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今词统》的词史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史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3-0106-10
在明词选本中，卓人月、徐士俊合编的《古今词统》是一部比较值得关注的选本。该书上溯隋唐，下至明代，共收录词人486家，词作2037首，其规模在明代词选中仅次于陈耀文的《花草粹编》。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该书不仅具有较大的规模与体量，更有超乎寻常的宏大志向。卓人月不像陈耀文或沈际飞那样，本来完全是自出手眼来编词选，却还习惯性地顶着“花”、“草”之名。虽然明末也有盗印本改题为《诗馀广选》或《草堂诗馀》，实际它和《草堂诗馀》没有任何关系。也许是因为《古今词统》曾以《诗馀广选》或《草堂诗馀》的书名而行世，所以，有的学者也把它归入明代流行的《草堂诗馀》系列，如肖鹏先生《群体的选择》一书，就称《古今词统》“是各种《草堂诗馀》选本的一次总汇萃”，又称其“原系为扩编《草堂诗馀》而设”[1]；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亦称之为“与《花草粹编》同为《草堂诗馀》之扩编”[2]。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一方面，如陶子珍君的统计，《古今词统》选词2 037首，其中见于《草堂诗馀》四集(即沈际飞汇编之《草堂诗馀》正集、续集、别集、新集)者共639阕，约占《古今词统》全书的31%。[3]这也就是说，《古今词统》所选篇目约有近70%不见于各种《草堂诗馀》。单从这一点来看，说《古今词统》是“《草堂诗馀》家族的总荟萃”已经名不副实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古今词统》不仅不应被视为《草堂诗馀》系列选本的后起者，而且很可能志在成为《草堂诗馀》系列的“终结者”。它对于既往的各种花色的《草堂诗馀》选本来说，差别不在于量的扩充以及范围的扩大，而是选本重心与旨趣的更张，也可以说是对流行数百年之久的《草堂诗馀》系列的反拨与重构。我们知道，卓人月曾经为这部词选取名为《古今诗馀选》，其《蟾台集》卷二保存的《古今诗馀选序》透露了这一过程信息，但他最终把这一选本定名为《古今词统》，表明他所追求的不是一般的选本功能，而是别有深意在焉。中国历史素有正统与闰位之分，而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道统还是文统，“词统”也都是一些高自位置的大文人或大学者才敢于标榜使用的。而卓人月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弱书生，却敢于用“词统”以名其选本，这本身就显示了他顾盼自雄的野心与霸气。
卓人月既以“词统”名书，我们就有必要追问或考索，他所要发掘展示的抑或是重新建立的“词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标准与理路？结合该书的序跋、评点与选词情况来看，《古今词统》所建立的词史统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合古、今为一体，而着意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合婉约、豪放为一体，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合词史百汇于一体，既开拓了选源也丰富了词史。这既是对《草堂诗馀》系列长期垄断词坛的反拨与重构，对清初词坛亦有重要影响。
一、合古今为一统
《古今词统》是一部通代词选，但它不叫《历代词选》或《历代诗馀》，而是和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一样，以“古今”名书，这一方面突出了“今”与“古”两端对待的意识，同时也显示了对明词成就与价值的自信。在《词统》之前，如托名程敏政的《天机云锦》，陈耀文的《花草粹编》等，虽然也是通代词选，但均是以宋词或唐宋词为重心，金元词以及明词不过余绪而已。《古今词统》成书于崇祯初年，那时，明词的发展和明王朝一样都渐近尾声。卓人月、徐士俊当然不会预知十余年后明王朝就将消亡，但他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使之有可能借助词选来全面展示明词的发展与成就。《古今词统》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编者全面展示明词的初衷。
其一，明代词人词作入选数量以及与历代词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词的成就。从历代词人入选数量来看，《古今词统》共选词人486家，其中隋唐34家(隋炀帝《望江南》词为小说家杜撰)，五代19家，宋代206家，金代21家，元代91家，明代105家。从重要词人入选情况来看，选词超过10首的共42家，其中有明代10家；选词超过20首的有22家，其中有明代5家。如果从比例关系来看，入选明代词人105家，占总数的21.6%；入选明代词作460首，占总数的22.6%；入选重要词人以10首为起点有10家，占23.8%；以20首为起点有5家，占22.7%。在一部通代词选中，明词能占有这样的份额，应该是对明词的充分肯定了。
其二，明代入选词家的选阵与明词发展的实际状况吻合度较高。从选录明词的总量来看，《古今词统》所选460首，与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馀》所选461首数量相当。然而，《国朝诗馀》选录词人仅有22家，各家选词又或畸轻畸重。因此，不足以反映明词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之下，《古今词统》虽然也有疏漏或偏颇，但其所选词人及词作数量、时段分布等等，与明词的发展阶段仍然呈现出较高的吻合度。该书选录明词105家中，选词超过5首的共22家，兹按年代先后列为下表：
上表所列22人中，宋濂、田艺蘅与袁宏道皆称不得词人，之所以出现在这个“明代重要词人”序列中，是因为《古今词统》大量选录《竹枝词》的缘故。《竹枝词》在唐代为歌诗，编入词集或者不无理由，而明代《竹枝词》不过是带有民歌风味的七言绝句，收入词集其实是不妥当的。除了这3人之外，其余19人构成了明代词人的基本阵容。从时间序列来看，这19人分属于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明初，大致为洪武、永乐年间，除宋濂之外，此期选录刘基、杨基、高启、瞿佑四家。第二期为明代前期，大致从永乐之后到弘治之前(1425-1487)，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断裂带。除了马洪勉强可以上靠归入这一时期之外，词坛上呈现出一片荒漠化景象。第三期为明代中期，大致为弘治、嘉靖年间(1488-1566)，此期选录张綖、杨慎二家。第四期为晚明时期，即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此期除袁宏道之外，选录徐渭、王世贞等12家。而事实上，可以进入这一行列的至少还有施绍莘、卓人月、沈宜修、易震吉、陈子龙等多家。因此，从这个选本来看，明词的繁荣时期应在晚明。即使是在近四百年后的今天来看明代词坛，《古今词统》的选阵和明词发展的实际情况仍是较为吻合的。
其三，《古今词统》所选明词及其评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词的特色。过去人们提到明词，除了作为缺点提出的曲化、俗化之弊以外，还没有人致力于探索明词的风格特色。也许，明词是否在继承唐宋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家面目，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明初词坛，无论说是沿袭宋元之旧，还是说犹存宋元遗响，都是说这一时期的词与宋词相比并没有质的变化。自杨慎开始，明词日渐蜕变，直到晚明乃形成一种上不同于宋词、下不同于清词的面目或特色。这种变化沿着三种取向发展：一种是六朝化，即以六朝绮艳诗风为词之源头，杨慎、王世贞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第二种是曲化，即在有意无意之间向曲靠拢，不仅是风格上的散曲化，还有注重人物、情境的剧曲化。汤显祖的词全部出于“临川四梦”，却能够脱离剧本而受人追捧，与这种曲化追求是分不开的。晚明人的词集评点，喜欢以曲释词或以曲证词，也是词曲互动相互浸染的结果；第三种途径是民歌化，即直接借鉴当时流行的《挂技儿》、《山歌》，追求民间的天然的“原生态”风味。卓人月、沈际飞等人的词作在这方面尤为明显。以上所说的三个渠道其实是同一指向，殊途同归，从而造就了新隽浅俗的晚明词风。这种词风上不同于宋词，下不同于清词，所以，视为明词的风格特色亦无不可。当然，从不同的词学观出发，对这种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执宋词标准以衡度后世，这就是一种退化现象，但从词史之嬗变来说，这也可以说是向词的原初状态的顾盼与回归。
卓人月、徐士俊并没有正面讲述明词的特点，但他们所选词家词作及其评点中流露出的审美祈向，却为我们寻绎明词的特点提供了参照。从选词来说，如对吴鼎芳、董斯张、沈自炳、钱继章等人的词选录较多，这本身就显示了编者的趣味，也可以说为明词特色提供了作品实例。从词集评点来看，与前后各代词学批评用语相比，最有特色的是一个“俊”字。“俊”本来是民间形容女子长相的赞美之词，卓人月、徐士俊却别出心裁地把它引申为文学批评范畴了。如卷四评徐媛《霜天晓角·题采石蛾眉亭》云：“句多不合调，爱其俊气，存之。”卷五评钱继章《谒金门》(晨光促)云：“命意择句，不俊不休。”又评沈际飞《风流子·美人》云：“字字挑奇择俊，此艳词之尤也，可友杨状元而奴唐解元。”与“俊”相对的是“村”。如卷五评李后主《菩萨蛮》“来便谐衷素”句云：“后主词率意都妙，即如‘衷素’二字，出他人口便村。”卷十二评刘基《八声甘州》“问青蛙有底不平鸣，真个为公私”二句云：“村语化韵，蠢语化灵。”卷十三评马洪《东风第一枝》歇拍“但留取、一点芳心，他日调羹金鼎”云：“末语村甚。”从这些习用字眼，也可以大致看出明词的风格特点。
二、合婉约豪放为一统
梳理婉约与豪放之争的历史我们会注意到，自张綖于嘉靖十五年刊行的《诗馀图谱》“凡例”中提出“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的说法之后，明代后期词坛上就出现了向婉约词一边倒的倾向。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良俊为顾从敬《类编草堂诗馀》所作序中说：“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馀以婉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馀》所载，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晏叔原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辞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贞《艺苑卮言》成书，其中有云：“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又云：“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万历三年(1575)，徐师曾《文体明辨》成书，其中论“诗馀”有云：“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士所取也。”以上这些说法，无论是正变观还是本色论，无不是推崇婉约，贬抑豪放。也许是因为词为小道末技，难言大雅，所以，诸家只用正、正宗、本色、当行等话头，而没有用正统这样的大词。而事实上，以婉约为词之正统的观念，自宋代以来便隐然在焉，到明代后期更几乎约定俗成，成为词坛上的主流话语了。这种婉约正宗观的流行，应该和《草堂诗馀》数百年的流行与浸染不无关系。《草堂诗馀》在明代无论有多少个版本①，始终都在婉约正宗论的理念笼罩之下。所以，《草堂诗馀》的流行与婉约正宗论的流行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古今词统》对词史统序观的打破与重构，既是对当时流行的词学观念的挑战，也是对《草堂诗馀》盛行不衰的词坛“神话”的挑战。
对卓人月、徐士俊以及为《古今词统》作序的孟称舜来说，打破独崇婉约、贬抑豪放的流行观念，几乎成了一种自我担承的使命感。这种意念如此明确而强烈，以至于三人都在为《古今词统》所作序中不吝反复申说。
卓人月的序文可能写得比较早，那时这部编选中的词选还不叫《古今词统》，而是叫《古今诗馀选》。也许是因为后来看到孟称舜崇祯二年“序”与徐士俊崇祯六年“序”写得都很精彩，他想表达的意思也都表述得很到位，所以，当《古今词统》初刊时，卓人月没有把自己所写的序放在卷首。如今在卓人月《蟾台集》卷二可以看到这篇《古今诗馀选序》。文章不长，且较为罕见，不妨全录于下：
昔人论词曲，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乎。然晏同叔云：“先君生平不作妇人语。”夫委曲之弊，入于妇人，与雄肆之弊入于村汉等耳。余兹选并存委曲、雄肆二种，使之各相救也。太白雄矣，而艳骨具在，其词之圣乎。继是而男有后主，女有易安，其艳词之圣乎。自唐以下，此种不绝，而辛幼安独以一人之悲放，欲与唐以下数百家对峙，安得不圣。余每读《花间》未及半，而柔声曼节，不觉思卧草堂，至长调而粗俚之态百出。夫《花间》之不足餍人也，犹有诸工艳者堪与壮色；而为粗俚人壮色者，惟一稼轩。余益不得不壮稼轩之色，以与艳词争矣。奈何有一最不合时宜之人为东坡，而东坡又有一最不合腔拍之词，为“大江东去”者。上坏太白之宗风，下亵稼轩之体面，而人反不敢非之，必以为铜将军所唱堪配十七八女子所歌，此余之所大不平者也。故余兹选，选坡词极少，以剔雄放之弊，以谢词家委曲之论。选辛词独多，以救靡靡之音，以升雄词之位置，而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矣。[4]
很明显，卓人月这篇短序的主要观点就是为豪放词翻案。虽然他没有沿用婉约、豪放的说法，而是另外拈出“委曲”与“雄肆”相对，其实内涵与所指完全相同。令人奇怪的是，卓人月推尊稼轩而不喜东坡，这在词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而事实上，《古今词统》选东坡词47首，在辛弃疾(141首)、蒋捷(50首)、吴文英(49首)之后，居第四位，不能说是“极少”。所以，我的估计是，《古今词统》初编时收录东坡词较少，而在调整过程中不断增加，所以，与卓人月当初所写的序不相吻合了。
在婉约与豪放之争的命题上，孟称舜《古今词统序》的观点表现得更明确：
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词者，诗之馀而曲之祖也。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馀以宛丽流畅为美。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宋伶人所评《雨淋铃》、《酹江月》之优劣，遂为后世填词者定律矣。予窃以为不然。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或言之而低徊焉，宛恋焉；或言之而缠绵焉，凄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宁必姝姝媛媛，学儿女子语，而后为词哉？故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者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
孟称舜又有《古今名剧合选序》，其中观点表述与《古今词统序》若合符契：
若夫曲之为词，分途不同，大要则宋伶人之论柳屯田、苏学士者尽之。一主婉丽，一主雄爽。婉丽者，如十七八女娘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雄爽者，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词也。后之论辞者，以词之源出于古乐府，要须以宛转绵丽、浅至儇俏为上，挟春华烟月，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慷慨磊落，纵横豪健，抑亦其次。故苏、柳二家，轩轾攸分。曲之与词，约亦相类。而吾谓此固非定论也。曲本于辞，辞本于诗。诗三百篇，国风、雅、颂，其端正静好，与妍丽逸宕，兴之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优劣分乎？今曲之分南北也，或谓北主劲切，南主柔远。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殊科。是谓北之词专似苏，而南之词专似柳，柳可为胜苏，则北遂不如南欤？夫南之与北，气骨虽异，然雄爽、婉丽二者之中亦皆有之。即如曲一也，而宫调不同，有为清新绵邈者，有为感叹伤悲者，有为富贵缠绵者，有为惆怅雄壮者，有为飘逸清幽者，有为绮旎妩媚者，有为凄怆怨慕者，有为典雅沉重者，诸如此类，各有攸当，岂得以劲切柔远画南北而分之耶？[5][6]
孟称舜《古今词统序》作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古今名剧合选序》作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我们不知道他编选《古今名剧合选》是否受了《古今词统》的启发，反正这一词一曲两种选本的编选背景与动机是完全一致的。合婉约与豪放为一统是一致的，合古与今为一统也是一致的。《古今词统序》开头暗引何良俊《草堂诗馀序》中所谓“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馀以宛丽流畅为美”，《古今名剧合选序》中所谓词“须以宛转绵丽、浅至儇俏为上”一段话，则完全出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可见其矛头所向，直指其人而不稍假借。为了突显其劲切与柔远这两大体派合一的总体构思，孟称舜在《古今名剧合选》总名下再分为二集，即“取元曲之工者，分其类为二，而以我明之曲继之，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即取《雨淋铃》‘杨柳岸’及《大江东去》‘一樽还酹江月’之句也”。这种思路及话头，既可印证“予友卓珂月，生平持说，多与予合”，亦可印证《古今词统》与《古今名剧合选》旨趣相通。而且我们注意到，孟称舜的好友马权奇在崇祯十六年(1643)为孟所作《〈二胥记〉题词》中这样写道：“有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以鸣其艳，则不可无丈二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之辞以舒其豪。填词家固必兼此两种，乃为当家。元王实甫之《西厢》，是十七八女郎唱杨柳枝之辞也；马东篱之《孤雁汉宫秋》，是铜将军唱大江东去之辞也。乃今而兼擅两家之胜者，其我云子乎！”马权奇所举元曲之例未必妥当，但由此可见，卓人月、孟称舜等对于晚明词坛上形成的崇婉约、黜豪放的观点，力主兼取而反对偏废，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
徐士俊《古今词统序》同样是针对婉约、豪放优劣论而发。其论曰：“古今之为词者，无虑数百家……而犹有议之者，谓‘铜将军’、‘铁绰板’与‘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绝。无乃统之者无其人，遂使倒流三峡，竟分道而驰耶？余与珂月起而任之，曰：是不然。吾欲分风，风不可分；吾欲辟流，流不可辟。非诗非曲，自然风流，统而名之以‘词’，所谓‘言’与‘司’合者是也。”这里所谓“统之者无其人”，以及“统而名之”云云，都是在切书名而引申，可见卓人月、徐士俊所致力构建的“词统”，其要义即是合婉约与豪放为一体。徐士俊又曰：“而且曰幽曰奇，曰淡曰艳，曰敛曰放，曰秾曰纤，种种毕具。不使子瞻受‘词诗’之号，稼轩居‘词论’之名。”这和孟称舜“低徊焉，宛恋焉”都强调同一种词体可以有不同的风格。
从具体词家、词作入选情况来看，《古今词统》之选政完全贯穿了合婉约、豪放为一统的词学理念。宋词名家中，选词数量排在前十位的依次为：辛弃疾141首，蒋捷50首，吴文英49首，苏轼47首，刘克庄46首，陆游45首，周邦彦43首，秦观38首，高观国34首，黄庭坚33首。在这10人中，不仅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刘克庄等5人自来皆被认为豪放派，蒋捷与苏、辛一派也有着很近的渊源关系。《古今词统》卷十四评蒋捷《水龙吟》(醉兮琼瀣浮觞些)一词曰：“迥出纤冶秾华之外，辛之有蒋，犹屈之有宋也。”正是把蒋捷当作辛派传人来看的。所以，从《古今词统》的选阵来看，豪放之于婉约，即使不说是驾而上之，至少也是平分秋色。这无论是对《草堂诗馀》系列的词选，还是对张綖、何良俊、王世贞、徐师曾诸家词论，都是一种明显的反拨。
从《古今词统》的评点语，亦可看出卓人月、徐士俊对豪放词的爱赏推尊之意，如卷四评辛弃疾《浣溪沙·瓢泉偶作》云：“禅心艳思，夹杂不清，英雄本色。”评辛词《卜算子》(一以我为牛)四首云：“四词意气所寄，可击唾壶而歌之。”卷五评陆游《好事近》(挥袖别人间)云：“英雄感慨无聊，必借神仙荒忽之语以自释，此《远游篇》之意也。”卷十二评刘克庄《满江红》(满腹诗书)云：“大经济才，大功德主，非如少不更事，一直向前厮杀者。”评刘克庄《满江红》(畴昔胪传)云：“细阅诸词，奇古稳妙，岂前身是建安十子中刘姓者乎！”(按：“建安十子”当是“三曹”与“七子”的合称，“刘姓”当指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其诗以风格劲挺著称)。又评刘克庄《水调歌头》(遣作岭头使)云：“看他视印绶真如桎梏，官署真如洪炉。烟霞泉石之兴，结于肺腑，溢于手腕，曾无一语欺人。高山仰止，何日忘之！”卷十四评刘克庄《水龙吟·己亥自寿》四首云：“四词目穷千里，笔挽千钧，识力双高，可与稼轩相尔汝！”卷十五评刘克庄《沁园春》(一卷阴符)云：“用人用物，用事用言，愈实愈空。正如善用剑者，但见寒光一片，不见剑，亦不见身。”卷十六评陈亮《贺新郎》(离乱从头说)云：“鹃叫天津，狐升帝座，有此时事，自然有此人文。故满纸皆恨怨悲愁之音，忽荒诞幻之状。”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在此前流行二百余年的《草堂诗馀》系列中，一向不受“待见”的辛派词人，在《古今词统》不仅与婉约词构成分庭抗礼之势，而且似乎更受推崇。
三、合词史百汇为一统
在明人所编词选中，《古今词统》是得到清人尤其是清初词家充分肯定的一个选本。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词统》一书，搜奇葺僻，可谓词苑功臣。”[7]王士禛《倚声集序》云：“《花间》、《草堂》尚矣；《花庵》博而杂，《尊前》约以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又其《花草蒙拾》亦云：“《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8]作为清初大型词选《倚声初集》的两位编者，邹、王二人的评价有一个共同的侧重点，那就是对《古今词统》在选源的开拓方面所下功夫给予充分的肯定。一个说是“搜奇葺僻”，一个说是“搜采鉴别”、“撮诸家之胜”，都是说《古今词统》不满足于抄撮已有的词选，而是另出手眼去做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工作。所以，读《古今词统》，一方面如走在大街上，会不时看到一些熟面孔。那是因为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淘漉，不少词已完成经典化的过程，当同者不得不同；另一方面，在《古今词统》中也有在其他词选中很少看到的“眼生”的作品，这大概就是卓人月“搜奇葺僻”的结果了。
作为《古今词统》的编者，卓人月、徐士俊的自我体认更为强调此书汇萃万有的性质。徐士俊序中云：“兹役也，吾二人渔猎群书，裒其妙好，自谓薄有苦心。……又必详其佚事，识其遗文，远征天上之仙音，下暨荒城之鬼语，类载而并赏之。虽非古今之盟主，亦不愧词苑之功臣矣。”又回忆其编纂过程曰：“先是余有《三样笺》之辑，一《子夜》，一《竹枝》，一《回文》。而珂月又以《竹枝》旧属诗馀，遂拔其尤而去。《回文》则如《菩萨蛮》数阕，复稍稍阑入焉。摔碎菱花，作蕊珠宫瘦影，岂不令徐郎懊恨。珂月曰：无恨也！使子仅知《三样笺》之为美，而不知此书之尤美，亦何异世人但知《花间》、《草堂》、《兰畹》之为三珠树，而不知《词统》之集大成也哉！《易》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我二人其庶几乎！”请注意卓人月所谓“集大成”，徐士俊所谓“古今之盟主”，无论正言抑或反言，实际是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他们纳百汇于一统、集古今之大成的宏大志向。
《古今词统》在开拓选源方面所作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这里我们想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古今词统》的选源，不仅是词的总集、别集以及诗话、词话、笔记等传统的“开采面”，而是旁及于小说、戏曲等非词体文学形式。小说中插入诗、词，自唐代以来久成传统；剧本中包含有一些相对独立、脱开剧本仍有欣赏价值的词作，在明代南戏中亦相当普遍。但问题在于，小说、戏曲中的词毕竟是另一种文本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把它们从原来的“语境”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自在的词作来看待是否合适？另外，在把小说、戏曲中的词“析出”与选录的过程中，人物之词的作者归属问题，以及故事发生年代及词作的时代认定问题，也都是一些有待探索的技术问题。
令人欣幸的是，唐圭璋先生在编集《全宋词》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尝试。在《全宋词》附录里有这样两个部分：一是《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一是《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我们以为，前一种附录是必要的，而后一种附录的名目与内涵还可以讨论。说前一种附录是必要的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即宋人话本小说中的词，无论是客观叙写之词，还是人物角色之词，因为产生于宋代，当然都是“宋词”，即使有些词价值不太高，却都可以编入《全宋词》附录部分。编入《全宋词》中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些词确属“宋词”，但因为系从小说载体中摘出，所以入“附录”。这种做法是审慎而得体的。而所谓《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无论是客观叙写之词还是代拟人物角色之词，只要不是从前代词人那里“借来的”，或是从宋元小说中“照搬来的”，就应该视为元明词。如果要把这些词从小说中摘出而列入词体创作的范畴，亦只当入《全金元词》或《全明词》，而不是《全宋词》的附录部分。至于小说中人物角色之词，其真正意义的作者只能是小说作者。因此，在编选词集时，就不宜把这类作品放在虚构人物的名下。这种道理似乎至为浅显，无须讨论也不会引起争议，例如《红楼梦》中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如林黛玉《葬花吟》、薛宝钗《菊花诗》之类，其作者当然只能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假如把这些作品以林黛玉、薛宝钗为作者收入《清诗选》，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在《古今词统》中，把小说中人物当成词的作者收入词选，这种明显不妥的做法，却一直没有人提出质疑，例如《词统》卷十三所选的一首《木兰花慢·感旧》。
记前朝旧事，曾此地，会神仙。向月地云阶，重携翠袖，来拾花钿。繁华总随流水，叹一场春梦杳难圆。废港芙蕖滴露，断堤杨柳垂烟。两峰南北只依然，辇路草芊芊。怅别馆离宫，烟销凤盖，波浸龙船。平时玉屏金屋，对漆灯，无焰夜如羊。落日牛羊冢上，西风燕雀林边。
这首词的作者署名为卫芳华，词后有一段文字记其本事云：
延祐初，永嘉滕穆侨居临安，月夜游聚景园，遇一美人，自言卫芳华，故宋理宗朝宫人。即命侍女翘翘设茵席酒果，制《木兰花慢》一阕，又诗云：“湖上园亭好，重来忆旧游。征歌调玉树，阅舞按梁州。径狭花迎辇，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殁，谁与话风流。”自是白昼亦见生，遂携归寓所。下第后，美人留翘翘使守旧宅，而身随生归里。凡三载，生复赴浙试。美人请与生往访翘翘，至则翘迎拜于路左矣。美人忽泪下云：“缘尽，当奉辞。”是夜钟鸣忽起，与生抚抱，赠玉指环而别。
这一段本事未注明出处，应是晚明人文献意识淡薄的表现，但我们知道，这段文字实际是在撮述明初瞿佑小说集《剪灯新话》中的《滕穆醉游聚景园记》，而卫芳华正是该篇小说中主要人物。前面所录《木兰花慢》一词，就是她与滕生相会时所作。假如我们只看《词统》所述之本事，既有延祐之时间，又有临安之地点，几于言之凿凿矣，而事实上则纯为小说家言。在明代词史上，只有小说家而兼词家的瞿佑，而没有卫芳华这样一个女词人。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这一首词，唐圭璋先生以“宋理宗朝官人”卫芳华的名义采入《全宋词》附录《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而明代词家陈霆则把它作为瞿佑的名篇大加赞赏。《渚山堂词话》卷二有云：
聚景园有故宋宫人殡宫。瞿宗吉尝作《木兰花慢》“记前朝旧事(以下略)。”瞿词虽多，予所赏爱者，此阕为最。然瞿有《咏金故宫白莲》词，即用此腔，而语意亦仍之。首云：“问前朝旧事，曾此地，会神仙”，即此起句也。是知此词为瞿得意者，故叠用如此。[9]
我们不知道陈霆是不是从瞿佑《剪灯新话》中看到这首《木兰花慢》，但可知，明人早已认定这是瞿佑的作品，而且也是瞿佑本人自鸣得意的好作品。《词统》以之归于瞿佑杜撰的女鬼卫芳华名下，瞿佑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哭笑不得的。
类似的问题在《词统》中非为偶见，如其中所选马琼琼《减字木兰花》(雪梅妒色)，出瞿佑《剪灯新话》附录《寒梅记》；郑婉娥《念奴娇》(离离禾黍)，出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二《秋夕访琵琶亭记》；贾云华《踏莎行》(随水落花)，出《剪灯余话》卷五《贾云华还魂记》；紫竹《踏莎行》(醉柳迷莺)，出《嫏嬛记》卷中；刘翠翠《临江仙》(曾向书窗同笔砚)，原出瞿佑《剪灯新话》卷三《翠翠传》，又见《二刻拍案惊奇》卷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拜住《菩萨蛮》(红绳画板柔荑指)，原出《剪灯余话》卷四《秋千会记》，又见《拍案惊奇》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可以说，在《古今词统》中，凡是那些以大段故事为背景或本事者，大都出于小说，其作者往往是小说中虚构人物，如马琼琼、郑婉娥、贾云华、紫竹等等，在历代词人名录中是找不到的。
从戏曲剧本中选词，自然会以剧本作者为词作者，故作者与时代均不成问题。但《古今词统》不说明采自剧本，遂使后人多有误解。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汤显祖。《古今词统》选其词多达15首，实际全部出自其《临川四梦》。兹把各词出处列为下表：
由表可见，《古今词统》所选汤显祖词，全部出自“临川四梦”，可是却没有相关说明，遂造成汤显祖词曲兼擅的印象。清初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即云：“义仍精思异彩，见于传奇，出其馀绪，以为填词”，显然不明白这些词与其戏曲创作的关系。至于清代王昶《明词综》卷四在选录汤显祖词时称其“有《玉茗堂词》一卷”，更是无所依据的想当然之辞。
在中国词学史尤其是词选编纂史上，《古今词统》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具有超越各体各派的“集大成”的性质。徐士俊《古今词统序》中引卓人月之语曰：“世人但知《花间》、《草堂》、《兰畹》之为三株树，而不知《词统》之集大成”，表明他在编集此选时具有明确的“集大成”意识。而徐士俊序中所谓：“曰幽曰奇，曰淡曰艳，曰敛曰放，曰秾曰纤，种种毕具”，也同样表现了牢笼百态、包含万有的“集大成”意识。所谓“集大成”，并不是一味地求大求多，而是要包容众体。与卓人月、徐士俊同时代的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标榜“集大成”之说，所谓“惟其不同，不妨大用”[10]、“一切不相坏而大成集之”[11]，最能揭示“集大成”的实质内涵。过去一般认为，各种文学与学术的集大成意识与成果要到清代才会出现，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朱彝尊、汪森编选的《词综》36卷，收唐宋金元各代词作者659家，词作2 253首，篇幅不可谓不大，收载不可谓不全，且其以“词综”为书名，亦显然具有总聚综观之宏大志向。然而，《词综》标榜南宋，推崇姜、张，虽意在廓清《草堂诗馀》之弊，却不免成为浙派词学观念之载体，而悖离了参综包举的宗旨。再后来康熙皇帝敕编《历代诗馀》，收词多达九千余首，就规模而言为历代词选之最，却给人好大喜功、夸多斗靡之感。康熙皇帝《御定历代诗馀序》中云：“欲极赋学之全而有《赋汇》，欲萃诗学之富而有《全唐诗》，刊本宋金元明四代诗选。更以词者继响夫诗者也，乃命词臣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为若干卷，而朕亲裁定焉。”这一段话给人的感觉仍是贪大求全，而缺少包容各体各派的意识。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在撰写《御定历代诗馀》提要时才说：“我圣祖仁皇帝游心艺苑，于文章之体，一一究其正变，核其源流，兼括洪纤，不遗一技。乃命侍读学士沈辰垣等搜罗旧集，定著斯编。凡柳、周婉丽之音，苏、辛奇恣之格，兼收两派，不主一隅。”这是后来者追加的编撰宗旨，康熙皇帝或沈辰垣当初并没有这样明确的思路或主张，即使真的如此，卓人月也早在七、八十年前就已经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了。
注释：
①余意博士《六朝风调与花间词统》一文指出：“据统计，明代《草堂诗馀》或由《草堂诗馀》衍生的词学选本有39种，从最早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遵正书堂刻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到明末经业堂刻本《类编草堂诗馀》，几乎和这个朝代相始终。”此文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