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慈善事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慈善事业是由民间公益团体或个人组织和开展，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对遭遇灾难与不幸的人实施民间性的社会救济行为体系。随着学术界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中国慈善事业史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视野中一个新的关注点。此前学界虽已进行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但是，其视点多关注大陆学者的论著而疏忽海外的研究成果，内容上详于古代而略于近代。①实际上，特别是最近五年，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获得了很大发展，海外学人的研究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故有必要对此重新予以关注。在回顾该研究领域已有学术成果和梳理其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本文拟以大陆学者为主，兼论海外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并试图努力归纳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供学界同仁讨论和批评。
一、研究发展概况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慈善事业史学术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民国初年学界对古代救荒济贫等慈善救济活动的初步探讨。及至抗战爆发，研究内容始聚焦于难民救助，但进入20世纪40年代便渐趋沉寂。50年代后，相关研究并没有起色，一些文章基本上是把近代中国慈善事业作为地主阶级的“伪善之举”以及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工具进行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的学术研究才重新起步，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专辟一章论述了教会慈善事业。同时，美国、日本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展开一些有益的学术探索。可惜，国内学界并未积极跟进该领域的研究。1991年，周秋光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慈善史研究取得新突破。此后，史学界一批慈善研究论著相继面世。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迄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已获得一定的发展，其概况可由以下几个方面观之。
第一，积极举办学术会议，加强海内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1999年12月，“历史上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围绕“近代中国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等主题展开研讨，进行广泛交流，对推动慈善史研究起到一定作用。近年来举办的几次社会史年会和国际性学术会议，也都有一些慈善方面的专题论文。
第二，慈善史料整理工作取得进展，陆续刊印若干资料集。首先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推动下，总会、各地分会和相关研究人员已陆续编辑了关于红十字会发展历程的档案文献。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赵辉主编《天津红十字会九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其次，史学界也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慈善事业的文集、档案等文献资料。如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謇研究中心等单位合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周秋光编《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熊希龄先生遗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盛宣怀档案》(尚未全刊)，收录了经元善、张謇、熊希龄、盛宣怀等人有关慈善救济、慈善教育的电文和信札。三是出版界影印重刊了大型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2005年版)，也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慈善组织提供了许多便利。
在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会史资料编纂也引人注目。如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该会2001年出版)；澳门同善堂值理会于1992年、2002年先后刊印了《同善堂100周年特刊》、《同善堂110周年纪念集》。
第三，慈善史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先后出版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例如，池子华等著《百年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池子华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玉法主编，周秋光、张建俅等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台北红十字会总会2004年刊印)；王德春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蔡勤禹著《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济——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赵宝爱著《慈善救济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变迁》(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周秋光、曾桂林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浒著《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既有专题性质的，也有通史性质的；既有总论全国的，还有专述某区域或某组织的。
同期，国外学界的慈善史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集中体现于若干标志性著作的问世。像日本夫马进的《中国善堂善会史研究》(同朋舍1997年版)、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社2000年版)和高桥孝助的《饥馑与救济的社会史》(青木书店2006年版)均有较高学术水准。
二、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通过前面简单的勾勒，我们大致可看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取得的重要成果。诚然，众多论著所讨论的问题涉及慈善的方方面面，不可能全部予以介绍，因此只能择其要者，将之分成总论与若干个专题作一评述。
(一)总论
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问题是慈善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少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周秋光、曾桂林认为，甲午战后，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已面临着走向近代化的问题。他们以东南地区社会变迁为背景，论述了清末、民国年间该区域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进而指出东南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全国最具典型意义。②他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城市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慈善事业近代化问题，指出：近代以来，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都集中于城市，而繁荣的城市工商业也为近代慈善机构募捐提供了重要的善源，慈善救济的内容、范围因之而扩充。因此，城市既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也是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动力源。③周秋光等人还从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兴起与演变两个不同的层面分析了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基本路向。④王卫平也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的考察。他通过对晚清苏州府丰备义仓的个案研究，揭示出传统义仓等慈善机构的功能也趋向近代化；其宏观研究的结果表明，古代慈善机构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重在“收养”，这种理念及其实践在晚清发生了显著变化。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开始出现，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渐趋增多，中国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⑤另外，朱英、靳环宇二人在关于戊戌时期慈善事业和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嬗变的论述中，也分别表达了类似观点。⑥可见，学界都比较认同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应包括慈善思想理念的近代化与慈善组织机构的近代化两个面相。那么，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慈善事业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周秋光、曾桂林提出其特征体现在慈善家群体的涌现、慈善组织的多样性、慈善资源的广泛性、救济手段的先进性、救济区域的广阔性等五个方面，惟有如此，方可称其为近代化的慈善事业。⑦
学界还有些成果是通论晚清或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具体言之，有研究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⑧；有探讨民国慈善事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⑨；有分析民国慈善团体发展概况、组织结构以及慈善团体与政府的互动形式⑩；也有论述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事业的管理运作机制与相关制度(11)。这些论文各具特色，有助于人们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概貌的认识与了解。
(二)慈善专题研究
1.教会慈善事业 国内对教会慈善事业的研究，经历了立足于揭露批判、完全否定到结合史实进行公允论述、基本肯定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教会与传教士的慈善活动在不少近代医疗史、传教史或救荒史著述中都有涉及，较之以往，虽还有论者强调其利用行善骗取人心的一面，但大多数学者的评议已趋于客观。如，夏明方考察了“丁戊奇荒”时期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华赈灾的始末、动因与社会影响，认为其对中国绅商发起组织的义赈具有借鉴作用。(12)向常水则研究了民国时期在湘的教会力量参与兵灾救济的有关情形，提出教会的战地救济不仅缓解了战争给社会正常运转带来的压力，还有助于民间社会力量的培植以及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13)此外，学界还就传教士的慈幼育婴、慈善医疗活动及其与华洋义赈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4)，这都有益于开拓慈善史研究的视野。随着教会育婴慈善事业的日益扩展，晚清政府也有所针对地采取了一些策略。杨大春对此有详论，他指出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产生和演变于近代中外交涉之中，先后采取取缔或稽查教会育婴堂、稽查教会育婴堂、由官民兴办育婴堂与教会育婴堂相竞争等三种对策，呈现出节节退让、逐步放松的特点。(15)总之，综观近年来的有关研究，一般都认为传教士、教会的慈善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起到双重作用，把它简单地看作“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或“文明使者”都不妥当，而应视其为“桥梁”。
2.晚清义赈对于晚清义赈的兴起、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内容，李文海较早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究，他认为义赈是一种有别于官赈、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慈善赈济行为，是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出现而兴起的。(16)杨剑利在考察晚清社会灾荒救济形式的演变时也注意到，因清廷财政空虚，官赈废弛，义赈逐渐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救荒形式，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的地位日趋重要。(17)目前，学术界有关晚清义赈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尤以朱浒的论著最为突出。(18)在他的近著中，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放在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了义赈史的研究，对拓展和深化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也颇有启发意义。在日本学界，高桥孝助也以丁戊奇荒为关注点，全面考察了官方、传教士和民间三方对华北开展的慈善救济行动，尤对江南善士群在鲁豫地区的义赈活动着墨较多。(19)
通观义赈的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们在以下几点尚存争议。一是义赈的开端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光绪二、三年李金镛苏北赈灾为之初始。李文海最早提出此论。(20)后来，王卫平在进一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苏北海州、沭阳义赈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也认为它“与以前的‘官赈’存在性质之别，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近代义赈的发端并不是1876年李金镛苏北赈灾，而是次年李金镛等人的山东赈灾。朱浒认为，义赈生成之初就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对救助对象的选择不以其对江南有无影响为标准，而苏北毕竟还属江苏省内，李金镛的苏北赈灾也只是江南社会应对外来难民潮的一部分，依然没有越出乡土的观念范围，不具有义赈的跨地方性特征。只有当1877年6月初李金镛、严佑之等在山东开始赈灾后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义赈的开端。(22)二是义赈的主体，目前学界有三种提法。虞和平通过对经元善个人活动的考察，进而提出义赈发起人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之属的近代绅商。(23)而李文海则认为义赈活动的最初发起人，如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胡光墉等人，都是当时洋务企业中的骨干。(24)朱浒在通过仔细辨明义赈发起人的社会属性、地位后，认为将他们最初的身份定格为“洋务企业家”或“近代绅商”都不恰当；事实上，这些人在义赈初兴期仍归属于“江南善士圈”下的传统士绅，而当义赈在光绪十年左右再次活跃时，其主持群体才发生变化，因他们大多数人都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有密切联系，近代绅商遂成为义赈的领军人物。(25)三是义赈与洋赈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近代义赈的产生受到了西方传教士赈济活动的影响，后者给江浙绅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近代化赈灾模式”，其理由是传教士的赈济事业不仅其发起时间早于义赈，“包含着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创造与模仿关系”，而且传教士与义赈绅商“在灾区放赈过程中有过业务上的合作关系”。(26)对于这种看法，王卫平、朱浒等人均提出质疑。王卫平指出，大约在西方传教士参与山东赈灾的同时，江南绅商就已在苏北海州、沭阳地区开始了义赈活动，因此，虽“可以说近代义赈受到了西方赈灾方式的影响，但不能说是对西方传教士在华赈济活动的模仿”(27)。而朱浒的研究表明：对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行动，“发起义赈的江南士绅在主观上并没有要起而模仿的念头，而是被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抗拒意识，这就注定他们不可能与办赈教士形成合作关系”。实际上，义赈是在江南士绅与西方传教士的对抗活动中逐步成型、发展的。(28)
3.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虽然较晚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却是近十年来研究相当深入、发表论著较多的领域。美国学者卡罗琳·里夫斯的研究颇具有开拓性，其博士论文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与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红十字会的发展是如何反映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重大变迁。她首先在绪论部分略述帝制中国晚期的慈善传统，接着分五章缕述甲午战争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红十字行动、1899-1900年中国参加海牙保和会及初步酝酿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从地方慈善机构到国家组织”的演变、全国红十字网络中的地方分会的组织运作以及红十字会的拓展及其活动等诸多问题。作者在结语中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在福利领域的生长以及国家对社团活动的控制。(29)几乎同时，海峡两岸学者也展开了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其中以周秋光、池子华和张建俅等人的论著最具学术参考价值。1904年3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这在学界已形成共识，闵杰、周秋光、池子华、张建俅等人都对它的初创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论述，但研究者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途径等问题存有分歧，讨论较为热烈。大多数学者认同红十字会这样一个西方舶来品能孕育诞生于中国，中国本土的资源具有重要作用。如闵杰认为，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有相通之处，因而红十字会一经传入即易为国人接受。(30)周秋光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积德行善的优良传统，“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国红十字会是在1894-1904年间政府和民间舆论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体现了中西慈善文化的相互融会。(31)池子华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创建过程的细致梳理，亦认为，以博爱为主旨的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在国人心里可激起共鸣，并与中国本土的善堂相似，这样，“善堂为红十字会走进中国，架起了一座桥梁”。(32)张建俅、卡罗琳·里夫斯也持大致相同的看法。(33)朱浒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红十字会的成立并不是一个“经历了西方影响——国人了解——宣传鼓动——成立组织的线性发展阶段”，实际上它包含着话语和实践的两个不同的发展脉络，即它还是与晚清义赈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现代国家建设行为与地方性救助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结果。而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实践脉络进行认真分析，从而掩盖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的真正途径。(34)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一些中外文新资料的发现，争鸣仍在继续。周秋光对原有观点有所修正，认为甲午战前及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对于红十字会问题早已有讨论，还在多个地区出现了红十字会医院之类的组织机构，而庚子事变期间也有些带红十字色彩的慈善救护组织。这段早期实践经历最终直接导致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35)继之，靳永震对甲午时期红十字会医院的性质、创办者、分布地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36)
关于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学界亦多有论析。周秋光对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会内宣传与经费筹措、组织与发展以及其国际交往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阐发。(37)池子华也对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战地救护、拯灾赈饥等活动进行了论述。(38)张建俅探究了1912-1937年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问题，对善款来源和项目支出进行了条分缕析。他还较全面、深入地考察了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探讨了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39)另外，一些著作对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分会在民国年间的慈善救护活动也有相当篇幅的论述。(40)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时期的慈善救护，拟在下文介绍。
4.华洋义赈会及其慈善活动1920-1921年华北五省再次遭遇旱灾。为赈济灾区，中外人士联合发起了一个国际性民间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华洋义赈会在民国时期的慈善救济及相关活动展开了广泛讨论。如苏新留专门论述了华洋义赈会在河南的灾赈，黄文德重点研究了华洋义赈会慈善救济中国际因素的影响与作用。(41)多数学者均赞同华洋义赈会是一个慈善组织，然蔡勤禹通过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与之略异的新观点。他在专著中从社会变迁视角出发，剖析了华洋义赈会兴起的经济社会环境、组织模式与运作方式，并探究了其各项事业及其成效得失，认为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慈善组织，而是具有更宽广外延的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阐释很有新意。(42)此外，还有人撰文对华北五省荒灾救济中北洋政府义赈奖券的发行、运作和实效进行了研究。(43)
5.世界红卍字会台湾学者宋光宇在这方面已有一系列重要论著。(44)他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民国初年世界红卍字会的产生、发展及其举办的社会慈善活动，并分析了它在当时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他还具体考察了1935年国共“第五次战事”结束后，世界红卍字会在江西广昌、宁都掩埋尸体的情形，以及这次助葬义举的源起和具体做法。近年来，大陆学界也有人对世界红卍字会的成立、沿革、会内行政与运作及其赈济水旱各灾的活动进行了论述。(45)
6.抗战期间的慈善救济学界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地伤兵救护、难民救济、难童救济与抚育等三个剖面。如前所述，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专事兵灾赈济的人道主义组织，在抗战期间也积极参与阵地救护伤亡等慈善救济活动，学者们对此探讨颇有深度。李微以南京沦陷为界分阶段考察了红十字会的抗战救护工作及其特点，指出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时期整个救护体系的核心。(46)池子华则通过若干微观个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作了更细致的论析。他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抗战救护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而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对淞沪之战、长城抗战、绥远战役进行救护。这三次救援行动，实为中国红十字会全面抗战救护的预演。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的救护总队部，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47)除中国红十字会外，有学者还对抗战时期其他民间慈善组织的救济工作进行考察。如，李陵研究了抗战时期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疏散安置难民、救助流亡学生、救济文夕火灾等方面的活动。(48)关于抗战时期难民难童救济研究，海峡两岸学界都有一些成果问世。孙艳魁考察了抗战初期武汉三镇赈济难民的各类慈善机构，并对难民救济工作的特点与意义作了评析。(49)台湾的陈清敏以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为观察对象，探讨了八年抗战期间的灾荒情形与社会慈善救济的各项工作及其发展，并对战时的社会救济成效及其影响进行了检讨。(50)战时儿童保育会是1938-1946年由宋美龄主导的一个集合各界女性从事儿童救济的慈善组织。林佳桦的研究即以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主体，将其置于抗日战争的政局中进行讨论，研究其筹备经过与组织运作、保育人员之建置与工作方针、儿童教与养的问题，从而厘清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历史上的地位。(51)孙艳魁也较早地对抗战时期难童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一个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难童救济团体，在抢救和运送战区难童、难童保育教养工作方面做出很大贡献，是抗战期间难民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52)同类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罗义俊的《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冯敏的《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53)，等等。
7.联总、行总与善后救济问题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是二战后期成立的一个临时性国际慈善救济组织，曾将大批粮食、棉花、被服和药品无偿地提供中国，救济饱受战争劫难的中国难民。为接受联总所捐赠的物资，国民政府也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向难民发放救济物资，协助难民返乡以重建家园。对于这段史实，以往学界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不够深入。近年来，王德春依据大批档案文献，重新考察了联总创建的历史背景、联总负责人在华善后救济中的思想言论以及联总、行总和解放区在若干问题上的纠葛，比较全面、客观地再现了1945-1947年间联总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慈善救济活动和农业、交通、工矿业等善后工作。(54)此外，其他学者也对行总的救济活动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或探考其善后救济工作的起源、推行及利弊(55)；或论析行总在各解放区、收复区开展善后救济工作的具体情况(56)。总的来说，大陆学者论述联总、行总及其善后救济问题已比较公允，基本肯定了它在救助难民、恢复生产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该专题同样引起了台湾学人的关注。卢秀华探讨了行总鲁青分署在战后社会救济工作中的运作情形，并评估了其救济业务及对山东地区局势的影响。(57)
(三)慈善人物研究
慈善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因此，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慈善活动中所做出的贡献，理应是慈善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近代慈善人物研究已有一批颇见功底的文章和专著问世。这些论著主要集中于对清末民初大慈善家经元善、张謇、熊希龄等人的研究。
经元善、张謇是近代著名的江浙绅商，实业成就斐然，同时他们的慈善思想与活动在近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也占有重要一席。虞和平最早对经元善的慈善思想与活动进行了个案研究，他论析了经元善长期参与、主持晚清义赈以及创办上虞劝善看报会与经正女学等善举，称之为“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慈善家”(58)。近年来，这一问题又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例如，朱英研究了维新运动期间经元善的慈善公益活动，认为经元善提倡改良善堂、兴办义学等新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促进了晚清民间慈善活动向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演变。(59)日本学界对经元善的公益善举亦有研究。(60)罗彩云、陈丽华则对经元善慈善思想的形成动因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61)此外，有研究者对经元善义赈中的赈灾主张和活动也展开了论述。张謇也是当前近代慈善人物研究的一个热点。朱英考察了清末民初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认为张謇把创办图书馆、博物院、医院、公园等都纳入慈善公益事业中并将之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连，近代中国慈善公益思想由此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实践层面产生的社会作用也更明显。(62)还有些文章对张謇的慈善教育思想及其动机等方面展开过研究(63)，这也从不同侧面加深了我们对张謇的认识。
有关熊希龄的慈善研究起步较早，论著相对较多，其中有专著两部。周秋光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是国内学界第一部慈善教育研究的专著，深入探究了香山慈幼院的创办和发展过程，考察了熊氏“既救人之命，又救人之心”的慈善教育思想，并评析了他所创的香山慈幼院对近代慈善教育事业的影响。在周秋光的另一著述《熊希龄传》中，也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熊希龄参加的各项慈善活动，如顺直赈济、创建慈幼院和组织世界红卍字会等，最后将他归结定位为“有志于造福人类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和平民教育家”(64)。该著求实求真，在观点立论、资料运用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人物，民国早期许多重大的慈善活动都与他有关。对此，周秋光还有系列论著从多层面进一步深化熊希龄的慈善思想及事业研究。(65)另外，有论者也关注到熊希龄在世界红卍字会中的慈善活动。(66)
余治虽是晚清江南慈善事业中关键人物之一，许多相关研究都不免提到他的善行，但专以余治作为研究对象的却不多，目前仅见游子安、赖进兴的两篇专论。由于对善书研究的旨趣，香港学者游子安概述了余治毕生致力于善书著述的善举，并解析、评述了他汇集古今善举章程而成的《得一录》，指出他修己劝人、广行施济及刊布善书，实际上秉承着江南地区一脉相承的劝善传统。(67)赖进兴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从余治的行善理念及其实践过程着手，探讨了“善人”在整个慈善事业中所发挥的实际影响与作用，还剖析了余治的善书作品并将之与明清善人做一比较，认为余氏并非完全延续明末以来的行善传统，而是在西力东侵之际提出应对新时代社会问题的新善举。(68)对于晚清以来主要善书的撰著和出版流通，行善有成的王一亭、印光法师等善人的身世业绩，游子安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述。(69)
晚清义赈活动中涌现出的一批江南绅商慈善家，除经元善受到学界较多关注外，其他人尚乏深入研究。最近，曾京京以家谱为主要史料考察了唐锡晋这位被后世淡忘的义赈领袖，分析了他在晚清义赈中的表现、行动特点及其贡献。(70)另外，对郑观应、盛宣怀、章元善、杜月笙等人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慈善赈济活动亦有学者论评。(71)在对一些重要的慈善人物进行个案研究时，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士绅、绅商和外国传教士等。近代绅商在传统慈善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王卫平的前述成果颇值得参考。学界还对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抗战时期开明士绅及其参与的各项慈善公益事业进行了论述。(72)另有论者考察了近代的商会、同业行会的慈善活动。(73)西方传教士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影响远不止在政治、宗教与文化领域，对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也产生过特殊影响。然而，目前学界专论从事慈善活动的传教士个人或群体的成果较少，大都附丽于教会慈善事业中。
还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近来还有学人尝试将近代慈善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加以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取向，目前已有些成果问世。如廖良梅考察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慈善家群体，具体分析了慈善家群体对中国慈善事业走向近代化所产生的作用、对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74)朱浒的专著也对义赈同人群体进行了初步研究，剖析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及其社会网络资源对义赈的影响和作用。
(四)区域慈善史研究
自明清以来，善堂善会就是地方社会进行民间慈善救济的主要组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各地传统慈善机构及其活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慈善事业，显然是区域慈善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微观上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区域间慈善救济活动的规模、措施、特征以及共同性与差异性。海外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很丰硕。如，美国学者玛丽·兰金考察了浙江省的善会善堂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善会善堂已成为地方社会精英活动的场所，处于帝制中国晚期社会“官—公—私”三层构造中的中间层。罗威廉结合城市史的研究，也对汉口的各类善堂善会展开论述，指出善堂是19世纪后期中国都市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福利救济设施，对城市的维系与协调发挥了作用。他们都把善会善堂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代表之一，认为它开创了“公共领域”的先河，因而评价很高。(75)这与日本一些学者研究江南慈善事业得出的结论迥异。夫马进通过考察晚清时期杭州善举联合体(善会善堂)的捐款和经营状况，指出它因官款资助而受到地方官府的强力指导和监督；善举联合体在国家面前显得十分软弱，其各项慈善事业也带有明显的徭役性质。同时，他还研究了太平天国前后的上海善堂、义冢问题，认为同仁辅元堂虽成为地方自治的起点，但它始终是一个从事各种慈善活动的机构，实际上与地方自治并无紧密关联。由此，夫马进以为：“要像玛丽·兰金所说的那样试图从中看出‘公共领域’进展来，可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并对罗威廉的主张也“深表怀疑”。(76)小浜正子则对民国时期的上海慈善机构、救火会等团体的源流、沿革与功能进行了深入研究，勾勒了上海的民间慈善事业与国家权力、都市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揭示出这些慈善团体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及其在国家与社会中的作用。(77)日本学界在研究区域慈善史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还有高桥孝助、松田吉郎、山本进、帆刈浩之等。(78)韩国学者田炯权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来探讨清后期苏州、湖南的义学与义庄等慈善机构的经营实态(79)，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区域慈善事业史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下面拟分区域作简要胪陈。
在近代时期的区域慈善史研究中，江南地区无疑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尤其又以上海慈善事业的研究最为突出。张礼恒探讨了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及其活动，认为它是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而繁盛起来的，大体可将慈善事业分为传统型、外来型、近代城市型三类，在发展历程上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排拒到认同、由消极到积极的特点。(80)陶水木则具体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慈善团体的经费来源。(81)对于近代上海善堂的演变与发展，香港学者梁元生亦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清末上海善堂与以往传统善堂的基本工作虽都是慈惠与救济，但清末善堂是官、绅、商三结合的民间团体，超越了传统善堂的畛域之分和宗族之别，由关心乡里和宗族进而扩展到关怀全社会的福祉，其慈善活动也由简单到复合，呈多元化发展。(82)台湾范纯武也以上海为考察点，讨论了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的变迁与互动关系。(83)除上海之外，还有人对江苏苏州、昆山等地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84)
东南区域的慈善史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大陆学界，周秋光等人关于闽、浙等东南省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可称代表之作。近年来，台湾学者对近代以来本土慈善事业发展史的研究颇有贡献。林琇梅重点考察台南慈善救济事业在清代兴起、日据时期的转型、光复后的发展的变迁历程，并分析了各阶段慈善事业的社会背景及政策、设施与功能、经费来源及资产。(85)另外，李健鸿、刘晏齐对台湾社会慈善救济体制的形成、演变也有系统研究。(86)
在华南区域慈善研究方面，除学界对广西有所关注外，熊燕重点考察了广州九善堂的建立、活动、经费和内部操作机制，以及九善堂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强调了善堂“护商”的性质。(87)东华医院和保良局是近代香港社会最著名的两个慈善机构。香港的李东海对东华三院的本末源流、发展演变及其各项慈善救济活动进行了论述；冼玉仪则以早期的东华医院为视点研究近代香港慈善组织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叶汉明亦探讨了20世纪前后在港英殖民统治下保良局救济妇女的善举。(88)而游子安则从善书研究的角度介绍了华南地区的道堂与善堂，对近代百年以来珠江三角洲慈善事业作了回顾和评价(89)，实际上也为华南地区慈善史研究补充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弥足珍贵。此外，有研究者论述了近代香港的教会慈善事业(90)；或探讨香港与广州民间慈善组织的异同；或考察港澳台三地在近代以来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概况及其与内地的联系；或记述澳门镜湖医院在近代的慈善救济活动。(91)
西部与华北地区的近代慈善事业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薄弱。谭绿英关于民国时期成都中西组合慈善会及其慈善医疗活动的研究(92)，似乎是迄今仅见的有关近代西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的专论。研究近代华北慈善事业的论著数量亦不太多，这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作为“对学术界历来较多关注南方慈善组织的一种区域性补充和学术呼应”，王娟考察了清末民初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慈善事业，认为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已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管理方式也逐步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93)她的成果带有区域比较视角，颇可称道。任云兰探究了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民间慈善团体合作，对灾民施行的一系列赈济措施及其特点，并由此透视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微妙关系。(94)同样论及近代天津的慈善公益事业的还有邱仲麟等人。(95)赵宝爱亦对1912-1937年间山东的慈善救济事业展开了论述，并剖析了民间社会完善的慈善救济系统以及各级政府在慈善救济事业中的角色。(96)赵军、沈洁则对抗战后期华北城乡的民间慈善团体与日本军政统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97)其他论文对河南等省慈善事业也有探究，恕不赘述。
三、今后的研究方向及目标
通过对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总览，可以发现近十余年来这一史学研究领域不仅已有了为数可观的成果，而且正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一些倾向和问题，诸如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研究区域范围的选取不平衡，史籍的利用与发掘不充分，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研究者应该深思的，笔者谨在此提出自己的一愚之得。
首先，创新慈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当承认，老一辈学者邓拓、金中枢等人在关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范畴、对象等理论探讨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给晚学开辟了道路。梁其姿、周秋光、王卫平、朱浒以及日本的夫马进等人近些年来对于慈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都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为中国慈善史理论框架的构筑奉献了力量。但也无须讳言，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许多理论问题探讨不够深入，或基本没有涉及。比如，近代慈善的界定问题及其与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关系；古代慈善与近代慈善的关联与区别，等等。又次，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由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既寓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又和宗教、社会保障等领域密切相关，这就必然要求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换言之，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都可以借鉴。而目前这方面的探讨与创新还很不够，某些研究仍停留在表层描述性的分析，缺乏深度与力度。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筑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理论，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二，开掘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从前述近20年来研究内容分布状况看，研究着力点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尚有不少薄弱乃至空白点有待开拓与填补。
(1)慈善人物的研究有待突破。这一突破不但指应对经元善、张謇等著名慈善家作更细致的探讨，而且指应当扩大慈善人物研究的对象(如施善昌、沈敦和、盛宣怀、李提摩太等)，并应当把近代慈善家作为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来加以考察，从整体上把握该群体的成员构成、社会心态、行为特征及其社会作用等各方面的特点。尽管近代慈善家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不多，但他们与近代中国的政界、商界、宗教界等领域的联系十分密切，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因此，加强近代慈善人物及其群体的研究，将会为中国慈善史研究增添一片新空间。此外，这一研究还可以同近代士绅(知识分子)群体、绅商群体、买办群体、洋务派以及在华传教士群体作比较研究，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外关系的认识。
(2)区域慈善史的研究有待深化。这一深化工作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将地方慈善史研究置于区域史研究的范畴之内，考察地方慈善机构、慈善事业在当地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它的主要慈善活动与社会作用以及它同其他地方社会组织、团体的关系等等。二是正确认识地方慈善史研究与全国慈善史研究的关系，将地方慈善史研究置于全国慈善史研究的视阈之下，避免地方叙事成为“破碎的历史”，而应加强整合，自觉地把慈善史视为“整体史”的组成部分，并注意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朱浒等学者以跨越地方性的视角对晚清义赈问题进行的开拓性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三是区域间慈善事业的比较研究。全国各地的政治环境、经济水平、社会风气与社会问题等均不相同，因而慈善事业的内容、功能与作用也不尽相同。再者，各地慈善机构的主持者也不是单一同质的，而是成分复杂，并与时推迁，千变万化。所有这些都表明，要正确认识把握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还必须要深入到区域社会内、区域之间、时段之间，做纵横多方面的细致比较。前述黄艳、王娟等学者所尝试的区域比较研究颇值得赞赏。总之，对近代慈善事业进行比较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加大资料建设力度，加强慈善史料的整理和发掘。众所周知，慈善史研究作为社会史之一门分支，相关文献资料非常分散，收集和整理非下大力气不可。近几年慈善史相关史料的编纂出版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以目前国内各地档案馆、图书馆馆藏的相关慈善史资料之丰富，譬如各种慈善组织、团体所编印的大量征信录、章程和会史以及一些主事者关于慈善活动的日记、往来函件等著述，迄今却无一套全面、系统的专题资料集或丛书出版，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另外，当时的各种报刊上也登载了大量的慈善组织、团体的活动消息与公启。这些浩繁的档案资料均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挖掘、整理，十分需要学界进行跨地域的合作，有计划地编辑有关的索引、目录或提要。这将是一桩于学界功在千秋的文化盛举，有益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取得新的突破。
在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承蒙王卫平、周秋光先生惠赠资料，谨致谢忱！另有部分海外文献则来源于PQDD国际硕博士论文、台湾“国家图书馆”硕博士学位论文与书目期刊的全文数据库网络资讯，特此说明。
注释：
①主要有曾桂林《20世纪国内外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4页；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此外，国内一些荒政史、救济史的学术回顾也略有论及，但都不够全面。
②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
③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城市与慈善事业》，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515页。
④周秋光、徐美辉：《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⑤黄鸿山、王卫平：《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王卫平：《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⑥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靳环宇：《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嬗变》，《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
⑦周秋光、曾桂林：《近代慈善事业的基本特征》，2004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第7版。
⑧靳环宇：《论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
⑨周秋光：《民国时期的社会慈善事业研究刍议》，《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⑩蔡勤禹：《民国慈善团体述论》，《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2期。
(11)毕素华：《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2)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向常水：《教会对战地的慈善救济——以民国时期的湖南地区为例》，《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2期。
(14)盛懿：《近代上海基督教慈善活动刍议》，《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蔡勤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15)杨大春：《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6)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7)杨剑利：《晚清社会灾荒救治功能的演变——以“丁戊奇荒”的两种赈济方式为例》，《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8)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参见朱浒关于晚清义赈研究的系列论文，如：《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彩票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4—633页)、《地方系谱向国家场域的蔓延——1900-1901年陕西旱灾与义赈》(《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9)高桥孝助：《饥馑と救济の社会史》，东京，青木书店2006年版。
(20)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1)王卫平：《光绪二年苏北赈灾与江南士绅》，《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王卫平、黄鸿山：《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第487—501页。
(22)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95—97、114—118页。
(23)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第1—5页。
(24)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5)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150—159、325—340页。
(26)夏明方：《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7)王卫平：《光绪二年苏北赈灾与江南士绅》，《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
(28)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101、108—125页。
(29)Caroline B.Reeves，The Power of Mercy: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1900-1937(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8
(30)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5页。
(31)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2)池子华：《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史林》2005年第2期。
(33)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1904-1912)》，台北《政大史粹》第2期，2000年6月。
(34)朱浒、杨念群：《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5)周秋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2006年2月21日《光明日报》，第11版；杨智芳、周秋光：《论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6)靳永震：《论甲午战争时期的红十字会医院》，《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2期。
(37)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与经费筹措》，《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与发展》，上海《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38)池子华：《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第4—7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
(4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的90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孙敬敏编：《北京红十字会的65年》，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江苏省红十字会编：《江苏红十字运动88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山东省红十字会：《山东红十字事业90年》，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吴宝璋编：《云南红十字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1)苏新留：《民国华洋义赈会河南灾赈述略》，《南都学刊》2004年第5期；黄文德：《辛亥前后美国与华洋义赈组织关系之研究》，胡春惠、周惠民主编：《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年版。
(42)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济——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民国时期的善款筹集及其限制》，《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第516—524页。
(43)周迎春、王占华：《民国北京政府义赈奖券述论》，《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
(44)宋光宇：《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台北《台大文史哲学报》第46卷，1997年，第243—294页；《士绅、商人与慈善：民国初年一个慈善性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台北《辅仁历史学报》第9卷，1998年，第179—241页；《慈善与功德：以世界红卍字会的“赣赈工作”为例》，台北《考古人类学刊》第57卷，2001年，第1—34页。
(45)方竞、蔡传斌：《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及其赈济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张根福：《抗战初期世界红卍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46)李微：《试析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7)池子华：《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1937年中国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简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8)李陵：《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船山学刊》2005年第3期。
(49)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
(50)陈清敏：《抗战时期社会救济的行政规划与措施》，见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二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
(51)林佳桦：《“战时儿童保育会”之研究(1938-1946)》(硕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
(52)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民国春秋》1996年第2期；《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第5期。
(53)罗义俊：《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冯敏：《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工作概述》，《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
(54)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5)赵刚印：《1945-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述论》，《党史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56)张志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收复区善后救济工作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马俊林：《战后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理论月刊》2004年第10期；《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善后救济业务初探》，《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57)卢秀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之组织与运作(1946-1947)》(硕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
(58)虞和平：《简论经元善》，《浙江学刊》1988年第2期。
(59)朱英：《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江汉论坛》1999年第11期；《经元善与晚清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0)高桥孝助：《公益善举と经元善——人的な集积とネツトワ丨ク》，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层すゐネツトワ丨ク》，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惜笔者未见。
(61)罗彩云、陈丽华：《论经元善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株洲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62)朱英：《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11期。
(63)高鹏程、李震：《张謇与清末民初南通的慈善事业》，《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赵有梅：《张謇慈善思想探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蒋国宏：《张謇慈善思想探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4)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5)Zhou Qiu-guang,"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Xiong Xi-ling and the Xiangshan Children’s Home"，Republican China，Vol 19，No 1(Nov 1993)；周秋光：《论熊希龄的社会慈善观》，马起华主编：《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中华会1995年版；周秋光主编：《熊希龄：从国务总理到爱国慈善家》，岳麓书社1996年版。
(66)周广连：《熊希龄与世界红卍字会》，《吉首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67)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10页。
(68)赖进兴：《晚清江南士绅的慈善事业及其教化理念——以余治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
(69)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3—182页。
(70)曾京京：《唐锡晋与晚清义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71)陈国威：《试论郑观应的慈善观》，《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董传岭：《盛宣怀灾赈活动述评》，《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薛毅、章鼎：《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顾建娣：《杜月笙的救济行为浅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4年卷)》，第634—640页。
(72)李文海、朱浒：《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阮清华：《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陶水木：《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李庆刚：《论开明士绅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公益事业》，《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73)宫宝利：《清代后期苏州地区公所的善举活动》，《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74)廖良梅：《社会慈善家群体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长沙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的慈善事业述论》，《求索》2004年第12期。
(75)Mary B.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98—131; 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chapter 3—4,pp.91—156.
(76)[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3—639页。
(77)[日]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小浜正子《民国期上海の都市社会と慈善事业》，《史学杂志》第103编第9号，1994年；《民国期上海の民间慈善事业と国家权力》，《东洋学报》第76卷第l、2号，1994年。
(78)高桥孝助：《近代初期の上海にかける善堂——その「都市」の状况への对应の侧面について》，《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18卷第1分册，1984年；《沪北栖流公所の成立——上海租界の善堂》，《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19卷第1分册，1985年；松田吉郎：《清代后期广东广州府の仓库と善堂》，《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号，1988年；山本进：《清代后期江浙の财政改革と善堂》，《史学杂志》第104编第12号，1995年；帆刈浩之：《香港东华医院と广东人ネツトワ一ク——二十世纪初头にけおる救灾活动中心に》，《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l号，1996年。
(79)田炯权：《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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