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视历史 直面人生——古蒙仁与台湾的报导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报导论文,直面论文,文学创作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报导文学介入现实人生
古蒙仁，本名林日扬，1951年10月5日生于台湾云林县虎尾镇，中学时期即开始文学写作。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后，耽读于西洋和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并于1972年3月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盆中鳖》，引起文坛的注意。
古蒙仁早期以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出版了《狩猎图》（后改名《梦幻骑士》）、《雨季中的凤凰树》等小说集，其小说创作也可约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古蒙仁主要着笔于其学生生涯的周遭情事——“描写校园的生活，刻划男女学生的情爱，以及学院教育与个性的对立等”[①]。作品不时流露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或显露现代主义影响的明显痕迹，其原因在于古蒙仁和许多战后新生代作家一样，在其广泛吸收文学营养时，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占主导地位。当时他的主要兴趣，即在萨特、卡缪等现代派大师以及本地的《现代文学》等刊物上。另一个原因是古蒙仁为陈映真的作品所吸引，从而有意无意地仿效陈映真早期的一些现代主义色彩的创作。
从《梦幻骑士》等开始，古蒙仁的创作更切近了乡土的现实。如《碧岳村遗事》因较早触及高山族生活题材而凸显其重要意义。更为引人注目的苦苓湖系列作品，以“树仔叔”一家为焦点，反映了农村遭受现代城市文明冲击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尽管这些作品的主题与当时高倡的乡土文学并无二致，但在艺术表现上仍有一定的区别。如古蒙仁的小说语言较为文绉，人物对话未能透显乡土蕴味和个性特征，甚至老农讲的话也如知识分子一般；同时，他的小说铺叙较多，有时象流水帐一样展现生活流程，而缺乏如中国古典小说那样的截取生活断面的精练结构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与悬念。如将他和洪醒夫作一比较，其区别是显见的。不过，这反倒使古蒙仁更符合从小接受同一制式教育的新生代作家的整体特征。
古蒙仁对台湾文坛的突出贡献，则在于报导文学领域。他在70年代以来台湾报导文学从无到有、蔚然成风，并形成了有所不同于大陆报告文学的特殊风貌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台湾的报导文学可说是时代的产儿。70年代初台岛风云变幻的时代氛围及由此引发的青年学生运动，直接促成了报导文学的崛起。首先，这时发生了几件对台湾极具震撼和冲击性的重大事件，即1970年11月开始的钓鱼台事件，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以及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台湾与日本断绝“邦交”等等。特别是钓鱼台事件，使台湾同胞看清了“美国与日本互相勾结侵略中国的丑恶面孔”，民族意识遽然觉醒，“于是几十年来难得过问国是的国内大学生们纷纷在校园举行国是座谈、举行示威游行”，也公开援引了“五四”运动和对日抗战时的爱国口号，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觉。面对一些在变局中表现出自私、投机、逃避现实的人，青年学生深刻体认到：“我们能做、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是要在这个地方脚踏实地，向下扎根！”[②]其次，在台湾岛内，工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却带来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农村面临破产，农产品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在鼓励工商经济发展的政策下被牺牲，“这种现象自然被爱国的、希望在社会扎根、热情地要改革社会的民众和知识青年所不满”。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个颇具规模的青年社会运动应运而生。大学生们“憬悟到校内清谈不足济事”，纷纷成立“社会服务团”，上山下海，对各种农林、渔村与工矿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和了解，使得“许多原来被隐藏掩盖着的劳工同胞们凄惨的不平的生活现实被无情地揭发了”，如各地工厂危害工人健康的职业病，美、日商人虐待中国工人、鱼肉农民、污染环境等等，而如矿灾的拯救、工人权益的保护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③]。台湾的报导文学创作，就是伴随着这一运动的展开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此外，报导文学的崛起还与发生于70年代台湾报刊界的所谓“媒体革命”有关。其中由高信疆执编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扮演了“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重要角色。当报导文学刚出现于该刊时，编者即“鼓励作家走出闭塞的自我，扩张关怀社会的使命，把写作题材导入现实的挖掘”[④]。1975年11月18日，“人间”副刊上被命名为《现实的边缘》的报导文学专栏开始刊出。该专栏分为域外、离岛、本土三篇，其中报导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历史与地理的“本土篇”规模最大。此后，《联合报》、《台湾时报》、《民生报》、《自立晚报》、《台湾日报》、《民族晚报》、《台湾新闻报》以及《综合月刊》、《户外生活》、《大同半月刊》、《皇冠》、《汉声》、《时代周刊》等杂志也纷纷以显著版面开辟了报导文学的园地。1978年起，更陆续有报纸的报导文学奖的设立，无异于正式承认报导文学进入文学殿堂，甚至有以刊登报导文学作品为主的专门刊物，如《人间》杂志的问世。
台湾的报导文学，由于崛起于一个特定的时空，从一开始除了一般报导文学均具备的现实反映，特别是底层民众、特殊族群困窘处境的反映功能外，还纵笔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等领域，从而形成了三大题材系列。现实反映系列包括对一些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突发性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件，以及诸如政策不当，分配不公、贫困失业、暴力犯罪等触目可见的社会弊端的报导或批判。环境保护系列因涉及了当前台湾关乎生存的重大问题而在报导文学创作中占有特殊分量。人文关怀系列包括对于一些具有较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如民俗风情、文物古迹、山地文化等的发掘和报导。这类作品有时并不着重于揭露社会弊端，反而立足于彰扬某些社会优秀人物的优良品格和行为，显示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和方向；有时并不局限于对现实的考察，而同时把目光投向幽邈的历史，试图寻找现实弊端的历史根源，将历史和传统作为现实观照的参照系，以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更深刻的把握。这一取向正与70年代以来“关怀现实，回归传统”的文学主潮相吻合，也是台湾报导文学有别于大陆报告文学的特征之所在。古蒙仁的创作对于这一特征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历史文化精神向报导文学的注入
当高信疆开创《现实的边缘》专栏时，古蒙仁即是首批作者。无疑的，他从事报导文学创作的主要动机在于加强对现实的直接、及时的反映。他曾表白：当时“正值本土文化运动高唱入云的时候，许多年轻的声音，在急于找寻我们的根；许多热切的心灵，忙于诊治我们社会的病；更多更多的年轻人，都在许多默默地努力中，奉献了他们一己的热情与爱心”，在此大背景下，“我的笔锋也跟着一转，投身到更直接、带有更多问题意识的报导文学路上去了”[⑤]。虽然他仍未忘情于小说创作，甚至想通过小说，在报导的基础上，将普通的生活经验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但结果似乎未能如愿，小说没再写多少，报导却断断续续地写了许多，这就是先后出版的《黑色的部落》、《失去的水平线》、《台湾乡村小调》、《台湾社会档案》、《天竺之旅》等令文坛瞩目的报导文学作品集。
古蒙仁报导文学创作的艺术个性和成就，与他对此特殊文体的独特性质的明确认识紧密相关。评论家沈谦曾根据古蒙仁的《黑色的部落》总结出报导文学的两个“最重要”原则。其一是深度报导性，即报导文学不应停留在单纯的事实报导，而应“提供背景的认知，挖掘事实背后隐藏的意义”，“除了外在活动的记录之外，还要有精神的关照”，即贯穿作者的文化理想。其二是文学性，即不同于收集整理资料的报告或论文，它须具备文学的形式、技巧和语言，发挥文学的感染力。[⑥]这不失为对报导文学特性的一种比较深刻和周全的认识。
进一步，古蒙仁还从创作中获得了对所谓“文学性”的更深层的体会。他认为，对“人性”和“现实”的把握，乃是报导文学得以跻身文学殿堂的重要因素：“报导文学和其他文学类型相通的一点，同样是建立在‘刻划人性’和‘反映现实’的这两块基石上。我们的目的，就是发掘社会、记录社会和人生的现象，促进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不应该是高调，我们强调关怀和爱，可是我认为，真正好的报导文学作品，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字眼，流于口号，而是具体地去实践这种精神。”[⑦]这里可说将报导文学与一般的新闻报导区别得相当清楚。古蒙仁报导文学创作的个性特征和艺术成就即由此而建立。
古蒙仁的报导文学集固然各有特色，如《黑色的部落》冗长翔实，面面俱到；《台湾社会档案》正义凛然、气势雄壮、有血有泪，象是悲壮苍郁的交响曲；《台湾城乡小调》委婉敦厚，谈的都是社会和谐、温暖的一面；《失去的水平线》等则有意识地尝试了倒叙、对白、叙述观点的变化等小说技巧，但他的报导文学仍有贯穿始终的脉络，这就是作品所追求和表现的格外强烈的现实、历史、乡土和人道情怀。
古蒙仁的报导文学作品无一不是现实观照的产物。他认定：报导文学其实是用脚写出来的。为此他毅然走出书斋，跑遍台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亲临现场，搜集原始资料，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而了解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情形，发现社会的紧迫问题。这样的报导文学，自然能为时代、历史作见证，也表现作者实证的科学态度及现实主义精神。如古蒙仁学生时代的报导文学处女作《一个没有鼾声的鼻子——鼻头角沧桑》，即是作者在这个台湾最北部的偏僻小渔村生活了20多天的产物。在撰写《几番兰雨话礁溪》时，为了实地了解状况，作者特地选择台风来袭之时，骑自行车上河岸堤防，目睹风雨的肆虐和河水淤积的恐怖，从而深切了解水利工程改造的必要，得以向有关部门发出警告。为了《桑田一夜成沧海》、《失去的山谷》等的撰写，古蒙仁挨家挨户访问，从而了解水灾的真实情况和村庄迫迁补偿的真相，为民众创造了洗刷冤屈的机会，与“水建会”等部门的官僚作风形成鲜明对比。任职于《时报周刊》期间，他更以“跑新闻”的敏捷触角和动作，追踪报导各种突发的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新闻和事件，并使其报导益发由原来的静态转向动态，具有最快捷的即时性。如《没有水的稻田》发表时干旱仍在继续，堪称最及时的动态新闻性作品。此外，诸如煤矿淹水、洪患大旱、车祸空难等天灾人祸，青少年犯罪、色情活动狂獗、人力市场上临时雇工谋生艰辛、援外劳工受骗、老艺人晚景凄凉等社会现象，以及因外货倾销造成对本地菜农果农的巨大伤害、环境污染造成的鱼鸟种类的消失等经济环保问题，成为《台湾社会档案》、《失去的水平线》等集子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现实关注乃一般报导文学的普遍特征，那深厚的历史精神、浓郁的乡土氛围和强烈的人道情怀，则显现了古蒙仁创作的个人特征和色彩。古蒙仁在观察某一现实对象时，常要回眸该事物的历史沿革和变迁过程。这是由于现实乃是历史的延续，对于历史的回顾，可以了解先民的生活形态，引发对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的深刻认知。如古蒙仁历尽艰辛实地考察后撰写的《黑色的部落》，乃台湾文坛较早将视线投于高山族弱势族群生存情景的报导文学代表作之一。该文颇为详细地介绍了泰雅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山穷水尽一孤村的地理位置，到茫茫天涯路的交通瓶颈；从山田烧垦与狩猎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方式，到种植香菇的新路；从莘莘学童的教育环境，到村民的宗教信仰活动，都被作者纳入笔下。作品中既有涉及广泛的面上介绍，也有解剖一个家庭的个案分析。特别是作者还列出专节介绍泰雅人的风俗习惯及其变迁。古蒙仁明晰地坦露了这种描写的目的：“这许许多多的奇风异俗，表现了泰雅人对他们所生存的空间、所遭遇的人事、所祀奉的鬼神的一些基本态度和看法。唯有透过这诸多的生活层次，我们方足以了解这个部族在早期的生态环境下，如何发展出他们的生活原则，并从而窥出变化的痕迹。”如对于泰雅人多禁忌的文化现象，古蒙仁指出，此乃构成泰雅人整个信仰和道德意识赖以保存的依据，成为部落社会里最大的安定力量。这不失为一种历史和现实观察中得出的真知灼见。
了解先民生活形态乃是为了发掘民族传统精神。《破碎了的淘金梦》中更多的笔触用以描写矿山百年来由盛而衰的历史沿革，目的在使人们感受到某种民族精神的光辉。如矿业巨子颜云年以一双白手，崛起于矿区，进而与日军“御用商人”竞争，击败对手，建立起庞大的黄金王国，作者称其“为我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在整个台胞抗日运动史上，创造一个振奋人心的光荣时刻”。在描写当今一些残存的矿工在破败的矿井中顽强、默默地继续挖掘的情景后，作者又写道：“我仿佛繑到了远古的中华民族身上那种乐天安命的传统精神，忍辱负重的生命意志，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
历史的回顾还为了勾勒社会变迁的轨迹，这一意图在《台湾城乡小调》的“城乡篇”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如《小发财进行曲》从俗称“小发财”的小型汽车先后在劳力密集的制造业、消费导向的服务业、乃至当前的文化界、娱乐界发挥巨大作用的过程，透显台湾的社会变迁和大众文化的演变。《暖暖的歌仔戏》显示尽管时代急剧变化，但通过民间戏剧等方式传播于底层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农村尚根深蒂固。《三轮踩遍小镇》、《集集支线最后之旅》等则描写时代进程对一些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汰旧换新。古蒙仁虽然较少涉及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但通过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的描写，仍使其作品成为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见证。
此外，回顾历史还为了展望未来。在挖出病症后还开出诊治的药方，灌注作者的文化理想，这是古蒙仁报导文学的独到之处。古蒙仁在发掘问题时，总是先考察其历史，最后又坦率提出自己的期望和建议。如他看到了汤仔城的温泉给礁溪带来的繁荣与热闹，同时指出其建筑于色情买卖上的经营方式，对礁溪的真正影响可能是负面的，而礁溪的其它观光资源，实蕴藏着更庞大的潜力，今后应更积极地加以开发。象这种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纵横考察而提出其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古蒙仁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由于古蒙仁认为报导文学“文学性”的核心在于它对“人性”的把握，因此，对人性、人情和人的命运加以重笔的描绘，并在作品中处处灌注深沉浓郁的人道精神，这是古蒙仁报导文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标记之一。如作者表现出对底层小人物的悲苦人生的悲悯和同情。贫穷阶级的劳累、困窘生活，某种突发灾难造成的生活困境，成为作家最为关注、投笔最多的题材。作家面对种种悲苦，不是抱着好奇地旁观欣赏，也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高高在上，而是与之同悲同乐，融为一体。看着许多骨肉夭折、家破人亡、满目疮痍的残景，作者心情总是万分的沉重，真诚希望受难者早日抚平创伤，重建家园。对于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亲情孝道表现，作者认之为人道主义情操的流露而加以重笔描绘。甚至对娼妓、少年犯等“失群的羔羊”，作者亦非一味地责备，而是着眼其流露的“善良的本性”，盼望着“浪子回头”一天的到来。
除了悲天悯人外，古蒙仁作品的人道内涵，更表现在对人的意志、智慧和尊严的彰扬。作者描写这些苦难的人们，虽悲苦而不丧志，顽强地与命运搏斗，闪烁出人性的耀眼的光辉。《台湾城乡小调》的“人物篇”对此有集中的体现。其中一类作品描写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抱定一个目标和信念，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有所成就而获得社会的承认。如贝壳收藏家蓝子樵、花鲇的推广繁殖者潘光华、以及不惜卖血买材料以实现其“飞碟之梦”、屡败屡战的水电工邱水文等。另一类型人物乃原本已有较高成就，却不料遭遇不幸，面临人生转折，他们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力求赢得最后的成功。如《快快升起吧！月亮》中的年轻女歌星李佩菁。古蒙仁的这些作品向人们宣告，人无分贵贱轻重，都有其独立的尊严和人格，也有其个人才能发展的无限可能，这是任何事物所无法阻挡的。
由上述可知，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灼照历史的宽阔视野，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贯穿着古蒙仁报导文学创作从选择题材、确立主题、刻划人物到场景描写等全过程，成为其报导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三、报导文学精神在散文中的延续
1983年古蒙仁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两年，中断了报导文学创作。返台后出版了散文集《流转》、《小楼何日再东风》等。《流转》乃作者留学生涯的记录，其中既有遍览美国名山大川、风景名胜的游记，也有抒发日常生活种种感受的散文。作者在台湾创作报导文学时那种事必躬亲的习惯，在异域仍延续下来，只是这时已非为了观察现实问题，而是为了主动接受异域文化的熏陶，以开阔心胸，扩展视野。如为了与美国青年多加接触，古蒙仁一改一般留学生局限于同胞圈内的生活习惯，毅然搬进一家只有自己是外国人的合作学舍里，与美国学生共同生活。集子中的不少作品，即以此为题材，它们将美国青年较为开放、活跃、生气蓬勃的性格和情态表露无遗。为了更好地观察和展现美国和其它民族文化特色，古蒙仁还积极投身各种节庆活动以及跑遍美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如参加陌生地万圣节的面具化装游街活动，开将此“鬼节”的风俗民情写入《群鬼之夜》一文中；他参观优美诗地、卡梅尔艺术村等，濡染于大师们的艺术心灵之中；他游览大峡谷等名山大川，从其雄伟壮阔的自然景观中受到熏陶和震撼。
在《小楼昨日又东风》集子中，古蒙仁则将其视角又转回了台湾本土，并采用一种恢谐幽默的笔调。作者仍注目于种种社会现象，点绘人间百态，但更多地着笔于日常生活中人们见怪不怪的可笑的事物和行为。作者制造幽默效果的方法，一是抓住事物变化中所呈现的喜剧性，如《股市的最末班车》中“我”从不买股票到陷入其中而无辜受害，一些出人意料的突转所构成前后的鲜明对照，形成了喜剧效果。二是语言升格、降格笔调的运用，或化用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话语，或不动声色地讲俏皮话，或描写俗事而故意采用文诌诌的语言。一些篇名，如《百万名车刮刮乐》、《煮流派VS.非煮流派》、《小偷总按两次铃》、《除缺牛仔不是裤》等，即采用社会上流行的新名词，或化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名句，造成强烈的谐趣。此外，古蒙仁运用的喜剧艺术手段还有自嘲等。这些略见“小说化”的幽默散文、杂文的写作，固然有其早期小说中就表现出来的作者幽默资质的脉络可寻，但也许与台湾社会本身的变化有更大的关系。随着台湾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状态的过渡，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涌现，社会本身益发成为一堆笑料，这时以“笑”的方式应之，显然极为适合。因此这本集子也就成为服膺现实主义的作者因应社会变迁而进行的一个新的艺术尝试。虽然这些作品属于散文而非报导文学，但它们那种直面现实人生，捕捉社会问题的特征，显然与报导文学仍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
总的说，古蒙仁对台湾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在于报导文学创作。他那反映敏感现实问题、挖掘社会弊端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将历史、文化的透视揉入报导文学创作中的特点，与林清玄等共同构筑了台湾报导文学的一种特殊风貌。近年来，以历史文化为题材的报导文学，甚至凌驾于现实关注的作品，成为台湾报导文学的主流，不能不说与古蒙仁等早期创作奠定的方向有关。另一方面，古蒙仁那种事必躬亲，并将采访过程和当时个人感受写入作品中，使之与描写对象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增加作品的故事性和真实感的作法，开创了台湾报导文学的一个特殊写作传统，为后来的蓝博洲、刘克襄等人所承续和发扬。
注释：
①古蒙仁：《古蒙仁自选集》，世界文物供应社1981年初版，第8页。
②③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仙人掌》杂志第2期，1977年4月。
④转引自心岱：《环境守望者的心声》，《文讯》第64期，1991年2月。
⑤古蒙仁：《梦幻骑士》，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初版，第8页。
⑥沈谦：《精神的关照，文学的感染》，《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4月29～30日。
⑦丁琬：访谈录《行者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