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及其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学说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5文献标识码：A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重要性没有人怀疑过，但是，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却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读。卡尔·波普尔把黑格尔当作“开放社会”的敌人，①而英国的鲍桑葵博士则竭力为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辩护。②实际上，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很难用自由主义或极权主义来概括，因为它突破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框架，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要理解和领会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创新之处，必须要考察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理论方法、逻辑演绎和对传统自然法及社会契约论的突破。
一、黑格尔考察国家问题的理论方法
黑格尔考察国家问题的方法深受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德国浪漫主义学派思考方法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上述两种方法，而是在二者的基础上创立了逻辑辩证法，用以考察国家问题。
黑格尔出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此时欧洲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已由对单一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向研究自然现象的多样性。例如在天文学领域，开普勒的研究重点是确定行星公转和它们各自相对于太阳距离的规律，而到了伽利略时代，自然科学已不再局限于描述某一自然领域，而是致力于研究动力学和关于自然界本身的一些运动规律。要完成这一任务，单靠直接观察自然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伽利略采用把观察到的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再对各个部分进行综合，使各个部分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方法。以抛物运动为例，如果仅凭直接观察抛物运动的现象，只能得出物体先上升后下降的粗糙结论，不可能精确描述抛物体运动的轨迹。为了精确描述抛物体的运动轨迹，伽利略把复杂的抛物运动分解成原动力和重力，这样就能精确地计算出物体的加速度和减速度，从而测定抛物体的运动轨迹。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采纳了自然科学以“分析—综合”为特征的物理学方法论模式。启蒙思想家高度重视人类理性的作用，因为人类可以运用理性“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③这就是启蒙思想家们笃信的方法。
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和机械原子式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遭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崇尚天性或自然，认为理性所支配的心灵无法领会自然的神秘、魔幻与美丽。他们发现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远离，人与共同体的远离，导致人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归属感。因此，浪漫主义学派强调共同体的价值和人的普遍性。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也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黑格尔的国家思想无疑受到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为黑格尔研究国家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石。他把启蒙运动的理性大旗和浪漫主义思想家对整体性、普遍性观念结合起来，发展出辩证逻辑的认识方法。当然，用逻辑方法考察政治问题在黑格尔之前并不鲜见。英国逻辑学家兼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首次运用形式逻辑来研究国家问题。霍布斯认为，凡能构成因果关系的每一个物体都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物体既有自然物体也有人为物体（即人为创造的物体，如国家）。因此，哲学也就相应地分成由物理学和心理学构成的自然哲学以及由伦理学和专门政治学组成的政治哲学。④由于国家也是“物体”，考察自然物体的思维方法也可以原原本本地运用于考察国家。霍布斯认为，人的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计算”，而“计算”的前提只是弄清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⑤所以，只有对构成国家的终极因素进行分析，并用这些因素重建国家，才能真正地理解国家的实质。于是霍布斯先斩断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纽带，把“市民状态”还原为“自然状态”，得出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结论。黑格尔不满意霍布斯的形式逻辑和原子式的理论方法，代之以辩证逻辑和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前提是“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以及进行科学论证的那种哲学方法，即整套思辨的认识方法。”⑥这种认识方法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正题是把事物视作静止的现象来思考；反题是以运动的眼光来考察事物，分析事物正反两方面的矛盾运动；合题则是以宏观和全面的视角考察事物。在正、反、合的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三个阶段能够调和前两个阶段中出现的矛盾，又可以保留前两个阶段拥有的独特性，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圈”。
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展开
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严格遵循辩证法，沿着正题、反题、合题的思路展开论述。他把单个人的“自我意识”作为其国家理论的切入点。关于自我意识，黑格尔之前的笛卡尔、休谟、康德，以及与黑格尔同时代的费希特都有所论述，但他们多从主体的角度来论述的。而黑格尔则选择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来彰显人的自我意识，即“自我意识”的存在取决于他人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由于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承认，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个人与一个个人相对立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个“承认”难题呢?黑格尔认为战争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它们之间只有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们自身的存在。它们必定要参加这一场生死斗争，因为它们必定要把它们自身的确信，它们是自为存在的确信，不论对对方或对它们自己，都要提高到客观真理的地位。”⑦这种“为承认所进行的斗争和对统治的服从是政治生活的起点，也是国家的开端。”⑧自此，黑格尔在精神哲学领域内的探讨开始进入“国家学说”范畴。
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基础是个人的“自由”。黑格尔认为人类天生就是自由的。他在《法哲学原理》导论中指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重量构成物体，而且就是物体。说到自由和意志也是一样，因为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⑨
既然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就“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这种“外部的领域”就是所有权（财产），它是个人借以实现自由的手段。如果没有财产，人就不可能作为“自由意志”而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人的自由也就是纯粹主观的、没有内容的。所以，黑格尔把私人所有权看成是理性的必然，认为“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的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⑩
对自由意志来说，财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抽象法”领域，自由意志只是作为占有“财产”的人格而存在，这样的自由意志由于其具体表现是外在的东西，因而有可能受到侵占。只有进入到“道德”的领域，自由意志才作为内在的东西体现于自身，而非体现于物，因此在这一领域，自由意志才能自己决定自己。这样，道德就为自由“规定了一个更高的基地”。黑格尔的道德观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反对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的“义务论”，也反对席勒“义务命令你去做的事情，你就深恶痛绝地去做”的论调。他认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福利，有权把个人的特殊需要作为他的目的。“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理性的，这样说来，人有权把他的需要作为他的目的。生活不是什么可鄙的事。”(11)不过，道德领域的自由也并非没有局限性，因为道德行为的主体是单个的人，单个人的主观意志、特殊意志不是客观意志、普遍意志。所以，道德领域的自由有可能成为主观片面的东西。为了脱离这种主观片面性，人的自由意志就必须上升到“伦理”领域。黑格尔把“伦理”看作是“自由的理念”，(12)自由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在“抽象法”领域，自由只具有外在性和客观性，在“道德”领域，自由虽然朝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只具有内在性和主观性，只有在伦理领域，自由才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才是真实的自由。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指的是精神性的社会整体。他所谓的“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说只有在精神性的社会整体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活动中。同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自由。”(13)黑格尔的这段话虽然拗口，但意思是明了的，即国家是个人的“实体”，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才能获得自己的实体性自由。
黑格尔对国家的强调使其长期背负着“极权主义”的恶名。不可否认，黑格尔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国家的至上性，把国家看成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绝对的不受推动的目的”和“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要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14)但是，黑格尔的本意并非是要为极权主义张目。他在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指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国家的理念。特殊的国家或国家制度可能是坏的，但国家的理念却是神圣的。综观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它的精神哲学是其全部哲学的顶峰，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就是“最高的学问”，而精神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是自由。所以很难设想黑格尔会设计一个完全压制人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实际上，黑格尔也没有那样做。他设想的国家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权力有限的国家。他认为，“普遍的国家权力只向个人要求对自己所必须的东西，为给自己实现这种必要事宜所采取的设施也以必要为限，……保证公民的活生生的自由和固有意志，而且允许公民有巨大的活动范围。”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政府“必须把对它组织和维持权力这种本分并非必要的事情听任公民自由处理，（因而）把以对它内外安全并非必要的事情听任公民自由处理；对它来说没有什么应该像在这些事情上能保证和保护公民自由行动那么神圣，而这样做又毫不谋取功利，因为这种自由本身就是神圣的。”(15)
黑格尔虽然强调个人自由，但他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与特殊性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个人的自由“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的普遍性也“必须予以促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16)
三、黑格尔对传统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与突破
说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西方国家学说史上的伟大创新，不仅在于他使用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力图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在于他所主张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国家观，是对长期流行的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角度考察国家起源学说的一次深刻批判。
“自然法”(Natural Law)思想早在古希腊时就已出现。智者学派把“自然”看作“真理”或“实在”，把“自然法”看作绝对正义。智者学派之后，自然法思想几度沉浮。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对“自然法”进行重新诠释，使其重新获得蓬勃生机。在这一时期，启蒙学者普遍认为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政治社会是一个人为的安排，意在获取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经过启蒙思想家的不断宣传，基于自然法观念之上的自然权利思想已深入人心。黑格尔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其中当然包括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之一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对他的影响。黑格尔的一生中都始终不渝地忠于启蒙思想家个人自由的理念，承认每个人都拥有伴随自由意志而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法哲学原理》的副标题还冠之以“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但这并不能像利德尔(M． Riedel)、佩尔津斯基(Z． A.Pelczynski)那样据此断定黑格尔全盘传承了启蒙运动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论者。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他早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自然法》，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并不同意流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自然权利理论和流行欧洲大陆的抽象的自然权利理论。
黑格尔认为，无论是经验论的自然权利理论，还是欧洲大陆的理性的自然权利理论，都是“从人的个别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依照他的自由意志去对待别人”开始的。这种自然权利理论的出发点决定了“人们把社会和国家的状态仅仅认作个人的工具，而个人才是主要的目的”。所以，这两种自然权利理论都只停留在“抽象的自在”阶段，(17)不可能真正认清个人权利和国家的本质。如果想要真正地认识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本质，必须“首先提出自在自为的理念，然后在理念自身中揭示出实现其自身的必然性，并揭示出这种必然实现的过程”。(18)这就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研究和揭示的重点。
在批判自然权利理论的同时，黑格尔还对社会契约理论进行了批判。据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的研究，在黑格尔之前，“国家起源于一种契约一直是流行的观点。这样一种契约受一定条件的约束，受法律或道德限制的约束，这似乎是一个既定的结论。”(19)黑格尔没有囿于“既定的结论”，而是从个人自由或主体性出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人而获得，因此，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会是单个人的集合。所以个人权利“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能出现。
黑格尔不同意契约论思想家把国家设定为个人的联合，认为国家是各种团体(associations)的联合。所以黑格尔在论证国家时，并没有从个人直接进入国家层面，而是把“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认为霍布斯、洛克所说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市民社会，远未上升到国家的真实概念。
黑格尔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是一个创新。他既没有像历史法学派那样把社会契约看成一种历史事件来反驳和否定社会契约理论，也没有像休谟那样用功利主义抨击社会契约理论，而是抓住了契约理论的个人主义核心，给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决定性的一击。在西方思想界，学者们普遍认为黑格尔对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是比较彻底的，它使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更加牢固。
探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非是发思古幽情，而是为了把握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挑战。冷战结束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作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引起了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这本书并非是如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靠鼓吹“民主”取宠于西方舆论界的，而是因为福山用人类导师的敏锐思想把握住了现实问题。就此而言，今天研究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②(37)［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21页。
③［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九章、第十章。
④⑤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1页。
⑦Peter J.Boettled,The lcgacly of Frtedrich von Hay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9),p．121。
⑧⑨(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8,11-12,55,126,164,253,175,185,309,174,259,285,261,82页。
⑩(12)(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四，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6,273-274,319页。
(11)［英］休漠《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1-282页。
(13)蔡美丽《黑格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5)(16)(1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1,120-121,126页。
(18)黑格尔《哲学全书》，第433节。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851页。
(19)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1999年，第105页。
(31)黑格尔“德国法制”，载《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35页。
(33)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985年版，第97页。
(34)参见Hegel,On the Scientific Ways of Treating Natural Law,on its Place in Practical Philosophy,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ositive Sciences of Right,in Laurence Dickey and H.B.Nisbet eds.Hegel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35)(3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2，第245,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