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 搞好贸易经济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与时俱进论文,贸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中国人民大学成立65周年暨人大贸易系成立52周年之际，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贸易经济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贸易经济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最早创立的学科之一，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应该承认，这门学科的创立取得了奠基性、开拓性的重要成就，但与经济类的其他分支一样，一诞生就存在着先天不足：五十年代全面复制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学科专业与相应部委对口。贸易经济学对口贸易部，以后由于内贸与外贸分离，粮食、物资、供销社与商业部门分离，贸易经济学研究范围越来越窄，后来由于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原因竟退化为内贸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甚至国合商业管理学了，关于市场与流通的丰富内容渐渐萎缩或放弃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导向逐渐明确，贸易经济学恢复了生机，在学科性质、学科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首先，贸易经济学从部门经济学向领域经济学转变，定位于中观经济学，成为了经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贸易经济学学科对象由狭义的商业扩展到市场与流通，包容了广义上的交换，凡商品货币交换的范畴均被纳入了学科视野；第三，贸易经济学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市场秩序、交易费用、零售业态、批发市场、连锁经营、政府采购、战略储备、产权改革、期货、物流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概念、新现象、新问题均成为了研究热点；最后，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与定性分析方法外，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均被广泛采用。
贸易经济学本来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而贸易涵盖了商品货币交换的丰富形态，可以说，“市场”乃是贸易经济学的灵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贸易经济学囿于“购、销、调、存”，以指令性分配取代了市场化交换，致使学科自身日益边缘化、贫困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赋予了贸易经济学新的生命，以全球化为导向的对外开放事业更为贸易经济学开辟了新的视界，贸易经济学最终将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确立为自己的理论前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范畴、逻辑与模型研究流通领域，将价值实现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扭转了长期沿袭的“重生产、轻流通”思维定势，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阶段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在此过程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亟待贸易经济学界深入研究。
我最早研究渠道组织问题。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社会化大流通，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渠道系统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载体，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践看，这种一体化的流通渠道最重要的形式是公司系统，然而在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公司系统的组建却严重滞后，这与我们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不无关系。我国传统的商业公司采用的是行政式组织架构，公司内部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又是各级商业管理部门的附属物，总公司实际上是行政性公司而分公司又不具有自主权，公司职能就是按照国家政策做好“购、销、调、存”，显然这种行政性、垄断性、封闭式、分配式的“公司”系统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传统的公司系统纷纷被肢解、分拆了；但是与社会化大流通相适应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新的公司系统的组建却因认识上的滞后甚至无知而丧失了许多机遇，始终未成气候，致使我国流通主体发育不良，广泛存在着散、乱、小、弱的现象，直接加剧了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甚至假冒伪劣问题，影响了市场秩序与流通效率。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纵向控制关系对立起来，一谈纵向控制就条件反射似地联想起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本能地予以抵制和排斥；其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交易的自发性与流通主体的组织性是并行不悖的，恰恰是市场交易的自发性所导致的激烈竞争促使流通主体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以壮大实力、提高效率，以至于出现了一批规模惊人的商业巨人，如沃尔玛。反观我们传统的公司系统，其问题并不在于组织化方面，而是在于行政性方面。而我们在批判其行政性的同时却抛弃了其组织化内核，实际上是从旧的弊端转入新的误区。因此，今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以资本纽带取代行政隶属，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系统，这实际上涉及到流通领域的资本重组问题，实践中可与国有资本战略转移、流通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并解决。
再有流通费用问题。自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以后，这个名词在未经清晰界定的情况下被无限制地使用甚至滥用了：几乎无事不属“交易”，商品交换、市场波动乃至体制改革的种种支出、损耗、摩擦，一概被归入“交易费用”，而“节约交易费用”又成为评价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唯一标准。“交易费用”的泛化与虚化直接冲击了流通费用问题研究，生产性流通费用与纯粹流通费用的差别被抹杀了，流通费用背后的社会分工因素被忽视了，流通费用所体现的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被淡化了，以至于强调“交易”重要性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被引入流通领域研究之后，反而消解了流通问题的特殊性，甚至对贸易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我们主张引进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都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新的理论，如在流通费用问题上，如何认识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两个范畴的区别与联系？流通费用总规模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还是经济效率下降？如何确定流通费用发生的合理性界限？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吃透理论、深入实践，而不是仅仅搬弄几个新鲜名词。
还有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问题。传统体制下，工商之间界限分明，工业部门负责生产，商业部门负责收购，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工业企业不具备参与流通的资格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从单纯的生产者向生产经营者转变，原来的“工厂”变成了“厂商”，既可以选择商业渠道经销或代销，也可以自建渠道自销。从企业自主与契约自由的角度来看，生产企业建立自己的销售公司、专卖店、专卖柜的现象，应当认为是一种发展。但问题在于，盲目性或仍带着行政色彩的工业自销比例过大是否已对社会分工构成不合理冲击？从资本运动分析，在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中，储运、促销、结算、管理等流通费用的发生是必然的，它不因流通主体是商业企业还是生产企业而转移，而只与流通主体的效率相关。工业自销表现上使生产企业可以占有流通利润，但这却是以生产企业资本大量沉淀在流通领域为代价的；从社会分工角度看，商业企业专业化地从事商品流通，其流通效率可以较生产企业更高，由商业企业组织商品流通可以使全社会投入流通领域的资本总量得到节约，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当然，我们强调商业渠道的优越性并不是否定生产企业自销的权利，事实上，正是在商业渠道与生产者自销渠道的竞争过程中，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才得以优化、流通效率才得以提高。从我国实践来看，工业自销的过度膨胀又与商业渠道自身的落后有关，如前所述，以公司系统为代表的适应社会化大流通的渠道组织不发达，以致生产企业不得不采取自销策略，因此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问题应与流通领域资产重组问题统筹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是我国贸易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发源地和重要阵地，老中青三代学术梯队做了不懈的努力，成就蜚然，值此《中国人民大学流通、市场与商业研究论文集》出版之际，我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在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