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主义新思潮与新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当代出现了许多新形势，形成了不同流派的新思潮。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型制度都是由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造成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适应生产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分配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科学化等要求是现实的需要。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实促使先进的人们不断追求合理的新社会的理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发生了几方面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变化：国际政治关系出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东西抗衡；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促使现代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引起世界经济结构以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诸多变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推毁了殖民主义体系，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结成共同追求现代化发展的第三世界。这些变化给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新机遇和新课题。
由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势力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恢复经济、发展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由于新兴民族国家痛恨帝国主义压迫而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苏联模式在推广中尚未暴露其严重的弊端，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仍然周期性地发生，等等。这样，社会主义就产生了全球性吸引力。那些追求进步理想的人们广泛地研究社会主义，形成当代的社会主义新思潮。虽然其流派众多，但是可以划分以下三大类型。
第一类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问题。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
第二类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总体性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
第三类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包括“伊斯兰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等。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吸收苏联模式，发现其弊端后，能够依据各自国情在不同程度上探索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
在苏联，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是初步的，粗糙的，不太成功的，但这种改革在事实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需要以改革不断加以完善的道理。继赫氏之后，苏联又有勃烈日涅夫改革，局部地调整了苏联模式中的不适应部分，从而使苏联经济发展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显著成就。苏联经济实力在1970年上了一个新台阶。到1985年，苏联又开始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这次改革针对苏联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但是，由于戈氏改革的领导路线出现了严重错误，苏共内部对改革意见发生严重分歧，致使改革陷入严重困境而终于发生了逆转。戈氏改革的流产还造成了丧失苏共政权和苏联国家的严重后果。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沉痛教训。苏联的改革由坚持社会主义到背离社会主义而最终丧失前途的轨迹表明，苏共并未找到适合国情的、成熟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
在东欧，南斯拉夫率先迈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步伐。南共对苏联模式之弊认识最早，从苏南冲突开始，南共独立地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表现为1949-1963年的“工人自治”，1963-1974年的“社会自治”，1974-1980年的“联合劳动”。这些改革的总设计师是南共联盟主席铁托，故也通称铁托改革。铁托改革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南共犯了改革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致使国家陷于分裂的危险中。在国际因素的强烈影响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民族仇杀的内战炮火中终于被摧毁了。南斯拉夫的铁托改革表明确实找到了适应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改革政策却不够完善，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继南斯拉夫改革之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各国也都努力地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不过，由于各国都承受着来自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的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影响，各国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对比关系各有不同，再加上改革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各不相同，于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经历了起落消涨的重大曲折。到1989年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而出现了剧变：各国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取消，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付诸东流了。东欧各国的剧变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改革无成功希望，恰恰相反，它是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他们不愿看到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成功，不愿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繁荣昌盛，于是就用经济的、文化的，甚至政治的手段培植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力量。同时，东欧剧变也给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提出了严肃的教训，即必须确保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指针，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全盘西化和自由化。
在中国，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独立地“在扬弃苏联旧体制的弊端中开始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①1957年，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要走“以重工业为中心”、“工农业并举”、“向科学进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与苏联模式有区别。1960年初，中共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正式制定改革方针，力图实现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但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左”倾错误干扰了对改革的探索。到1978年，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探索，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1980年初，邓小平阐述八十年代三件大事时强调，全党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②虽然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1975年由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宣布的，但是奋斗的道路并不明确。邓小平为此迈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步伐。他决心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③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④同时，他积极倡导改革开放，如农村承包、兴办特区、体制转换等。后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198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随后创立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是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⑤的新探索。邓小平一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他突破传统观念，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⑥1992年初，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按照这一理论，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几年改革实践，不仅创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开创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振奋人心的前景。这充分证明，中共已经找到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巨大成功。
在西欧北美，“民主社会主义”颇为时髦。美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Laski,1893～1950年)于1943年出版《当代革命》一书，首次使用了“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其含义是排除希特勒式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后来，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广泛使用此词，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基本理论。他们的具体解释尽管互有差异，但总的特征是一致的，即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谋求把“真正的平等、自由、博爱、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思想民主、社会民主的社会主义，此亦即多元思想、组织和行为的社会主义。在实现手段上，他们都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手段，而主张用和平渐进方式，利用民主、议会的现成工具促进现实社会的改善。在国际问题上，他们不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任何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与“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倡导“和平、自由和团结”原则。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乃是把资本主义民主手段和社会主义目标揉和在一起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理论。
在西欧发达国家，有一些社会思想家成为新马克思主义派。鉴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确有弊端，依据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劳动、分配各方面所发生新的变化，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考察分析，从而概括出了“总体性社会主义”理论。它强调，应该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比资本主义生产出更多东西，而且要把这些东西分配得更合理；不仅要消灭贫困和对抗，而且要改变人类生存性质，真正充分地满足人的意识和情感、劳动和休闲、道德和美学等方面的需要；不仅要消除阶级差别以实现人们自然和谐、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排除集权政治以实现全体的、自发的、自治的、直接的民主。在实现手段上，它主张推进生产发展和社会改良。不难看出，“总体性社会主义”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也含有一定的改良倾向。
曾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贝林格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他指出：“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特殊条件出发，寻求社会主义道路”，即要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国家通过民主途径寻求所有社会主义工人力量、进步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⑧其纲领主要是：用和平民主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对现成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更新而非打碎、废除之；不实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建立多党联盟来领导国家，共产党在多党联盟中充当政治指导者；不实行工农联盟而建立一切民主力量、进步力量团结合作的广泛联盟。“欧洲共产主义”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同时，它保留在丧失民主自由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暴力革命的权利。它确认，向社会主义过渡要走“独特民主道路”，即：实行人民民主革命以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它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具体道路。总之，“欧洲共产主义”具有正确的理论出发点，其所追求的“和平过渡”道路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然，其设想尚未被事实所验证。比较而言，“欧洲共产主义”是比“民主社会主义”、“总体性社会主义”含有更多科学因素的理论。
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盛行着颇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阿拉伯地区一些国家提倡伊斯兰社会主义。它承认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以阿拉伯民族意识和伊斯兰教义为依据，是既不侵犯私有制而又消灭剥削、人人平等、保护正义的社会状态。赤道非洲地区一些国家倡导村社社会主义。它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认为通过村社制度可以达到财产共有、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美好境界。南美洲地区一些国家提出合作社会主义。它要求由工农群众掌握生产资料，实行共同劳动和消费，消灭阶级和特权，保证人人平等与自由，其具体途径是建立合作社所有制，作为国民经济及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以上这些社会主义流派虽然不是科学的，但是表明了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向往社会主义的政治追求。它们根据各自实际来探索发展道路，奔向理想目标，这是值得称道的。
回顾二战以后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冲出苏联一国，成为迅猛扩展、风靡全球的强劲势力，这确实令世界资产阶级毛骨悚然。但是，历史表明，当代社会主义事业远未达到建成之期，甚至尚未达到成熟点，而是还需长期斗争和探索的课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和以往成功的经验一样，值得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新思考，以求得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上萃取科学的信念。
首先，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型制度都是由社会发展的先进力量造成的，先进取代落后乃是必然规律，又是经过曲折、反复斗争来表现这个规律的。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统治权而进行了长期的反封建斗争。这种斗争经历了数十年以至上百年的曲折和反复。从本世纪初起，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都历尽曲折和反复。共产党自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第一天起就没设想过自己的奋斗之路是笔直平坦的，而是需要劈荆斩棘的。要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就难免出错。毛泽东说过：“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⑨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斗争中诞生，并且不断成长壮大，纵然曲折反复的现象一定还会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斗争仍旧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
第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适应生产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分配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科学化等要求，即突破资产阶级私利界限而建立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现实的需要。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现代民族发起广泛的革命斗争，都有这种现实变革要求。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本世纪兴起，乃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奇迹”就不会产生，中国也不会象今天这样独立而稳步地走向现代化。同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显示了自己的先进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教训的日益积累，人们一定会逐渐认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从而走出一条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主义遇到困难之际，我们不必悲观失望，不可受“失败论”的迷惑，而要坚定信念，沉着应战。只要我们扎实苦干创新绩，直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图大业，那么，一切攻击与诋毁之言就都会烟消雾散了。
第三，在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下，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随着经济与科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剥削本质仍未改变。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仍是其最终的命运。私人垄断资本追逐垄断利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内部的计划性、组织性、高效性，另一方面则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于是，国家垄断资本应运而生。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宏观调控功能，在工业、商业、流通、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私人占有制界限，表现出某种社会化服务的倾向。为了对付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振荡，现代西方国家搞了一些改良，如利用新技术成果扩大生产组织的自动化；采用计划手段加强经济运作的系统化；发展跨国公司促进产销关系的网络化；吸收工人股份和技术管理以实现企业经营的民主化；实行各种福利措施以达到保障制度的社会化，等等。这些事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具有发达的现代高科技工业生产力，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以往也有所不同，其中，垄断资本运转机制仍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出现突破资本剥削的若干因素，如城乡、工农、脑体差别渐趋消失，劳动状况从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化，工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明显改善，等等。这样，社会生产成果已不再为资本家所独占。可以认定，当机器大工业达到生产组织社会化时，垄断制度在资本运转机制范围内不得不表现为管理方式和流通活动的社会化，而且，当这两种社会化适应生产力发展既突破私人谋利界限，又突破垄断资本剥削手段界限时，即显示其为全社会提供福利之倾向时，那就表明垄断制度开始走向衰亡。毫无疑问，垄断资本所积累的发达生产力及其它物质条件，乃是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需要的。国家垄断资本所产生的社会化因素只会增多，不会减少，这些社会化因素逐渐形成巨大推力，当它使国有制超越私有制变成社会公益制度时，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当然，各国的具体过渡道路是要在实践中探索的。
第四，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实促使先进的人们不断追求合理的新社会的理想。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⑩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不断发生经济危机：1946～1973年间，美、英两国有5次，日本有6次，西德有4次，法国有3次；(11)1973年以来，这些国家普遍的“滞胀”危机，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61～1973年的5%下降到1979～1988年的2.7%。(12)与经济危机相应的是广大工人以罢工、游行等活动予以抗争：1947～1948年，美国有7100多次，总人数超过400万；工人失业以美国为典型，其平均失业人数1980年达745万。1981年达950万，1983年达1000万。(13)至于贫困、吸毒、流浪、绝望、自杀等摧残人性的不合理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所有这些充分证明，具有现代化和福利化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本质的罪恶性。
在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社会党等劳动阶级政党、团体为谋求改变现实的不合理状况，不断探索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道路。因此，追求社会主义的力量在这些国家里是不断发挥作用的。可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化倾向、公益性因素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危机作用的结果，而且是外部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和内部劳动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从来都认定，共产主义运动是遵循着历史发展逻辑的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过程。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以来100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仍会经历艰难曲折，但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要最终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历史的必然前途。
注释：
①要兴磊等《新中国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p119。
②③④《邓小平文选》p204,p149,p150。
⑤⑥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10,p148,p373。
⑧《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中译本p1。
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774。
⑩《马恩选集》第3卷p436。
(11)《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科学出版社1990年。
(12)《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
(13)《比较·选择·思考》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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