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需求论文,对策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力量，已经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居民收入一般无疑是最重要、最首要的因素，这在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阐述。1996—1998年，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到达近8年来的最低点，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也有所下降，这是1994—199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居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同样对消费需求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居民收入向高收入家庭相对集中，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从抽样调查结果看，高收入家庭在城镇居民收入总份额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在全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中的份额分别由1991年的14.41%、12.11%提高到1997年的16.95%和13.33%，而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所占比重则由6.69%、7.86%下降到5.32%和6.74%。由于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大多已得到满足，或适合他们消费的产品不足等原因，这些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1997年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人均消费倾向仅为71.36 %和76.53%，比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倾向分别低24.64和19.47 个百分点。由于高收入家庭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大，而人均消费倾向低，从而带动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由1991年的94.14 %下降到1997年的81.11%，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全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类平均消费倾向（%）
年份总平均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199194.14105.65 100.8 97.895.46
199689.54107.94 99.01 96.1262.04
199781.1196 89.82 86.4283.04
年份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1991 91.9890.95 84.96
1996 88.3184.07 76.91
1997 79.7776.53 71.36
注：根据1992、1997、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二、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消费需求出现明显断层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差距尚在较为合理的范围。从城镇居民情况看，最高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入1996年是最低收入户的3.91倍，而1997年则增加到4.22倍；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比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对千元级商品消费在80年代渐趋饱和之时，短期内对万元级商品不会形成排浪式消费。1997年，占总户数10%的最高收入户户均生活费收入为27883元， 这样购买一套价值10多万的住房仍需4、5年的积累，这还不包括装潢、购置家具等的费用，而中等收入家庭则需8年左右的积累时间。当然，一批极少数富裕家庭早已实现对汽车、住房等万元级商品的消费。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1993—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5.4%；1998年，预计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24元和2160元，实际分别增长5.8%、4.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2年的2.33∶1上升到1998年的2.51∶1。从各方面的统计资料判断，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约比城镇居民落后10年左右，这样在城镇居民的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之后，农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还需较长时间才能衔接上去。
三、储蓄相对集中化，降息刺激消费作用下降
1996年以来，央行已6次降息，特别是1998年连续3次降息，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998年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势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3407.5亿元，比上年增长17.1%；而1998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和全年的增长速度都是6.8%， 即降息基本上对下半年的消费未起到刺激作用。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收入家庭在储蓄中所占的份额较大。1996年6月，2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37%， 而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家庭仅占8.4%。从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城镇人口1997 年为3.6989亿，相应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9087.51亿元（5160.32×3.6989），扣除消费性支出总额后的余额为3605.24亿元， 这个余额从广义上看是当年城镇居民的新增储蓄， 其中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新增1523.76亿元，即20%的高收入家庭占全部新储蓄的42.27%，而20% 的低收入家庭（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仅占4.76%。由于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降息对其消费很难起到刺激作用，因而40%的新增储蓄难以避免；而相当部分的人则如前所述，有购买欲望，现期购买力不足，尚需时间储蓄、积累。
四、强化财政的再分配职能，促进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社会稳定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尽管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一般地，人们对收入分配中纯粹由于要素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还是能够理解的，但目前的收入差距中不少是由于竞争起点不公平、竞争过程不公平引起的。如国有企业的职工与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存在收入差距，部分原因是国有企业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平等竞争的条件；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也显著拉大，金融、保险、邮电通信、供电等行业的员工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员工的收入，这往往是行业垄断、行业间比价不合理导致的。人们最为不满的是极少数人非法致富，这些人侵吞国家、集体资产，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利用税收体制上的漏洞和执法不严等牟取暴利，有调查显示，高达48%的工人家庭表示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难以接受。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已经成为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辩证关系的重要内容。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当然，公平分配是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相兼顾的，不能为了社会公平而排斥经济公平，搞平均主义；也不能只顾经济公平而忽略社会公平，导致两极分化。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分配的基本原则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从经济发展看，分配和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中两个相互影响的重要环节，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需求增长正在产生不利影响，也是当前影响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因素之一。宏观层面上应及时采取以下对策：
1、确保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 加强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一般较高，促进这些家庭收入的增长对刺激总消费十分重要。1997年，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家庭的人均消费倾向分别为96%和90%，大大高于81%的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当前影响一般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工人下岗待业，必须一方面支持企业减员增效，同时更要促使企业加快机制转换，在发展中消化冗员；要鼓励、扶持下岗工人再就业，大力支持下岗工人自我创业。要进一步建立完善企业职工聘用、解雇和报酬等方面的法规，严格执法；要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稳定居民的就业、收入预期，提高消费信心。在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及人力资本等投资方面，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思考是值得借鉴的。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要切实推行好村务、乡务公开，采取“一卡式”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促进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2、加强税收调节，促进高收入者的合理投资消费。 目前个人所得税征收极不规范、严格，漏征十分普遍，未起到调节分配的应有作用。据估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损失在50 %以上， 其中直接征管损失20%左右，纳税人偷逃税导致的损失在80%左右。必须从法制、体制、机制等方面严格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快设立遗产税、赠与税等。一般的，人们提到罗斯福新政都讲到其扩大投资的举措，而忽略了罗斯福提高高收入者税率和加强对中低收入家庭转移支付的史实。应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收入家庭，特别是个体业主、私营企业家把收入用于再投资。对高收入家庭的健康消费应予鼓励，尤其应促使其增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
3、保障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平等教育机会， 发挥教育的再分配功能。研究表明，“进入90年代以来，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的私人教育收益率逐年提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教育等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个人收入及其分配并进而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体制的改革已迈出了不小的步伐，取得了许多成绩。目前的问题是效率提高还不显著，教育的公平分配已越来越受到影响，城乡居民普遍提高了未来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减少的趋势，在本专科教育收费已普遍推广的情形下，一些地方初高中收费也在不断上升，近日一些高校还提议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收费（硕士生年均收费7000元）。当前教育机会不平等性必须引起重视，目前一般大学学生年需费用在5000元左右，这几乎是一些农村家庭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全年收入，虽然对不少大学采取了减免学杂费等助学措施，但还有些学生甚至连来回家乡的路费都付不起。要确保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希望工程应成为财政实施工程，可以采取类似干部援藏的做法，鼓励城市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下岗待业青年或离退休教师到农村去担任教师或开展知识扶贫活动。要在办学方面进行改革，形成类似国外的国立和私立的中高等学校，进一步完善对贫困家庭子女学习的各种补助制度。
4、采取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政策， 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当前居民消费正处于升级过渡时期，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消费住房、轿车等万元级商品。从统计资料看，不少城镇居民在经过5、6年积累后，可能都具备购买万元级商品的能力，应避免过去那种排浪式的消费，通过信用消费、租赁消费等形式促进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万元级商品的消费一方面要清减各种不合理的费用，努力降低房价等，特别是房改政策应向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倾斜，突出降低中低档住房的房租、房价；另一方面，要对住房、教育等消费提供信贷支持。要尽快改善农村交通、能源等条件，加强流通网络建设，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5、切实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完善， 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市场壁垒、城乡、地区差距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倾向并影响最终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妨碍全国产业结构调整。要坚决打破城乡、地区种种市场壁垒，促进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要制订适当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增强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力度，同时加强农村、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优化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鼓励东西部经济合作。
6、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目前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短期内不大会出现集中的消费“热点”，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多层次化。对高收入家庭，要努力提供休闲、娱乐、健身等方面的高档消费品和服务；对中等收入家庭，要开发、提供能引导、促进其合理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对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民所提供的仍然要以价廉物美、简易实用的消费品为主，确保教育、医疗等基本需要的满足。要避免重复建设，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市场细分，开展错位竞争，坚决制止各种不正当竞争；积极支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对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提供有力保护和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