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态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态势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特征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经济研究
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以工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格局替代了单一的传统的农业经济，同质同构的村落社会逐渐解体，一个多元化的、城乡一体的新型农村社会正在形成。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一变迁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促进传统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机制的分析，为加快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路。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通过对浙江农村社会在过去几十几年中的变化过程的考察，分析了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其态势，以其为研究探索传统农村社会的变迁过程提供一个实例。
盛世豪，男，1965年生，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现状特征
1.农村经济规模扩大和总量的增长，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经济规模是农村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如果把农村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那么农村经济则是这一系统的输入变量。16年的改革，使浙江农村的总体规模和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
①经济总量增长明显。1980年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154.74亿元，到1992年已达到1978亿元。
②作为农村主要标志和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404.8亿元，是1980年92.67亿元的4倍多。
③农村工业的发展是浙江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省农村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39.88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355.45亿元，年均增长34.16%，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3.8%。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而且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农村社会结构进入了变动激烈的阶段
结构变动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增加，随着新的劳动分工的产生，农村劳动力也出现了多层次的转化，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这具体可以从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分化的变化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主要是非农产业的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急剧上升。1992年全省农村二、三产业在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40.11%上升到79.54%，其中农村工业产值从35.39%上升到73.8%，提高了近40个百分点，农村工业化成为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要标志。与此相一致，农村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见表一。
表1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
年份 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 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8059.9
35.4
4.7
84.0
198539.2
54.6
6.2
69.721.6
8.7
199220.5
75.2
4.3
63.821.3
14.9
城乡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农村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小城镇不断涌现，许多统计上的“农业人口”向城镇聚集。1990年与1980年相比，浙江农村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6.3个百分点，估计现在更高。见表二
表2 浙江农村城镇化水平
年份 1980 1990
城镇化率%14.87 31.17
非农村率%12.55 15.76
这还不包括隐性城镇化人口。隐性城镇化人口是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过程中，由于城乡迁移政策的限制而未实现地域转移的一种人口状态。这类人口在职业上和生活方式地已具有相当程度的城镇特征，只是居住地仍在乡村。有关研究表明，1990年，萧山市隐性城镇化水平为31.43%，比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的第二口径统计的22.8 %的显性城镇化水平还高。据此推算，浙江省现有的城镇化水平大约在50%左右。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内部出现的分离、实现和专门化的过程。首先是农民的职业分化，其次是农村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迁，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过程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也受到某些制度因素的制约。促成农村社会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职业分化——产业分化——从单一的农业经济中分离出农村工业和以商业为主的农村第三产业——农村社会分化。从现状来看，目前农民分化可以分为以下四类：①纯农业劳动者，②农兼营阶层，③工贸阶层，④乡村管理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农民兼业现象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具有阶段性，即在农业现代化向前推进的前期，农民兼业水平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而到一定阶段，兼业水平就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开始下降，或者说，在农业现代化后期，兼业农民出现分化，或成为专业农民，或离开农业。农民分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收入差距。衡量收入差距的主要社会指标是基尼系数。1980年浙江农村基尼系数为0.2073，1990年上升到0.30，1992年为0.34。
3.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农村的市场化进程和现代化水平。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表现在农村市场的发育状况的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率。
农村市场是促进农村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以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发育迅速，全省农村集贸市场数从1980年的1415年增加到1992年3354个，成交额也从12.20亿元上升到207亿元。
农村市场的发育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率。1980年，全省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42.95亿元，农副产品商品率不到50%；到1992年， 全省农副产品社会收购总额已达228.73亿元， 农副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到65.0%。这意味着我省大多数农村区域已基本完成了从自给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的转换，从事纯商品性生产的种养专业户不断增加，1992年，仅土地规模经营户就有近8000户，经营面积占全省耕田总面积的5% 左右。农村市场空间的拓宽，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各类资源配置的优化，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农村居民的流动和分化，随着市场的发育，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投入到农村市场经济中，活跃于全国各地。因此，可以说，农村市场的发展不仅使城乡间商品供需矛盾大为缓解，也为农村经济的繁荣乃至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保证。从这个意义上，农村市场的发展是80年代浙江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农村市场的发展涉及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提高等问题，因而发展农村市场还是调整城乡产业布局，缩小城乡差别，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4.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走向小康，有相当部分已开始迈入富裕
农村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的发展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的提高是最为显著的。统计资料表明1994年，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2224.64元，比1982年219.21 元增加了2000余元，平均每年递增18%。农村贫困户逐年减少，大多数农民过上温饱和小康的生活。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 元以下的贫困户比例由1980年46.7%下降到2.63%，200—500元的温饱户由1983年的75.1%下降到6.73%，500元以上的宽裕户则由1983 年16.6%上升到1-992年的90.64%。其中1500元以上的小康户和富裕户已占35%。城乡差别从1980年的2.04∶1缩小到1991年的1.72∶1。
恩格尔系数是用来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1992年我省恩格尔系数为49.24%，即农民生活的总体水平已进入小康阶段。
省统计局的资料也表明，根据农村小康的综合评分方法，1990年至1994年我省农村小康综合得分别为67.9分、72.0分、84.6分、89.9分和91.3分。也就是说，1994年我省农村小康的综合得分已超过小康值的最低限的90分，农民生活已基本实现小康。
5.农民的生活条件和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到1994年，我省农村卫生饮用水普及率已达92.7%，用电户比重为99.1%，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对农村基本生活的货币补贴或物质帮助，也是农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它对于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保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目前来说，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以社会救济和集体福利为主。从自然灾害的救济情况来看，1-985年全省受救济人口占成灾人口的8.5%，1992年提高到20.7%；1994年农村享受社会保障人口比重已达83.3%，比1990年的73%增加了10.3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已初具规模。
浙江农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城镇化进程将成为制约浙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未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从目前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推动型向城镇化带动转化，城镇，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将成为未来浙江农村发展的“增长轴心”。而目前我省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城镇体系缺乏总体规划，资金投向过于分散，区域中心城市规模狭小，城市功能不健全，以至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不明显，这些都将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中心城市对于推动我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①城镇体系的规划。在一个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物质、信息、技术交换关系，而中心城市的形成是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一中心城市根据其城市规模和产业特征，都有一定的辐射范围。因此，同一层次的中心城市分布过密会影响城市的“渗透”和“聚集”效应的充分发挥，从而影响区域内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前，省内许多县市出于各种动机和原因，在新一轮的发展战略中，都把建设中等城市作为规划目标，这对于加快我省的城镇化进程无疑有积极作用，问题在于如何根据区域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发展趋势，合理规划中心城市的城镇体系，使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流动合乎规律，这样才能使中心城市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发展质量。
②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基于传统的行政体制与城市等级的相关性，过去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的经济格局强化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也是一些县市政府希望通过升格为中等城市，以扩大自己的行政和经济权限的内在原因。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阻碍了资源的跨县市配置和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则使行政区经济得到强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培育和扶持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这不仅要体现企业要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而且也要在区域经济体制中得到反映。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在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必须走出行政区经济模式的框架，城镇化经济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不应受制于行政区域的局限，中心城市的行政权限与其经济职能应该分离。
2.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业发展是比较稳定的。但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是：
①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减慢。1991、199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都只有4.2%、4.6%，低于江苏、广东和福建的增长速度；1992年粮食产量出现负增长。
②农业的效益差。1992年，每一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农业总产值为2-982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呈负增长，在全国排列第14位，低于兄弟省的水平，农业总产值的净值率为65.22%，在全国排列第15位； 人均粮食产量只有368.2公斤，在全国是第14位，明显低于江苏（479.5公斤）和山东（417.8公斤）。
③耕田流失严重。我省耕田面积本来就少，耕地流失现象却相当严重，1991、1992年耕地流失面积分别为0.5%和1.4%，在全国名列前茅。
④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1992年， 我省农业机械化总动力为1352.03万千瓦，其中耕作、收获、植保、 排灌等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械动力只有618.88万千瓦，与1980年的315.86万千瓦相比较，年均增长不到5.77%；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总面积的比重为72.2%，在全国排第10位，低于江苏（91.5%）和山东（89.4%）。
⑤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与后备力量不足并存。据鄞县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5—19岁年龄组农村劳动力中，务农劳动力人数只占27.87%；25—29岁中，占34.34%，45—49岁中，占55.24%，54岁以上组中，务农比重则达70%以上。1991年，全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中，文盲及半文盲人数的比重为15.2%，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趋势还在继续。
⑥耕田分散，经营规模小。据省统计局1991年对全省15 个县的500多户农户的调查，平均每户拥有经营的耕地4.2亩，分散为6块，每块面积仅为0.6亩，严重限制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加上农业比较效益低，上述问题将继续得到延续。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的状况将影响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3.地区差别的拉大将影响我省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浙江中部和南部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多年来农村社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24个县（市）都在浙西南，其中衢州市只有812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将加强。因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区域市场的规模。区域市场规模是区域内人口规模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乘积，人口少而人均收入水平高可以产生较大的市场需求；人口多而人均收水平低，市场规模也不会太大。而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市场规模大小的制约，农村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属于区域性市场，因此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决定于农村居民的收水平。如何通过加快西南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其农村社会发展，将是我省农村跨世纪发展的主要课题。
4.提高人口素质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人口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成正相关关系。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的观点，用于提高劳动者质量的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本积累的过程，依靠它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收入。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发展形式，劳动力素质不高是经济不发达的重要成因之一。另一方面，人口素质不高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发展，如价值观念的改变、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等都将与现代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我省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为1171人，比全国1422人的平均水平少251人；高中为7021人， 比全国8039人的平均水平少1018人；而15岁以上的人口中的文盲率为17661%，比全国平均15.88%高1.73个百分点。另据省统计局农调队提供的材料，1994年我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9年，离奔小康指标（8年）尚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重视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5.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协调度尚有待于提高
目前环境质量严重下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水污染严重。据调查，全省八大水系支流和平原水网地带水质下降严重，大面积死鱼和死苗事件时有发生；近海和港湾海水的污染也在逐步增加，渔业资源明显减少。二是大气污染加重。机动车产生的尾气急剧上升，建筑施工和运输造成尘土飞扬，城市空气净化率降低，酸雨的发生范围已扩大到全省面积的90%以上，且频率提高，酸度加重。三是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噪声不断增加。1993年全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949万吨， 比上年增加6.9%，堆存量达到5214万吨，比上年增加5.8%，约占地1100公顷；1993年城市功能区噪声超标率达到63.8%。四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57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尤其是山坡地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山区过量采伐森林资料的趋势尚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显然，由于经济调整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质量低下的现象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机制，制定以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促进浙江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提高的几点建议
农村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农村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社会发展没有得到相应的变化，将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加快农村社会发展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发展的首要课题。
1.各级政府要把切实重视农村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发展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发展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与经济发展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各级政府在重视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农村社会的发展。第一，要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在重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同时把社会发展也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有关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要把社会发展的内容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充分发展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发展涉及面广，与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且与制度有关密切的关系，因此，各级政府要发挥自己的职能，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并从政策、制度、资金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推动社会发展。
2.必须重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生态环境质量严重下降，农村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甚至严重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从而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发展。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应把建立以经济、社会、生态地协调发展为核心的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3.农村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对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改善广大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除了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农村市场体系外，还要重视培育和发展那些能促进农民生活方式更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要加快农村文化市场、农民娱乐业等服务行业的发展。
4.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增强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后劲
农村人口素质有高低是影响农村社会发展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除了尽快普及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外，还可以利用函授、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创办农技学校、业余夜校，抽广大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知识。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还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就业素质，以适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5.尽快建立农村社会的新的整合机制
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农村发展的前提，由于传统体制下的以社队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弱化，导致旧的整合机制失效，加上目前农村结构变动剧烈，如不及时建立新整合机制，将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根据浙江农村的实际情况，应把农村社会区建设作为建立农村整合机制的重要内容，结合包括致富、教育、服务、福利和邻里互助等内容，建立和完善一些综合服务型的管理机制。
6.依靠制度创新是加快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
从宏观背景看，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旧体制的影响正在逐步弱化，而新体制尚水完善，适合于新状态下的农村整合机制和方式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没有相应的运行规范和制度为农村发展提供完善的机制和框架。这一切表明农村的社会发展中不稳定因素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加以规范。特别是户籍制度、农业保持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体系，如果之些制度和政策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相悖，或停留在传统体制下的运行方式，肯定会严重阻碍农村社会发展。因此，如何在新时期，根据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态势，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就成为能否进一步推动浙江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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