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研究——基于2000-2009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自然资源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1)04-0024-07
一、引言
我国民族地区①幅员辽阔，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淡水、耕地、草原、森林、矿藏以及风景名胜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中，西藏、青海、内蒙古的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在全国排名前三位，西藏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优势度和自然资源总丰度在全国排名第一(如表1所示)。统计资料表明，民族地区煤、铜、锌等矿产储量占全国的35%，锡、汞、锰、石棉、砷矿藏量占全国的80%以上，钾盐、镁、铬、稀土矿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1]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活动中，应该选择本身具有的优势，取得竞争优势。在罗斯托(1960)看来，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丰裕的资源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比如挪威、波斯瓦那、加拿大等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正相关(Papyrakis；Gerlagh，2003)。[2]按照上述理论，民族地区具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走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民族地区首先考虑的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经验和事实使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很多时候是负相关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卢森堡、新加坡、瑞士和香港并没有富裕的自然资源，而塞拉利昂、中非、赞比亚、委内瑞拉等国家虽然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超过25%，但经济却负增长。自从奥提(Auty，1993)第一次提出“资源的劫难”[3]概念以来，“资源诅咒假说”成为研究的课题。Sachs和Warner(1999)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用实证方法证明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并指出了产生资源诅咒的传输途径。[4]此后，相当多研究(Gylfason，2001；[5]Rodriquez，1999；[6]Leite，1999[7])对“资源诅咒”进行了深入探讨。因此，自然资源的富裕与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既非直接也远非简单明了。某种经济因素如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策措施能有效地征服资源诅咒(Mehlum，Moene and Torvik，2002)。[8]我国民族地区属于典型的资源富集地带，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否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以及贡献率究竟有多大，均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文献述评
就我国而言，民族地区的资源丰富是毋庸置疑的。而关于我国民族地区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研究也有很多，研究方法也存在许多的差异。研究方法的两个最重要的差异分别是对自然资源的衡量与对模型的设定。
首先，对自然资源的衡量。由于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仅仅指能源、矿产等可开采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广义的自然资源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学中“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包括狭义的土地(即经济活动用地)以及蕴藏于其下或其上的(狭义)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源”)。出于数据所限和研究的方便，用于分析的“自然资源”概念通常是狭义的自然资源概念。对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在对自然资源衡量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徐康宁、王剑(2006)采用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来衡量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的投入水平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用它作为表征量是合理有效的。[9]胡援成、肖德勇(2007)沿袭了他们的方法，用NR表示自然资本投入，以采掘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来表示。[10]丁菊红、王永钦(2007)表征资源利用状况的指标是rincome，指基期资源开采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用来衡量一个地区资源开采的程度。[11]冯殿鹏、马俊峰(2009)用西部煤炭、石油、天然气占我国总储量的方法来进行衡量。[12]以上三种方法，有不同的用途。我们认为第一种分析侧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运用开发所投入的资产来衡量；第二种侧重从自然资源开发所获得的收入来衡量；第三种从客观存在的储量进行衡量。
其次，关于模型设定的具体细节，存在三种做法：一是设定NRI与GDP是直接的线性关系(冯殿鹏、马俊峰，2009)。这种做法显然不妥，缺乏理论依据。二是从经验判断出发，认为GDP增长率与包含NRI在内的一系列因素有关，比如：投资增长率、政府干预指数、人口素质、离港口的距离等，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丁菊红、王永钦，2007)。三是从加入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出发来进行模型的设定，可以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
，其中R代表自然资源(罗浩，2007)。[13]将此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在索洛模型中引入自然资源投入，来解释自然资源瓶颈如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此设定从资源可能耗竭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源储量的固定不变对经济有重大影响，但是没有考虑资源生产的量随时间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我们综合以上的方法，提取其中合理的部分进行计算。首先，在资源衡量方面，虽然选择一种或者几种民族地区主要资源不足以完全反映一个地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但限于资料的可得性以及资源相互之间的不可比因素，在此我们以地区的主要的矿产资源的储量和水能储量来近似地表达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度。矿产资源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气是最重要的三种资源，因而主要以民族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水能是我国民族地区最丰富的资源。因此，用它们可以被近似地认为代表了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本着客观的研究精神，本文主要以民族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资源的年生产量和水电年生产量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
第二，在模型选取上，本文从加入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出发来进行模型的设定。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型，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L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R表示自然资源，y为GDP增长率，m为技术进步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l为劳动增长率，β为资本产出弹性，k为资本增长率，(1-α-β)为资源的产出弹性，r为资源利用增长率。虽然资源总量是固定的，但是每年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却在增长。生产函数形式为：
(三)实证研究
1.数据选取。数据为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10年，横截面包括4个民族自治区和3个少数民族省份(因为西藏统计数据不全而没有计入，共70个观测点，280个数据)。Y用GDP(单位：亿元)计算，L用各省就业人员数(单位：万人)衡量，K用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亿元)衡量，R则用能源生产总量(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和风能等，但是全部换算成万吨标准煤来计算)衡量。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9的年度数据。
2.模型估计。根据民族地区个体差异的实际情况，模型估计过程中选择采用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根据Hausman Test的结果，我们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根据Eviews 6.0报出的结果，经过整理如表2所示。
(四)贡献率的估计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的最终结果说明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产出弹性：(1-α-β)=0.048746。然后，根据计算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公式(1-α-β)r/y，可以算出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y值用民族地区各省的GDP年增长率来计算，r值用资源生产年增长率来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五)结论分析
1.现阶段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依然存在。通过实证分析，对计算得出的贡献率按7省区9年③的数据取平均值，如图1所示。根据关凤峻(2004)运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计算结果，我国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在0.3左右。[15]而从图1观察，除内蒙古以外，其他民族省份的自然资源生产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新疆、云南、青海以及广西连0.2都不到，有些年份贡献率甚至为负。这不仅验证了在现有的制度下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普遍的存在，而且提供了一个地区之间进行横向的定量比较的尺度。
2.在民族地区内部，各个省份的数据也有较大的差异，其各自的走势有所不同，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1)自然资源贡献率呈震荡下降趋势，包括内蒙古、贵州和云南（见图2）。该类地区的特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初期，自然资源的贡献率高或者呈现出短期的上升趋势，而后出现了下降与上升趋势交替，但总体趋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再结合图1可以发现，这三个省份都是年平均贡献率较高的省份，尤其是内蒙古和贵州，这说明了在第一轮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对过去资源贡献率最高的省份有重大的影响，使它们的贡献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
(2)自然资源贡献率呈现低水平震荡徘徊的趋势，包括宁夏、新疆、广西和青海（见图3）。西部大开发10年以来，上述地区的自然资源贡献率长期处于低位徘徊，尽管近年来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但从10年的长期趋势来看自然资源的贡献率普遍偏低。这说明在第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还没有对当地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建议
上述实证分析，为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有力的统计学证据：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起到应有的作用，“资源诅咒”效应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样存在。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低附加值的原始产品和初加工产品的异地转移，最终导致“资源拿走，污染留下；财富拿走，贫穷留下”的社会现实。历史的经验证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不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物质保障，改善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享受发展成果，已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使命。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民族地区破解“富饶的贫困”悖论的新思路，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从外部发展动力来看，首先，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步伐。2010年6月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率先进行了资源税改革，无疑是一次中央对能源经济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下一步应该总结新疆地区先行先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尽快明确民族地区实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时间表，在民族地区分步推进资源税的改革计划。与此同时，资源税改革所带来的新增财力应该重点用于改善当地民生，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惠及民族地区的各族群众。其次，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其一，应该纠正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资源无价论”观念，明确自然经济资源的价值构成，在具体的自然经济资源价格构成中，应使其价格包括整个社会从事某种活动时因消耗自然经济资源而应付出的总的成本，尤其应该包括生态恢复成本。其二，理顺自然经济资源间的差比价关系。从比价上看：进一步改善天然气的价格形成机制，并建立其与可替代性资源如原油、煤之间的挂钩机制，使得具有横向联系的资源价格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联动机制；针对上下游资源产品间的比价关系，应建立一种价格传导机制，以实现上下游资源产品市场化的同步。从差价上看：进一步加强水价、电价等的季节差价，拉大峰谷和丰枯间的价格差额，不断完善资源使用中的累进价格建设，并根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行一个较高的资源产品价格，对于污染小、低耗能的产业等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实行一个优惠的价格，以鼓励资源的节约。
图2 自然资源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图3 自然资源贡献率呈平稳震荡趋势
(二)从民族地区内部经济结构来看，首先，应按照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因势利导，逐步调整现有产业结构。据统计，2005年，民族地区三种产业的比重为19：42：39，到2009年调整为15：46：39，[16]农牧业比重明显下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但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很小，大有空间可为，应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现有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其次，在民族地区还应该大力扶植区域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要选择符合主导产业基准的产业为主导产业，大力扶持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拥有全国75%的草原面积和44%的森林面积以及66%的水资源，还拥有超大比重的矿产资源和新能源。[17]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风俗民情丰富多彩，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软实力”。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要充分认识并利用好这些资源优势，以此发展特色行业，使之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从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最后，构建民族地区优势产业集群，促进要素集聚投入、产业集中布局、资源集约利用。过去由于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和地方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民族地区资源优势总被片面夸大，粗放型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难以实现，优势资源的本地化增值和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的转变始终没能成为现实。在下一个西部大开发的十年中，民族地区应抢抓机遇，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发展本地优势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通过资源本地化利用和就地裂变增值，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附录1：
(3)式的推导过程。
再作等价变换：
注释：
①本文民族地区是指我国行政区划中划定的5个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较多的云南、贵州和青海三个省，简称“民族八省区”。
②(3)式的数学推导过程见文末附录1。
③计算贡献率时，运用一阶差分，故不再有2000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