗谶则不可。”(37)“谓人之得失生丧，自有定数”、“大抵吉凶祸福之来，必有先兆”，这些就是典型的“天命”论的思想。在王楙看来，作为“吾之心声”的诗一定会反映出“先兆”，只是“不可谓诗诗皆有谶也”，这样未免太过于牵强附会。总的来说，诗谶的形成，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天命”论的思想。
其次，诗谶的形成还在于受语言禁忌的影响。禁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人类远古的蒙昧时代就产生了。所谓语言禁忌，是指人们行文、说话使用语言时，由于宗教迷信、社会习俗、个人心理等各方面的原因，会忌讳、避免使用一些词语，而换用或替代其他的词语。这是因为，当人们运用语言来进行社会交际和思想交流时，所用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它也是社会民俗和精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在人类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当人类初始的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自然灾害频繁和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对自然、灾难和疾病逐渐形成一种敬畏和恐惧，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形成一种规避和抑制的机制。因此，人们尽量回避运用不吉利的、凶险的词语。例如，凶、险、祸、悲、哀、恶、衰、弱、贫、穷、忧、病、夭、亡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死”字的忌讳，以至我们现在还用“走了”、“去世”、“光荣”等词语来替代。语言禁忌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认为语言具有一种神秘力量，认为语言的能指符号同它所表达的内容、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的关系，所谓“说凶即凶，说祸即祸”。这样一来，语言禁忌就出现了，并且成为中国古代一种富有人文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
如上文所举古人评论诗谶的“凄楚怨感”说，“富贵之时，所作诗词皆凄楚怨感”，这就是诗谶产生的原因。因为，在古代批评家看来，“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38)。这就把诗人在诗歌中所创作的诗句，同诗人的现实处境、境况完全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这就是一种征兆、预兆。这种对诗谶产生的认识，显然是受了中国古代语言禁忌的影响。在《分门古今类事》的《谶兆门》记载中，就有典型的事例。如“廖融得句”：“廖融处士，潭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自乐，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诗，有佳句传湘人齿牙间。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当去世。’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适得两句，自惟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云穿捣药屋，雪压钓鱼船。’融自解曰：‘屋破而云穿，其中无人也。船为雪压，无用也。’其子曰：‘未形纸笔，无害。’融云：‘虽未形纸笔，然吾已虑之于心矣。’乃嘱子身后事，六十日果卒。”(39)廖融对自己苦吟所得的两句作了独特的解释，自谶为“非吉”、“不久当去世”，尽管其子认为两句尚未表现于纸笔，并无大碍，但是廖融自以为“已虑之于心”，这必然会验证于后。结果，“六十日果卒”。
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关于语言禁忌的问题，可以说深入人心，也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了文学创作。正如清伍涵芬《说诗乐趣》“诗谶门”案语：“诗谶之说，古人原从无意中看出。或当时不觉，而事后验之，故谓之谶。今人泥此见于胸，下笔必欲忌讳，特作好语以邀祥，又或接人投赠诗，必吹毛索瘢，指出一二疵累字，责为妒害，而仇怨不已，不知即此一念，便是其人不祥之气。诗未尝可以为谶，而自己先定为谶矣。抑思贫富贵贱寿夭乃天数前定，岂因今日一诗方互换哉！”(40)这就指出了人们心目中的禁忌意识在诗谶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语言禁忌的影响下，人们在进行创作时，对于诗词用语、营造意象等有了特别的关注，以致在诗歌内容、题材、风格等方面也受到一些影响。
最后，诗谶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微言大义”的说诗传统。“微言大义”出自《汉书·艺文志》，载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41)中国古代“微言大义”的说诗、解诗传统，使古代文学批评特别重视诗歌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因而提出了“诗教”、“美刺”和“载道”的理论。最早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思无邪”说等，这些观点都将《诗经》中的诗篇同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到了汉代的《毛诗序》，又发展了这一理论，因而把一首表现男女爱情的《关雎》诗，认为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42)。这种“微言大义”的说诗、解诗方法，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微言大义”的说诗、解诗方法，就是要求读诗者在诗文中探索微言、求证大义、揭示深蕴，由此导致对诗歌的牵强附会和任意曲解。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普遍存在，尤其是宋代达到极致。如北宋苏轼既反对“浮巧轻媚”的“余风”，又注意到当时文坛“求深”、“务奇”的“新弊”。其《谢欧阳内翰书》曰：“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43)“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苏轼此语指出了宋人喜好穿凿附会的风气。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95“诗文评”类总论：“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44)这一评语很能说明宋代说诗的特点，在这样的说诗评诗的风气之下，诗谶的大量出现也就自然而然了。
综上所述，诗谶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谶，它不能属于谶纬的范畴，但是诗谶也绝不单纯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以谶解诗、以诗为谶，诗与谶的这种关系，使得古代诗歌具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功能。通过诗谶这一窗口，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有着特别意味的说诗、解诗的方法，而其背后则又有着深刻的思想原因和文化心理。
注释：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之下《仇隙第三十六》，《四部精要》14子部三，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②李延寿；《南史》卷80《侯景传》，第20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魏徵：《隋书》卷22《五行志上》，第6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④刘肃：《大唐新语》卷8，见《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第45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⑤⑥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14《谶兆门下》，第214、2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⑦⑧(11)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14《谶兆门下》，第213-214、216、197-198页。
⑨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7，第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⑩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卷34《诗谶门》，第3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2)(13)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14《谶兆门下》，第214、212-213页。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4“明堂”条，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15)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卷34《诗谶门》，第335页。
(16)(18)(19)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13《谶兆门上》，第198、192-193、215-216页。
(17)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7，第72-73页。
(20)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13《谶兆门上》，第214-215页。
(21)(22)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14《谶兆门下》，第200、222页。
(23)(24)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79、1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5)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5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6)(27)伍涵芬编、杨军校注：《说诗乐趣校注》卷14，第559、218-21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28)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韩愈：《昌黎先生集》卷20《序》，见《四部精要》18集部三，第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9)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召诰》，见《四部精要》1经部一，第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0)(31)(3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77、211、1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33)(34)朱熹：《中庸章句》，见《四书章句集注》，第17、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35)(36)委心子撰，金心点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第1、1页。
(37)王楙：《野客丛书》卷19“诗谶”，见《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87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38)洪迈：《容斋随笔》卷1“诗谶不然”，见《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第142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39)委心子撰，金心点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第219页。
(40)伍涵芬编，杨军校注：《说诗乐趣校注》卷14，第560-56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41)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42)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关雎》，见《四部精要》1经部一，第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3)苏轼：《谢欧阳内翰书》，《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见《四部精要》19集部四，第9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95集部“诗文评”，见《四部精要》10史部六，第9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