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左传》解《易》——看易学对先秦史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先秦论文,史学论文,易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周易》虽然起源于占筮，但它凝聚了先哲对自然和社会的见解。从《左传》解《易》，可以看出《周易》的辩证观点和思想内容，对先秦史学的积极影响。《左传》反映先秦史官利用《周易》的变通观点，认识历史在不断变革中发展的普遍法则；反映史官通过占筮说卦，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用《周易》辩证的思想方法，预断历史前途。先秦史官还借助《周易》对古代社会生活的记载来说明历史；通过解《易》，展开对人物的评论。《左传》有些解《易》内容，还表达了“物生而后有象”的朴素唯物思想，反映出当事人重客观实际，不一味迷信占筮的现象。先秦史官通过解《易》说史，吸收了《周易》的合理内核，锻炼了辩证思维，培养了变通史观。
关键词《左传》《周易》先秦史学
《周易》起源于卜筮，朱熹曰：“《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六）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周易》凝聚了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见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对古代的哲学、史学、文学的发展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史学上讲，早在先秦时期，《周易》的思想观点及其内容，就对当时的史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左传》记载的解《易》内容得到证明。
《左传》与《周易》同为“十三经”之一，称《春秋左氏传》。《左传》作者依据当时的史料，如实记载了先秦史官以及一些大夫、家臣解《易》释史的内容，共计19处（见庄公二十二年，闵公元年、十二年，僖公十五年两处、二十五年，宣公六年、十二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九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昭公元年、五年、七年、二十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哀公九年）。这些内容，以往常常被等同于卜龟、星占、望气、圆梦等预言，看作是对神意史观的宣传，其实并不尽然。这是因为，一方面，先秦史官解《易》，并非单一地利用《周易》占筮凶吉，而是广泛地运用《周易》的思想方法和内容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或解释历史。另一方面，《周易》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保存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不像望气、圆梦等荒诞无稽。我们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可以看到它“于事物中看出矛盾，于矛盾中看出变化，于变化中看出整个世界”〔1〕的辩证观点，看出它对古代史事的真实记录。 它的“合理内核”对于先秦史学的影响是有益的，值得作一番探讨。
以下拟就《左传》中解《易》释史的几个方面，略析《周易》对于先秦史学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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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在历史认识上最有特色的观点是变通的史学思想，这对于先秦史官认识历史在不断变革中发展的普遍法则，意义十分重要。《周易》善于总结自然与社会的变化，它认为自然界各种事物都是存在于变化之中的，所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生焉”（《周易·系辞下》。以下凡引《周易》，皆不列书名）；而这种变化又是一种盛衰交替的变动发展，所以《泰·九三》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丰·彖》又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与时消息，况于人乎？况于鬼乎？”它认为这种盛衰变化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也是一种必然。因此《系辞下》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说：“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指出变化是事物的普遍性，只有依据变革、变化思想去行事，才能收到成效。
《周易》不仅讲变，还讲通。《系辞上》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什么是通呢？由此及彼就是通。《周易》的通表示了对立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变化过程的连续不断。它运用史实，来说明这种变通的思想。如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系辞下》）又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这些史实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社会变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秦史官在观察社会历史发展时，利用了易学变通的观点，《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就记载了史墨运用《周易》，说明历史变动的精彩议论：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史墨议论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礼崩乐坏，周室衰微，卿大夫专权。在鲁国，也是鲁君失国，政在季氏。“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史墨指出了大变动时代的历史事实；他总结了鲁君失国的历史教训，是由于文公之后政治“世从其失”，“民忘君矣”，而季氏却“世修其勤”，所以季氏专权是他善修人事的必然结果。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史墨运用《易》卦《大壮》的卦象来形象地说明事实。
，乾代表君，震代表臣，震在乾上，君臣易位，表明卿大夫势力的强壮。《大壮·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史墨据此指出雷（震）在天（乾）上是符合规律的，“天之道也”。为什么是“天地之情”，“天之道也”？因为他看到了变化的普遍法则，就像自然界“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对立转换，相互变化一样，社会也要不断变化，“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他把历史变动时期的君臣易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周易》变通思想的体现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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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易》本为卜筮而作”（《朱子语类》卷六六），因此，《左传》解《易》的内容，较多地反映在史官通过占筮说卦，利用《周易》内在联系、运动发展的辩证因素，分析战争胜负、国家吉凶，预断历史的前途。这里可以举僖公十五年，史官卜徒父占秦晋交战一事来作说明。史载：
秦伯伐晋。
（此处《周易》引文与今传本《周易》有异，今本作：“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无“获其雄狐”数字。）
卜徒父先用讲解卦辞的办法，分析战事，决断吉凶。其占得《蛊》，卦辞一开始就是：“元亨，利涉大川。”所以他判断秦军渡河得胜，晋军失败。接着，他又把卦辞和卦名联系起来，认为狐和蛊虫都具有那种害人害物的品格，而晋惠公不守信用，奸猾似狐。因此，“千乘三去”即喻晋军三败，“获其雄狐”即喻俘虏晋君。在《周易》中，六十四卦是由上下两经卦重叠组成的，异卦相重的卦象分上下卦位，下卦又称内卦，上卦又称外卦。于是，卜徒父又运用《周易》这一体例，从卦象中上下卦不同的象征意义，及不同卦位间相互影响、运动发展的特征，作进一步的发挥。说明“《蛊》之贞”即《蛊》之内卦代表己方，为巽，象风；“其悔”即《蛊》之外卦代表敌方，为艮，象山。时值秋天，风扫落叶，山木凋零，故秦军必胜，晋军必败。卜徒父根据秦晋双方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利用《周易》卦象中上下卦对立运动、发展变化的特点，用取象法巧妙地阐释了战争发展的前途。
战争的结果正如卜徒父所言，晋军三败，退到了韩地，以后晋惠公又被俘。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占筮灵验的例证，因为《左传》在记述卜徒父占筮之前，其实已将秦胜晋败的客观原因作了详细的交待。指出晋惠公原来是秦国的人质，秦国护送他回国即位后，他违背了对秦穆公夫人的许诺，不仅不收留晋国流散的群公子，反而奸淫了太子妃贾君；他曾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给晋国执政大夫一些好处，也都不想兑现；晋国饥荒，秦国运粮相济，而秦国饥年，晋国却不肯出卖粮食。凡此种种，足见晋惠公的背信弃义和不得人心，所以秦军伐晋是正义之师，而晋军不但理屈意怠，内部还有不稳定因素。于是，仗一打起来，晋国大夫韩简就发现，“我怠秦奋”，“师少于我，斗士倍我”，秦胜晋败的战争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看出，卜徒父对于历史前途的预断，受到《易》的影响，按照变通的思维途径思考现实，同时又是以客观事实作为基本依据的。他解《易》说卦，通过这种方式和方法体察事物发展的趋向。由此也可以看到，其一，在当时生产力较为落后，人们认识水平不高，迷信占卜筮卦的情况下，史官借助解《易》，评论史事，预断历史前途，增强了历史的感召力；其二，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先秦官通过解《易》说史，吸收了《周易》辩证的合理内核，锻炼了辩证思维，培养了变通史观，这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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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故事和社会史材料，发现古代历史的影子，说明古代社会的现象。顾颉刚先生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就曾以甲骨文和《周易》相互参证，对《周易》中“王亥丧牛羊”、“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历史故事进行阐释。先秦史官直觉地感知到这一点，他们有时便借助《周易》中有关古代社会生活的记载，来说明古代历史，这是先秦史官解《易》释史的一个方面。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史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魏献子说，龙很少见，是因为龙是聪明的虫类，人们才不能活捉它吗？史墨指出龙并非特殊聪明的虫类，他讲述了古代养龙的历史，说古代的豢龙氏和御龙氏都是养龙、驯龙的氏族。现在很难看见龙，是由于负责养龙的“水官”被废弃了，所以龙渐渐稀少，几乎绝迹。为了说明古代确有养龙的历史。他举《周易》的记载来作证明。他说：
以上所列《周易》爻辞，除“龙战于野”是引自《坤》卦上六爻爻辞，其余皆出自《乾》卦。“《乾》之《姤》”，是说乾卦到姤卦，即乾卦变为姤卦，这是《周易》中通过“爻变”达到“变卦”的体例。按历代易学家对《周易》“变卦”体例的解释，凡初筮得的卦象，其中老阴可变为阳爻，老阳可变为阴爻，这就可以从初筮的本卦变出另一个卦象。“《乾》之《姤》”说明《乾》变为《姤》依靠初九的爻变，《左传》借此特指《乾》卦初九，这是《左传》引用《周易》的通例。以此类推，“其《同人》”指《乾》卦九二，“其《大有》”指《乾》卦九五，“其《夬》”指《乾》卦上九，“其《坤》”因六爻皆变，故指《乾》卦用九；而“《坤》之《剥》”则指《坤》卦上六。
史墨通过《周易》关于“潜龙”、“亢龙”，以及“见龙在田”、“龙战于野”等形象的记载，证明古人养龙驯龙的历史，指出如果没有对龙的长期观察，怎能对龙的各种状态作出详细的描述呢？应该认为，史墨在这里凿凿论证的龙，绝非那种人们虚拟传说为神物的龙，而是指鳄鱼之类实有的爬行动物。因为，《左传》中魏献子本来就是把龙看作虫的。从神话起源的角度看，古代传说中龙的形象，也应该来源于实际生活的动物。近时有人认为神话的龙实乃被称作“蛟龙”的鳄鱼〔2 〕，颇为可信。故史墨所论，非无稽之谈，而是说《易》证史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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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所记解《易》说史，还有一些内容是通过解说《周易》，展开对人物的评论。比如，宣公六年记载：
公子曼满和王子伯廖都是郑国的大夫，曼满想升官作卿，而伯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正如《丰》卦上六爻爻辞所说的：“丰其屋，蔀其家。”“三年不觌，凶。”“丰其屋”指曼满的无德和贪婪，“蔀其家”有贵族被查抄之象。伯廖说曼满寿命不过三年，果然如此，何其灵验也。《左传》中有不少这种解《易》征验的内容，恐怕有的情况是偶然事件的巧合，《左传》作者依据原有史料作如实记载；有的则是史官的附会，利用当时人们对《周易》的崇拜，以示某种褒扬或警戒。
《左传》又记襄公二十八年，郑国的游吉出使楚国，楚康王恃大国位尊，拒不接见，要郑伯亲赴聘问。游吉只好回国复命，他跟上卿子展说：
所，无谓迷复，能无凶乎？
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复》之《颐》”是说《复》卦的上爻由阴变阳，则成《颐》卦，在这里特指《复》卦的上六爻。这一爻的爻辞说：“迷复，凶”，“以其国君”，“至于十年不克征”。游吉认为楚王不修国政和德行，想恢复楚国以往的地位和威望，却放弃了立国之本，这就是所谓的“迷复”。因此，楚王将死，楚国在10年内也无法与诸侯争霸了。游吉以楚王行径比附爻辞，事涉牵强；然而他的解《易》论人，增强了褒贬人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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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左传》在记载史官解《易》说史的同时，也在某些内容上表达了对于占卜筮卦的正确认识，反映出作者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下面可以接着晋惠公的故事来作说明。《左传》僖公十五年记：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
韩简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他能看到卜龟也好，占筮也好，只是一种方法或形式，决定历史发展前途的是人事，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客观存在。他的“物生而后有象”，表达了朴素唯物论思想。由于《左传》有这种重人事，“物生而后有象”的认识，所以它在记载用《周易》占筮的史实时，有些内容能反映出当事人“先人事而后说卦”（《日知录》卷一《卜筮》），在人事的基础上灵活理解卦辞卦象的意义。比如，襄公九年记鲁成公的母亲穆姜死于东宫。原来，穆姜和鲁大夫宣伯私通，想要除掉季文子和孟献子，然而事败，宣伯被放逐，穆姜被迁于东宫。进东宫后，她对史官占筮的结果有一番自知之明的议论：
。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所谓“遇《艮》之八”，是说初步占筮的结果得《艮》卦，《艮》卦六爻中，九三和上九以老阳变，初六、六四和六五以老阴变，只有六二爻得八为少阴不能变，故《艮》卦变为《随》卦，这就是史官说的“是谓《艮》之《随》”。《随》卦的卦象于穆姜有利，但她并不相信这些。她先指出《随》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然后又对“元亨利贞”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只有“体仁”才够得上“元”，有“嘉德”才够得上“亨”，能“利物”才够得上“利”，有“贞操”才够得上“贞”。而她一样也够不上，所以与《随》卦“出”的含义无缘，“必死于此”。这是对客观情况所作的符合实际的预断，而不是对占筮的一味迷信。
《左传》中“物生而后有象”的认识，以及若干“先人事而后说卦”的事例，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书中那些占筮解《易》的记载。
要言之，《左传》解《易》的内容，反映了先秦史官利用《周易》解释历史，评论人物，预断历史前途，认识历史发展大趋势的事实。在剥去《周易》唯心神秘的外衣之后，可以看到，《易经》的辩证思想和变通史观对先秦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中国古代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往往不被《周易》筮法的神秘色彩所迷，不为象数所囿，他们吸收了《周易》的思想精华，用以推动史学的发展。自先秦以降，西汉司马迁便在《史记》中继承了《周易》的变通史观，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魏晋隋唐的易学有显著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宋代理学家以《易》的模式建构了宇宙理论和社会历史观，杨万里的《诚斋易传》则以史证《易》，进一步阐发了《周易》变通的史观。明清之际，王夫之从易学思想出发，言兴衰治乱，看历史进化，述“变通以成”；清代的章学诚更是以《周易》的通变思想作为史学认识论的基础，强调史学的通识和史学的变革，提倡学术经世。《周易》的辩证思想和变通史观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断发掘易学思想对古代史学思想的影响，对于总结传统史学和发展新史学，必将具有十分深刻的学术意义和思想价值。
注释：
〔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76页。
〔2〕王明达：《也谈我国神话中龙形象的产生》， 《思想战线》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