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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2-0033-09
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却一直存 在着分歧。对此我们除了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具体的理论建树外，必须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逻辑出发，并真正从20世纪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状况出 发，去挖掘它的理论本性和价值取向。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文化转向
对于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做出总体性的把握，的确是件复杂事情。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它在20世纪人类文化中做出了那些独特的贡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佩里·安德森的一个观点对中国研究者产生很大影响甚至 是误导。他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之一是它的理论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 学转向哲学”；而这一“哲学转折”使这些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结果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 曲折道路前进的。”(注：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41、45、59、65页。)这一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颇有影响 ，我国也有人把这个观点当作理所当然的定论接受下来，并以此作为主要依据说明“西 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 成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注：参见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12页。)。
如果认真反思一下本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上述论点是有害的、似是而非的 见解，它严重地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理论定位。西方马克 思主义确实发生了“哲学转折”，科尔施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明确提出， 为了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必须实现“哲学转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创造性的 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哲学转折”并非像佩里·安德森断言的那样，是西方马克思主 义理论脱离实际退回到书斋的标志。恰恰相反，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的特殊 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所探寻的一条真 正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革命变革思路。准确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 程中自觉地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单纯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 性革命。而这种文化转向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 以深刻而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即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这 应当是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最基本的特征。
可以从科尔施提出的“哲学转折”入手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文化转向的深 刻而重要的意义。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理论和实践统一为特征的 总体性革命理论，一种深刻的哲学立场。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第二国际理论家受现代实 证主义思潮影响，否认马克思主义包含一种哲学立场，他们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一种 以“经济决定论”为特征的经济学说或社会学说。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被忽视或被 否定了，由此马克思主义陷入深刻的危机，成为一种丧失总体性的实证性理论。科尔施 认为，丧失了哲学性的理论必然丧失其革命的和批判的维度，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摆脱 危机，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自觉地实现“哲学 转折”，恢复马克思学说本应包含的哲学性，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
如果深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逻辑中就会清楚发现，西方马 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决不是逃避现实、单纯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分析20世纪人类社会发 展特点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从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 方马克思主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到以法兰克福学 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工业社会普遍的异化结构和现代 人文化困境的剖析；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总体性文化革命观，到后期西方马克 思主义针对现代社会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关注着20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关心着发达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和自由。而 这正触到了20世纪人类社会演进的核心问题。弦们在这里略加展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 两个时期的文化转向：文化革命与文化批判。
(一)文化革命：西方社会背景中的“总体革命”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遭遇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命 运问题。众所周知，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核心。俄 国十月革命在实践中首次成功地验证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 建立于经济决定论之上的自发革命论，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用暴力推翻了原有的旧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极大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信念。然而接 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提供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相继失败的教训。在俄国十 月革命鼓舞下，1918—1922年间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 了以暴力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无产阶级革命，但这些起义和革命却均以失败告终。
如何解释这一反差?坚持传统革命观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革命形 势尚不成熟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工作的不完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 败的主要原因。但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基于对俄国十 月革命经验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相继失败的教训，基于对西方社 会结构和统治机制的总体性特征的探讨，基于对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和工人阶级地位 及其态度转变的分析，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了质疑，并制定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 命为先导或主要内涵的新革命观。在这方面，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探索尤为突出，他们也 由此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仅从书名 上已可以看出“阶级意识”在卢卡奇思想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发展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人受制于自己的产 品。这种物化现象无所不在和不断加深，其结果是物化结构内化到人的意识之中，形成 与现状认同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使社会现实和社会进程支离破碎，丧 失了历史的总体性，这是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因素。卢卡奇从这个分析得出结论， 要扬弃物化就要依赖于历史的总体性的生成，而总体性的生成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 意识自觉。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命运和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 的阶级意识的成熟。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卢卡奇指出，“它明确地 意味着‘自由王国’的实现，‘人类的史前史’的终结。人际之间客观化、物化关系的 力量开始归还于人。这个过程越接近它的目标时，对无产阶级来说，理解它自己的历史 使命变得越是紧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越有力和直接决定它的每一个行动。——换 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注：卢卡奇：《历 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这样一来卢卡奇把文化革命提到 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地位，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了很大的修正。
葛兰西则从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入手修正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他认为东西方 社会结构的主要差别体现于市民社会地位的不同。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 整个上层建筑主要由政治领域构成，在这里国家就是一切，它的本质是暴力和强权。而 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由国家政治社会和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两部分构 成。这样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 领导权，因此它的国家也具有二重本质，即强权 + 同意(领导权)。葛兰西认为，东西 方社会结构不同决定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所经历的命运不同。在俄国代表的东方社会中 由于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所以当出现经济和政治危机时，只要用暴力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获得成功。而西方社会当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无产阶级仅 用暴力夺取政权并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因为市民社会还强有力地支撑着社会和国家。 本世纪初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就在于此。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社会革命的首要任 务不是政治革命，而是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的文化革命。
(二)文化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内在否定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中实现的文化转向是一个随着现代人的 文化境遇改变而逐步深化的过程。应当说，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 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理论定位和价值 取向上是一致的，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理论批判侧重点则发生很大差别。在文 化批判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把主要精力依旧放在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强调 意识革命和争夺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其落脚点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而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逐步把批判视野从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向全社会普遍 的文化境遇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后期的这种变化，深刻体现了20世纪社会进程某些深 层变化。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现代人遭遇到普遍的文化困境，社会张力和冲突的焦点从 单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扩展到人的生存的意义、价值和根据所代表的文化层面。在 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除了充斥着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外，又增添了人类共同 文化境遇所引发的普遍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困境普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宣传、道德、家庭等不再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 外在强制力对特殊阶级和阶层的统治和压迫，而是通过技术理性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在的 、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二是文化的统治所形 成的物化和异化生存样态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写的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压迫和 统治的传统劳动异化，它不仅仅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越来越表现为现代人的 普遍境遇。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已经谈到物化的普遍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 代表人物对此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体认。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和异化的持 久性。“历史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只作了一个更正。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异化 的阶级，因此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必然要从工人阶级的解放开始。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 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 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 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程度。”(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针对现代人这种文化困境，更多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阶级分析和政 治革命的视野，开始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以萨特、梅洛- 庞蒂，以及列菲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了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人 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倾向，对现存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霍克海默的《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和《独裁主义国家》、他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阿多 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逃 避自由》和《自为的人》、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 科学》、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等，都是现 代文化批判理论的经典之作。他们从文化的层面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 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批判等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60年代末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青年学生 和工人的反抗运动中得到了共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等人 的“单向度理论”和“大拒绝”战略、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 判理论等，被众多反抗生存文化困境的现代人所接受。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社 会影响的鼎盛时期。
应当说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地坚持的理论聚集点，即使在60年代末全 球范围内文化反抗运动或青年造反运动终结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逐步呈现 出衰落的征兆时，一些依旧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没有放弃文化批判基本立 场。例如哈贝马斯不仅通过合法性危机等问题研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从新的角度修正 并继续发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而且还通过捍卫现代性而与后现代主义展开 了直接的文化批判对话。此外一些被人们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流派，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从一些边缘性话 语领域展开具有新马克思主义背景和传统的文化批判。
当我们断言文化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或核心，并不简单地说，西方马克思 主义在各种理论探讨中强调了文化批判的主导性线索，而是进一步断言，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同马克思本人一样，首先不是思辨性理论家而是实践性的革命批判家，他们的其他 理论建树都是服务于文化批判这一主题的。具体说来，他们是在反思20世纪初叶无产阶 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20世纪人类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提出文化批判的主题基础 上，展开各种理论探讨。他们的哲学理论研究许多方面都不同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很 难用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的物质观、辩证法观、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理解框架去剪裁和 取舍其理论观点。例如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布洛赫的 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萨特的历史人学或 自由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辨理论体系，而 是定位于文化批判的实践性理论建构。在这种意义上，不从深层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批判逻辑和主题，很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深刻的理解和合理的理论评价。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资源
当我们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转向，并把文化批判 认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定位和关注焦点时，除了揭示这种批判理论产生的社 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外，还需要深刻分析它的理论资源。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系谱学的 角度更准确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定位，同时还有助于我们很好地把握和理解西 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指向。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一是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二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思潮的文化批判理论。前者 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性和思想根源，它使我们有理由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批判理论从传统上定位于马克思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发扬。无论西方马克 思主义在哪些方面和何种程度上超出和偏离了马克思的学说，但在根本的批判精神上， 我们都有充分理由从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中为之定位。同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 理论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批判指向，即人本主义 特征。后者则暴露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各种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批判理论的“ 家族相似性”，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兴起 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同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理论发展趋势。
(一)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
马克思是一位渊博学者，广博涉猎前人的优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成果 。但他并非像黑格尔那样把这些优秀思想成就纳入理性发展链条，以建立新的哲学、政 治经济学或社会历史理论体系。马克思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逻辑而是人类命运，他终生 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目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面对社会普遍缺少自由， 人们受制于封建和神学的统治与束缚，而穷苦劳动者同时又深受新兴资产阶级剥削的悲 惨现状，马克思明确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要“揭露 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他的批判一方面指向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指向现实的社会制度，他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414、417页。)。 在不同时期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始终围绕一个轴心：人的解放与人 的幸福。
在对市民社会、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实践的基础地位， 揭示了扬弃异化的重要性，以人的现实劳动(实践活动)为总体，建立以“改变世界”为 宗旨的全新的学说：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深刻说明 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现实途径。这样 的学说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可以说，在关于实践的哲学理解和关于异化的理论批 判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理解一直构成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核，也成为他的全 部学说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学说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 和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它超越传统哲学所建立的各种“实体形而上学”，不再从人的存 在之外寻找人的生存的根据；不再把历史看作是“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而是 人的存在活动的展开与生成，一种开放的价值生成活动；取代社会和历史的“实体”的 物是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是人的批判性的和超越性的生存活动，一种展示和创造生存的 意义和价值的开放的过程。哲学所代表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东 西，它的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个：(1)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2)指向现有的 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3)指向主体自身，追求理论和 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显然，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永远 不可或缺的本质性维度，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
显而易见，正因为在马克思学说的具体结论和具体理论原则的深处包含着这种与人的 实践的超越本性直接相关的历史性的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它才能具有来自人的存 在本身的强大生命力，才能对不同时代人的生存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学说的批判锋 芒不仅指向前现代的人类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和自然主义文化精神，而且包含着对工业 文明的社会机制和理性精神的深刻批判，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盲目的运 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关于劳动的异化的批判等，使他的思想成为20世纪的新马 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文化批判思潮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对20世纪现代工业文明的 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基于实践之超 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最基本的理论定位上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指向。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极力弘扬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本性，强调人的实践对于 人的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基础地位，深刻批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物化力量和异化 力量。他们指出，虽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人类的存在状况提出的，但它在20 世纪并没有过时，它不仅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20世纪人类存在 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断言异化理论在20世纪的意义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异化现象在20世纪成为更为普遍、更为突出的人类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 现代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性格结构、心理机制等的分析批判都 是从马克思异化理论出发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 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 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主题直接涉 及到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深层问题，因此更具深度和彻底性。
(二)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
如果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基石，那么2 0世纪众多文化批判思潮则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提供了现实理论参考。如前所 述，20世纪针对现代人的深刻的文化危机而展开的文化批判不是某种理论偶然的独白， 而是众多关切人的生存的理论流派的共同呼声。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少数敏感思想家 的独白和绝望呐喊，到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生命哲学家齐美尔、现象学创始人胡 塞尔、精神分析学家费洛伊德、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等文化批判 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合声，再到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 ，文化批判构成了20世纪人类精神和人类思想演进的最亮丽的风景线。西方马克思主义 众多代表人物从不同层面吸收了这些文化批判思想家的理论资源，并与之进行直接的、 批判性的对话和交流，从而形成20世纪丰富的文化批判“大家族”。应当说，西方马克 思主义在开展文化批判时，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基 本立场，另一方面对其他一些批判性的理论思潮保持一种对话式的、开放式的理论姿态 ，他们同20世纪各种有影响的文化批判思潮都展开了积极对话并积极吸收其理论精华。 相比之下韦伯等人对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批判性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海德 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理论思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直接吸取了物化等重要的文化批判范 畴。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都 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胡塞尔、舍勒、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雅斯贝尔斯等著名 哲学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卢卡奇和布洛赫作为同学，曾经同时接受著名生命哲学家 齐美尔和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指导，卢卡尔学说中的核心范畴“物化”就直接来源于齐 美尔的论述。此外，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关于科学危机的分析，都成为西 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对于卢卡奇和布洛赫， 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20世纪人类文化危机的理解、关于文化批判和文化革 命战略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对于20世纪人类精神演 进和文化观念更新起到巨大的促动作用。他从诊治精神病患者开始，在对精神病患者梦 的解析中窥测到人的深层心理奥秘，并发现了以性欲和爱欲为核心的本能在人的生存中 和在社会进化中的巨大影响力。由此而来，弗洛伊德的思索和研究超越了纯病理学层面 ，进入人类文化层面。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关于以现实原则、操作原则、理性原则为核心的压抑性文 明的理论对于认识发达工业社会具有很大的价值，这是因为，现代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匮乏所引起的生存压力，但文明对人的压抑并没 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减，深入到人的生存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形下人的存在方式和心理 机制更加异化，更加具有压抑的性质。通过把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 结合，马尔库塞从爱欲与文明的角度批判了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弗洛姆剖析了现 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赖 希提出了著名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他们的这种理论探索被学界称之为“弗洛伊德 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显而易见，它们二者在异化与自由等现代人之生 存的重大主题的解析方面有着十分明显的“家族相似”特征。这方面不仅表现出存在主 义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影响，而且更突出地表现 出存在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自觉靠近，由此而产生了以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为代表的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许多存在主义人物都很看重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种对话和相 互影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 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注：《海 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萨特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 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自的优越性，及其二者相 互结合的必要性。他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 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 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 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注：让-保罗·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萨特认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本身以独特、深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解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以宏观的具体 的历史、社会视野来呈示人类的历史结构、演进以及命运。然而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身也并非是自足的和完满的，尚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其中主要的、根本上的 缺陷就是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人、个人及人性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因素，人成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的一块“飞地”和“空场”，尤其是在其后继者那里；与此相反存在主义则直 接是以人为对象、以揭示人的特殊性为己任的哲学。他们认为，作为关注人的生存体验 和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本学，存在主义洋溢着无比的生命力，因此以存在主义来克服、改 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要的理论选择。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中，布洛赫最明显体现出向同时代文化精神开放的特征。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博学的代表人物，他在构造自己独特的希望哲学和关于乌托邦 精神的理论时，几乎研究了历史上和同时代所有重要的哲学派别和理论体系，因此他的 学说是博采和升华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成果。布洛赫在构造自己的乌托邦哲学体系时， 非常注意从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他特别偏重希伯莱精神以及与此相关或相 类似的以救世主义为宗旨的文化精神；同马克思对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和救世主义的 歌颂一样，他反复挖掘传统文化精神之中的救世主义主题。他对以往哲学还做了系统研 究，对德国古典哲学予以特别的关注；他与许多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均有交 往，对现代西方哲学非常熟悉。从基本思想倾向看，布洛赫更加关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 或非理性主义思潮，他对叔本华、尼采、胡塞尔、克尔凯郭尔、韦伯等人的思想都有很 深入的研究。他一方面对同时代的思想家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肯定和汲取他们一些 重要思想。他看重的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对当代人的文化危机和异化的批判。
我们从马克思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的批判精神和现代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两个方面对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资源做了梳理。从这种分析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的厚重，及其与现实历史进程的深层联系。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各种文化 批判思潮的广泛交汇、对话、交锋、结合，使得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从现实研究和理论 分析两个视角全方位地透视20世纪人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境遇；同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 异化理论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合理的理论定位和批判指向 ，使他们的文化批判比20世纪其他文化批判理论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为丰富、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理论之一，卢 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布洛赫的希 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历史人学和自由理论、列 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具体的文化批判主题，如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 判、技术理性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对于 我们从整体上理解20世纪人类的文化焦虑、文化危机和文化反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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