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诗歌”：概念与现实——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学院派论文,处境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学院派诗歌
栏目主持人：张桃洲/刘洁岷
主持人语：随着新世纪以来国内社会文化环境的日趋多元、复杂，混杂各种利益诉求及其冲突的话语浪潮同样不断地激荡着不甘寂寞的当代诗坛。然而，传统的话语模式既已丧失其生长的历史语境，那种登高一呼、挥手指方向式的诗歌批评也就徒余虚张的姿态而乏感召的力量。在此情形下，诗歌批评因“失语”而罹患命名的焦虑症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学院派诗歌”成为继“知识分子写作”之后的次生概念，开始在各种严肃或不严肃、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被人时不时地消费使用，引起一些不大不小的争议。
不过，相对于当年令人啼笑皆非的“朦胧诗”概念的仓促上阵，这一次，人们对“学院派诗歌”的漫不经心的触摸与点揿，碰到的却是打开中国新诗近百年创生与衰变之谜的历史机关。循此而往里走，也许就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有鉴于此，我们特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学院派诗歌”的问题提出，希望引起各方讨论，以增进对于中国新诗的理解。
(本期栏目特约主持人：钱文亮)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6-0005-05
一、“学院派诗歌”，是否可能？
但凡对近二十年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变化保持关注的批评家应该不难感觉到，在社会文化环境日趋多元、复杂，混杂各种利益诉求及其相互冲突的话语浪潮众声喧哗的情形下，面对中心离散、各行其是的诗歌生态，面对诗人的聚集方式和诗歌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等都已经发生剧变的当下诗坛场景，要找到一种具有普适性并能凝聚“共识”的整体性命名将是多么的困难。也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中，由“知识分子写作”衍生而来的批评概念“学院派诗歌”，开始在各种场合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相对于当年“朦胧诗”概念的似是而非、仓促上阵，这一次，人们对“学院派诗歌”的漫不经心的触摸与点揿，碰到的却是打开中国新诗近百年创生与兴衰之谜的历史机关，是预判和前瞻当下中国诗歌演变趋势的一个非常切实的按钮。
毋庸讳言，作为具有一定现实对应性和阐释力的批评概念，“学院派诗歌”的浮出历史地表，其直接的推动来自199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大学扩招和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来临，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学术市场的兴起与繁荣。这一点与霍布斯鲍姆曾经描述的欧美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扩招后的情形颇有几分类似[1]。实际上，因为近些年中央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和资金投入的加大，各高校对于名位和著名人才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以至于自200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颇为壮观的“明星当教授、名作家进校园”的重要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诗歌界则更为突出，除了已经长期生活工作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王家新、西川、臧棣、张曙光、蔡天新、伊沙、周瓒、姜涛、胡续冬、冷霜、哑石、孙磊、周伟驰、刘洁岷等重要诗人，近些年来，多多、王小妮、周伦佑、柏桦、于坚、张枣、宋琳、肖开愚、北岛①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诗人也纷纷进入大学担任教职，从而出现了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诗人的身份构成截然不同的新情况。这一崭新的变化无疑会对当代中国诗坛的格局风貌产生重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的差异，中国有没有欧美那样的“学院派文学”“学院派诗歌”却是非常可疑的。众所周知，与欧美诸国悠久的“象牙塔”式的学院传统及其大学理念不一样，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之日就处于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与此相关联，中国的大学虽然沿袭了欧美大学的主要制度形式，但却很难拥有欧美大学那样的独立自主性。自建国以来，前有“政治化”导致的校园管理的“大民主”，后有商业消费主义催生的反智主义，高校自主、自治的大学精神已经遭到了严重损害，中国大陆大学的行政化、官场化和商业化等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忧虑。不仅如此，作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人，“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②，“象牙塔”式的学院精神与态度很难得到普遍认同。受此大学理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学院传统和具有“学院派”倾向的诗歌写作的歧视在大陆几乎已经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很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学院派诗歌”也就一直以一种不光彩的文化形象，令当代诗人避之唯恐不及。也正是这个原因，“学院派诗歌”往往被视为带有贬义色彩的命名，被简单地预设为体现负面价值、存在严重“错误”写作倾向的诗歌象征。与上述问题相关联，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学院派诗歌”，即使像“学院派”倾向的“西南联大诗群”也很难像欧美诗坛“学院派”的势力那样占据主流；而从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匮乏“学院派”的精神境界、治学原则与道德风范的现状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大陆能否重演欧美诸国的历史，出现主导诗坛的“学院派”，仍然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除了特殊的社会心理基础和“非学术化”的大学传统的制约之外，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空间的出现和大学课程网络共享的实现，更会对传统形态的“学院派诗歌”的形成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网络本身能够轻易超越地域空间和社会身份的隔绝和限制，具有无限的跨地域性、流动性和开放性，“诗歌群落”的形成将会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方便快捷、自由平等的“赛伯空间”(Cyberspace)——这个空间会使诗人之间的联系、交流进一步得到加强，各种诗歌形式、诗歌风格之间的互渗和交叉会更加迅速。这一切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中国“学院派诗歌”形成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强势的大众文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中国“学院派诗歌”形成的土壤，降低其传统的影响力。
二、“校园诗”“学院诗”与“学院派诗歌”
也许正是因为当代中国大学“学院派”精神的稀缺，因为“学院派诗歌”的文化形象在当代语境中的负面色彩，在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对于大学校园里的诗歌写作群体和诗歌现象，很少有研究者以“学院派诗歌”的概念予以命名和评论。倒是与之同类的一些概念，特别是“大学校园诗歌”“校园诗”或“学院诗”等，经常出现在学者的著述和媒体的新闻上。有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些与“学院派诗歌”类似却不相同的概念先行做一厘定。
首先来看使用频率最高的“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这一概念。
在不少研究者的眼中，“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这一概念主要是由其写作主体——“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这一特定身份决定的。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尤以北京大学的谢冕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校园诗一般指作者为大专院校学生时创作的诗”“校园诗的性质，仅仅决定于作者写诗时的身份，而不决定于其他因素”，而且，“校园诗的作者一旦跨出校门，或者虽未跨出校门，但不再是学生时，即使他们的诗写得再多再好，也不复是校园诗了”[2]。换句话说，“校园诗人”通常指的就是写诗的大学生(完全不包括写诗的大学教师)——更直白的称呼干脆就叫“学生诗人”[3]260。但问题是，如果仅仅以身份论界定大学校园里的诗歌写作群体和诗歌现象，为什么不直接用“大学生诗歌”呢？因为据其表面字义，“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应该是一个根据地域空间特征所给出的诗歌概念，大学教师的诗歌写作理所当然应该纳入其中。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人这样做。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的命名与19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诗歌实践是非常对应、非常相称的。在那一个百废待兴、大学制度残缺不周、人们的大学观念尚且模糊笼统的转折时期，大学校园里的诗歌写作者确实以水平参差不一的在校大学生为主，教师身份的诗人的确凤毛麟角。但到1990年代以后，情况却已截然不同。
退一步讲，如果“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也包含大学教师和研究生群体的诗歌写作的话，按照一种主要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校园诗歌’是一种习作性质的诗”、是“狭隘的”“学生腔的”“摹仿性的”等等③，那么这种“校园诗歌”的概念至少已经与1990年代以后的实际不符，丧失了应有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另外还有一点，根据谢冕先生所言：“校园诗不主张单一流派的性质，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和大体一致的艺术主张，而且它们的创作群体始终呈现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而且绝对是流动的状态”，“若把大学生的诗视为一个统一的艺术流派，则各行各业等写的诗均成了流派，其谬甚明”[2]。也就是说，“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既不是一个严格的诗歌群体的概念，又不是一个诗歌流派概念，它至多不过是一个社会学层面的概念；或如程光炜所界定的，“校园诗歌”主要是作为“校园文化的主体部分”而存在：“校园诗歌的蓬勃生命，使得校园文化不至于流于宏大、空泛，而变得具体、细致、动人”[3]258。也正因为如此，“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在当下中国大陆就往往成为新闻媒体和大学文宣部门为通达信息、提升大学品牌形象、显示工作成绩所习用的一个泛化的概念，从许多“校园诗歌节”“高校诗歌朗诵会”“大学生诗赛”往往由高校团委主办、党委负责人出席、旨在以“校园诗歌”象征“校园文化”的“恢复”和“弘扬”，可见一斑。可以肯定地说，“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实在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概念，“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实际付诸阙如；这一概念也实在无助于说明诗学层面的写作倾向和问题。不仅如此，“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的滥用对于写诗的大学生还会产生不良的误导，恰如臧棣在分析各级文学刊物刊发“校园诗歌”“校园诗歌选辑”之类所指含义时所批评的：“‘校园诗歌’所推荐的美学意识可谓贻害无穷。它展示了在校学子的创作，但同时也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信息，诱使同龄人心领神会，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大学生应该创作的东西，也才符合他们的大学生身份。这样的导向和暗示，对青年学子尽早确立其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表现方法产生了遮蔽。”[4]
在这种情况下，“学院诗”或“学院诗歌”作为一个真正具有诗学意义的概念可说是应运而生，因其命名的有效性和强大阐释力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学院诗”或“学院诗歌”这一概念之所以在大陆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接受，原因仍离不开当下的大学文化语境。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事业属于艰难的恢复、重建时期，大学自身的“学院”特性尚不明显，校园内意识形态的氛围仍然过于浓厚、专业意识淡薄，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大学则是另一种情形。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加强和财政支持力度的增加，学院体制在各大学得到加速度的健全和强化，除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理念之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学术评估机制似乎一夜之间就在各地校园内得到确立和固定；与此同时，又因为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日益重视和强调，因为各类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雄心和建设综合类大学的目标，作为人文知识生产突出标志的诗歌活动与诗歌研究也因此受到学院体制的鼓励，进而刺激了校园内诗歌的生产和传播，研究生与中青年教师中从事诗歌写作的人数大大增加——这也得益于19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积累和沉淀，他们在大学校园诗歌写作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也与日俱增。正因为在写作主体的构成上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大学校园诗歌实践上的“学院”特性日趋鲜明，并为“学院派诗歌”在中国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面对这一新的现实，传统的“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作为诗学概念的随意、模糊和局限性愈益暴露无遗。相比较而言，“学院诗”“学院诗歌”更有助于说明今天中国大陆诗歌重要的写作倾向和诗学问题，而且避开了“大学校园诗歌”或“校园诗”概念在身份论问题上的内在矛盾。除此之外，它比单纯诗学层面上的狭义的“学院派诗歌”说法又更具包容性和阐释力。总而言之，“学院诗”或“学院诗歌”是一个既具有极大的涵括性，又能体现大学校园诗歌实践的教育背景、文化习性及其地域空间特征，并且特别能显示其普遍审美倾向和追求的诗学命名。在中国的“学院派诗歌”真正形成之前，这一概念可谓对大学校园诗歌写作实践的最恰当的命名。
根据笔者的梳理，大陆诗歌界最早明确以关键词的形式用“学院诗”“学院诗歌”论述大学校园诗歌实践的，还是谢冕先生出版于1990年代初的《地火依然运行》[5]。在这本系统评论“文革”后中国新诗潮的论著的“下卷”第三章中，敏锐的谢冕先生特以“现代学院诗”为标题，对19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诗歌实践作出了“历史的，全景式的批评”。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限于19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写作的特殊性，谢冕先生所界定的“学院诗”在写作主体的身份层面其实相当于近些年人们所说的“校园诗”；正如谢冕先生在书中所描述的：“如今大家都趋向把大学生的诗歌创作称为学院诗或校园诗。这是一个比无论什么样的界定都要不稳定的概念”，“学院诗的繁荣与大学生写诗的普遍性几乎是同义语。”虽然如此，在具体叙述1980年代大学校园诗歌实践的特征和变化时，谢冕先生还是敏感地意识并概括出了一些今天人们所说的“学院诗”的“学院”特性，认为：“学院诗”首先以表现“学院”这一特殊社会的人们的特殊的情感、意念与思考为其特色；其次，当“学院诗人”触及这一社会环境以外的事物，用的也往往是他们特有的眼光和心灵——当代受到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的特殊思维方式和特殊心态，体现于诗歌中，就是：“社会同向性的淡化”“由于书本的熏陶而更具抽象的哲学思辨意蕴”“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浓郁的现代都市氛围”；除此之外，谢冕先生还在当时“作家学者化”的舆论背景下，强调了“学院诗”因为“不断地向着多学科和新学科的广延”，因为潜入到“学者”的思考中，而呈现出“奇特而浓郁的文化气氛”和“多种艺术探寻的景观”。
现在看来，谢冕先生对“学院诗”特性的概括和判断虽然是从1980年代大学校园的具体诗歌实践归纳而来，但对1990年代以来的大学校园诗歌实践却仍然具有适用性；而且，按照臧棣对于“学院派诗歌”是“以某种特定的审美圭臬和艺术趣味为目的”[4]的观点，谢冕先生对“学院诗的非流派性质”的认定至今仍然是中肯而合乎实际的。
不过，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大学校园诗歌写作主体的构成在19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谢冕先生当年将“学院诗”的作者仅仅限定于在校大学生显然是需要修正的。在笔者看来，将“学院诗”的定义与其写作主体的“学院”背景、文化习性联系起来，或许更能解释当下以大学中青年教师、成熟的研究生甚至早慧的大学本科生为主体的大学校园诗歌实践，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还会有人将西渡、桑克等离开大学、已无任何大学职业身份的优秀诗人也归入“学院诗人”的原因。
三、“学院诗”与当下诗歌的处境
纵观近三十年中国当代诗歌充满戏剧性的发展历史，大学校园里的诗人在其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198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诗歌“不仅自身达到极大的繁盛且以学院诗人的劳绩而不断输送新血给诗坛”，在打破此前封闭僵化的传统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先锋作用，极大开拓了当代诗歌的审美空间，而且，“许多大学生诗推进了中国诗人未曾健全发展的另一种素质，即人对于自身生命状态的审视与思考，以及对一个无比浩瀚博大的感觉世界的把握与展示”，“它以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热情与勇气，不断给诗歌创作注入新的激素”，“展现了多种艺术探索的最动人的景观”[5]；而1990年代以后，在大众文化强势崛起，商业消费主义盛行，整个社会公众生活日益趋于世俗化、诗歌实践等精神生产日益边缘化的艰难状况下，大学校园里的诗人们不仅仍然保存并传续着先锋诗歌的火种，而且在诗歌意识的成熟、诗学观念的健全、诗歌视野的拓展、诗歌技艺的提高等方面都将中国新诗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如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因为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间资本的增加，以及众多诗人生存状况的改善，因为此前受到严格管控的出版发行制度的松动，中国大陆的诗歌节、诗歌奖、诗歌朗诵会等诗歌活动空前增多，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诗集和诗歌刊物的出版数量也大大增加，甚至连1990年代一度撤掉诗歌版面的各级国家单位主办的文学期刊，也纷纷隆重推出诗歌“专号”或“特大号”，以至于让人产生当代诗歌已经在21世纪初悄然复苏的强烈幻觉。
然而，正如一些敏锐的诗人所发现的，新世纪以降出现的貌似喜庆的“诗歌热”其与诗歌的本质距离尚远，也与优秀诗歌的关系不大。究其根底，在于1990年代以来大陆文化语境的重大改变。如上所述，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表达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恰恰在同一时期，伴随全球化而来的都市化和信息化浪潮，使得文化民主、写作平权等观念深入人心，在便利的大众传媒、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日益普及的新形势下，当代中国诗歌同样在经历着当代审美泛化的质变，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双向运动的过程，这一切都已经给诗歌的发展带来新的困扰和问题，使得近现代以来诗歌标准参差不一、诗与非诗界限不清的问题愈益突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视传统和诗艺积累，具有比较明确的诗学尺度和诗歌认证标准、相对自足自律的“学院诗歌”，代表精英文化、以超越性的文化视野和非功利的审美态度进入诗歌世界的“学院诗歌”，更容易保持对语言垃圾和精神赝品的防御和过滤力量，保持诗歌对人类感受力、想象力的追求和维护；相对于拥抱世俗的时尚化倾向，崇尚口语化、日常化的诗歌趣味，“学院诗歌”因为其与大众文化市场相对疏离的生长空间，仍然更多地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和精英化的对于时尚趣味的排斥与反讽，具有纯文学反消费主义的精神价值。尽管在写作中，“学院诗歌”并不回避世俗化场景与日常性材料，但在其背后却仍然联系着诗人对于诗歌的文明使命的承担及其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精神性问题和终极事物的形而上思虑。而这一切，对于当代诗歌摆脱诗学意识和诗学观念上的低水平重复，扭转当代诗歌在伦理学与美学上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其积极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据笔者所知，王家新自1994年起即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3年，宋琳受聘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后到沈阳师大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工作)；2004年，多多、王小妮等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聘为教授，周伦佑出任西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柏桦则去了西南交通大学任教授；2005年初，旅居德国的张枣和肖开愚应邀到河南大学任教授(2007年张枣又转到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于坚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聘为硕士生导师；2008年，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
②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5期。除了陈平原较早提出“中国学者自身的非学术倾向”问题之外，中国社科院学者黄裕生近年还以《反对散文及其他》(载2009年5月《文景》杂志)为题，揭示了这一问题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阶层，学者理应承担的重要使命是向共同体及其公众提供可靠的学术知识与自由的思想体系；然而，现当代中国的学者们却普遍怠于系统性的沉思推究而溺于散文式的激扬文字，这种文人习性其实是违背了向分工体系中的其他阶层作出的相互履行分工职能的承诺，以至于无力提供出厚重的学术思想，反而妨碍了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
③洪子诚先生对此问题曾有透辟分析。见洪子诚：《我和“北大诗人”们》，载于《北大诗选》，第13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