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深度论文,卢卡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8—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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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80年代初至今已有十六、七年了。从时间上看，这不能再算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冷静地去面对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却实在不能说这是一块已被深耕过的土地。在许多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讨论会上，我都表达过这样一种自我反思：“我们是否具备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权？”这里，我真不是一种简单的他性指责，因为以往身处这一研究领域的我自己也同样不很高明。
在我们过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包括本人的一些论著中，其基本运思结构是先直接转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著述家的观点，然后再进行一种有支援参照系（主要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否定性的宣判。我后来发现，这种批判性解读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而言，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指认他们将马克思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主义反抗话语。这里的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恰恰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精心解读之上（我们先不谈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对马克思一系列重要文本的研究；弗罗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我们何以有根据地去判定对错？仅靠传统教科书体系作为真理的标准？这是其一。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某一流派的思想大师，他们用以重释马克思的认知构架直接就是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话语，如青年卢卡奇在成为走向马克思之前的生命美学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学，萨特早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弗罗姆的精神分析学，以及阿多尔诺的无调音乐理论等。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就不能透视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视域，我们又何以造成批判对象的深层理论框架的真正解构？这可能也是10多年前我写作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时感受到的一种深深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痛楚：明明在马克思文本的理论支援背景和方法论构架上都逊色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我们却在说人家错了。这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我这些年来认真地重读马克思，一个一个专题地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上述情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因。我的观点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研究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
这里，我可以国内卢卡奇的哲学研究为例。卢卡奇的代表性著作，除去早期几本文艺美学方面的著作和手搞，相当一部分都已经翻译过来了。国内研究卢卡奇，一般把他作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焦点通常集中在卢卡奇的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三个核心范畴上。深一层看，在相当一部分论者那里，卢卡奇被设定为一个同一对象，他的不同时期的著述被指认为一种同质性的文本，并且，总是根据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原则对其进行批判。这样的研究视域中，卢卡奇倒成了容易解读的对象：总体性是与系统的整体性相关联；物化是与异化理论相关联；阶级意识是与主观决定论相关联。加上他自己多次的自我批评，对错的判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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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想选择几个理论视点说明这种深度复杂性。
第一方面，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一学术尺度上的卢卡奇（即对卢卡奇的理论指认在不加任何特设说明地从他的一本书同质性地转述到另一部文献），只有各个具体时期异质性地“在世中”的卢卡奇。用卢卡奇自己的话来说，即“客观性在于正确的时间性”。（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1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这是他自传提纲的第一句警言。以我现在的看法，粗一些分，在研究对象上可以有青年卢卡奇、中年卢卡奇和老年卢卡奇；再细一点，青年卢卡奇又可界划为1918年以前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和2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两个时期，其后，是30年代到60年代末的处于前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年卢卡奇，最后是70年代初思想被再一次激活起来的老年卢卡奇。有人也许会说，关于这一点卢卡奇自己的自传说得很清楚了，特别是他晚年的自传提纲。比如他声称“就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继续。我想，在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的成分”。（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1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当然，卢卡奇这一表述并非是指认他思想的同质性，也可以理解为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内在的必然联系。区分卢卡奇不同时期思想理论逻辑的异质性，并不否认他思想发展的总体进程。具体地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只是青年卢卡奇的第二个时期，所以如果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就既不能前推至根本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时期，也不能后延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时期的卢卡奇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顺势提出一个问题，即卢卡奇“自述”的真与假。我认为，卢卡奇自述实际上并不都直接等于他的真实思想。其中的“自我批评”尤其需要辨识，特别是他30—60年代的一些所谓自我批判，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当真的。卢卡奇自己也指认，他的自我批评有“不真实的成分”。（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168—1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 卢卡奇首先是得保证自己的生存权。他并没有否认，20年代后期顶不住由于柯尔施不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党藉的压力委曲求全的事实。（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他坦然地说道，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不得不为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斗争，就是说，用几条斯大林的语录等等使我的著作有可能发表”。并且，“策略必退却”。（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3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显然，对这一段历史时期中的自述体文本是需要认真甄别其“真假”的。我觉得，在这一特定时期之外的一前一后的自传，可信度自然会高一些。显然，卢卡奇写于1917年的第一份自传是非支配的产物；而最后一份自传，虽然他倒想说实话，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强制，有些东西已无法还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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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卢卡奇，直接一些说就是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的理论语境是极其复杂的。排除成见，如果真实地面对青年卢卡奇20年代的逻辑支援背景，应该呈现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多重背景线索，这是一种奇特的理论逻辑混合。早年卢卡奇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和法学，1906年先获得的是法学博士， 但他自己的“兴趣中心”却是文学和哲学， 故1909年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承认，在那时“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席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麦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2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后来卢卡奇又集中研究德国哲学。 开始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然后又是现代德国哲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最后还有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较深影响。卢卡奇1918年加入共产党，以他自己的描述：“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注：卢卡奇.卢卡奇自传.第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所以，继他中学时期初读马克思之后，此时卢卡奇第二次认真研究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一次，他自以为是真信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后继的青年卢卡奇思想中仍有康德和黑格尔、又有韦伯和席美尔的影响。从这一点去深究，我们发现当时卢卡奇的哲学理念从根本上是生命哲学的新人本主义，而支援意识中的黑格尔哲学并不是那种原初的客观唯心主义大全，而是经过人本主义化的总体性逻辑。同时我注意到，对卢卡奇影响最深的实际上是带有新康德语义色彩的韦伯，即使当韦伯成为他理论批判的主要对象之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卢卡奇对马克思此时的理解必然是带有严重的有色棱镜的。
显而易见，此时马克思主义是与卢卡奇政治立场相关的显性话语，但他对马克思的理解从深层看还不是完全科学和透彻的。其一，我发现，在这里后来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的一种基本倾向已经出现，即：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盲从，即便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需要有一定的批判反思性。由此，卢卡奇明确反对“类似对圣经进行诂训的学究式研究来注释经典著作”，而突出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和“通向真理的道路”。（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5.）他甚至直接批评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这开了一种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当然，并不完全是卢卡奇的原创性。这里我们能看到卢森堡的影子。在第二国际以后，考茨基实际上确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的教条性，所以伯恩斯坦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口号是：如果现实发生变化，那么理论就应该发生变化！这是“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卢森堡批评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但她也在与第二国际争论，其焦点在于马克思的可错性。卢森堡构建了一个理论前提：用马克思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由此，她直接批评过《资本论》第三卷。这些思想都作用于卢卡奇。
其二，卢卡奇此时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 《哲学的贫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青年卢卡奇此时解读语境的优点是，他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同样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出发，却不是得出经济决定论的“实证科学”式的非批判“旁观”逻辑，而提升出隐慝在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批判逻辑。这一点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可是，由于青年马克思的大量论著都没有发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区分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差别，从而不可能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到科学，特别是科学的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转换，进而无法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广义与狭义的理论视域。这必然导致他对马克思的解读的历史局限性。在这一层面上，青年卢卡奇主要的证伪对象是第二国际的所谓“科学”外衣下的马克思主义，而他自以为传承的肯定对象是列宁和卢森堡。这有一定道理，但又是不准确的。正确的是，在当时的确是拉布里奥拉在解读马克思的时候多少保留了一些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直接指认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批判的科学，《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列宁也是反对第二国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他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动性和革命的批判精神。不准确的是，拉布里奥拉特别是列宁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则之上的，而不是通过卢卡奇那过多的复杂异质性哲学话语的折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少是变形和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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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我们再简单描述一下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基本逻辑构架。我认为，卢卡奇这本书决非仅仅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那几个被简单化了的孤立概念，而内在地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概念系统。其实，我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建构始终存在着两大向度：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资本主义，这又可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现实。这双重向度的缘起，在当时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解马克思和观察资本主义现实的双重“伪图像”。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好对这两大向度进行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奠基，即一正一反的逻辑定位。从卢卡奇这本书的表层语义来看，他论说的基本规定是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辩证法，目标指向是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但从他此时的深层语境来看，卢卡奇是用“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本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现实、主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第二国际）。如前所述，这里的黑格尔，是经过一定曲解了的仅仅作为隐性话语出现在卢卡奇解读的马克思中；而康德、席美尔、狄尔泰和韦伯等人的思想对卢卡奇前期的影响很大，但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对这三者进行了批判（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影响），因为这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术主流，也是当时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
再总括一些说，卢卡奇该书的核心概念为一种明确对立的逻辑对峙视轴：重释马克思的肯定一线为历史（社会），辩证法（能动的主客体关系），总体性（批判性的逻辑张力），非直接性（批判性的中介方法），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意识）；批判资本主义的否定一线为伪科学性（构架中的“事实”与实证主义），自然性（资产阶级特有的直接性与现成性），物化（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交换中出现生产关系物化，而是物质生产本身的技术方式所导致的量化、可计算性）。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结点，其实每一个概念即是一条重要理论线索。
例如，历史性（社会）确认与自然性的证伪相关联。在卢卡奇那里，辩证法等于马克思主义。由于历史本身是在社会生存层面上发生的，因此，辩证法只能与一个向度发生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理解当然与黑格尔有关（观念化了的“类”）。所以他反对恩格斯把辩证法推至自然界是必然。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不是科学，不是规律、范畴，而是对现实的批判，是革命的、（对主客体关系的）批判的学说。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研究，旨在批评第二国际（康德以降的实证主义的思路），历史在此是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但卢卡奇肯定没有达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构出的理论深度。而非历史的“自然性”这个概念正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论是从培根到启蒙思想，“天赋人权”是自然的，“自然”也等于一种直接性，在经济学上即是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全部的无主体（人）的自发性，这是重农学派到斯密很重要的理论逻辑基础。再如卢卡奇这里的总体性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绝对”（自爱利亚学派始的“一”）。卢卡奇由此反对市场的孤立原子性，反对经济的自发总体，强调自觉的主体性的总体性。他也由此反对主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强调内在的总体性，即作为本体存在的总体性。也由于总体性等于绝对，所以现实的一切不过是总体的因素，任何社会历史现象和定在只有与整体相联系才有意义。因此，卢卡奇指认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历史性的东西。总体性这一规定集中反映出黑格尔（经过马克思）对卢卡奇哲学话语的深层控制与影响。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如果认真地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并非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在经历10多年资料性评述研究以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深化一步的时候了。这首先需要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态度，认真踏实的文献学工作，以及能够高屋建瓴地驾驭当代西方哲学文化的新型的深度解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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