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历史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研究一直被研究者视为一门显学加以重视。但总体上讲，现有的研究都是把二者分割开来分别进行的，而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联的角度对中东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探讨。
一、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一般性探讨
民族主义就其产生来说，是一种近现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效忠感情只能是地方性的。作为一种以跨地域的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确立息息相关。从12、13世纪就已开始的商业活动到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再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种具有内在驱动力的经济变革，使本来停滞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步被更有活力、更具开放性的民族经济所代替。这种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分工协作方式，把各地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构成跨地域的利益共同体。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对外竞争扩张的逐步展开，迫切需要获得相应区域范围政治力量的保护，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这都日渐增强了人们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民族国家所需的一系列物质条件，诸如：创造了不受他人的支配、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民众”，从而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形成造就了物质前提；创造了依靠复杂的劳动划分把各个阶级连结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的民众连接起来，把同一国家疆域内生产不同劳动产品的地区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体的经济条件等。 （注：参见 Leonard Tivey,The nation state—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politics,Oxford,1981,p.35。）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 使得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契合性，民族国家的建立就使民族主义获得了物质力量和政治价值。因此，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法进行得那么快速。（注：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者才能以国家为后盾去开辟市场”。（注：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84页。 ）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便大体是从分散和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民族国家本质上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首先，中世纪中晚期王权的增强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此后，到资本主义革命时代，又使它的内容逐渐完善和成熟。因此，不少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民族国家精神体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由于有了这一内核，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通过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办法，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此外，民族主义力图巩固和扩大国家实力（权力）所做的努力，也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基于此，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现代化社会内聚力及这种社会权力合法化要求的政治信条，民族主义集中了绝大多数人对现存或要求建立的国家的极度忠诚。”（注：汉斯·科恩所撰“民族主义”条目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2年。转引自刘笑盈：《关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理论思考》，载《史学月刊》，1992年第4期。）
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一大批处于世界发展边缘的国家纳入到现代世界体系当中。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发展经济便成为政府的首要战略目标。这些推迟到来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相比，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从现代化启动的顺序看，它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运动为先导，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和技术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改革派政党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往往扮演主导角色。这就使与民族国家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特殊影响。中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西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复杂得多。这既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有关，也与中东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二、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
1.中东民族主义对中东国家现代化的正向推动
首先，中东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要求与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中东民族主义作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它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侵略、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过程中产生的，这与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起源大相径庭。“传统民族主义是和领土观念、权威的传统象征、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类型民族主义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驱赶外国入侵者。”（注：Dawa Norbu,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nationlism,London and New York,1992,p.92.）中东民族主义通过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统治、争取民族自强（如埃及），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这就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发展空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8页。）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作为物质基础，所谓的政治独立和国家强大终究是一句空话。凯末尔在当时便曾指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不管有多么巨大，如果经济上获得的胜利不能巩固下来，那胜利就会消失了。”（注：转引自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凯末尔国家主义的经济改革便是巩固政治独立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已成为中东独立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初始动力。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中东国家过去一直以游牧业和小手工业等传统行业为主，由此决定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现代化。这样，“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国家力量首先是一种政治力量。 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任务。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效忠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因而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扩散有助于打破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把民众的精力和认同集中到国家层面，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有力推动。正如现代化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过唤起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可以起社会动员和扮演大众趋同象征的作用。”（注：〔以〕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从社会实践看，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有了相当可观的增加。（注：参见 Alan Richard and John
Waterbury,A Political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Westview Press,1990,p.219。）
第三，中东民族主义是一种根植于中东特定社会土壤中的现代意识形态，能够适应中东地区现代化多样化模式的需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途，且西方的现代化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模式。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而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尤其对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国家来说，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无法绕过的话题。中东民族主义作为适应本地区特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例如，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家阿弗莱克就把伊斯兰教说成是阿拉伯主义的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对阿拉伯心灵始终寻找崇高及更高的精神追求所做的一个答复。……伊斯兰教可以被认为（甚至被阿拉伯基督教徒认为）是民族文化”。（注：〔美〕凯马尔·卡尔帕特主编、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这种根植于传统之上， 同时为求发展又吸取了异质文化某些先进内容的民族主义，则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从而成为中东国家推动现代化的现实支点。“由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策略，在许多方面和中东地区的实际与传统若合符节，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一些疆界未定而民族认同仍然摇荡不已的国家中，要比帝国主义更能使人们了解。同样地，激进而专制的意识形态，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张自由意志的想法，有着更强的魅力。”（注：〔美〕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493页。 ）从政治实践看，由于中东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看，中东民族主义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与传统相结合的办法。例如，纳赛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埃及的伊斯兰教机构，并逐步将它们纳入他所领导的现代主义国家。卡扎菲也把他推行的制度称为伊斯兰社会主义。
2.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中东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加之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许多变量，因而使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大打折扣。事实表明，中东民族主义主导的中东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支持，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又可以增强民族主义思想的分量。中东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东民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冲动的产物，因而它缺乏类似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内在推动力。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反抗西方殖民压迫、谋求民族解放的目标与行动，因此，中东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气质型”的民族主义。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没有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而反过来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一般而言，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多的是为了巩固政权，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中东国家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权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也谋求经济独立。它们较多地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发展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和“激进派”的影响。这些学派一般认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和不发达的根源，主张新独立国家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与国际市场“脱钩”，通过发展国内工业实现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这种理论符合深受殖民经济体系之苦的新独立国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过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许多中东国家制定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注：参见赵国忠主编：《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第296页。）如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但是，这种进口替代战略也容易产生种种弊端。另外，这种战略还易于造成国内垄断和滥用国家权力，容易“把极权主义国家的作用扩大到最大限度”。
就自身来看，中东民族主义基本是一种内敛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它的政治制度的矛头是内指性的。因此，尽管中东民族主义是中东地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性的。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包括中东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民族主义领袖们存在着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倾向。这样，工业化已经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而首先是着眼于政治目标，把发展经济视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配置不合理。正是由于中东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使得政治目标和方法被当作经济目标和方法加以使用，由此导致了一种“政治性”的经济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指向的影响。因为中东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性考虑是不稳定的，决定了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是那么强烈而有力，致使民族主义往往淹没了现代化，转移了其主要进程，争取独立的斗争所吸引的生命和力量是那么多，保卫疆土、保持独立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是那么大，以致其他问题都成了配角。”（注：〔美〕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105页。）
其次，现代化的陷阱与中东民族主义的政绩困局。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用流血牺牲换来弥足珍贵的政治独立后，追求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便成为迫切以求的头等大事。然而，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8页。）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外源型现代化，一般都存在很多现代化通病：如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特征；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距；地区差别；社会分层体系混乱；社会分化与整合之间不协调；社会价值观混乱；官僚队伍的膨胀与不可遏制的腐败；行动效率低下等。（注：参见尹保云：《现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的巨大风险对全力推动这一进程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是个巨大的发展陷阱。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对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就现代化特征而言，是复杂而琐碎的。这与普通民众伴随着凯歌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宏大心理预期相去甚远。党派斗争、贫富分化、腐败蔓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乱。这时，民族主义作为整体的普遍运动，已经被一种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运动所取代。人们难以分辨哪些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哪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失，因而只能把这些问题统统归结到现行政权的身上，从而威胁到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民族主义政权力图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之中。“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注：〔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9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由于中东各国难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致使伊斯兰复兴运动得益于民族主义失败的“负面合法性”而蓬勃兴起。在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失败则直接导致了巴列维世俗政权的垮台。
第三，政治自强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中东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之处在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同时承担着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对外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说，二者最终是一致的。因为，惟有通过发展经济和富国强民，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也惟有确保国家安全和拥有和平的外部环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但从短时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资源给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增加军事开支，必然相应减少用于经济发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就这一地区的现实看，由于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激烈争夺，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势态，使得中东的民族主义政权并未因国家独立而完全解决政治独立的问题。尤其是以色列建国和进行领土扩张，侵占和挤压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对阿拉伯世界的生存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尊严，始终是中东民族主义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此，在中东民族主义者的战略棋局中，抗击以色列扩张始终占有重要位置。比较而言，现代化建设毕竟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太复杂、太漫长，也太艰难，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自己的中东民族主义者及广大民众的迫切心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随时准备把群众的注意力从政府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失败以及无所作为方面转移到别处去”。（注：〔德〕贝萨姆·梯毕著、林小华等译：《第三世界的民族形成和民族主义的科学解释》，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6期。）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刚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感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地位提高，远比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由于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屈辱性失败，使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能否收复失地、捍卫民族尊严已成为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面临的最大考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是经济现代化从属于反对外部挑战的大战略，致使把发展经济视为备战的手段，由此导致了现代化目标的模糊和偏离。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东民族主义
全球化与中东民族主义政权主导的现代化有一种正相关性。但是，全球化与中东民族主义政权间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分歧和冲突。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进程对民族主义国家观念造成了冲击。当今世界上，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领域中最为流行的主流思潮。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的观点，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行为主体，主权至上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其基本原则。 因此， 所谓的 “国际”（international）政治或“国际”关系， 实质是“国家间”（interstate）政治或“国家间”关系。尽管现实主义理论为此遭致各方批判，且现实主义学派也作了进一步修正（以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为代表），但把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视为理论出发点的框架并未改变。现代中东国家实际就是按照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捍卫国家主权是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的基本任务。因此，现实主义的“国家至上”说法自然被中东民族主义国家奉为圭臬。然而，全球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对国家至上观念的巨大冲击。在理论层面，全球化理论一方面对国家理论的若干核心概念（如主权、边界、经济管理职能等）提出质疑，否定“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理论，进而认为随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国家将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则在理论上建构与传统国家理论相对应的概念体系，如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超国家体系（superstate system）等，认为正是大量增长的跨国关系，使各国政府都无法单独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了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注：参见李景治、李鑫炜：《全球化进程对国家的影响》，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1期。）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奉行传统国家理论的中东民族主义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从现实层面看，全球范围的生产分工、贸易全球化、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突破了一国国民经济的框架，在国家间形成一种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使民族国家日渐失去对本国经济的绝对控制权。“国家主权是（其中）主要的受害者，因为它不完全适应全球化的兴起和放任市场及经济自由主义霸权的观念。”（注：Ahmad S.Moussalli,Globalization and theNation State in the Arab World,MiddleEast Sudies AssociationBulletin,Volume32,p.11.）因此，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都削弱着中东民族主义政权国家的权力基础。
其次，从现代化动力来看，中东民族主义力量是中东国家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的初始动力。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管制上。具体地说，政府既负责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理论阐释，也通过各种杠杆，尤其是计划杠杆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主义政权权力的泛化。经济全球化则更多强调的是减少国家干预，发挥市场经济作用，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东民族主义政权来说，发展市场经济、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努力，却在无意中削弱了民族主义政权的权力基础。一方面，市场经济主体更多是受利益驱动，根据市场信息变化独立做出决策，而不再一味听从国家的指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自治权、个人自由、财产权、法治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对领导人来说，压制日益受到动员、开放和自信的大众，从前的强制方式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危险和代价太高了。（注：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林猛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6页。）
结论：超越民族主义
无可否认，中东民族主义是塑造中东地区格局的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政治力量。它曾以激昂的革命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武装斗争，赶走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中东各民族的建国梦想。此后，中东民族主义还不屈不挠地反抗美国支持、纵容下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咄咄进逼，捍卫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尊严和领土主权，因而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东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中东民族主义所能承载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更多强调的是对内团结、对外排斥。在对内团结方面，民族主义往往和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奉行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领导方式，强调稳定至上，使个人利益服从民族整体利益，其结果往往是压制少数民族（如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和不同意见，忽视个人权利，迟滞政治民主化进程。而对外排斥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无视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这一事实，不思成功进击，只求退而自保，推行自我满足的进口替代战略；要么无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事实，把对外扩张视为摆脱困境、壮大国力的有效途径，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把国家拖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如持续8 年的两伊战争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中东民族主义所承担的两大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就争取民族解放而言，时至今日，中东国家基本都已获得政治独立。即使阿以之间仍屡屡发生流血冲突，但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开始认识到，中东和平乃是大势所趋。只有从现实出发，通过和平手段才能最终解决阿以冲突。阿拉伯国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把以色列赶下大海”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它的另一任务便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富国强民。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民族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动员和发挥国家职能作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前文已提及，民族主义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是一种初始动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展开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利益驱动必然会取代政治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依靠振奋民族精神和国家强制发展经济的方式已成昨日黄花。
此外，中东民族主义的内涵是十分单薄的。由于缺乏系统、稳定和被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或者由于没能有意识地将这些内容补充进来，致使中东民族主义逐渐由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转变为偏狭、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这尤以萨达姆政权最为典型）。在后殖民时代，它已经退步成为一种用以掩盖社会问题和现存政权的缺陷的合法性工具。（注：参见Bassam Tibi,
ArabNationalism,Macmillan Press Ltd,p.212。）
总之，当前“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注：〔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只有超越民族主义，采取一种更为开放、宽容的民族心态面对当今世界，中东国家才可能日臻成熟，富国强民的现代化理想才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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