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伊斯兰”现象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现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现象格外突出，不仅冲击着穆斯林国家中的世俗政权，而且不时地与“西方文明”发生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已经引起各国政界及学术界的密切关注。美国知名学者格雷厄姆·E·富勒在其2003年出版的专著《政治伊斯兰的未来》中对此进行了入微分析。现将该书的主要内容综合介绍如下：
何谓“政治伊斯兰”
“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或“Islamism”）是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直接产物，即“伊斯兰教中的政治”或“政治中的伊斯兰教”。严格地讲，伊斯兰教只是一种宗教信仰，并不具备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性。然而，由于宗教是一种精神力量，既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及物质生活，又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政治活动发生重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治与宗教这两种因素互动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学者史蒂文·布鲁斯曾深刻揭示：“宗教所做的一旦不再仅仅局限于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时，它将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并成为政治中的主导”①。事实上，伊斯兰教与政治结合后已经具备政治意识形态的诸多特性，并与世俗政治形成了鲜明对照。当前，“政治伊斯兰”已经成为穆斯林世界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政治力量，并且正在影响到经济、社会及道德等各个领域。
当前，“政治伊斯兰”在穆斯林世界中多是以宗教色彩浓重的“政治运动”或“政治党派”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与世俗政权形成了尖锐对立。在多数“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覆盖如此大的地域范围，包容如此众多的不同民族，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伊斯兰教所发挥的神圣主导作用。伊斯兰文明的衰落和穆斯林世界的分崩离析，则是伊斯兰教地位下降及其作用受到严重削弱的必然结果。因此，“政治伊斯兰”极力主张恢复伊斯兰教的传统主导地位、回归伊斯兰的本源，以及弘扬伊斯兰文化。
然而，“政治伊斯兰”虽源自政治与伊斯兰教的结合，并且从伊斯兰教教义中汲取精神上的动力与支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因此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伊斯兰”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所追求的近期目标也迥然不同，所采取的手段更是差异明显。从近期的政治目标看，有的决心实现社会公正；有的呼吁确立统一的道德准则；有的致力于恢复穆斯林世界的权力与尊严；有的希望加强团结，以抵御外来势力的威胁，等等。继而从手段方面看，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民主的，且有专制的；有激进的，又有温和的；有传统的，还有现代的。不过，“政治伊斯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借助伊斯兰传统文化这种载体来表达各自的社会及政治诉求”，并且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政治伊斯兰”泛起的根源
“政治伊斯兰”的泛起与穆斯林世界或伊斯兰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迅速衰落和遭遇到外族入侵及奴役直接有关，其主要社会基础是广大穆斯林心中的“历史失落感”，以及对“伊斯兰文明没落的挫折感”，其最终目标是复兴伊斯兰文明。当前，面对带有美国“标识”的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政治伊斯兰”更趋活跃，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并且正在成为穆斯林世界中一股抗击“外侮”的强大政治潮流。
伊斯兰文明曾经有过历史的灿烂与辉煌，一度是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历经近千年而不衰。以色列学者马丁·克雷默曾如是写道，“在公元1000年时，中东地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如果不懂阿拉伯语的话，任何人都休想掌握真正的学问……。在此前4个世纪，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帝国孕育出了伊斯兰文明，并得到世界上最具创造性和开拓性思想的支撑。毫无疑问，伊斯兰的各个王朝都是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这一极为儒雅的文明养育出了无数天才，如果在公元1000年时有诺贝尔奖的话，它们几乎全部都要被穆斯林所获取。”②
但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的主导下，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导致了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化”。第一次“现代化”进程是欧洲帝国主义通过殖民扩张掀起的，其结果是：世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以及体制方面的“深刻变革”。另一次就是当今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它借助当代信息技术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内部结构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都市化”和“市场化”趋势的加剧。这两次“现代化”进程，“彻底打乱”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的传统秩序与结构，使它们在外来势力的统治或影响下发生了“严重变异”。
穆斯林世界也未能幸免于难。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穆斯林社会遭受到猛烈冲击，伊斯兰文明从此开始衰落。在殖民地时期，西方殖民统治者极力培育世俗统治，引入西方观念，贬低伊斯兰教的地位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独立后，穆斯林国家基本都是按照西方世俗政治模式建立了新的政权，国家领导人也大多是由西方扶持起来的，或接受过西方教育。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不是采取资本主义，就是选择社会主义，这两者事实上均源自于西方。当前的“全球化”浪潮正猛烈地冲击着世界的各个角落，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西方的商品，还有西方的价值观念、经济模式、文化及道德理念等。在这两次冲击下，穆斯林社会的整体性被打破（形成为若干所谓的民族国家），内部结构被严重扭曲，秩序大乱，加之经济上两极分化及贫困化加剧，广大平民在极度失落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或通过宗教宣泄对世俗政治的不满，从而为“政治伊斯兰”的泛起提供了社会“温床”。可以肯定地说，“政治伊斯兰”的泛起是对西方主导的两次“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反应。
“政治伊斯兰”与“西方文明”
20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教授发明了“文明冲突”这一术语，且经常用以描述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或文明间的差异是21世纪国际冲突的一个关键起因。他的观点虽经深思熟虑，但仍有一个致命的疏漏，即他混淆了冲突的载体与冲突的根源。事实上，文化或文明只是冲突的载体，而非冲突的根源。
从神学的角度看，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确有别，但这并不影响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和睦相处。只有当宗教因素介入政治斗争时，才有可能引起不同宗教间的冲突。这是因为，在政治领域中，不同宗教信仰者所追求的是现实政治利益，而非神学方面的孰优孰劣。因此说，“文明冲突”或“宗教冲突”的实质是政治冲突，也是利益之争。这一观点可以在伊斯兰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舌战”中得到充分证实：西方指责伊斯兰世界纵容恐怖主义、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垄断石油资源、威胁全球战略稳定；伊斯兰世界则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秩序、西方的干涉主义、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冷漠，以及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等表示出强烈不满。可见，“政治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实质是政治之争和利益之争，而非文明间的碰撞。
再具体一些讲，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所追逐的战略利益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冲突进一步加剧的根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有五：(1)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2)保证盟国以色列的安全；(3)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4)打击恐怖主义；(5)防止地区性霸权国家的崛起。为了确保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政府无视中东地区的民主问题，一味支持这一地区亲美的有关政府，肆意打击和孤立异己政权和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伤害了广大穆斯林的利益，加速了“政治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极端势力的崛起。但遗憾的是，九一一事件未能使美国警醒，布什总统根本没有认清“冲突”的根源，因此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反恐战争”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政治伊斯兰”与恐怖主义
九一一事件爆发后，“伊斯兰”和“穆斯林”几乎成了“恐怖主义”的同义语。这样做显然是不公正的。九一一事件同样令伊斯兰世界感到震惊，这种针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行为也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普遍谴责。然而，布什总统随之发动的“无限反恐战争”却加剧了穆斯林世界中“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其根本原因就是：布什政府只知“攻城”，不知“攻心”。也就是说，布什政府只知道从形式上消灭恐怖主义，却不知从心理上消除穆斯林世界“憎美”和“反美”的情绪，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行为孳生的土壤。
伊斯兰教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一样，也主张建立一个和平与公正的世界，且严厉谴责任何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平民发动的袭击。然而，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的确也有“以真主的名义，对信仰的敌人发动严厉打击”之类的教义。正是这些教义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圣战斗士”向伊斯兰之敌发动了不懈的征战。在当今“政治伊斯兰”的各种派系中，仍不乏这类极端的组织和运动，它们以以色列和西方势力为斗争对象，多是以与“圣战”(“Jihad”)有关之词冠名，在斗争方式上主张诉诸暴力，其中包括恐怖袭击。在“政治伊斯兰圣战派”(“Jihadist Islamism”)看来，西方与穆斯林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西方之所以在神学方面，以及在权力方面敌视伊斯兰，是因为穆斯林是阻碍西方实现全球统治的最后障碍。”③这些极端的暴力组织坚持认为，它们所进行的斗争是“神圣”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兴起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然延续。不过，伊斯兰极端势力无论在整个穆斯林世界，还是在“政治伊斯兰”中，目前都还只是少数。
客观地讲，穆斯林世界在心理上是仇视西方的，这主要源自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及其推行的全球化政策等对穆斯林利益的伤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绝大多数穆斯林就赞同恐怖主义这种过激的斗争方式。事实上，在伊斯兰传统的法理中，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抵抗手段是受鄙视的。因此说，把穆斯林和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是绝对错误的。
其实，“政治伊斯兰”中的温和派及绝大多数穆斯林并不反对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他们企盼民主、平等和人权，渴望社会公正、铲除腐败、改善生活、摆脱外来控制与干预。然而，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政策却无视广大穆斯林民众的利益，且“反恐战争”也有扩大化之虞，一些国家的世俗政权借“反恐”之机，极力打压国内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这些更令广大穆斯林感到失望和耻辱，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西方的反感。目前，绝大多数穆斯林虽保持“缄默”，但在心里却对那些敢于挑战西方的“罗宾汉”式的人物表示敬佩。如果美国主导的西方不改变现行的中东政策，不采取措施排解广大穆斯林心中对西方的极度不满情绪，“沉默的多数”将不再沉默，“罗宾汉”式的人物将大量涌现出来。
“政治伊斯兰”与内部困惑
“政治伊斯兰”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诸多挑战：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际的；既有政治和军事的，也有社会和人口的；既有意识形态上的，也有文化方面的；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伊斯兰”内部正面临一些棘手难题。
1.政治领袖的问题，即能否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带领广大民众去应对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当前，“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多是宗教领袖或神职人员，他们虽然善于发现和利用民众心中对世俗政权的不满，但在如何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上却往往束手无策，且缺乏现代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想像力。
2.“政治伊斯兰”尚不是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宗教—文化—政治框架”，是一些具有政治意识的穆斯林借以宣泄其对世俗政治及西方不满的一种载体或工具，是争取获得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因此说，它想要发展壮大，提不出清晰、积极、具体、具有建设性的治国和社会纲领是根本不行的。此外，作为“宗教—文化—政治框架”，“政治伊斯兰”的发展就不能不在“纯正性”问题上与宗教传统势力，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对“政治伊斯兰”的发展将构成一定的牵制。
3.角色相互矛盾。“政治伊斯兰”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要求变革的先驱。大多数伊斯兰政治运动的领导人都承认，穆斯林社会的变革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进行一些顺应时代的改革。因此，“政治伊斯兰”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守旧”与“创新”将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对矛盾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伊斯兰”内部“自由派”与“保守派”这两种势力分道扬镳。
4.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中难以成为立国之基。“在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创建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或社会，伊斯兰教教法（“Shad’a”，有时称“沙里亚法”）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是将此因素视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毋庸置疑，伊斯兰教教法具有很高的神学和哲学价值。但是，伊斯兰教教法能否解决当前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创造出一个治理良好的和谐社会来呢？这一点，不仅局外人表示怀疑，就连“政治伊斯兰”内部也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伊斯兰教教法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类道德方面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困扰所有现代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伊斯兰教教法则无能为力。就伊斯兰教本身而言，它所包含的更多是道德原则、对世界的解读，以及人与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要治理好现代国家，仅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
5.“自新”的问题。在后现代，“政治伊斯兰”作为以传统宗教为基础的政治运动，应对现代物质世界的运作机理有一个清醒认识，并认真评估传统宗教在现代物质世界中的权威性。在现代物质世界中，“政治伊斯兰”如果无法显示出可证实的能力和知识，而只是一味要求追随者信守传统和尊重“长者”，这显然是不行的，必将失去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政治伊斯兰”与外部环境
“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不仅遇到了内部的困惑，而且面临着更严峻的外部环境，可以说，目前正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
首先从国内角度看，“政治伊斯兰”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九一一事件后，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采取了更严密的打压措施，防止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蔓延和渗透，严令禁止各种“政治伊斯兰”组织或政党的活动，并且清除军警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或政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了进一步削弱“政治伊斯兰”的势力及民众对“政治伊斯兰”运动或政党的同情与支持，一些穆斯林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在实施打压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种新战略——“伊斯兰形式化”战略，即政府也开始大谈特谈伊斯兰传统及伊斯兰象征等，甚至要求政府高官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以便给人以政府已经被伊斯兰化的印象。不过，广大民众对“政治伊斯兰”的同情与支持不会彻底消失，一旦政府放松打压的力度，“政治伊斯兰”还会活跃起来。
从国际角度看，“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以及传播技术在不断进步，都将有利于“政治伊斯兰”传播其思想和主张。但与此同时，开放的学术氛围，以及政治环境也将导致伊斯兰本身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广大民众将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自己所推崇的“宗教主张”。这两种趋势将严重削弱宗教的权威性，以及“政治伊斯兰”的号召力。
其次，全球化浪潮正在猛烈地冲击着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既有利，也有弊；既有赢家，也会有输家。闭关自守和因循守旧显然不可取。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如果不能趋利避害、化弊为利，“政治伊斯兰”也就有可能成为输家，并将为此付出沉痛代价。应对全球化，就意味着开放，就要有所妥协。在这种环境下，“政治伊斯兰”必须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避免一味坚持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排他性，又要防止在开放中完全失去自我。
再次，“政治伊斯兰”主张打破目前穆斯林世界中民族国家的疆界，恢复“乌玛”（“umma”，即“伊斯兰教众共同体”）这种古老的共同体形式。然而，当前穆斯林国家之间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同的经济利益，以及领导人不同的个性则严重地阻碍着实现这种愿望。局部利益重合有可能导致临时性结盟；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利益有可能拉近一些穆斯林国家与西方的关系，从而将进一步加大穆斯林世界内部的裂痕。在如是情况下，实现穆斯林世界大同(umma)的目标显然有相当大的难度。
最后，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了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并组建了“反恐同盟”。出于自身战略及安全利益的考虑，一些大国已经加入这一同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抑制本国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抬头。针对恐怖主义及极端宗教势力，一些国家甚至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加强地区性的情报及安全合作。因此，整个国际大环境对“政治伊斯兰”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将激起其更加“极端化”的反应。
注释：
①Steven Brace,"Fundamentalism,Ethnicity and Enclave",in Martin E.Marty and R.Scott Appleby,eds.,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Remaking Polities,Economies and Militance.Vol.3 of seri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 p.51.
②Martin Kramer,Islam's Sober Millennium,Jerusalem Post,December 30,1999.
③Maulana Muhammad Masoud Azhar,"Fundamentalism",Taliban Website,(Http://www.unnah.net/taliban/) downloaded January 2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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