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地理研究进展及学科发展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学科论文,地理论文,能源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2.
doi:10.11820/dlkxjz.2013.05.013
1 引言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油气资源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依赖，而能源的有限性使得其成为炙手可热的战略物资，在国际经济、政治、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建华，2011)。丹尼尔耶金曾说，“石油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全世界各国发展强大的首要战略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谁掌握了石油谁就主宰了世界”(Yergin，2006)。油气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石油的地缘属性。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空间错位，加剧了错综复杂的能源地缘格局的演变。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首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能源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致形成了以地缘政治学、相互依存论、新安全论、能源外交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的不同理论流派。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能源合作、能源政治以及相关的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分析和研究能源格局，制定和实施对外能源政策乃至外交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2010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是中国能源结构多煤、少油、缺气。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突出的问题，石油消费的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油气资源的安全供应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对部门的重要能源(如石油)需求缺口急剧增加。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2030年对外依存度将达到75％(IEA，2009)；而英国石油公司的预测是超过80％(BP，2012)。如何应对不确定的国际能源体系，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赢得未来国际能源竞争的主动权，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问题引起了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以来，以石油为主的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1978年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组织、发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世界地理工作者编写三大系列丛书，其中有世界能源(石油)地理丛书。自1981年以来，先后出版了《战后世界石油地理》(钱今昔等，1981)、《世界煤炭地理》(王国清等，1987)、《世界能源地理》(梁仁彩等，1989)；同时还出版了以地区和国家为对象的能源(石油)地理专著和论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非洲石油地理》(张同铸，1991)、《苏联石油地理》(裘新生等，1987)、《非洲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前景》(张同铸等，1983)、《非洲能源供应和解决能源供求矛盾的对策研究》(张同铸等，1990a，1990b)。其中《世界能源地理》系统论述了世界能源资源的基本特点、地域分布规律、能源生产布局与消费地理的特点，能源基地建设与综合发展，各种能源运输方式与货流地理，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能源供应特点，以及世界一次能源和供应前景等，是国内第一部综合研究世界能源地理的科学著作(毛汉英，2011)，上述研究为中国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和研究的基本框架。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世界石油与安全的研究著作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外交学等方向，受学科发展方向的影响，经济地理学视角的能源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
概括起来，相关学科涉及世界能源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图1)：①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研究；②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包括能源供给、运输、储备等方面；③中国能源合作与能源外交、能源政策等相关研究。
2 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
正是由于能源在生产和消费上时空的错位，使得研究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有学者认为新地缘政治的逻辑是能源决定战略，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不再是单纯争夺控制世界地理要道和世界市场，而是深化为以控制世界能源为中心的理论(徐小杰，1998)。只有全面掌握各方面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容量、分布，才能在国际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李卓，2006)。目前世界能源市场的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已经非常脆弱，结构性失衡突出，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已经超越消费国和输出国的界限，扩大至全球范围，地区能源一体化势头强劲(赵宏图，2006)。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将主要依赖中东石油……中国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玩家”(Cheney，2001)。在世界石油新格局下，产油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分歧相互缠绕、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既斗争又妥协，全球格局正加速调整(何一鸣等，2006；罗爱玲，2006)。
图1 世界能源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world energy geography in China
针对世界能源格局，中国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产生了一些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如徐小杰(1998)借鉴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了油气安全地缘政治学说，把北非、中东、里海、中亚、西西伯利亚等主要石油供应地区划分为“大油气心脏地带”，把西欧、中欧地区、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等油气消费地区划分在“内新月形油气需求地带”。张宇燕等(2007)对能源格局的历史进行了总结，认为当今世界能源格局主要有3大特点：①大国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再次出现；②美国绝对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随着欧洲整体力量的增强和中国崛起等因素，美国的地位相对衰落；③部分国家在特定的领域拥有优势，如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中国的人口规模等。郝丽莎等(2010)以石油探明储量为考查指标，以1980-2009年为研究时段，分析了世界石油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认为世界石油资源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多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波斯湾储油层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储油层分别是东西半球的油极，核心地位不断强化。朱孟珏等(2008)对世界能源储量分布、生产、运输和消费空间分布状况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做出了新的解释和论述。这些论述对我们重新认识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都产生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3 世界能源格局下的中国能源安全
在1993年中国尚未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前，石油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部分出口换汇，石油安全问题并不突出。但在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石油安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世界石油格局变动下中国能源的供应与保障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3.1 能源安全的内涵
张雷(2001)对国际能源安全的问题及国家安全能源框架进行了分析，提出国家能源安全概念是由能源供应保障的稳定性和能源使用的安全性这两个有机部分组成。能源供应保障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本目标所在。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中，提出了石油安全的概念：所谓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数量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油供应；所谓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其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及应变能力(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4)。丹尼尔·耶金就不同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描述，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石油安全在于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快速做出调整，而日本的石油安全则意味着通过多元化、贸易和投资来抵消国内资源的负面影响(Yergin，2006)。
吴巧生等(2003)把油气安全定义为合理价格下的可靠的、足够的油气供给。杨东辉(2006)从进口国视角出发认为，所谓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数量上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石油供应，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买得到”“运得回”和“买得起”。安维华(2001)认为石油安全内涵不能过于宽泛，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石油生产的稳定、石油销售运输通道的安全及油价的合理波动等，其中石油的供应不中断和保持油价的合理波动是石油安全的核心。陈清泰(2003)认为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框架由石油资源、石油供需状况和石油安全对策等三大因素构成。上述定义几乎一致把石油的供给充足、稳定作为石油安全的核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把握，迫切需要对世界能源地理进行深入的研究。
3.2 能源安全与供给
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进口依赖度的不断攀高，以及国内石油战略储备的不足，使得国内在面对石油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外贸结构没有明显改善，外贸方式和运输通道的过于单一使得通道在受到恐怖主义或敌对国家威胁时容易造成石油进口的中断问题；石油产油国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使得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研究更加迫切等(陈准，2000；李飞，2003；刘飞龙等，2001；王礼茂，2002；张抗，2004)。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通过对当今世界能源状况和能源安全格局的研究，分析经济全球化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的挑战(姜星莉，2010)。石油作为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军事活动最重要的一种商品，保障对国际能源市场有着依赖性的油气供应将是中国能源战略中必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97)。吴磊(2003)认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凸现是由于中国对石油的巨大需求与自给不足使外部风险因素逐渐增多。中国未来石油进口需求的不断增长，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内石油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尤其是进入石油时代以来，整个世界能源供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转入了依赖世界市场为主的供应格局，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世界石油贸易(史斗，2000)。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国际油价的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石油安全产生重大甚至是深远的影响。雷家骕(2011)认为，合理的石油价格和稳定的石油供应是石油安全的核心问题。也有学者认为石油安全主要取决于国家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孟刚等，2007；齐中英，2002)。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上升增加了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外部风险，进而使石油安全的脆弱性增加(王南林等，2007；杨波等，2004)，且中国石油对外开放政策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加大了石油供应的风险(张慧明等，2010)。
早在1995年，王逸舟(1995)便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强调国家在保障能源供给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能源安全维护措施，如能源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能源储备机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等。吴巧生等(2002)认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实施石油安全战略，具体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多种渠道全力开拓国内外石油资源，以资源国际化为原则，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也有学者认为，石油供应不仅仅是一个市场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姜春良(2005)通过对美国控制下的世界能源格局的分析，认为因内战而动荡不安的中东格局和西方能源大国对中国的“能源威胁论”影响了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在和平与自由经济竞争时代，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更复杂，需要市场、外交、军事和经济安全的综合性一揽子政策和措施(吴磊，2003)。郎一环等(2008)提出，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决定因素。中国需要制定石油地缘政治战略规划，应对“一超多极”格局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以多元化利用国外石油资源，减少对个别地区依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能源合作；加强与亚太地区主要石油消费国的合作，共同应对石油供应安全挑战。
3.3 能源储备安全
石油储备是保障能源安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石油储备，但是中国的石油储备起步较晚。在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大国中，中国是唯一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石油储备的国家(吴志忠，2008)。石油储备在保障石油的稳定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对可能的石油禁运起威慑作用以及在必要时作为政府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王礼茂，2003)。缺乏能源储备，是中国石油安全的一根容易被他国控制的软肋(辛本健，2001)。完善石油储备机制，加强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中国石油储备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利明，2000；张保银等，2003)。由于能源极度匮乏，日本尤为重视能源安全问题，并在能源储备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典范(陈其慎等，2010)。应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能源安全政策的经验，解决战略石油储备立法上的空白，确定适当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建立起官民一体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尽快健全和完善与能源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则体系(吴志忠，2008)。
3.4 能源运输安全
从世界能源运输格局看，中国的能源供应渠道方式较为单一，中国原油进口的过境运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特别是在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处于能源需求核心地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发展全方位的能源供应渠道是重要出路(朱孟珏等，2008)。结构单一的运输方式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隐患，多种运输方式并举是规避石油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进口石油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洪波等，2003；张邦松，2004)。
管道和航线安全，恐怕是中国石油安全最薄弱的环节。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政治中的敏感地区，其临近的中国南海海域海盗活动频繁，又是事故多发地区，如何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就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之一(张宇燕，2007)。否则，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谁就把手放在了中国的战略石油通道上，就能随时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张运成，2004)。张荣忠(2004)对世界能源运输线的咽喉要道，如曼德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巴拿马海峡和跨巴拿马输油管、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和港口、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等能源运输通道的风险与局势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国进口能源的风险和应对措施。李岩等(2008)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中国进口石油路线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石油地缘政治态势，并对东南亚、东北亚、南亚和中亚等重点区域运输路线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中国交通运输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中国迄今为止尚无力改变目前的运输态势，因此只能于波斯湾—马六甲海峡沿途加强巡逻，并与马六甲海峡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杨维新，2006)，中国应加快南亚陆上通道的建设，开挖克拉克运河，并尽快建立起一支具有足够运力的海上石油运输船队(张荣忠，2004)。
3.5 能源安全的评价
针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不同的能源安全评价指标，对中国能源安全的状态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刘立涛(2011)基于DPSIR模型构建的中国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的能源安全指标体系，对能源安全预警、驱动力、压力和状态调整等开展了能源安全政策效应研究。郭小哲等(2005)在揭示能源安全构成的基础上，从保障石油安全、灾变安全、供需安全、效率安全、环保安全和效益安全6个维度出发建立了中国能源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吴巧生等(2003)从油气资源供应安全、油气资源产业安全和油气资源金融化安全3大模块建立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安全评价体系，认为中国油气资源安全存在对外偏向于较高风险依赖的安全机制，但自身抵御风险的基础能力较弱，处于安全均势到安全弱势之间的状态。张生玲(2007)从能源生产、能源消费、能源储备出发构建了国家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并且依据模型评价结果提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对策选择应以进口能源为主，以国内能源作为调节，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鼓励企业走出去。陈军等(2008)从供给安全和使用安全的角度创建测度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的战略评价分层指标体系，建立石油安全的战略评价模型，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石油安全水平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
4 中国能源合作与能源外交
4.1 中国能源合作与能源外交的研究概况
无论是以能源为手段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的能源输出国，还是通过外交运筹来维护国家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的能源进口国，都高度重视能源合作与能源外交。作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合作、能源外交战略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课题。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能源安全是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合理利用能源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权利，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合作而获得能源安全保障，要实现世界经济平稳有序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推进经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能源外交的最基本目的是保障供应，并有力的推动海外资源的合作开发，建立起以能源外交为基础的能源安全保障共同体(吴强，2001)。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2005)指出，要通过全方位的能源外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多层次、全方位构筑国家能源安全网。
“911事件”之后，国际能源形势对中国进行海外开拓机遇与挑战并存。西方大国及跨国公司趁中国石油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加紧购买中国周边油气田的股权，中国面临的形势严峻(夏义善，2002)。积极开发国内石油资源只能是过渡性的战略，“走出去”是中国政府和石油行业的共识。但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遇的挫折，其失败原因主要是没有考虑到美国能源市场对中国企业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倾向，这说明能源问题是一个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沈骥如，2005)。孙雪峰等(2010)认为，从中国能源外交的实践来看，有限分流降低先入国的关切和恐慌，是成功分享海外石油权益最为重要的战略，而有效化解竞争对手干扰的主要策略包括限制收益和借助矛盾，但要谨慎的使用限制收益这一不计代价的石油获取战略。要在现有的国际能源环境之下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减少地区之间和世界能源安全关系中的对抗因素，增加其中的合作与信任因素(杨维新，2006)。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能源秩序由传统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的“两极格局”向错综复杂的“多极格局”转变，部分学者提出中国应利用部分欧佩克国家想摆脱美国操控的机遇，积极开展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充分利用中国的友好形象，同非洲开展互惠双赢的能源合作；充分利用金砖四国的身份，开展与拉美地区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王恒等，2010)。石油的地缘政治并非仅限于石油消费国与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相互关系，还包括石油出口国间、石油消费国之间的石油合作与竞争关系(余际从等，2003)。罗晓云(2003)提出，中国开展能源合作应是多形式、多方位的，包括与境外资源国的合作，涵盖油气资源开发合作、油气工程和吸引石油美元等内容，还包括与能源消费国合作，通过协调与合作来争取双赢或多赢结局，避免相互损害。杨中强(2010)在对中国石油安全态势进行回顾和分析之后，对中国和中东、中亚等地区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在中国石油安全中要重视美国因素，应利用大国之间关系的差异，在美国的全球石油战略控制态势中拓展中国能源外交的回旋余地。
学者们也对中国在不同地区的能源合作和能源外交进行了大量分析。董秀丽研究团队出版了《世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丛书，分为总论、中国卷、亚洲卷、中东卷、欧洲卷、美洲卷和非洲卷，分别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新世纪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能源战略、能源外交和影响其能源战略与外交的主要因素等方面，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合作现状和能源合作政策(董秀丽等，2011)。在能源外交与能源合作框架下，学者们对世界能源热点区的能源态势、主要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外交等都有大量的研究，为中国的能源外交和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中国的能源外交和能源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亚、亚洲、俄罗斯、非洲以及中东等地区。
4.2 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外交
中国处在连接“能源心脏地带”(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远东)和“能源内需新月形地带”(环太平洋西岸边缘)之间，应当构建以中亚里海能源为重点的能源扩展战略，促进中国和中亚里海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于庚申，2002)。中国介入中亚里海能源体系的根本驱动力在于该地区油气资源的比较成本，能源安全性和地缘政治环境，并有利于实现全国油气开发的均衡发展。中国开展与中亚的油气合作，尤其是管道建设，对中亚地区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罗晓云，2003)。
杨中强(2001)对中亚各国石油的储量和中国石油短缺现状及影响中亚石油前景的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指出了中国—中亚石油合作的重要意义。谭斌等(2010)在对中亚的油气资源与中国能源安全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世界各主要强国和地区实现政治、经济和能源利益的角逐场所，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构筑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能源安全战略。许世国(2002)认为，中哈输油管线将成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使伊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甚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原油都可以进入中国，对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保证能源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
4.3 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能源外交
中国必须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能源多边合作机制，并推动亚太区域的国际能源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以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叶蓁蓁，2005)。
中日关系是一对具有地缘政治经济相互性、国力竞争性、政治历史矛盾性的海路复合型大国关系，而且能源自给能力和外贸依存度的相似性，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中日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开展竞争。理想状态当然是中日之间能够以能源合作为切入点，突破传统政治、经济思维，摆脱能源零和博弈的竞争态势，实现理性的能源战略格局(宋莹莹，2011)，但受制于全球能源竞争的态势和中日安全结构性冲突，中国和日本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竞争大于合作。尽管中日的安全困境限制和阻碍了能源安全合作进程，但经济、贸易领域关系的密切使双方在经济发展上共同利益不断增强，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是两国的共同追求(任娜，2007)。
中国与印度等依赖进口石油的消费国家在寻求能源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自助”与“互动”(伍福佐，2007)。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双方能够形成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新型合作关系(曹云华，2000)。构建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是东北亚能源领域可以进行的互补性的、共赢的合作(唐彦林，2006)，是东北亚地区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能够避免恶性竞争，避免油价大幅度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有利于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朱显平等，2006)。
4.4 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俄罗斯以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在两国的外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徐小杰(1998)认为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对东亚各国具有很大吸引力，中俄日韩合作具有多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比较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宋魁(1999)从经济转轨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角度，对俄罗斯能源工业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研究，并从中国石油化工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对策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提出了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方案。夏义善(2000)认为，中俄油气合作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而且也惠及所有输入油气的国家和参与合作的外国公司，不仅会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繁荣，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4.5 中国与中东、非洲的能源外交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论石油市场格局如何变化，世界最大的石油供应地仍将是中东地区，该地区在石油供应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龚振喜，2005)。吴磊(2002)在分析中国与中东5大产油国之间能源合作问题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中国具有利用中东石油资源的政治和地缘优势，并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在中东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上采取了符合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利益的立场(徐惠喜，2001)，加强与中东主要产油国，尤其是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伊拉克等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问题。但是，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龚振喜，2005)。
中国已经将非洲作为重要的能源区纳入战略考虑，并视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非洲是中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也是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石油供应者(刘曙光，2008)。中非能源合作由石油贸易扩展到石油勘探和开发的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同时，非洲是一个因争夺石油利益而存在许多政治风险的地区，中国在非洲进行石油资源开发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石油外交的挑战(亢升，2007)。面对世界大国在非洲展开的激烈的石油争夺，中国若想在非洲石油资源开发中由少到多、由弱变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与非洲产油国加强沟通与合作，积极致力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取得在非洲能源竞争和地缘战略中的主动权(邓向辉，2010)。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发挥魅力外交，通过对非贸易优惠和无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等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刘曙光，2008)，鼓励能源投资公司惠及当地政府和百姓，尝试跨部门联合投资以稳固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地位(舒先林等，2004)。
5 研究趋势与学科发展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地理学视角，研究内容与成功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等领域。作为主要关注事物的空间属性以及空间变化规律的学科，地理学视角下的能源地理研究，是能源利用、能源安全、能源合作与能源外交等的基础，只有在对国内外能源分布、生产、消费、贸易、运输、储备等格局开展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握供需空间隔离与错位下复杂的能源地缘格局，才能更有效地对能源安全进行调控。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可以用“任务带学科”来概括，即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是满足国家需求，同时以实践任务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建设(刘卫东等，201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理学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环境变化的加剧，资源和环境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成升魁等，2012)。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同时对世界经济和资源的依存程度也越来越大。随着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新能源安全观”的践行，面向国家全球战略导向，经济地理学者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探讨世界能源地理格局与演变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国快速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际能源环境，如何从全球经济与能源角度，构建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能源问题，是开展世界能源地理研究的战略需求。
虽然经济地理学在研究世界能源地理时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但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经济地理学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①系统的研究框架尚未建立，对世界能源的研究相对分散；②研究手段较落后，资料来源主要依赖书刊、报纸、互联网数据等传统途径获取，多数研究遵循资料搜集—资料加工分析与综合归纳—形成初步看法和定性结论的思路，定量研究应用较少；③学科建设不够完善，尚未建立起组织结构完善的学科平台，缺乏梯队合理的研究团队。展望未来，至少应从以下3个方面作出尝试。
5.1 建立系统的研究框架，全面把握世界能源状态、格局及其演变规律
世界能源地理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未来应继续发挥经济地理学的传统优势，在保持学术自由探索精神的同时，把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任务带学科”，从更长远、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求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面对世界能源研究的重大课题，面向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大机遇，迫切需要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建立系统的世界能源地理研究的框架：①对世界能源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把握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借鉴相应的理论与实证，为国内世界能源地理研究以及能源地理学学科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②从不同区域尺度把握世界石油储量分布，探讨能源生产、消费格局及其演变的驱动，分析全球能源加工与利用的能力与状态、储备状态，关注全球能源贸易和能源运输的基本态势；③对世界主要国家、主要能源组织的全球能源战略与政策进行分析，对能源进口大国、出口大国、世界能源组织、国际石油公司等的石油战略进行深入研究；④分析中国国际能源合作战略的转变、战略内涵以及政策演变的驱动机制等，探讨中国跨国能源合作的模式与路径，包括能源生产国、消费国以及能源运输的通道国等；⑤对中国对外能源安全进行评估，对能源政策进行仿真模拟，对不同的能源政策的适用性和效果进行科学的判断等。
5.2 建立世界能源的动态数据库，加强模拟分析与可视化表达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
纵观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能源进口大国及其掌握的跨国石油公司都有相对完善的能源数据库，包括历年世界能源的储量公布、生产消费情况、原油加工能力、贸易状况、能源价格变动等，并通过数量计算与分析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长期间的监测与研究。建立系统完备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库向来是经济地理学的优势所在，未来应建立起以能源为主题的数据库，涵盖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主要能源组织、能源跨国公司等涉及能源方面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加工与深度挖掘，并与全国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库进行有机的关联，作为世界能源地理研究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RS和GIS等新技术在地理研究中的广泛使用，为革新世界地理研究的手段提供了可能(毛汉英，2011)，世界地理的研究逐步从资料积累、数据收集转向数据处理、计算模拟等方向，大大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未来应更加重视能源数据获取和数据挖掘的能力，充分重视GIS在能源地理空间表达中的优势，积极探索地理计算、空间智能等模拟方法在世界能源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尝试从不同视角，引入不同的数量计算模型，探索建立中国的能源安全全方位监测的仿真模拟与预警系统，并将研究成果可视化表达，为能源安全的实现、能源战略与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强有力的地学支撑。
5.3 加强研究平台建设，培养研究队伍
加强世界能源研究平台的建设，是开展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有多家大学与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均建立了能源相关研究机构，但从其主要研究领域来看，各研究机构虽各有侧重，但主要集中在能源外交政策、能源经济、能源产业、能源与环境、能源企业发展战略咨询等领域，关于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相对缺乏。2012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立了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中心，从全球化的视野，把握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的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探讨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尺度的战略资源流动与可持续发展状况，为国家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外交提供决策咨询，其中世界能源地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平台的建设，联合有条件的大学、研究机构共同搭建世界能源的研究平台，共同推进能源地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为世界能源的研究提供支撑。
20世纪70年代，伴随国际地理学界复兴区域地理的呼声，中国的世界经济地理研究曾经出现一段黄金时期，仅中科院地理所的研究队伍鼎盛时期就达到40～50人，在世界区域地理、国家地理以及包括世界能源地理在内的世界部门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如《世界农业地理丛书》、《世界钢铁工业地理丛书》等)，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中国世界地理的研究工作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持续繁荣。在国家战略需求的转向，科研经费不足以及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地理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渐衰落(中国地理学会，2012)。建立一支适当规模、梯队合理的研究队伍，培养一批青年骨干，是目前开展世界能源研究以及世界地理研究的重要保证。中科院地理所等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招收世界地理方向的博士生，未来应面向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联合国内外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凝聚优秀研究人才，组建和培育一流研究团队，培养一批青年学者。
致谢：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毛汉英先生为本文的修改完善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并进行了细致的内容补充和文字校订，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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