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缺失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0-01-19]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5-0066-14
一 序引
自外交学院于1964年在国内首先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课程以来，“当代中国外交”课程的教学取得了诸多成就，无论是在课程体系的建设、教材的撰写方面，还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①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该课程在提高学生的国际意识、完善学科体系、培养外事人才和中国外交研究人员等方面都做了积极贡献。但是，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外交教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有些问题出现在中国外交学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有些则源于教学界在认识问题上的某些误区，还有一些是源于某种限定的框架约束。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三个方面入手，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以及与学界同仁的交流，同时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外交教学进行比较后认为，当前中国外交教学中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笔者选取的分析样本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外交学院的课程教材。应该说，这些教材和课程在中国的外交教学领域具有通用性和权威性。具体来说，它们分别是：(1)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期使用的教材——杨公素、张植荣合著的《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②此外，笔者还分别参考了北京大学牛军和初晓波开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课程大纲。(2)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李宝俊撰写的《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以及他的“当代中国外交概论”课程的教学大纲。(3)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列教材”——颜声毅撰写的《当代中国外交》。(4)外交学院谢益显等人撰写的《中国当代外交史》教材。③此外，笔者还参考了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关于新中国外交思想的教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以及他的“中国外交思想”课程的教学大纲。笔者强调，上述教材均对当代中国外交教学与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了更清楚地论证目前中国外交教学存在的问题，本文选取了美国高校中的四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五份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大纲作为研究样本。这四位美国学者与课程名称分别是：哈佛大学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on)的"Chinese Foreign Policy 1949-2005"教学大纲；普林斯顿大学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教学大纲；麻省理工学院傅泰林(Fravel M.Taylor)的"Chinese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y"教学大纲；康奈尔大学寇艾伦(Ailen Carlson)的"China and The World"和"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China Faces the Future"的教学大纲。此外，本文还部分参考了康奈尔大学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关于美国外交教学课程"America's Imperium in a World of Regions"的课堂设计。笔者对当代中国外交教学进行反思，其目的并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共同推动中国外交教学的进步。
二 教学内容
对于每个学科来说，我们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教师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外交教学也不例外。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教学在内容上或许需要考虑五点：其一，中国外交教学的重心应该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关系，比较研究也应服务于这个目标。其二，既要考虑中国的国际地位，又要兼顾国际环境的趋势，使培养的学生既能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又能准确地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其三，既要重视外交理论的讲授，也要重视外交的真实世界，尽量弥合或者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其四，外交教学需要重视中国外交史以及外交思想史。其五，在外交教学中(尤其在研究生的教学中)，应加强研究方法训练，培养学生的基本研究能力。然而，在这些方面，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
(一)外交教学中的中国意识问题
与中国外交研究的问题意识薄弱一样，④中国目前的外交教学同样也存在着中国意识相对薄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外交教学在对一些传统敏感性问题在“内政”与“外交”的边界把握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国际背景，需要通过国际性的努力、国际性理解甚至国际性支持等方式来加以最终解决，但由于相关方面出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具有“国内性”以及在外交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考虑，导致这些问题较少地被纳入到中国外交教学的视野。例如，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中国与中亚外交(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多边外交)中的“疆独”问题等，这些问题一般很少成为我们教学的关注点。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更多地强调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一线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回避讨论这些问题，有可能既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也难以有力地支持中国外交的一线工作。
第二，对于中国外交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涉猎较少。例如，外交教学较少反映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特别是网络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较少反映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知识精英的作用以及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中国外交取向和决策的影响；较少反映利益集团、中央和地方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较少反映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较少反映正在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和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根据笔者的了解，尽管少数高校在课堂讨论中已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有所涉猎，但是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案都未能很好地吸纳这些对中国外交有复合性影响的现实问题。
第三，中国外交教学未能全面地反映中国外交实践的真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中，随着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外交回忆录、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等的系统出版，这些进步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有了实质性改善。其中，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外交工作的透明化制度日益完善。⑤但是，外交毕竟关乎国家安全，外交档案的解密也需要一个过程，很多外交决策往往是在幕后完成的。这使得教学一线的老师难以了解到问题的深层次背景和全貌，从而致使教师在教学一线中无法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而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概括性的主张。此外，信息不对称抑或政治敏感性也使得教学界不敢涉猎外交实务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边界谈判问题)，针对这一点，笔者在与外交一线同志进行交流时深有体会。
(二)大国意识和全球意识两者的关系问题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大国，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地位和国际形象日益提升，成为当今世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使在积贫积弱的年代，其固有的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大国意识也根深蒂固地存在。但是，拥有大国意识并不等于拥有全球意识。目前，中国的大国意识还没有带来全球意识的相应提高。我们在追求强调自我关照的同时，仍相对缺乏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普世情怀，学界在这方面的反思与探讨也相对较少。⑥中国的许多理论主张尽管不乏国际主义、人类和平、世界正义等议题的关怀以及对现行秩序不合理方面的批判，但诸多主张仍比较流于表面化，基本上较少关心本国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务的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问题，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⑦全球意识的相对不足反映在中国外交教学过程中，其主要表现是，教学界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讲授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上，对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国际事务中出现的新的公共议题没有显示足够的关怀、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关注也相对较少。⑧
由于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对外开放主要还是对西方开放，民众和社会对发达和成熟的社会概念主要以西方社会作为参照系统。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弥漫着比较浓厚的“西方中心”意识、与大国为伍的意识。与大国为伍，成为发达国家一员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的一种“集体认同”，但这种大国意识并没有相应带来全球意识的提高。笔者观察到，我们在强调美国等大国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中等发达国家和小国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在政府层面，尽管我们也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实际从事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却相对较少。
全球意识相对不足还表现在教学中。教学界较少关注全球性公共问题兴起以及公民社会在对全球性问题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不足，社会对国家的依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使得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更多的是希望政府去应对国际性危机，而认为它们与普通民众无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发展的进程中，其国民的全球意识也应与大国的地位相称，中国学界和社会所应具有的全球主义关怀也应随之提升。然而，目前我们的外交教学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内容和方案。
(三)学术理论与政策话语问题
中国外交研究的话语体系应包括学术理论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但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是，上述两者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学界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理论论证政策的层面，创新相对不足。自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外交理论与思想特别注重对最高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上的“代际差异”与“代际继承”，例如，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秩序观、国家利益观、战争与和平的观念)、江泽民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等外交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研究主要建立在对中国外交行为方式以及主要领导人的外交实践与言论的考察之上，其中，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是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是学界最为着力研讨的内容。⑨然而，面对正在发生的新的国际事件，我们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角度来对之进行评析，或只是原则性地运用上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来进行解读，这反映出我们学界在理论创新上存在不足这一问题。而理论创新的不足反映在教学上就常常表现为政策总结多、原则性内容多、宏观战略性多，而实际指导外交一线问题的中观、微观层次理论则相对较少。
与此相联系，目前，长期从事中国外交教学与研究的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学界往往被西方的理论与话语牵着走，用西方的理论话语生搬硬套地诠释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甚至对西方理论话语盲目崇拜，缺乏批判精神。②例如，随着中国对国际影响力的加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都开始讨论中国在未来亚洲秩序乃至整个世界秩序中的地位，(11)但他们的思考大都受自身国际关系方法论和思维方法的影响。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用从西方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亚洲和中国的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解释中国与亚洲秩序关系的并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这表明，西方概念和理论不具有普适性，其方法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反思西方理论局限性的趋势和氛围并不明显，其大量的学术论文仍以西方理论中的认知逻辑为起点，运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诠释和批判中国外交。可以说，直至今日，仍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12)
笔者认为，在思考中国外交教学或者研究中的理论创新问题之前需要反复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政治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还是需要学界创立的学术理论来解释甚至预测政策选择。前者是领袖和政治家的任务，后者则是学界的任务，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笔者认为，目前我们缺少的不是前一种理论，因为在中国外交教学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已经越来越系统化且有的已经具有了实践的可操作性。我们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形态，它在教学和研究中都比较稀缺。如果不能摆脱学术论证政策的局面，那么理论就会继续停留在较低层次，政策也很难得到理论的有力支撑，教学也较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四)历史和思想史的借鉴问题
任何国际政治理论都具有历史性，历史性是构建国际关系的基础。陈乐民在《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一文中曾指出，研究国际政治不应满足于对事件的描述，还要把眼光放在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的走势上。他认为，国际政治连接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的知识，若要走出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层次，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必须走跨学科道路。因此，他提出“把国际政治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纳入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他看来，国际政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戏剧、插曲和浪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文明造就历史，国际政治是世界历史的“部件”。(13)
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也需要我们持正确的历史观，学会从中国历史进程中寻求对中国外交的解读。一般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渊源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如自新中国成立后历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相关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思想传统。目前，学界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在当代中国外交教学中，国内学者较少关注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外交思想史的影响。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观。北京大学杨公素与张植荣在其新版教材《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用其第一章专门探讨了中国的“历史的遗产”，分别从“中国”的由来及其疆域的变迁、大一统的天下观、华夷秩序论，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等四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疆国观念与外交思想，并深入分析了近代的民族危机与外交教训。(14)北京大学叶自成开设的“中国外交思想”课程，从“易经与外交思想的哲学与基本方法”起始，深入地讲授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尤其是春秋时期外交思想的内涵，在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外交思想梳理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15)此外，山东大学陈尚胜则从儒家的天下观、王霸观、华夷观和义利观这四种观念形态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原理。(1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对教学的影响仍然不是很明显。从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看，还远远无法对中国外交教学形成自觉的知识和资源支持。这是非常遗憾的局面——我们的人文精神、战略文化并未在当代中国外交教学中占有它们应有的地位。(17)
有意思的是，在外交思想的探源上，一部分美国学者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傅泰林在其开设的“中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与战略”课程中，专门有一章探讨了“中国古代思想”，该章涵盖了诸如“《论语》的哲学诠释”、“孔子：思想与政略的人生”、“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上古至公元6世纪的中华思想史”等议题；此外，该课程还设有“孙子兵法”、“诸葛亮的军事与战略思想”等章节，用以探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18)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都很清楚，分析美国外交的起源，需要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等，甚至西方外交的根源都存在于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经典文献所包含的思想之中。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其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往往也是结合起来的。例如彼得·卡赞斯坦在讲授美国对外政策时，首先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来源的多重传统，重点讨论了其“国内基础(domestic foundation)”，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讲解了美国的对外交往与外交政策。(19)这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时鲜有讲授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史形成了令人深思的对比。
(五)研究方法的训练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科学在教学体系或者课程体系中都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在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其结果是，这两大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变得比较规范，研究质量也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政治学、国际政治(包括外交)研究则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一直不够。不过，近年来，政治学已经开始注重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从2007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与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合作举办了连续三届的研究方法培训班。据了解，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政治学专业已经开设了两到三门研究方法课程，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但是，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专门的研究方法教材则比较少。(20)在外交教学中，研究方法仍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高校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的学生在全面、系统地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教学方法
中国外交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程度不高，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结合程度也不高。而且，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一直坚守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对理论工具的重视程度不足，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也不够。与这种情况一致的是，中国外交的教学方法也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与外交研究一样，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主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满足于历史事实的铺陈，对理论分析工具缺乏足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外交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进行中国外交研究和教学不需要掌握理论工具(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决策学的一些理论工具)。(21)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野是：前者注重实务，后者注重理论培养。这样一种人为的学科培养划分，致使大量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师没有出现在中国外交教学的讲台上。由于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一些外交教学的教师一般倾向于从国内决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不是系统地对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制度、国际政治文化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变量进行自觉审视，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中。总体上，在中国外交教学方法上，历史叙述方法仍是主流，理论解释仍然较少。即使涉及理论，也主要是领导人的思想和外交理论，反思与讨论也基本上是在某种限定的框架以内进行的，而非社会科学研究层面上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22)
其结果是，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主要是纵向地介绍新中国外交史和横向地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关系。这种梳理基本上以大的历史年代为线索，以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为依据，勾勒的是新中国外交的轮廓。然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做推进研究时，似乎又看不清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或因果关系。譬如，对于当年中苏关系破裂这样有关中国外交转型的重大问题中印之间如何从共同发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走向双边局部武装冲突的问题，以及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缓和的国内政治考虑等重要问题，学界就这些问题在教学中进行解释时，往往分别把它们简单地归纳为苏联的霸权主义，印度的地区霸权主义以及美国需要缓和中美关系以维持其霸权战略等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很少就某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也很少从理论上分析各种历史事件之间隐含的关系，也就不能构建出概括性更强、抽象层次更高的外交理论。而这种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不重视方法论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从而出现外交教学无法引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外交行为和外交政策变化的情况。
第二，中国外交教学对案例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真正的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上随意使用几个故事来说明外交事件，而是根据需要讲授的外交理论有针对性地选择案例，有目的地组织案例中的事件与行动，使得整个故事的展开有助于学生理解理论本身的长处和不足，理解真实世界中的行动者所面临的约束及其行动的意义。在案例教学中，我们除了需要开发出具有理论针对性的教学案例外，还要开发出可操作的教学指南。然而，在这一方面，目前国内的外交教学还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我们缺乏专门、合格的教学案例。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曾撰写了一本很好的案例教学教材——《外交案例》，他总结了40年外交经验，对19个经典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23)但是，除此之外，中国外交学界开发出来的案例则相对较少，专门的案例教材就更少。其次，对于什么是案例教学的案例，如何在教学中使用案例，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最后，目前国内高校还很少开设外交案例的课程或者在外交教学中成熟地使用案例教学。笔者认为，案例教学在中国的外交教学上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高校教师难以掌握一线的外交资料。由于吴建民本人特殊的外交实践经历和身份，使得他本人有机会和渠道了解到很多重大、具体问题的决策背景，而广大中国外交教学的教师则没有太多机会和渠道了解这些外交一线的信息。(24)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交教学界在思想上还没有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对案例教学的重视仍然不够。
与之相比，国外一些大学在中国外交教学方法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它们不仅重视在教学中使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分析外交实践，而且也能比较成熟地使用案例教学。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越来越明显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其分析方法除了运用大理论(结构理论)之外，还运用了包括了国内官僚政治、知觉与错误知觉、冲突和合作理论等其他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理论。江忆恩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更多地融入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多年来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即不能把“中国案例(Chinese case)”纳入学科辩论之中。(25)江忆恩在其开设的“中国外交政策(Chinese foreign policy 1949-2005)”课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这门课程的目标有二：其一是为学生讲授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其二则是从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外交政策分析(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中提取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运用于“中国案例”。他所运用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包括结构/体系理论(structural/systemic theories)、文化和意识形态解释(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explanations)、国内政治因素(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以及心理学方法(psychological approaches)等。(26)
与江忆恩的教学方法相似，普林斯顿大学柯庆生在讲授“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一课时，鼓励国际关系理论专业的学生系统地思考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鼓励中国政治专业的学生理论性地思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他带领学生研究了一系列国际关系和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和概念框架，探讨它们如何以及能否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他的课程还鼓励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模式时，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的一些分支领域业已建立的理论？为此，柯庆生在向学生讲授从1949年至今中国外交政策各个主题的同时，专门设计了“结构性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s)”、“领导与认知(leadership and cognition)”、“冲突行为的理论(theories of conflict behavior)”以及“合作行为的理论(theories of cooperative behavior)”等章节，旨在创造和发展能够用于解释中国外交的理论。(27)
四 教学宗旨
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除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两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外，其在教学宗旨上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辩护与政策反思的矛盾，还比较缺乏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在中国外交研究中，的确有一些前沿学者具有反思精神并能提出批评意见，但在教学过程中，却几乎很少看到这类批判性的文献。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第一，限定框架的约束。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学术自主性也日益增强。但是，我们仍应看到，在主流媒介还没有就某一重大外交历史问题进行表态和重新论述之前，外交研究和教学往往还是难以超越并提出深刻的理论思考，学界关于“中国外交”的“话语”也相对落后于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作用仍在于为官方决策提供补充、诠释和宣传，而不是预先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例如，在教学环节中，我们在看待“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这两个概念时，由于考虑到“和平发展”是一个更符合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概念，而“和平崛起”容易导致“中国威胁论”，所以在表述时往往采用“和平发展”，强调不宜过多提“和平崛起”。笔者在此不是要讨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孰是孰非，只是借此说明这一表述转换背后复杂的背景、繁冗的社会现象以及所产生的语言学上的要求和限定框架约束。
第二，关于“价值中立”。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外交研究肯定拥有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情怀，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和“情感中立”。因此，中国学者在教学中也不可能完全把中国外交研究仅仅作为一个案例去验证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的适切性。中国学者对中国外交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终极关怀，中国外交教学内容基本取向是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合法、合理的解释。美国学者则更多的是把中国的经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在研究或教学中不断利用新发掘的资料，用西方的成熟国际关系理论或比较政治学理论解释历史上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甚至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去预测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①
笔者认为，外交教学和研究应该注重批判意识，这对促进外交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将产生积极作用。国家对外决策咨询真正需求的是那些能够娴熟地掌握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工具的研究者所提供的科学而有效的智力成果。同时，这种意识也能够促使学者们不断地对现有外交政策的适切性提出反思和批判，进而为中国大战略的制定以及外交政策的不断优化提出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建议。
五 结论
自外交学院于1964年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课程至今，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已经走过了46年的历程。国内学术前辈在这一历程中做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贡献，无论是在课程体系建设、教材撰写，还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目前的中国外交教学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成熟程度还相对较低，学科体系建立不是很完善，在教学环节中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基于上述对中国目前外交学教学领域诸多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笔者认为，在课程建设上，外交教学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其一，外交决策是外交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在外交决策的教学中，应高度重视心理学理论，研究大众的集体心理与最高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其二，目前中国大多数高校还尚未开设“比较外交学”课程来比较不同国家和体制下对外决策问题，如果开设此课程，这必将使教师和学生两方受益，特别是将比较外交学与中国外交结合则效果更佳。其三，虽然对于中国外交研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一议题在学界还有很多争论，但笔者仍认为，我们应建设一门“外交学理论”课程来强化外交教学中的理论训练。其四，应加强对先秦和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课程建设，从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中探究当代中国外交的起源、发展和特色。其五，在外交教学中，应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在教学方法上，我们需要在教材中或教学过程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外交实践，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此外，外交教学的宗旨也需要重新审视。
囿于笔者教学经验的有限以及占有资料和数据的局限性，本文对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探究仍然是初步的。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对国内外各主要大学的该课程和教案进行内容分析，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项统计，这样方能使得出的结论更加科学和客观。同时，我们还需要设计调查问卷，以了解各主要大学的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意见和需求，了解实践者对外交教学的意见和需求等，这可能也是中国外交教学界在未来需要做的工作。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笔者对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外交教学的差异进行了一些反思，这是本文写作的最初动因。笔者在回国后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逸舟教授谈了自己的几点感想，他鼓励笔者写成一篇文章，还为本文的写作思路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性意见。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宝俊教授和方长平博士也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谨此致谢！作者还要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文中观点由作者个人负责。
注释：
①国内的学术前辈在当代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做出了很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贡献。例如，外交学院的谢益显、魏世华和宋长美通过长期的教学工作积累，编撰了《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一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梳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教材。此后，在该领域内陆续出版的教材主要有：谢益显主编，曲星、熊志勇副主编，宋长美、陆建元、张历历、苏浩、张清敏共同撰写：《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1949-2001)》北京：励志出版社2002年版；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②该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北京大学“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于2009年11月修订后再版。
③该书属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于2002年修订后再版。
④有学者认为，中国学界近年来在对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议题进行讨论时，仍未将关注点投向一个基础的核心领域——对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的研究。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方面都全部向“洋”看齐的现象。从学理层面讲，这种现象已经危及当代中国外交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参见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2页。
⑤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第2-10页。
⑥牛军：《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页。
⑦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
⑧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寇艾伦(Allen Carlson)教授在“中国与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课程的教学环节中，专门设计了“中国进入21世纪(China enters into the 21 st century)”的专题讨论，分几讲来讲授诸如“软权力与全球新现状(soft power and a new global presence)”等议题，而这些议题往往是国内学者忽视的全球意识问题，详见http://government.arts.cornell.edu/faculty/carlson/；彼得·卡赞斯坦在“世界各区域中的美国帝权(America's imperium in a world of regions)”的课堂教学中，他和学生共同关注譬如阿富汗难民的救助问题，并鼓励学生在课下组织援助活动去援助他们。通过教学环节的设计，美国学生对阿富汗难民问题的感受和自己国家南部某一州受到洪水灾害的感受是大致差不多的，具体内容参见：http://www.pkatzenstein.org/page/view/27。
⑨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10)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第5页。
(11)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Thomas J.Christensen,"China,the US-Japan Alliance,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 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25-56; Avery Goldstein,"An Emerging China's Emerging Grand Strategy:A Neo-Bismarckian Turn?" in G.John Ikenberry,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pp.57-10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Alastair l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2)郑永年：《中国的思想危机》，载《联合早报网》，2009年5月5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505.shtml。
(13)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载《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第9-12页。
(14)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该课程教学大纲参见网址：http://www.sis.pku.edu.cn/web/TEACH_Download_Browse.aspx?id=1572。
(16)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缺少拥有知识结构完整且有研究个性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这样的学者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程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历史学(特别是重要国家的历史以及有国际关系以来的大国关系史)、中国政治思想以及晚清变局中的思潮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的经典著作和理论。参见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第26-27页。笔者认为，在外交研究领域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
(18)参见傅泰林的教学大纲“Chinese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relations and Strategy”，http://web.mit.edu/polisci/faculty/T.Fravel.html。他在讲授“ 中国古代思想”一章时,选择的材料有:Roger Ames and Henry Rosemont,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9; Annping Chin,The Authentic Confucius: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New York:Scribner,2007; David S.Nivision,"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 in Michael Lowe and Edward Shaughness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745-812。
(19)参见彼得·卡赞斯坦的教学大纲"America's Imperium in a World of Regions",http://www.pkatzenstein.org/page/view/27。
(20)根据笔者的了解，这方面的教材只有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和孙学峰博士撰写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少军研究员撰写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两本书。具体参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少军：《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1)目前，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都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其实，这样的学科格局要求中国外交教学拥有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的基础，也需要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外交学在教学环节和在教学内容上却很少有政治学的支持，这与一些国外大学形成了鲜明对比。笔者了解到，国外大学针对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的综合考试内容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其论文指导委员会里面至少有一位政治学教授。从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外交问题专家的知识背景来看，大多数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之所以提出了不同于中国学者的观点与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良好中国国内政治知识的支持。
(22)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厄尔·巴比(Earl Babbie)的观点对中国外交教学的科学化很有启示。他指出，科学研究的三大层面是理论(theory)、资料收集(data collection)和资料分析(data analysis)。理论处理的是科学的逻辑方面，数据收集处理的是观察的方面，而数据分析是在观察中寻找模式，比较逻辑上预期的模式和实际观察到的模式，参见Earl Babbi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2001,p.10。
(23)吴建民：《外交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课题“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通过统计发现，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交流任职主要是从外交外事系统流向学术系统这样的“单向通道”，远远不存在由学界到政界、再由政界到学界的“旋转门”。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第78页。
(25)[美]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64页。
(26)参见江忆恩教授的教学大纲“Chinese Foreign Policy 1949-2005”，他在课程概述里面详细论述了该课程的学术追求，http://www.gov.harvard.edu/people/facuhy/iain-johnston。
(27)参见柯庆生教授的教学大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http://www.princeton.edu/politics/people/bios/index.xml?netid=tchriste。
(28)Alastair l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7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