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1]2005年在《转型期中国国有科研院所的改制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体制，曾经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高度听命于计划的科技体制越来越显露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力量重复分散，研究机构运行机制单一，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以改革拨款制度、建立技术市场、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为主的运行机制的改革，使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良好局面已基本形成。但从总体上看，仍未能完全摆脱旧有体制的束缚。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鉴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迫切要求，以及保护某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外部性”(即公共产品的特性)对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作用，政府在科技领域中的主导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在某些特殊的战略性科技领域，甚至还需政府来直接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大多数的国有科研院所必须走向市场，只有在市场的竞争中，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科研院所的研发水平，也才能更好地使科研成果与市场相结合。随着科研院所改革的全面展开，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我国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本文从科技体制的创新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入手，先后对科技创新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进行了理论文献的综述，从中看出若想保持持续高效的增长就必须坚持改革交易成本高的制度安排。进而，本文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变迁的历程，分析了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对国有科研院所的改制起着重要作用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在的推动力。本文对国有科研院所改制中的产权界定及其运营，给以详细的分析，并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对改制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了目标模式。在产权界定及其运营的介绍，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本文又对改制后的国有科研院所，应该在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上的优化进行了详实的分析。论文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有军工科研院所的改制进行了研究。论文以规范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并适当采取历史、比较以及数理的方法，以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为制度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有科研院所在改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周舟[2]2010年在《军事技术创新主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席卷下,世界各国为了抢占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制高点,争夺21世纪的主动权,纷纷将军事技术创新摆在了重要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两用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创新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军事技术创新主体的构成要素入手,分析了军民融合背景下的军事技术创新体系结构,探讨了军民融合式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即“军民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军民融合范围不断扩大、军民两用化水平持续提升。分析了不同规模军事技术创新主体的特点和作用,揭示了军事技术创新主体规模演变的机理。从政府、产权、市场和企业文化四个方面研究了军事技术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军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产学研”一体的技术创新协同机制。最后,针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现状,提出有利于促进我国军事技术创新主体建设的对策建议。
周敏宁[3]2016年在《中国家电产品造型研究（1949～1979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中国家电产品造型设计的时间段为1949年~1979年,处于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计划型经济体制下工业生产相对封闭时期。家电产品是中国早期众多工业产品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它的发展历程蕴含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生产、国家经济制度的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思潮转变等多种因素。本文研究时间避开80年代后改革开放全线引进国外生产流水线对本土因素的影响,更好地反映中国工业发展模式下家用电器的一个本土化改造、设计、生产进程,指出周边工业产业对家电产品造型形成的影响,社会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对家电产品造型演变的促进和制约。本文基于中国家用电器发展的纵向历史发展历程、同时期世界家电产业发展的横向对比,集中选取电娱类家电、电动类家电、照明家电等出现较早、产量较大、受科技要素、工艺条件、相关支持产业、生产企业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影响较大的家电品种来分析中国民用家电造型产生原因及演变轨迹。在对中国各家电产品主产区现存大量家电产品进行实物考察,获得大量样本的基础上,通过对产品造型来源、科技应用、工艺材料,风格款式成因给出时代性、工艺性、体制方面的影响因素,从产品造型演变上归纳了中国家电的主要发展线索:“以商兼工”仿造,进口零件组装、装配性生产、整机国产化,自有风格直至改革开放后引入国外生产线从而本土家电产品设计总线的断裂,分析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并梳理中国建国30年家电产业脉络。论文从家电产品起源着手,通过对不同生产商生产设计特点、优势和局限性展开研究,结合与国外同类家电产品对比,以收音机、电视机、电扇和电灯等主要家电为例,对中国民用家电造型的演变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展现了中国民用家电“两条主线”—“由外向内”模仿国外家电产品进而本土化自制、“自上而下”通过大联合设计、“卫星厂”模式向全国普及家电产品造型,结合多种内外时代影响、经济消费局限“折衷”下的多样化家电产品造型表现形态。
乔玉婷[4]2012年在《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对于提高装备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作用。竞争性采购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产业组织数量、规模、结构和能力的优化，需要产业组织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产业组织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武器装备获取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本文从武器装备采购方式演变的维度将产业组织历史演进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其进行述评。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需要建立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工业基础的新型产业组织。竞争性采购通过降低承包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由于资产专用性可能获得的可占用性租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影响产业组织的形态、边界、组织创新和治理。与此对应，产业组织通过内部创新、组织治理和组织边界的合理控制降低其交易费用，提高组织效率，使其成为竞争性采购下组织选择的优先形式。本文以交易费用为切入点，遵循威廉姆森的“叁分法”，从企业组织、中间性组织和市场组织研究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问题，构建本文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企业组织是面向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基本组织单元，具有典型的科层特性。竞争性采购对企业组织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对企业的竞争战略、企业边界、内部治理和投融资的影响。企业组织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组织革新与军民融合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竞争性采购对同质与异质企业的长期和短期边界、有形和无形边界具有不同影响。企业要根据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和特点选择恰当的企业边界，并以合适的方式融入企业网络组织。用“减法”思维对企业进行“瘦身”，形成“小实体、大网络”的格局。根据企业组织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企业所提供武器装备的重要程度实行不同的改制模式和股权结构。通过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融资结构优化和投资理性化实现企业资本运行优化。将军民融合作为企业组织治理的重要方式。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是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下的一种组织创新和政策工具。首先，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湖南省为例识别面向竞争性采购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结果表明湖南省在合成材料制造业集群、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集群、电子元器件制造业集群和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集群方面具有集群总体竞争优势，应延伸产业链，在武器装备的分包和配套层次为竞争性采购提供产业和技术支撑。其次，在定量识别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本文构建GEMS模型，以湖南省军民两用特种材料集群为例，评价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结果表明该集群GEMS值为423.506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但其本地和外部市场得分较低，存在一定的集群发展风险。最后，提出基于集群剩余的内部网络治理和基于价值链剩余的集群外部治理建议。军民融合是集群在竞争性采购下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将产业集群的军民融合模式归纳为“依托型”、“互动型”和“嵌入型”。市场是一种交易性组织。理想的市场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竞争性市场存在着降低交易费用耗散的趋势。有效竞争下“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市场组织是竞争性采购下市场组织的理想模式。交易费用是造成装备采购市场较高行政壁垒和结构壁垒的重要因素。潜在企业进入对军方有利。潜在企业进入的前提是其在装备市场获得的利润要能补偿进入的交易费用和对于专用资产投资引致的沉没成本。民用企业进入装备采购市场初期应主要以互补共生或合作竞争的形式，从而减少自身进入的交易成本。装备采购市场的垄断以及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管制。市场交易费用节约下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市场治理应通过改革军工集团的行政垄断、设计竞争保护“影子团队”、扶持和保护中小企业等方式培育竞争主体；弱化装备采购市场的市场壁垒和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沉没成本来构建装备采购的可竞争性市场。应明确政府定位，清晰管制边界；合并管制条文，提高管制绩效；丰富管制手段，防止管制“俘获”来规范政府管制行为。
杨小亭[5]2012年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文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战略需求,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公共政策理论的视角下来开展和深化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研究,为我国航天科技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以推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论文研究内容和思路为：首先,对航天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具有战略意义,而政府的公共政策对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和责任。因此,在航天科技产业已经成为紧密联结航天技术和国民经济的纽带的背景下,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以及政策策略的路径完善等角度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有助于丰富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公共政策理论和航天产业政策体系,提升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其次,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现状的研究综述,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公共政策的研究存在以下几大问题：一是关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政策很少,缺乏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支持。二是关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公共政策研究非常缺乏,研究的相关资料很少。叁是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公共政策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几个核心理论命题。即：航天技术应用产业政策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公共政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需不需要特殊的产业公共政策来扶持?还是等同于一般的产业发展?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对我国有何启示?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公共政策制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关于未来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公共政策?如何来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系统来推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为了回答以上几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航天技术应用产业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含义做了回顾和重新定义。重点分析了航天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两者在学科性质、关注层面、政策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未来发展中出现了融合趋势。因此,在总结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较好的先进国家进行专门性研究。以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为典型代表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公共政策对于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国家普遍重视公共政策对于航天产业的扶持,注重军用与民用技术协调发展,通过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手段来促进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和借鉴。此外,文章运用国家利益理论、公共政策决策的回避责难动机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的多源流模型、公共政策战略目标设定的SWOT理论以及创新政策工具理论等来分析和解答了论文核心理论命题。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当前,我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由单一的国家安全目标转变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并重。在航天技术领域内,也体现为原来的航天技术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行业转变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产业。由由于传统体制和机制的路径演化和依赖等原因,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在于传统单一的国家安全和军事管理特征造成的产业体制分割和多头管理；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特征导致的初期发展资金支持不足；高度安全性和保密性的产业特征造成的技术优势实施转化应用的能力薄弱。当前,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公共政策依然十分缺乏,且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在政策利益主体诉求不一,政策环境已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正在不断的形成和相互演化、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从战略意图、现实需求、政策环境和政策实践四个因素来看,我国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公共政策制定的政策窗口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来加以支撑。为此,文章在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个案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SWOT分析以及主体责任分类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在未来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中需要充分发挥政府顶层设计的作用,为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创造环境与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整合各个部门的利益,建立统一的推行制度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架构；发挥政府管理监督的作用,为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安全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航天技术应用技术交流和转化平台和技术国家安全标准系统。发挥政府政策规划的作用,为航天技术应用产业提供配套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国家层面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的创业引导基金和产业扶持基金。航天技术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需要创新政策来扶持发展。完善未来我国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公共政策需要：(1)提供供给型政策：包括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专项政策。(2)提供环境型政策：包括金融、税收补贴以及法律规则等方而的专项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航天技术军转民风险预警与管理体制机制,制定航天技术应用产业标准,消除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制度障碍。(3)提供需求性政策：包括在政府采购、服务外包、以及国际贸易保护等相关方面的公共政策。最后,本文认为社会经济状况或发展水平是一国或地区公共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政府要想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方案,并使它取得预期效果,首要的或根本的一条是从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现实国情和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的现状,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应该采取分阶段、渐进性的发展路径。大体上可能历经政府主导型、国有大型航天集团主导型和成熟市场主导型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叁个发展阶段。最终达到航天技术应用产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双重战略目标要求的理想状态。
潘晓琦[6]2013年在《军工企业“军转民”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军工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进行军转民。军工企业军转民有利于国防实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查阅和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研究国内外军转民发展现状和对比国内外军转民采取模式的基础上,得出了我国的军转民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相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军工企业在军转民过程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主要有观念滞后、体制落后和资金投入不足,科技与经济、生产相结合的格局没有形成,人力资源缺乏、军转民企业的成本大、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经济意识较淡薄。这些制约因素严重阻碍了军工企业生产经营军品转向生产经营民品,阻碍了军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分析军工企业进行军转民成功和失败的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军工企业军转民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有进行观念创新、管理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力推进学校、科研与经济相结合,建立一支高素质、结构合理的军转民人才队伍,加快组织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军转民企业的成本,大力促进中国军转民企业与国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实施这些措施,有利于加快军转民进程,提高军工企业的发展潜力,巩固国防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宗情[7]2015年在《军工企业整体上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军工企业是在国家的支持和指导之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的军工企业在建国初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我国的军工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发展趋于停滞的困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对国防军事工业的改革的持续进行,军工企业的全方位改革也拉开了大幕。军工企业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资金密集型意味着高融资难度,技术密集型意味着高竞争风险。我国的军工企业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原因,在规模、效益、技术和经营模式等方面,与国外知名军工企业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国际大型军工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市场是推动军工企业发展的最大助力。目前,我国的军工企业正处于资本证券化改革的时代,从国家的现行政策来看,行业整合势在必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家国防发展的需要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市场的不断利好,军工企业的整体上市必将成为军工行业的一大趋势。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综合当前的商业实践案例,在理论上针对整体上市的概念进行系统化分析,分析整体上市对我国国防军事工业和相关企业的影响,为我国的军工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意见,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整体上市相关理论及我国军工企业整体上市政策背景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以中国重工为案例分析对象,结合其他商业案例,通过分析其资本运作实践、交易数据和经营情况,总结出了军工企业进行整体上市的四种模式,并将各种上市模式的适用情况分别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整体上市实质上是公司边界的调整,是军工企业证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利于军工行业的资源整合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应该在体制机制、制度规则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为军工企业整体上市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杨鑫[8]2009年在《XX军工企业ERP实施困境及其对策》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也越来越明显。企业间的竞争已由原来单纯的企业间的竞争转变为企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西方国家先进企业纷纷利用先进的企业管理软件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获胜。从20世纪70年代末MRP和MRPII的思想进入中国以来,我国企业管理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止过。时至今日,ERP系统的应用已在众多行业中初见雏形并得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军工企业在这一国际形势下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XX军工企业是第一家实施国外大型ERP软件的军工企业。本文以它为实例,对该企业ERP项目的系统设计目标、实施情况、实施的困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XX军工企业在历经五年的ERP软件实施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未达到当初预期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发现许多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的问题：例如公司各阶层对流程重组过程(BPR)十分抗拒；原始数据大部分以纸质文档形式存放,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庞大,准确度难以保证；各项业务没有相互集成等。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具体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针对这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选择流程重组的层次；不要贪多求全,首先集中优势兵力解决重点模块问题；根据受陪对象不同,有针对性的开展ERP培训工作等。本文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对该案例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对XX军工企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该企业深化应用ERP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同类企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周剑风[9]2010年在《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军民融合振兴西部装备制造业研究》文中指出2009年2月4日,国务院颁布《纺织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规划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技术资金密集,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规划强调,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是大国的立国之本。国际经验表明,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制造业的核心,没有装备制造业支撑的大国,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历来极为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从1983年成立国务院重大装备办公室,先后选定秦山核电站、叁峡设备等十二大成套装备为目标、上千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与攻关,到如今将百万吨级大型乙烯成套设备、大容量高水头水电机组、大型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成套装备等八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纳入“十一五”规划,大力推进,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承载着我国的强国之梦!西部大开发已走过十个年头,西部地区在国家规划指导、重大工程建设、政策措施等多方面的支持下,取得了较大成绩,装备制造业也得到了快速成长,并成为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然而,需要看到西部装备制造业与国际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在成套技术装备水品、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基地建设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的战略任务,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为西部地区发展装备制造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国防科技资源,而国防科技工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在发展上一直处于装备制造业前沿,两者具有天生的纽带关系。如何把握好国家提出的“走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子”和“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西部地区实现国防工业与重大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加强西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发挥西部国防科技优势,军民融合振兴西部装备制造业可以说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西部军民融合发展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机遇和意义出发,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提升机理,在总结我国军民融合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产业融合理论,论述其对军民融合的指导意义,并根据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从四个层面对军民融合进行探讨。最后归纳出军民融合振兴西部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思路,选出了优先产业,分析了相关产业基地建设情况,明确了关键环节,并提出了军民融合振兴西部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建议。
于德源[10]2002年在《一个大型军工企业的技术发展历程》文中认为本案例以时间为线索，以技术发展为主题，描述了101公司从80年代初一直到世纪之交的一系列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的立项、实施过程。其中既有企业早期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成功改造，经济效益连年翻番；也有由于新一届领导的一意孤行，造成一连串决策的失误，致公司形成巨大的潜亏；既有山穷水尽的惆怅，又有柳暗花明的希望。案例对公司改造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强调了国有大型企业在技术发展中应注意的事项；运用《组织行为学》的有关知识，说明了企业领导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运用《企业战略管理》的SWOT理论，分析了101公司的现状，结合中国加入WTO对本行业的影响，制定了公司今后的技术发展战略。 通过对案例的描述和分析，说明了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的过程中，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企业的发展来自于创新，而企业的创新往往基于企业家的素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企业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专长，创出一条适合本企业的技术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国有科研院所的改制问题研究[D]. 陈强.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2]. 军事技术创新主体研究[D]. 周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0
[3]. 中国家电产品造型研究（1949～1979年）[D]. 周敏宁. 江南大学. 2016
[4]. 武器装备竞争性采购的产业组织研究[D]. 乔玉婷.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2
[5]. 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发展公共政策分析研究[D]. 杨小亭. 复旦大学. 2012
[6]. 军工企业“军转民”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D]. 潘晓琦. 北京邮电大学. 2013
[7]. 军工企业整体上市研究[D]. 宗情. 南昌大学. 2015
[8]. XX军工企业ERP实施困境及其对策[D]. 杨鑫. 湘潭大学. 2009
[9]. 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军民融合振兴西部装备制造业研究[D]. 周剑风. 四川社会科学院. 2010
[10]. 一个大型军工企业的技术发展历程[D]. 于德源.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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