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解、超越与文化的回归——井上靖“西域”小说中的文化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文化论文,井上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井上靖(Inoue Yasushi，1907-1991年) 是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故事性强，带有抒情性，时间、空间跨度大，这些特点使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同时，作为 “战后让日本文学重新恢复趣味性的先驱者”，[1](P52)井上靖作品中以 “西域”题材为代表的规模宏大的行动文学及发人深省的哲理文学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封侯之作。虽然这类作品在其全部创作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颇具特色，在题材创新与开拓方面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不论就小说的题材还是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而言，都彰显着作者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本文即以其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特别是西域题材的小说——《异域之人》《敦煌》等作品为对象，探讨井上靖文学作品所含的文化观。 一、文化的 “溶解”解读 1．班超、行贺的“悲剧” 《异域之人》的主人公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客居西域三十年，七十一岁高龄时才得以返回故土，然而迎接他的不是百姓们的夹道欢迎，而是一群小孩子“胡人!胡人!”的蔑称。“大漠的黄尘改变了他的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孤独的岁月从他身上夺去了汉人固有的从容稳重的神情。”[2](P361)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他变成了一个“异域之人”。正如美国克拉克·威斯勒在他的《人与文化》中所说：“一个人完全有可能从一种文化形态转到另一种形态，而不用改变他的基本人性或丧失任何个性感觉。”[3](P16)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班超由原来汉土培养出的汉文化形态彻底转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西域形态。 《僧行贺的泪》的主人公僧侣行贺，二十二岁时加入了遣唐使一行，作为留学僧被派往唐朝，滞留唐朝三十一年后回到日本。回国一个月后，数百名僧人齐聚东大寺聆听行贺讲解唯识、法华两宗教义。然而，无论担任发问者的僧人明一提出什么问题，行贺总是一言不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一阵骂声劈头盖脸而来。‘虚度年华，学疏才浅!’行贺呆呆地看着眼前红头涨脸的明一，坐满几百名僧侣的殿堂里鸦雀无声。”[2](P506) 三十年的匈奴生活从班超身上“夺去了汉人固有的从容稳重的神情”，同样，三十一年的留唐岁月也几乎夺去了行贺的日语语言能力。他即使明白明一的问题，也不能用日语应答自如。“这时，行贺的心里突然堵上了一个东西”，“那像是在唐朝常年沐浴着的黄色沙粒，又像是扬子江里那粘糊糊的黄褐色流动体。行贺苦于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现在的心情而心急若焚。他仍旧闭着双眼。忽然很自然地浮现出仲麻吕和清河的身影，还想起了一直杳无音信的仙云。”[2](P506)此时，行贺应该是理解了一直不想回国的清河和仙云的心境。与行贺一起来到唐朝的遣唐使清河，改名为河清在唐任职。“皮肤也好，眼神也罢，他正在失去他原来的一切。”[2](P498)比他们早些年到达唐朝的阿倍仲麻吕也有同样的遭遇：“仲麻吕入唐时才二十岁，如今已年过半百，他身穿唐服，语言、习惯全跟唐人一模一样。”[2](P493) 对此，仙云曾批评说：“一个日本人，当他丢掉回日本的念头时，他就算完了。清河也好，仲麻吕也罢，到头来都是些无用的家伙。”[2](P496)然而，即使是这样批评过他们的仙云，最终也成了“不断丧失故国心的人”。在仙云痛斥仲麻吕和清河的时候，行贺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在这个国家得到一定地位的仲麻吕，用不着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故国去，他这种心情行贺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又觉得有些反感。特别是对清河忘掉遣唐大使的职责，为唐朝效力这件事，他和仙云一样打心眼儿里反对。”[2](P496)仲麻吕、清河，还有仙云他们最终都留在了唐朝，变成了异国之魂，而行贺却在时隔三十一年之后终于踏上了故国日本的土地。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那些令他朝思暮想的故乡的人们的指责——“白费了两国的粮食”“辜负了朝廷的厚望”。[2](P506)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国家、地域的文明历史，是造成人类文化民族差异性的最初根源和直接原因。“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人们采取了不同的人化自然的方式，创造出了不同的人化自然的成果，从而也就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并进一步发展和衍化出了不同的文化簇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4](P252)一种文化一经产生，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它对外来文化会有一种潜在的、必然的 “溶解”作用。班超被祖国的孩童蔑称为“胡人”，行贺遭故国的高僧们指责为“学疏才浅”。然而，班超并不是“胡人”，行贺也不是“学疏才浅”。只是，三十多年的岁月以及异国的风土、文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及语言生活方式，却成了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判这是不是他们的罪过，或是不是他们的失败，我们需要承认和正视这种“自然”的改变。因为，固有的地域环境与文明，会将强行闯入其中的异域之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改变。 2．蒙古国的“盛衰” 在民族、国家与政权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文化的同化与异化现象。《苍狼》中，当蒙古大军长时间由南向北穿过曾被他们烧毁的不花刺城时，“居民们的脸上既没有胆怯惊恐的神色，也没有友好欢迎蒙古兵的表情，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脸上的神情冷漠、坦然，给人一种无动于衷、无所谓的感觉。新的不花刺城和撒麻耳干一样，城里有许许多多的民族人民杂居在一起，有汉人、契丹人、唐古特人、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在这些人中间还混杂着少数的驻屯部队的蒙古兵”。“在成吉思汗看来，尽管不花刺城的蒙古兵都是自己的部下，但他们混杂在异民族人民中间，表情完全和异民族人民的表情一样。”“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无动于衷的淡漠的神态”。[5](P540)而当有一天，成吉思汗视察撒麻耳干城时，他在城中所见到的蒙古兵，如不注意，就会以为不是蒙古人。这种描述与蒙古大军与异族进行横冲直撞、暴力杀戮的战争画面形成了截然对比。从文化层面上，我们可以用 “臣服” “驾驭”与 “屈从”来形容这种自然的文化 “溶解”现象，那是以强大铁骑文明为代表的高势能优势文化在强行进驻以当地人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的自然“溶解”。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物语》中写道：“蒙古帝国也必将灭亡。而且，这四个蒙古政权也确实是以那种难以说明确切年代的暧昧方式灭亡了。元朝在十四世纪中期灭亡，汉民族在时隔约二百四十年后从蒙古人手里夺回了政权。取代元朝的是明朝。历经十七代天子的明朝开始了。这时，另外三个蒙古政权是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然而，随着‘本家’元朝的灭亡，也必将迎来灭亡的命运。而且，这三个蒙古政权在成立之初本就薄弱的‘蒙古国家’色彩，不知不觉中已被其他民族同化、吸收。”[6](P121) 班超和行贺同这些蒙古国家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国的风土和文化同化。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回归故里，悲剧也就由此产生。留在疏勒国的班超也曾一度决心埋骨异域，自故国招来了妻子儿女。后来，在汉朝廷派使者来传师回朝之际，疏勒的百姓们诉说：如果班超率军回朝，那疏勒不久便将沦为龟兹的饵食。于是班超决意留在西域。但是，班超为什么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呢？毫无疑问，班超是输给了他那因七十一岁高龄而产生的思乡之情。这种落叶归根的回归本能也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 3．中行说的“随遇而安” 班超和行贺都是回国之后才意识到多年的异域生活对自己的改变，而《宦官中行说》中的主人公中行说作为远嫁匈奴的公主随从，则是在刚接到汉文帝命令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发生。关于陪嫁时间，汉文帝初次提出时是“十年”，中行说不肯，汉文帝就不断缩短为“七年”“五年”。对此，中行说说：“三年也好，一年也罢，还不都是一样吗？倘若您要真打发我去匈奴的话，那肯定对朝廷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2](P540)中行说的这种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不久，他便发现自己正以从前对待汉室天子那样的忠心侍奉着老上单于。中行说总觉得汉文帝不知不觉变得遥远和渺小了，而老上单于却像是上天命令他献出生命来侍奉的人似的。”[2](P544)就像班超和行贺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国的风土文化“溶解”了一样，中行说也不知何时开始已经亲近了异国的大王，并把此当作自己的命运来接受。井上靖力图通过该小说，再次佐证其观点：“入乡随俗”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自然。 中行说的生存方式和同是出使异国朝廷的仲麻吕、清河是一样的。他对受汉文帝之命来召他回汉的使者说：“我的的确确想看看长安都城，想饮京城里的水，想呼吸一下京城里的空气，也想见见老友，跟他们畅叙别情。我在有生之年回去看看长安都城的渴望恐怕比文帝陛下所考虑的还要强烈得多。但是，倘若没有单于的命令的话，我是不能回去的。如今这大漠之地便是我的祖国，是我的葬身之地。”[2](P547)中行说舍弃了他的祖国和君主，选择了第二故乡和新的君主。然而，他并不是不思念故土，也不是憎恶他之前的君主。汉文帝驾崩的当年或第二年，他便追随而去，这也许就是因为他对汉文帝的离去过于伤心难过。中行说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故国，也许不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的第二故乡，更重要的应该是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会像班超那样的命运，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异国的他担心自己回国后将很难再融入曾经的故土文化。中行说拒绝回国，这既不是逃离也不是回归，而是对“现在”和“这里”的尊重，自己“此时”居住的地方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都城。 特定地域和环境中的风土与文化，对闯入自己圈内的异域之人有一种潜在的使之同化的能力。人们无法抵抗，也不能抗拒：“对于各民族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观念文化，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评价和描述其差异性的统一标准，更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分析或评价哪个民族的观念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优秀的还是粗劣的。否则，任何对于观念文化的如此评价或断定，不是流于独断的空谈，就是陷入民族优越感的错误”。[4](P261-262) 某一个文化圈里的人，来到另一个文化圈，如果用自己的标准去批评这里的种种，那就是一种僭越，而他的评判也是灰色的。当汉朝使者不断指责匈奴的习俗时，中行说都会一一反驳。当汉朝使者说：听说匈奴有一种轻蔑老人的风俗，年轻人吃美味佳肴，老年人吃他们的残羹剩饭，这在汉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中行说反驳道：“你们的汉朝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么！年轻人从军的时候，父母亲把厚衣服和好吃的东西给他们享用。匈奴跟汉不一样，他们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战斗。平时父母也总是把有营养的好吃的东西给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因为这样，才保卫了国家，父母和子女才保全了他们自己。这怎么能说是轻视老人呢?”[2](P542)各国的文化都是由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种族和信仰等多种因素在历史的孕育中积淀而成的，是这个地区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因此，也就不允许以其他国家、地域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和评判。一个人一旦踏入了一个异文化圈，那他对该地文化的遵从应该是一种自然选择。井上靖正是借中行说之口明确表达了他的这一普适的文化价值观。 二、历史的流淌与文化的超越 1.《敦煌》的追溯 《敦煌》描绘了主人公赵行德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人生。大宋举人赵行德进京赶考，却因瞌睡错过了考试，因缘际会救了一位西夏女子，却被西夏女子所赠之物上的西夏文字所吸引，为求解而远赴边关，竟成了西夏军中一卒，伴随着西夏军事与文化的崛起，见证了河西诸州血与火的历史。他逐渐看淡生死，参透禅机，最终在大军压境破城之际，藏万卷经典于鸣沙山石窟，使其免于乱世浩劫，流传后世。而这一切也正是源于赵行德跟一个西夏女人的偶遇，这次偶遇使他“总觉得似乎另外一种东西代替了自己心中原来认为是珍贵的东西”。[2](P11) “他想弄清这三十个字的意思，为此，他将不惜花最大的努力。”“西夏是一个北方之谜的民族，它隐藏有自己所不认识的文字，隐藏着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女人的血液。在那里不是有一种自己梦想不到的顽强而有价值的东西吗?它不是像粘稠的油一样存在着吗?他想到那里去，想亲手触摸它。”[2](P14)赵行德就是这样放弃了曾经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的对科举的执着，把兴趣投向了一种陌生文化，在某种像是冥冥之中已定好的命运的召唤下来到了西域。而这仅仅是出于想了解西夏文字的目的，还有那个个性强硬充满野性魅力的西夏女子，激起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好奇与向往。赵行德是被西夏女子的不畏生死所震撼，而在深层意义上更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缘于一种古今中外共通的对文化和人性的纯粹追求与向往。《敦煌》所暗含与表达的是人们对这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的渴求。 2.“苍狼”之箭 《苍狼》的主人公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攻无不克的英雄化身，更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人物个体。小说设置了一个“狼原理”：成吉思汗为了证明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裔出身，开始了无止境的远征，“苍狼”之箭能射多远，成吉思汗大军的铁蹄就会走多远。然而，小说也借忽兰等人之口说出了促使成吉思汗不断远征的其他原因，而且是更现实的原因：对外域良好的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渴望是苍狼远征的重要动因。成吉思汗从小就喜欢听老人们讲一些美丽的苍狼神话，也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外域水草丰盛、牛羊肥美甚至还有许许多多蒙古人所未曾见过的美丽存在。加之成吉思汗因为自己的身世之谜所带有的自卑感以及青少年成长环境带来的特有的孤独特质，使得他在长大后走上了一条通过无休止的战争来完成自我 “苍狼”后裔的使命之路：为了证明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 “苍狼”之血，为了通过改变蒙古部落落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证明“苍狼”之伟大，更为了去追逐他小时候曾听到过的优秀的外域文明。 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另外一种答案。正如《苍狼》中所写到的，尽管成吉思汗向耶律楚材询问过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蒙古怎样才能变得强大起来。对此耶律楚材的回答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高度的文化的关心，始终要持之以恒的保持着像烧红的铁一样的炽热的热度。”[5](P492)也正是这种对外域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高度向往，使得成吉思汗带领他的蒙古军团誓要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踏过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截然分割开的万里长城，无论付出多么艰苦的代价。显然，从文化发展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找到成吉思汗永不停息、戮力远征的目的——这是一种为使蒙古不断强大的积极努力，更是那些未知文化对成吉思汗的吸引，让成吉思汗永远保持了对“先进文化”的强烈痴求，一种人类对先进物质生产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纯粹追求，这也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敦煌》和《苍狼》两部作品都有许多战乱的描写。但让人惊叹的是，井上靖同样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了战火过后各城的复兴场景。《苍狼》中，撒麻耳干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曾经堆满了尸体，城内一切建筑物全被黄色的地狱之火烧得精光，变成了一片废墟。”[5](P526)然而，仅仅相隔两年，这座城市就得以迅速复兴，在这一带杂居的各民族的人民继续过着和平的生活，到处呈现着繁荣昌盛的景象。而不花刺城在三年之后，也像撒麻耳干城一样形成一座繁荣热闹的新城市：“与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城中房屋鳞次栉比，店铺林立，人群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无数的那男女女叫买叫卖，十分繁华热闹。只有城市四周残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如同经历了一场噩梦给人们遗留下来的难忘的纪念品。”[5](P540)对不花刺及撒麻耳干城战后的描述，并非为了赞扬当地居民生命力的顽强，也没有对战争前后的社会繁荣进行明晰的对比，让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一种自然的延续，一种对待文化不偏不倚的具象呈现。在这种自然流淌的文化维度中，听不到抱怨，看不见仇恨，但存在与延续就是一种最有力的“救赎”与“超越”，这一观点已经在无声无息中深深地留在了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中。 在井上靖笔下，没有用正邪与是非的主观标准来倾向战争的任何一方。虽然《敦煌》中的西夏军以及《苍狼》中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军相对于其他诸民族只是侵略者的角色，也确实给异族的人民带来了苦难，但井上靖并没有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描写，当然也没有赞颂。他对这一切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没有加以任何道德乃至文明论的批判，而是带着感叹、审美的目光来描写这一段段的历史，描写在这一段段历史中生活过、奋斗过的人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包括他们的不成熟与野蛮，也包括他们对文明的向往与追求，在描写战争的背后更加突出了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身逢战乱之世的人们是身不由己的，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文化的保存与流传才是超越时代与种族而属于人类共有的宝藏。人的一生，只有投入比自己的生命更长远的有价值的东西中，才能超越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无论是《敦煌》中回鹘公主惊鸿一瞥的以死明志，朱王礼壮绝的战死沙场，还是《苍狼》中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帝国的远征过程中的血腥屠城，最终都将湮没于历史长河。然而，貌似一直都在命运的长河中随波逐流，被命运牵行的赵行德保存下来的佛经，历经千年重现人间，为人类文化宝库留下一份无价瑰宝。曾经带领着他的远征军进行残酷侵略的成吉思汗带来了蒙古的繁荣。人们已不知道它们背后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湮没的人们的悲欢笑泪，似乎都在这份传承下的文化奇迹中得到延续与补偿。 3.“西域”的历史再现与文化昭示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物语》一书的序章中写道：“西域这个词，含义原本就非常模糊。……因而，在西域这个词里面充满了未知、梦、谜、冒险之类的东西。……民族之间争战的历史事件以这片广袤的土地为舞台而不断上演着。未知、梦、谜、冒险等诸要素都集中于此。”[6](P8)正是这个“充满了未知、梦、谜、冒险”诸要素的西域引起了井上靖的无限遐想，激起了他对古代西域地区浩瀚无际的大漠戈壁、各民族交融的相遇与交汇形成的奇特文化的向往，使他创作出了这一系列以西域为舞台背景的、极具特色的“西域小说”。而“井上靖的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也已经成为当代中日文学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之一”，[7](P82)在当代中日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交流中留下了璀璨的一笔。 虽然井上靖在写《敦煌》等作品的时候没有到过敦煌，更没有亲历他所写的一切。但是，他在那种无法亲历这些地区进行体验观察的情况下，凭借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与挖掘，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了这一系列惊鸿之作。“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着他所属的文化的特质，这些影响内化和凝注到人的感觉、知觉、情绪等心理状态中，构成他个性的一个方面。”[8](P100)而“文化当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个或那个作家的强烈的个性之中，那些作家就是借助文明成就了自己(这是被认可的用法)，文明塑造了他们，而文明本身也是由很多人创造的”。[9](P87)井上靖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思维模式，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域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以一种超乎民族与地域的创作理念全新诠释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历史片段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承。这种超然于世的文化思维模式更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文化是需要学习、印证和传播的，一种文明不会轻易被另一种文明所替代，相反，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完善、继承和发展。文化是需要走出去，融合其他思想的。 三、后记 作为作家，不一定就是写本国文学，要为“生活在这地球上的人写文学”。[10](P68)井上靖笔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讲述了《敦煌》的传奇、《苍狼》的远征、《宦官中行说》的入乡随俗等或荡气回肠，或耐人寻味的故事。在这一系列的 “西域”小说中，井上靖都力图保持语言简洁、尊重历史、平铺直叙的文学创作风格，以这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让人从普世与超然的视角产生出对文化的尊重，对交流的渴望和对彼此一视同仁的文化价值观。井上靖正是怀有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襟怀，超越民族道义与正统的标准，坚持 “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是超越各国边界的”[9](P86)观点，用容易引起人性共鸣的接近真实的写作手法，以其恢弘之作向世人展示了一段文化回归之旅。标签：井上靖论文; 中行说论文; 西域论文; 文化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成吉思汗论文; 敦煌论文; 班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