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长波视角下的中美关系：解读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中美关系论文,视角论文,启示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以来，国家实力此起彼落，体系变革重大深远，看似变幻莫测、混沌无序的历史演进是否有章可循，近些年来成为国际政治界——尤其是美国学者——着力研究的焦点。作为一个要在新世纪实现全面复兴的国度，中国自然更有理由关注历史，关注研究成果，以树立适宜的对外战略策略，特别是处理好与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早日平稳崛起。
一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轫，从16世纪起的现代国际体系，经过500年的发展已由欧洲体系扩展到全球体系。虽然国际社会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国际体系结构及主要构成单元已多次发生质变。由于演变的渐进和缓慢，刚开始很难深层次、长距离地探索其规律。进入20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一些学者开始以大历史的深邃眼光探究国际体系演进的特点。虽然这些学者的分析视角——即切入点——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国际体系演变并不是毫无规律可言，而是因霸主国家的更迭存在周期性变化。由于周期时间较长，人们一般把它称为国际体系的长周期或长波。
虽然国际体系的长波现象主要为美国学者所关注，指的是政治领域的霸主更迭现象，但最早也是最明确的长波理论首先出现在俄国，指的是经济领域。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世界经济存在着周期性变化，每个周期大约50年，分为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从1780年至1920年已经历两个半周期的五次起伏。存在周期变化的原因关键在于技术方面的重大改进。[1](P429)“康氏周期”尽管没有把经济周期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变化相联系，但给后人探索国际体系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到了40年代，美国学者赖特通过研究近代史的4个战争时期(1756-1763,1795-1815,1853-1856,1914-1918)，认为每半个世纪是一个大的世界战争周期。其原因可能是与代际（两代）时间差、战争准备期和政党统治期有关。[1](P428)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又从历史学的角度指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每50年便有一场大的战争，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大循环。[2](P42)
进入70年代，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石油危机的发生、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欧日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苏联实力的增强和扩张，使美国在二战后确立的绝对优势和霸主地位明显削弱。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掀起研究国际体系演变特点的浪潮。80年代中期，阿戈登斯坦采用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各种数据的定量分析，提出了一个最长的周期观点：在近现代史上出现了三个长达150年的大周期，每一个周期都经过大的霸权战争而确立。从1648年到18世纪80年代为第一周期，经过“三十年战争”荷兰成为霸主国家，法国是这时期的挑战者，但最终是荷兰的盟友英国取代荷兰。第二个周期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以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为开端，英国处于霸主地位，德国是挑战者，但同样没有成功，而是英国的盟友美国登顶。经过一战和二战，开始进入第三个周期——美国时期，估计将延续到21世纪末。他同时指出，战争问题与经济因素有联系，大国战争与经济的高涨有关，与世界范围的价格上升相一致。[1](P441)同期另一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虽然在解释国际体系的形成上另辟蹊跷，独具一格，但也认为国际体系存在周期性变化，一个霸权周期约100-120年，由上升期、胜利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阶段组成。从16世纪起出现过的霸权国依次是哈布斯堡、荷兰、英国和美国。[2](P44)
迄今影响最大的国际体系长波论当数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领导权周期论”和吉尔平的“权力转换论”。莫德尔斯基通过观察1494年以来500年的历史，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是由世界强国为行使领导权而建立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随着世界强国的衰退，会为一个新的世界强国建立的国际体系所取代。到目前国际体系已经历了5个长周期，其领导国分别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挑战者分别是西班牙、法国、法国、德国、苏联。每个周期大约100年，可分为全球战争、正统化、非正统化和权力分散化四个时期。即一个漫长的周期总是以一次全球性战争为开端，使得自身的优势和权力合法化，然而领导国家最终会失去其合法性，于是力量分化又会引发新的全球战争，从而实现领导权的更迭。关于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莫德尔斯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4方面：是具有“安全盈余”的岛国或半岛国；拥有占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经济上不仅有强大的规模和富裕程度，而且有领先的创新能力；国内政治开放稳定，偶尔的内乱不足以削弱对外领导地位。[1](P432)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世界政治长波与康德拉季耶夫的世界经济长波的某些关系，指出世界政治循环独立于世界经济循环，但二者又相互影响和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变化可能是影响世界政治变化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2](P43)
吉尔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际体系存在周期性变化，但他不仅就近现代是否存在霸权时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诠释了霸权更迭的原因。他认为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建立现代国家体系起，出现过两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单一霸权国家统治时期。一个是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二战开始的不列颠霸权时期，一个是二战结束至今仍继续的美利坚霸权时期。每一个时期霸权国都享有全面的优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霸权系统，对系统他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或控制力。[3](P104)那霸权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吉尔平把国家内部作为切入点，从经济学的报酬递减规律给予回答，显得对国际体系的分析别开生面。即一个霸权国家刚兴盛时，增加投入会增加相应产出，二者有适当的比例，但达到某一水准就不再如此，随后将是高投入低产出，经济增长放慢，进而导致该国社会政治的衰退，同期一些新兴大国则是呈现高速增长，强大后必然提出反映自身利益的要求，从而引发霸权战争，实现霸权国家的更迭。[3](P120)这同时也表达了另一个观点：霸权战争是演变过程中能够起作用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体系的动力。[4](P184)
二
以上这些关于国际体系演变的长波论虽然并非尽善尽美，甚至相互之间有抵牾之处，但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因此，要辩证认识世界政治的长波理论。同时更要认识到，美国学者探究历史主要是为实现本国的霸权护持服务。即希望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21世纪保持“美国世纪”。这就给寻求在新世纪实现全面复兴的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客观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评估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选择好适宜的对美外交战略和策略，以妥善处理与当今霸主国家的关系，达到趋利避害，实现中华民族的较快平稳复兴。
1.新世纪中美关系前景严峻，甚至有恶化之虞，对美战略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
尽管各位学者的长波观点不尽相同，不过在领导国命运上有着共识：没有永恒的领导地位，最终会衰落下去，而有新的国家崛起。但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主导国都不会面对领导地位的衰退无动于衷，而是极力维护，采取各种手段遏制其他国家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从历史上领导权更迭的过程可窥之一斑。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国际体系主导国，苏联是唯一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国家，在许多问题上不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甚至走上与美国争霸的道路，但最终苏联分崩离析，以失败结束。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它在短暂的陶醉之后，认为虽然在短时期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威胁其领导地位，但中长期内，并不是高枕无忧，必须未雨绸缪。环视全球现有几大力量，谁最有可能是“挑战者”，威胁其霸主地位呢？日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仅目前还不是完全的政治大国，而且缺乏成为综合强国的众多客观条件。欧盟虽然加快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但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主体的今天，要想真正实现完美整合还面临大量棘手的问题。而脱离欧盟看单个国家，无论英、法，还是德、意实力都十分有限，又各有客观缺陷，要想重现昔日辉煌实属不易。并且日、欧都还是美国的盟友，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美国有较强的依附性，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冷战后通过北约与美日同盟等机制使双边关系更加强化。而无论从现实行动，还是发展潜力看，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不可小视的“威胁”。两者相比，中国则处于首要位置。冷战后俄罗斯不仅已与美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而且曾长期处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中，如今虽然明显好转，但要想实现局势高度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尚需时日。中国冷战后不仅没有步苏联和东欧之后尘，反而连续十年保持高速增长，迈上新的经济增长平台，呈现良性运行的态势。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虽然比以前温和的多，但仍属于“另类”国家，许多情况下并不与美国保持一致。
对于中国来说，冷战后虽然加快了融入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社会的步伐，但并不是倒向美国和西方，并不认为现有的运行机制都是合理的，并不是不加分辨地认同美国的举措，而是认同合理的成分，争取从内部进行建设性的改造。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近代任人欺辱的历史决定，中国绝不会、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别国，任何外交政策都是自我独立自主的选择，中国不可能做“追随者”，靠牺牲自己的部分主权“搭便车”而换取所谓的“安全红利”。从另一角度讲，中国即使完全倒向美国，也不会被看作真正平等的伙伴，而坐享“美国治下的和平”，冷战后美对俄政策已清楚地展示了严酷的现实。[5](P39)因此，中国虽然主观上无意做一名“挑战者”，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一个国家是否称霸，威胁他国利益，不是看它力量的大小，而是看它执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但在美国看来中国强大必然会“拥兵自重”，在客观上也确实会影响其霸权利益的扩张。可无论是让美国主动放弃霸权，还是让中国放弃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伟蓝图都是不可能的。这难免使中美关系呈现更加跌宕起伏的走势。
回顾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说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取得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发展主要体现在“低级政治”领域，如经济与文化交流。即使在安全领域，也主要表现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因为这类安全威胁超出美国的解决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公害，需要中国的有力支持。在传统安全方面，主要达成的则是“消极安全”共识，而非“积极安全”领域。总体上看，在“高级政治”领域，与80年代相差甚远。在某些核心方面，总的趋势不是前进，而是明显倒退。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额有增无减，“八一七公报”几乎成为一纸公文；美台政治关系逐渐提升，台湾当局高层人物“访问”或“过境”美国现象愈加严重。进而看中国的周边环境，虽然说处于建国后最好时期，但美国因素的困扰几乎呈现全方位性。因此，中国所处的位置是被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作为首要对手，而不是次要对手；这种态势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定位。这就要求中国既不能抱有冷战思维，又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从现实主义，而不是从理想主义对待中美关系。[6]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利的形势下站稳脚跟，实现发展和壮大自己。
2.坚持以合作者的姿态发展中美关系，二者之间并非不可避免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
在看到中美关系前景严峻性的同时，也不能悲观地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失去追求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决心与信心，更不能以此武断地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味发起与美国的正面斗争，寻求在对抗中获得最终的胜利。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妥的，都不符合最大限度地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透视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到一个似乎具有规律性的事实，即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护持和霸权挑战无论以热战还是冷战的形式进行，最终的结果总不是“挑战者”成功登顶，而是要么“霸权者”巩固霸权，要么“霸权者”和“挑战者”两败俱伤，使“霸权者”的盟友坐收“渔人之利”而成“新主”。因此，中国要吸取历史的——尤其是苏联的——教训，即不能盲目对抗，也不能一味附和，既不做美国的“追随者”，也不做“挑战者”，而努力去做“合作者”。当然，合作并不等于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它总是和冲突混合在一起的，总是对冲突或潜在冲突反应的结果。它正是“在承认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寻求利益的累进或一致，或者是在共同利益的预期下将这些共同利益变成现实。”[7](P68)
这就要求中国做到客观正视现实，积极面对，着眼于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周边环境和世界局势，坚持做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扩大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基本方针，既努力拓展与美合作的领域，寻求新的重要的共同利益基础，又争取从根本上使综合国力上升一个档次。不能指望脱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权利结构，去建一个新的体系范畴，而是争取在维护国家根本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即使在个别的地方做出一定的妥协。即不应从外面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是逐步从内部进行建设性的改造，争取“同等主导权”，争取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国际组织的建立与方向，人员配置的数量与结构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当然，这里的妥协很大程度上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的，是中国寻求在较不利的国际体系中以较小的损失渐进地换取更大利益的结果。中国在中美关系发展的每个重要转折时刻都做出了必要的妥协，迎来中美双方的共同受益，大大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当美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侵犯中国核心利益时，则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从而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挑衅，减轻对中国的遏制，重新回到与中国合作与对话的接触轨道。一言以蔽之，“中美关系的发展依赖于斗争，中美关系的维持也有赖于妥协，不斗争就没有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妥协就没有中美关系的维持，中美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就是一部不断斗争又不断妥协的历史”。[8](P27)这是因为虽然从国际体系的长波现象看中美关系发展不容乐观，但国际体系的重大演变并非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同时新的国际体系影响因素及国内因素的作用又表明，中美之间又有新的促进合作，避免冲突的动力。
审视近现代史不难发现，国际体系的根本转变的确往往是通过战争实现，但也发现最近一次的改变并不是通过战争完成，而是由苏联这一“挑战者”的自动瓦解宣告原有国际体系的解构。并且即使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年代或美苏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如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也未能把冷战升级为热战，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这说明当代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因素既有继承性，又有许多新变化。如核武器的出现、人类文明的进步等使国家的竞争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愈加强调和重视和平方式在维持和改变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这就为避免中美关系矛盾激化和发生武装冲突提供了可能。其中随着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民族国家之间互动的频繁，国际制度在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国家冲突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中美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两大国，不仅更加重视依靠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关联性来增进国家利益，并且由于国际制度具有惩罚功能和服务功能，使美国也不敢为消除中国的“威胁”，而轻易撕毁中美几十年来在双边和多边合作中建立的国际制度。否则只能是事与愿违。
3.对内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大科教兴国的力度，对外加强同各国——尤其是同大国——的双多边外交是间接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好选择。
虽然外部环境对一国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无容置疑内因是变化的关键，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与维护好社会稳定，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分不开。如16、18和20三个世纪，葡萄牙、英国和美国能够上升为主导国，与它们领导航海技术、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审视中国在20世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演变也可发现，虽然中国尚不具备干预国际政治大格局转换的能力，每次国际体系的转换，在其初期看来往往对中国不太有利，但每次变动的结果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受国际政治格局转换和大国政策这些因素的支配。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这种影响随时光流逝方显其韧性与力度。因此，既要认识到现在中国已初步取得了大国地位，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些，不少事情没有中国的合作就办不成，又要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改变自己的面貌，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仍是中国发挥对外影响的最主要办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9](P17)目前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中，有大量的内部问题需要处理。其中在做好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加快科教兴国的步伐，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战略就是以中国走向社会混乱，全盘西化，经济不前为目标的。虽然并没有得逞，但其危险性不可小觑，要给予高度的认识和警惕。
从外交角度看，虽然中国从正面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是好的，但由于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是双边关系周期性变化的主动因素，中美能否保持友好，常常不以中国的主观愿望而转移。最根本的途径——改变国际体系实力结构，减少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增加反美国围堵的资源和能力——又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相比之下，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由不同的力量分化组合而变化较为明显。因此，既要重视国际体系中实力因素的根本作用——即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正面推进，也要重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因素。即注意利用其他重要力量，努力发展与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使国际权力结构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样不仅使中国外交有更大份量的依托，又促使美国以积极的姿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诚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建立在实力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国际结构里，国家一般都向处于最优地位的国家学习，并以此作为外交的中心和取向，这样才觉得更安全和有利可图，从而使主导国家成为拥有外交资源最多的国家，[10](P8)但毕竟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不等于实力结构，不同的力量组合能够增加或减少权力和影响力。因此，一国实施灵活适宜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力争做到左右逢源，将会改善自身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需要妥善处理好与俄、欧、日、东盟等重要力量的关系。努力做到既增加反对美国挤压的能力，又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也从侧面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其中需要把握一个关键是，除非国际环境发生对中国的重大不利变化，要始终坚持不结盟原则，以免使美国强化“中国威胁论”的认知，把中国看作“挑战者”而减少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90年代以来，中国根据俄、欧、日、东盟的不同特点，发展各有侧重的多种“伙伴”关系就是很好的选择。通过中俄政治、军事战略合作，既改善了周边环境，又牵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通过与日本发展“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减少日美同盟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通过中欧全面对话和合作，高举多极化和市场牌，实现在求同存异中利用美欧矛盾改善国际环境和发展自己；通过与东盟及其国家的综合交流和联系，争取在亚太权力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同时，针对多边外交在国际交往中日益重要和盛行的事实，积极参与多边对话与磋商——特别是亚太地区的——也是十分有益。如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欧亚会议、"10+3"体制、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适时促使“上海五国”机制提升到“上海合作组织”都收到明显的成效。
总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频繁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必定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虽然诸位学者关于国际体系的长波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其中的一些共性还是给中国以重要启迪。中国既不能盲目地把这些现象看成一成不变的规律，又要认真对待它给认识和把握中美关系的有益启示，从而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早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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