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内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内核论文,国家利益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4)06-0001-08 社会主义工业化被视为斯大林模式的三大支柱之一，曾经给苏联带来了一度的辉煌，也给苏联的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见仁见智的分析和争论。在深层次上，斯大林为何坚持推行超高速重工业化?其思想根源和实践动力何在?通过对具体历史环境的分析和对斯大林原著的深层解读，笔者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视角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得到一种更为合理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在于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在于改变“落后”，避免“挨打”。俄国自古就是一个落后并屡遭侵凌的国家。对此，斯大林是有着深刻体验和清醒认识的：“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样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们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1]37正是出于这种浓重的历史屈辱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斯大林才明确指出，“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1]38而消灭这种落后状况的最佳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2]215但是由于旧的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不能以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这个任务，反而为了自身的私利使这种落后愈演愈烈。俄国的落后状况是历史造成的，但如果以为落后性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我们就可以不负责，这是不对的。“正因为我们对一切负责，我们就应当消灭我国技术和阶级的落后性。如果我们真正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能做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应当不断地使我国工业迅速发展。”[2]215消除这一落后状况，不仅是历史性要求，也具有迫切的现实性意义。因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就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3]113斯大林还说，“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那么迅速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2]217因而工业化，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而且“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迅速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促使我们迅速发展工业。”[2]214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斯大林在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须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4]294斯大林还号召，“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齿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5]65面对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斯大林曾不无自豪地憧憬道：“我们正在开足马力沿着工业化的道路前进，把我们历来的‘俄罗西的’落后性扔在后面。我们的国家正在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当我们使苏联坐上汽车，使农夫坐上拖拉机的时候，让那些以自己的‘文明’自夸的可敬的资本家们试试追上我们吧。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评定’为先进的国家。”[6]121斯大林还认为，实现工业化就是“捍卫十月革命的权利和利益”，[6]122就是捍卫国家独立和振兴的权利和利益。改变落后局面，免除挨打受辱，是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贯思想和永恒方针。1935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斯大林首先讲到的还是这一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从旧时代所得到的遗产，是一个技术落后的、近于赤贫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农业的轨道上去。可见，任务是严重而困难的。当时，问题是这样摆着：或者是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7]31由此可见，在斯大林心目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就在于免除“落后挨打”的局面和危险，这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和终极目标。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对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给予很多关注和论述。列宁在研究《资本论》时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次讲述了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他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8]282“所谓‘重工业’，正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9]301不仅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都有此共识。对此，斯大林有更深的认识。1926年4月，斯大林明确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斯大林进而以印度虽有工业但仍受制于英国为例，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3]112-1131933年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又说：“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10]60他将重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比喻为整个工业的“中枢神经”和“核心”，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杠杆”和“钥匙”。与此同时，斯大林并没有完全强调工业而排挤掉农业。他谈到：“我们通常说，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弃这种看法。但是也要记住：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末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质后备的来源。”[2]218这些论断，与列宁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但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却是明显的，并且是一以贯之的。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把发展重工业视为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区别。斯大林分析道：“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11]163-164这些道路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苏维埃国家不能再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不仅要求靠资金的内部积累来起步，而且要从重工业开始。这条道路是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达到的道路，而对于无产阶级国家则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1946年2月，斯大林在回顾苏联的国家工业化时明确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种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要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2]496由此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关系到姓“社”姓“资”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和独立发展的问题。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实现“迅速赶超”。正是急于改变苏联的落后面貌，斯大林才越来越强调工业发展的速度，并发展为“赶超战略”，以尽快地“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起初，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速度问题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并没有提出“赶超战略”。他认为速度要适中，不能损害农业的发展。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超高速工业化”还进行了批判。但是到了1926年4月，斯大林提出：“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3]1121926年秋天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则明确提出了号召苏联人民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号。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又专门说到速度问题。他指出：“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2]213这一观点的提出是由苏联的内外部环境决定的。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在突飞猛进，苏联如果持续落后就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围的危险，因而高速发展工业尤为迫切。“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2]214这就是所谓“赶超战略”和经济紧运行理论。根据这些指导思想，苏联在经济发展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制定了很紧的计划，特别是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把如何提高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作为核心内容，并且强调要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变成1.35比1。斯大林的“赶超战略”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考虑，“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13]375但更重要的和更为迫切的还是巩固苏维埃国家的需要。他说：“必须在我国创造一种使我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侯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14]158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多次强调：“我们不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14]168“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1]37“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38在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有人表示反对，斯大林就批判说：“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15]240由此可见，斯大林不仅把“赶超战略”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位置。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联共(布)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后，全国上下开足马力前进，1930年代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工业化获得了空前的高速发展。这样，经过两个半五年计划的高速发展，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成就和巨大弊端 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一，建立起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苏联在二战前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建成了大批技术装备优良的大工厂，奠定了苏联工业的强大基础。除了发展原有的乌克兰煤炭与冶金基地外，还在东方建立了新的第二个煤炭与冶金基地。建立了乌拉尔机器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厂、飞机厂等机器制造业。全国电气化事业大大朝前跨进了一步，新建了举世闻名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基地和第聂伯河巨型水电站，到卫国战争前夕，电站占全国固定动力设备的73％。工作机器的电气系数在1940年达到82％，列宁关于全俄电气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修筑了几千公里铁路和开凿了运河等大型工程，在荒凉的东部建立了新的工业区。失业现象己经消灭，大工业职工人数从原来的380万增加到1940年的3150万。全部工业产品的增长量，第一个五年计划为51％，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9％。1933—1937年，共有4500个大型工业企业建成和投产，建成了莫斯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莫斯科地下铁路开始通车。此外，苏联还大量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1931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约占全世界设备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升到了二分之一，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技术人员约2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总产量已经跃居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斯大林获得更高荣誉和更多支持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任何对斯大林怀有偏见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就连麦德维杰夫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几乎花了二百年的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国几十年不长的时间里用残酷的办法、坚定的意志实现了，总而言之，这是现代史中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16]225第二，增强了苏联的国力，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斯大林一直将工业化与防御外敌入侵相联系，这也是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得到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列奥波尔德·海姆松(Leopold Haimson)认为：“人们支持斯大林是因为他提出俄国工业化理念，工业化对发展国家尤其是对抵御外敌来说是必要的。”[17]这在实践中也确实得到了验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大大增强了苏联的国防实力。特别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的前三年半中，军事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了工业投资总额的1/4以上。1939年将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为航空工业、造船工业、武器和弹药等四个人民委员部。1940年下半年将60多个不同企业从其他工业部门转交由航空工业部管辖。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飞机制造能力增长0.5倍，仅1941年上半年就生产了各种类型的飞机6000多架，其中包括2000架新型歼击机，490架轰炸机和250架强击机。[18]242这些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了巨大弊端。第一，过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了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调。在一定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斯大林将其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甚至以“反马列主义”的罪名将布哈林的“平衡论”“打得粉碎”，并长期坚持，就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据统计，用于重工业的投资，整个工业化时期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中比重均在30％左右，有时甚至达40％；在整个工业投资中“一·五”计划期间占比竟高达86％。1928年至1940年，苏联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其中重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1％。同时，斯大林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使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一·五”计划期间，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苏联经济结构很不合理，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从1940年到1952年，工业增长了1.3倍，农业只增长10％。凡是去苏联的外国人，都明显地感到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日用品却极其匮乏的现象。1919—1921年“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的票证制度再次恢复。新经济政策期间，工人用于吃饭的支出占工资的50％，而1935年则占67.3％。第二，过度追求高速度，造成了浮夸风、低质量。最初古比雪夫领导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三个方案均被斯大林认为速度太低而否决。1928年底国家计委起草了两个备用方案：“最低方案”规定的工业发展各年增长率是：1928年21.4％，1929年18.8％，1930年17.5％，1931年18.1％，1932年17.4％；“最高方案”则相应为：21.4％、21.5％、22.1％、23.8％和25.2％。联共(布)举行的专门讨论“一五”计划草案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最终通过后者为最佳方案。“二五”计划工业年均增长率规定为16.5％，并从一开始就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并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规定为14％。但苏联官方对工业化时期成就的宣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正如有些苏联学者指出的，光是总产值指标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并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如果用各类产品实物指标来衡量，那么实际上很多指标未完成。譬如：规定“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生铁的产量为1000万吨，斯大林l930年把这个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但到1932年实际产量仅为616万吨，到战前的1940年才达到1500万吨；规定到1932年钢产量为1040万吨，实际只达到600万吨；食糖产量原计划增加1倍，而实际上1932年相比1928年反而减少了30％。肉类和牛奶产量比1928年也显著下降。[16]174-179就是官方公布的工业化时期工业增长速度(1929—1940年均增长率为16.8％)，国际上也持怀疑的态度，如美国学者提出由于苏联统计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年均增长率可能是5.1％，也可能是9.3％。[19]133-134片面的高速度，自然也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如纪德就描述道，“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连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布登加教授使用的“外科缝针，在进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20]88其他的自不待言了。第三，过度强调国家职能，造成了僵化的管理体制。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为适应上述工业化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明确提出：“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21]280与此相适应，企业国有化得到迅速发展，全苏私人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28年的17.6％急减至1932年的0.5％，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基础得以建成。同时，国家行政组织的部以及总管理局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式实现的，企业管理的一长制也使厂长成了企业的独裁者。如果说1929年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和斯大林思想占居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已初步确立，而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则意味着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的全面建立，也表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更加巩固。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21]258而且使其经济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并且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政治上的个人独裁。 总之，斯大林的工业化战略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弊端，这也正是造成对其评价反差极大的重要原因。苏联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16]182斯大林作为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16]172与之相反，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1999年斯大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拜谒斯大林墓时说，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在2004年斯大林诞辰1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卫国战争中的贡献，说他是“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强国的建设者”。这是两种评价的典型代表，都有其合理性和偏颇性。实际上，这种表现也正反映了工业化重大成就和巨大弊端的两面性。对此，我们应采取历史的态度，即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考察和评价。在当时“落后挨打”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下，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实现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是必须的，就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言，是成功的。但是斯大林的工业化毕竟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正如“军事共产主义”一样，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否则后患无穷，其国家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坏。许多事物往往是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关键是我们如何冷静、理性地去把握，这正是斯大林在处理国家利益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上留给我们的思考。 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征意义与经验教训 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看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的基本特征及意义。第一，以国家意志为核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基础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主要是靠国家意志和行政命令建立起来的，其外在口号和内在实质都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尽管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下，苏联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严重的腐败现象，但其基本基调和主旋律还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安全，这是不容抹杀的。斯大林本人一生节俭，死时还穿着一双破皮鞋，这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大公无私风范。苏联的特权腐化在斯大林之后才愈演愈烈，尾大不掉。第二，以高速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保障社会主义的建成。斯大林推行工业化符合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积累资本也是社会主义需要跨越的“卡夫丁峡谷”。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现代化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22]17从理论上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苏联学者布科坚说：“斯大林主义，无论是从它的实质来看，还是从它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方法。”[23]649对此，一些国内学者也予以认同。并且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完全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特别是在1929年的大危机中所显示的优越性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震动。对此，霍布斯鲍姆谈到：“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苦。当世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24]137-138美国的失业工人无路可走，苏驻美贸易公司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战后许多国家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不与此有关。第三，以公有制为基础，排斥私有制和商品市场。无论工业化还是农业化，斯大林都强调其公有制和国有性质，实行高度的计划性调拨和分配，因而也就排除了货币和商品市场的职能，摒弃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矛盾的凸显，斯大林晚年也曾肯定价值规律和商品市场的意义。斯大林明确指出不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也是不对的。他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25]582同时也肯定了价值规律的存在和作用。对于计划经济的作用也不能估计的太高，“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只是在它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起来。”[26]603无论如何，斯大林模式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实践，并为以后苏联和他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尺度。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蓬勃发展，而戈尔巴乔夫“人道的社会主义”导致苏联剧变，正是以铁的历史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 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可以得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及启示。第一，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缺乏内在的刺激动力。在这一体制下，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党领导并决定国家的经济政策。西方学者认为，在苏联社会，不仅政治体制，而且经济体制都是非常集权化和等级化的。所有重要决定都由一个最高官员组成的核心小组作出，而其他民众则必须简单地执行他们的决定，[27]最终又常常以斯大林个人的决断为转移。这样，不仅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出现“左”倾，也使政府的调控能力往往局限于“事后调节”，效率低下，还造成了机械执行任务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工作作风和一大批缺乏工作热情、创新精神的“传声筒式”的干部。总管理局通过强制性的垂直行政领导的方法来管理其下属企业，集体农庄则受集体农庄本身及机器拖拉机站的双重领导和干预，经济发展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教育动员、政治压力、行政约束、集中控制等外部驱动机制实现。随着这些外部驱动机制效用的衰退，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将日趋衰退，国民经济就会失去昔日的生机与活力，也就难以持续激发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单一的公有制，缺乏经济活力。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1936年前后，苏联基本上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论是全民的国有企业还是集体的农庄，都是公有制的表现形式，它们垄断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的计划性也就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且单调僵化。对此，西方学者也表示：“计划体制上令人吃惊的事情，不是自它建立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而是它的变化竟然这样少。”[28]179在这种状况下，国家经济决策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品，资源不能实行合理有效配置，社会需求得不到合理满足，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得不到有机结合，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经济难以持续健康发展。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是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管理，高积累低消费、重数量轻质量、重产值轻效益，既难保证生产的经济效益，也难保证其社会效益，从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实际上，经济的有效发展离不开计划，也离不开市场，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任何极端的作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三，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影响了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稳定。由于过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经济模式实际上成为一种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重工业模式和备战体制。从1929年到1941年苏联共建成9000个企业，平均每年建600—700个，是沙皇时期1900—1913年的2—3倍，而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企业。据苏联官方的材料计算，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6—1950年)国民经济军事化吞没了近1/4的国民收入。资料表明，苏联的军工企业集团的从业人数高达1200万，其中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军工企业的产出占工业产出额的一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尽管“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赶超战略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便成为必然选择”，[29]46但工业上的巨大成绩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严重问题：日用品的极度缺乏和农业生产的一蹶不振。“在这个体系内所有制过度国家化，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政权普遍异化。几十年来农民保持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有时甚至还进一步下降。”[30]1933年苏联农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23％，以后也一直不景气。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头3年(1951—1953年)，农业计划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由于消费品匮乏，苏联被迫从1929年开始在粮食、肉类、布匹等消费品方面实行配给制。1950年苏联居民年均肉消费量比1913年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数高于苏联3.6倍，美国则高于苏联5.5倍，[31]155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工业中也因管理不善，资源浪费十分严重。不仅如此，工农矛盾、城乡矛盾、脑体矛盾日益严重和激化，加之人为的行政命令、强制手段和“阶级斗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而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已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实践表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是综合平衡发展的，只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能是一损俱损、两败俱伤。标签：斯大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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