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 史学工作者的心态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工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历程即将终结。这是中国史学取得巨大成绩的学术历程。缤纷的史学名著和杰出的史学名家构建了这条辉煌大道上的座座丰碑。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巨变，空前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时代风云和政治斗争直接间接给予史学的影响，从正反两方面给予史学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传统史学与外来史学思潮的冲撞、交流和融合，使中华史坛上出现两千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波澜。无论是纵向的比照或横向的对比，学术史家都不能否定20世纪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两千年中国史学在总结和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关节点。处在这一关节点上的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虽然难以把握中国史坛一个世纪来的变化的全过程，但毕竟承受着本世纪夕照的余辉，又面临着即将显露的21世纪的晨曦。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追溯和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是什么？其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有什么演进？演进的动力是什么？20世纪中国史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以个人的才力全面、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这需要有识见的学者群体的思考、讨论和总结；但从局部上陈述一些见解，则是可能的。
这里不去涉及上述提供学者思考的大问题，只就20世纪末历史学者的心态提些不成熟的看法。学者的心态是时代动向在深层次上的反映，它涉及对一门学科的评估，涉及这门学术领域的未来及其走向，也反映了学者的人格、价值取向和信仰。历史学者的心态曲折反映了一个时代在转变中的动向。从孔子修《春秋》到司马迁著《史记》，直到司马光编《通鉴》，再到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一部中国史学史是同史家心态的变化直接间接联系的。这并非“心态史观”。史家的心态是社会变化的种种矛盾因素在以史学为职责的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激荡翻腾的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心主义的。在“物”与“心”的交换上，没有绝对不可逾越、不可改变的界限。当然，我们肯定“物”是第一性的。
20世纪“末”、80年代以来的史学，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对极左史学的批判，旧观点的回潮与新包装及其热烈的讨论，文化史、史学理论、社会史“热点”的形成，各种类型史学教科书的重复撰写与出版，全国性的古籍整理，全国性的各地地方志、地方史的编撰，大型史学丛书的编辑，外国史学著作的编译与介绍……，史学界缤纷多采的学术繁荣，不仅是20年代——40年代为数不多的一些史家掀起的史学热潮难以比肩，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几十年间最能显示“史学繁荣”的一个时期。前些年，颇有人以“盛世修史”作为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标志。以史学为标志之一的中华当代文化的辉煌成果，似乎告诉全世界：中国文化在复兴，中国史学在重新崛起。理性的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确实显示了以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坚韧的生命力：由于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深厚根基，无论它怎样被扼杀、被利用、被歪曲、被涂饰，它坚韧的生命力的根是不会枯萎的。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发芽开花结果，显示自己在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旺盛的生机。它只按社会运行的规律行事，而不以任何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然而，再进一层的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我们会发现，80年代的史学“热潮”，更多地只具有“回归”的性质，并不具有多少“创造”的意义。“总结”、“反思”的成分多于开拓的内容，重复重于创新。文化史的研究并没有生根，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史学理论有不少重复和回归，再加上并不系统的对外国的借鉴；社会史界线不明，根基不深，力量不强，内容庞杂而单薄。连篇累牍的论文和一本本专著五光十色而没有留下多少力作。“历史家”的“名人辞典”出了一本又一本，但没有几个真正为人们承认的“大家”（未必都是“文人相轻”，或许要等待后世的承认）。有些学者被“炒”得很热，由于含金量有限，很快便冷了下来。“热潮”很快退潮。潮涨潮退是自然规律，然而沙滩上没有留下几许历史印痕。与国际接轨的学位制的设立，造就了不少历史学硕士、博士，有名符其实有真才实学的，也有名过其实、名实不符徒有桂冠的。只要了解为了不被取消“博士点”、“硕士点”而硬凑名额的实情，就可知道庞大数量后面的内在质量。我丝毫无意贬低当代中国史学人才与成果的水平，我也知道有一批诚笃的学者以他们对史学的虔诚在默默耕耘并取得了成绩，有不少中青年学者有望成为21世纪中国的史学大家。然而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清醒而冷静地估量当代史学的实际水准（应当坦诚地承认我自己至多也只是中上水平）。多次听到海外或港台学者的评论：大陆的论文专著不少，水平高的不多。我以为要平心静气地思考人家的批评。只有我们不被自己投放的光环包围，我们才能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开拓和进取。
中国当代的史学工作者处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史学界一种十分复杂的矛盾环境中。一方面是学术界“泡沫性”的膨胀与繁荣，另一方面又是包括史学在内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萎缩。我们看到不少大专院校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而改成旅游系（历史并非不可为旅游服务，但作为人文学科基础的历史学演变为旅游系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看到的是文史哲人才的难以分配、改行和自谋出路。物质经济利益的强烈反差，扭曲了基础理论学科学者和教授的心态，也影响了年青一代的情志，为了生存条件的改变而不得不改弦更辙。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然而我深信这是暂时的。因为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总伴随着对人文科学、对文史哲学科更高更迫切的理论要求，要求学者们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磨难”中进行艰苦的探索和理论开拓。时代要求与物质利益、理论追求与心态失衡的矛盾与冲撞，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处于这矛盾中心和漩涡中的学者，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冲出困惑的漩涡，经百炼而弥坚，虽万折而必东，表现沉着、坚韧和意志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大浪淘沙中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学者的先决条件。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动荡和转变的社会条件，提供了无数现实的、历史的、理论的课题。这些课题不仅仅是为政治家们（他们也参予理论创造，这是古代社会不曾有过的）言论作注疏，还需要学者基于社会实践的独自的理论探索。在探索的广阔领域中，历史学无疑是一个重要领域，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术花盆，也不是政治家手中的兴亡宝鉴或政治工具。对于这些问题，历史学者要有历史眼光。要有一批有志于此的人，有一批耐得寂寞的学者。处于心志彷徨中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要有毅力和信心完成这种从彷徨不安到坚定不移的心态转变。成就一件事，安不下心是干不好的。对学术工作而言，尤须要稳定心绪，要有“老僧入定”的专注心态，才能从事既见不到热烈欢呼的场面、也看不到奖状奖杯奖金的学术事业。对于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短期内又看不到成果的历史学来说，尤其如此。不愿意下此地狱、入此苦海而希望通过炒作或某人抬举而一举成名的人，还是趁早“回头是岸”。讲究实证和理性思辨的理论创造事业，是追求真理的事业，不是猎取名利地位的台阶。在近年评奖成风的时尚中，我敢断定，为了追求什么奖而不择手段通关系走门路的人，即使他们得到什么特等奖、一等奖，到头来也是笑话一场、废纸一张、文字垃圾一堆，不会对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积累起什么作用，充其量是新条件下的敲门砖、进身阶。真正的学者对名利权位是淡漠的，对追求名利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鄙视的。
心态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心态又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学者是社会的人，但又不是芸芸众生的社会的人，因为他理应承担超越一般群众为生活而奔波的社会责任。但生活的环境带来的不宁的心绪和彷徨的心态也会不同程度影响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具体的表现就是静不下心，坐不下来。不少学者缺乏一种心灵动力使自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职称的评定，成果的统计，评奖的追逐（一切又涉及到物质利益或曰生活条件），导致史学工作者心情浮躁，急于求成，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忽视了历史研究自身的规律之一是长期的积累，耐心地发掘，深入的思考。凡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明白：一篇有分量的史学论文，一本有创见的学术著作，绝非短期之功。即使在较短时间内突击而成，也有着长期积累与思考的深厚基础。我很敬佩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他的论著并不算很多，但每一篇都独具卓识，功底深厚，读之使人大有所获。而其学者风范，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等高尚精神，又每每成为我辈之楷模。他们在论著的生命力和人格的榜样两方面即道德文章都是垂范后世的。这是真正承担了学者使命的人格的力量。关键在于他们有一种崇高、宁静、健康而又热烈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的反映。当我们重新阅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有影响刊物的史学论文时，我们仍然会为耗费了学者精力的学术代表作而感叹。那些学术成果许多也是在国难当头的时代和环境完成的。那时的学者也有衣食之虞，怀家国之忧。但一种求实求真理的好学风在很大程度上仍支持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严肃的师教、严格的训练造就了一代学人，传承了一代学风，也结成了一批可以传世的学术成果。这种精神和风尚，在近年商品经济冲击学术文化的负面效应导致的学术废次品层出不穷的现实环境中，值得人们对比和反思，并引起警戒。
我以为，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心态转换，不仅是转折中的冷静，纷纭中的沉着，物欲中的淡泊，更要有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追求，对事业的信念。具体说来，就是要沉下去，跳出来。沉下去是指数年如一日下功夫，不心猿意马，不好高骛远，就自己的条件和特点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确立研究领域，认真地读书，钻研理论，思考问题，踏踏实实地写文章，改文章。有了成绩也不要志得意满，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跳出来是指要高屋建瓴，入学术之林而不埋头于象牙之塔；熟悉史料而不轻视理论；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又注意开阔自己的学术眼界，不囿于一己之长一得之见；热爱自己专业又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前途；钦仰学术先辈又不迷信崇拜；重视优秀传统的学术继承又不成为守旧复古的新国粹主义者；勇于学习外来文化又不轻视祖先的创造。在七八十年代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遭到少数人摒弃而今又为不少青年学者重新认识价值的今天，我们更要结合时代条件发展和开拓新时代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把它有机地揉进中国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去，最后形成中国体系的历史哲学。谁能在这种良性心态上把握自己、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谁就有可能在21世纪的史学创造中作出贡献。20世纪的史学大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就通过中国历史道路的探索与论争作出自己的成绩，从现在开始向21世纪的转换在客观条件上同19世纪—20世纪的转移有某些共同处。从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产生我国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时代距汉帝国建立也不过60年左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至今也40多年，再过十多年也是21世纪初叶。这两个并非偶然的时间观念的时代条件昭示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要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和史学发展的楔机。一个时代的学术代表人物不是御“封”的，他是时代的产物，又结合本人的努力、才智、机遇等条件综合的结果。
我们正处在历尽沧桑的20世纪的末叶，我们又处在21世纪的启端。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平凡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充满了坎坷、奋斗、失败和创造。生活在这个时空段的普通人或许未必能体察这个时代的价值，但史学工作者应当理性地认识这个时代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升华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过去的这100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价值巨大的兼容时空又跨越时空的矿藏。关键在于你用多大力量从这一矿藏中采掘多少原料、提炼多少成色很高的思维的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