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效服务于教育实践的几点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服务于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高教理论研究应有的合理取向
众所周知，一门新兴学科能否得到认可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能够解释和解决这一领域中的现实问题，为社会实践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二是要有相对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就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我国发展迅速的高等教育学科，不难发现几乎两个条件都不完全具备。原因如下：一是高等教育学科一开始就是以普通教育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其专业术语、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带有普通教育学的痕迹。从学科性质上讲，教育学属应用性学科范畴，作为其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具有更明显的应用性。虽然作为母学科的普通教育学原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基础教育，但其已有的许多基础理论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尽管存在着许多自身特有的基本理论需要探索，但客观上普通教育学已经为它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科发展的主要任务应是着重于应用性理论研究，积极在高教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寻找课题，力求以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构筑体现自身应用学科特质的体系。二是随着80年代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这些学科的研究起点、逻辑构架、基本观点甚至语言形式也启示着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力图尽快建构起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三是人们普遍认识到新兴学科建立的价值意义。高等教育在我国起步虽晚，但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总结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揭示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不仅能丰富教育基本理论的内涵，提高教育基本理论水平，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研究者的角度上讲，新兴学科的尽快确立，也能使他们的学术地位得以提升和认可。而且较早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并积极倡导学科独立的人，大多数是在普通教育学研究领域颇具学术声望的知名学者，赖于他们的努力高等教育学科才能以最快的速度确立并得到承认。
与我国所不同的是，国外的高等教育研究是伴随着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尽管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从开始到现在仍只是作为问题领域，并未急于建立被人们所承认的学科体系。也许正是由于我国学者认识到学科体系存在着“先天不足”，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才形成了很强的“体系意识”，致使不少人将研究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建构体系，而忽视了对本领域内现实问题的研究。当然，加强学科体系的研究和建构也十分必要，这将有助于学科的成熟和发展。一些学者将研究的兴奋点定位于如何建构学科体系，关注学科的逻辑起点、内在体系亦无可厚非。确实需要一些在多种领域中理论功底比较深厚的学者进行严谨的基本理论研究，以建立严密的、科学的高等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体系。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合理取向应是认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撇开高等教育具体问题的研究，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或逻辑体系无疑便成了无根基的蜃楼。
长期以来理论研究工作者深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在研究取向上存有偏差：习惯于坐而论道，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脱离现实的“阳春白雪”，甚至故意将原本简单明了的概念和内容复杂化，追求新奇的形式或晦涩的词章；有的由于晋升职称或其它方面的需要，急功近利思想严重，较少关注所研究、所发表论著对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实践是否具有指导借鉴意义；有些理论工作者缺乏敢于直言的学术勇气，一心忙于追“风”赶“热”，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学术个性。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的发展，使理论陷于贫困和空乏的境地。而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研究者就必须面向实践，重新确定合理的理论研究取向，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脱离实践“闭门造车”的学风和从理论到理论，囿于概念游戏的研究模式；走出书斋，深入到高教改革实践的第一线，注意倾听来自实践工作者的呼声，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选择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创造性因地制宜地设计实验，通过实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注意总结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概括、提炼出有科学价值的基本理论，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二、加强中介性理论的研究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服务于实践，这是理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是，理论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过程也不是直接的，它必须经过一系列具体化的转化环节，渐次递进于实践。而且实践对理论指导的需要层次不同，既有高层次的也有低层次的，既有思想观念的又有操作技术的。所以理论研究也要在各个不同层面上深入展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应在以下三个层面上进行：一是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只有加强基本理论研究，才能从根本上回答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基本理论往往是通过促进实际工作者思想观念的转变而影响其实践的，基本理论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深层的、隐性的；二是应用性研究。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是其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只有通过各种类型的应用性课题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可能与各方面实际工作发生最广泛的直接联系，使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加密切；三是操作性研究。一种理论能否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服务作用，关键要看它有无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体系和评估指标体系。我国现有的高教理论因缺乏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方法体系和评估体系，才影响了服务实践、指导实践的深度和力度。操作性研究绝不像有人所说的是“雕虫小技”，它往往与先进的教育思想相联系，是关系到理论能否在实践中奏效的重要方面。加强操作性研究，有利于切实培养和提高实际工作者的能力，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说，应用性研究和操作性研究都属于中介性理论研究范畴。如高等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预测研究、政策法规研究、决策研究、评估研究、运行机制研究，等等。
高等教育中介性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是中介性理论研究以反映高等教育规律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二是它面向高等教育实际并直接进入实践领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既以能推动两者的沟通与结合，又能通过这种结合推进两者的共同发展。
三、建立健全高等教育中介组织
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高等教育实践服务这一特定关系上讲，理论研究者是服务主体，实际工作者是服务的对象或客体。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不仅取决于服务主体的服务意识、服务素质及服务客体对服务的需求，而且还取决于在服务主、客体之间起沟通作用的各种中介环节或中介组织。中介组织的生成是构成服务关系和服务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内部条件。正如列宁所说：“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在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第103页。）
中介环节的薄弱，是造成理论与实践、服务主体与对象之间不能沟通理解的重要原因。无论怎样划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层次，高等教育理论总是同其它理论一样具有一般性、抽象性。而高等教育实践也同其它实践一样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在一般的、抽象的理论与特殊的、具体的实践之间需要架设起一座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潘懋元教授曾分析指出：“从规律到实践的运用，中间有许多环节。忽视这些中间环节，规律就成为空洞的口号；如果直接以之指导实践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育理论工作者往往埋怨实际工作者不重视教育理论；而教育实际工作者往往埋怨理论工作者夸夸其谈，不解决实际问题。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都忽视了中间环节的问题。”（注：潘懋元：《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2期。）值得庆幸的是，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经过了“接触——对抗”之后，都普遍感到需要有“第三者”——中介组织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中介组织也应运而生。“教育中介组织”概言之，它是从教育组织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介于理论研究者与具体实践者之间、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从事咨询、指导、评价等，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主的专业化组织。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中介组织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可靠组织保障，对促进理论转化为实践、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高等教育运行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功能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沟通功能。高等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不断摒弃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运行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多元性、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传统的以纵向隶属关系为主导的行政性社会结构正向以横向平等关系为主导的市场化网络结构转化，中介组织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具有重要的沟通联系功能。以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沟通。理论研究要为实践服务，实践需要理论指导，道理人人都懂，但实际上两者却若即若离，不能进行沟通。理论研究者不知道实际工作者需要什么服务、怎样进行服务；实际工作者不知道理论研究者能给予哪些方面的服务，接受服务需要做好什么准备。当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学校或学校与社会因具体行为出现认识不一致时，就需要中介组织的参与，并通过沟通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要实现最有效、最广泛的联系，就不能不重视和利用教育中介组织。二是社会服务功能。这是教育中介组织的主要功能之一，它是通过与政府、学校、社会的合作，为它们提供社会化服务。高等教育正面临着日益社会化、市场化的趋势，为培养出符合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重视和扩大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民主参与，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充分运用教育中介组织这一独立于管理机制之外的评价系统和决策咨询系统，以多种不同的渠道协助政府和学校对高等教育内外部的各方面信息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进而形成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决策，保证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曾强调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必须建立健全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教育界也要设置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考试机构、资格认证机构，发挥社会各界参与高等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社会服务功能在国内外高校间的学术交流、人才交流、毕业生就业指导、科技成果推广等以信息咨询服务为主业的中介组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三是市场调节功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确立之后，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也相应地作出调整，从无所不包的全面管理转向有选择的管理，从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从过程管理转向目标管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曾指出，在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国家及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高等学校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使高校在获得了办学自主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压力，促使高校必须通过更多的努力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从1994年开始，高校招生并轨，在由学生个人支付部分或全部教育成本的情况下，学生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择校、择业自主权。高校要获得学生资源、人才资源、物质资源及信息资源，必须面向社会实行开门办学，根据社会的需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课程设置、招生规模，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高校掌握大量、及时、准确、丰富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单靠个别学校是很难做到的，必须依靠专业性较强的现代教育中介组织为高校提供支持与帮助。中介组织将高校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为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更好的服务，也为社会各界支持教育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四是评估鉴定功能。教育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尽管各种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主要服务对象以及具体的功能互有区别或各有侧重，但每种中介组织都是其服务领域的专业性较强的组织。而且教育中介组织介于各教育主体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无论是服务于各方起媒介作用，还是由一方授权或委托介入服务对象的具体活动（如教育主管部门授权中介组织对学校的评价活动），其行为都必须保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客观性、公平性，不能有任何欺诈或投机行为，不能把不确定的或不准确的信息作为服务资源而对其他教育主体或社会个体进行误导。中介组织必须对自身的声誉和服务对象负责。具有可靠的评估鉴定信度及效度是中介组织被委托进行各种评估鉴定的前提。五是研究开发功能。中介组织可以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有价值的应用研究课题，组织专门人才进行研究；也可以挖掘高校教育资源的潜力，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高等学校拥有高素质的科研队伍、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优越的实验研究条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但长期以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现象十分严重。有关研究表明，高校每个科技项目的平均转化率仅为34.6%（注：《提高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对策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1997年第2期。）。对这种教育资源的浪费现象， 高校确应承担一定责任。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是单纯的高校主体行为，在作为科技源头的高校与科技应用主体之间没有一个起中介作用的沟通机制，缺乏中介组织是主要障碍。再就是，高校的人才资源、技术设备资源潜力巨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资源被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及封闭的系统所垄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潜力，甚至造成一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而教育中介组织所特有的市场经营意识则能够发现和利用高校的潜在资源，通过市场运行机制激活和用好教育资源。
也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在以往的教育改革中，这些组织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主体单一。现有的教育中介组织大多是由教育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用行政手段创办的，或者挂靠在某一教育行政部门中，存在着纵向隶属关系，由于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其公正性也必然受到影响。二是素质不高。相当一部分中介组织是由主管部门拼凑人员组建成立的，没有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和认定。其中兼职人员和退休人员较多，专业技术水平低，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三是信誉不高。有些中介组织在提供中介服务时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把社会效益置于脑后，不适当地盈利捞钱，甚至利用行政命令谋取利益，导致服务意识薄弱、信誉不高。四是法规不全。由于没有配套完善的中介法规，教育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不明确、服务行为不规范，造成了目前中介组织的活动范围较混乱，随意性较大的状况。
四、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直接联盟
理论服务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归根到底是通过人对人的服务、人与人的结合来实现的。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直接联盟，平等对话，双方共同参与实践和理论研究，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构成互补格局，从各自的局限中摆脱出来。理论工作者长于观察思考和理论分析，但缺乏对实际工作者理论接受能力的了解，更缺乏对理论服务实践的真切感受。而实际工作者长期工作在高等教育实践的第一线，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总想把现成的理论或成功的经验搬来就用，忽视了对理论的加工、理解和消化，发现未能取得预期结果就一味地怪罪理论脱离实践。我们认为，通过直接联盟、对话，可以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发现实践中的问题，主动把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形式和变革现实的各种环节，能为实际工作者提供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建议和咨询。实际工作者也可通过联盟或对话，增强理论素养，逐步学会“科学加工”，对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升华，从中找出规律性联系，得出科学结论。直接联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如举办有两方人员参加的专题研讨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组成课题组，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定向集中研究，最终达到解决实践问题、发展理论的目的。经过长期的联盟，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服务功能，并将理论研究和高教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