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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早期管理哲学思想
各种思想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必须以前人的思想作为基础。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古典管理理论是在继承早期管理思想之上加以总结、提高和系统化的。就管理哲学思想而言，它也是以早期管理哲学思想作为它的思想来源的。
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说过：“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别，在其它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最应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由人来管理的。”另一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也认为，管理是一种专门的技艺，“那些对各种事务（不论是农业、政治、家务或军事）共同的东西都出色的人，必然能够指挥别人。”这表明在古代就有关于管理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的思想萌芽。
柏拉图：用理性管理国家 必须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具有古代管理哲学的意义。其中特别是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人的灵魂包括三个部分：理性（在头部）、意志（在胸部）、和情欲（在腹部）。与这三种灵魂相适应的有三种道德，国家也有三个等级。理性的道德是智慧，只为少数人所具有，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职能是管理国家；意志的道德是勇敢，具有这类道德的人是武士，他们的职能是保卫国家；情欲的道德是节制，具有这类道德的人是农夫和手工业者，他们的职能是生产劳动。如果人的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得到协调一致，就体现了人的第四种道德：正义。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这三个等级的人都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和谐一致，这个国家就成为正义的国家。正义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共同的最高价值。
马基雅维利：权力哲学 西方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后期，也有一些杰出的管理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君主论》中提出了一种权力哲学，论述了领导和管理的一些原则。他说，第一，领导者必须依靠群众的同意，才能巩固地维持其统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接受论。第二，组织要有内聚力。内聚力的关键因素是责任明确性原则。第三，要讲究领导方法。第四，要采取各种方法使组织生存下去，等等。这些论点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不能离开领导（主体）与群众（客体）的基本关系来谈论领导和管理问题。
亚当·斯密：“经济人”概念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近代西方管理哲学思想也跟着活跃起来，其中，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哲学思想。如亚当·斯密就是以人的本性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他的人性观以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基础。他认为，人都是为“利己心”所驱动，每个人追逐利益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所谓的“经济人”。“经济人”概念对古典派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他还论述了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利益。
大卫·李嘉图：“群氓”假说 另一个是大卫·李嘉图，他提出了一种群氓假说，认为，第一，社会由一群一群的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第二，每一个人都是以计算利弊的方式为了个人的保存和利益而行动。第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都尽可能地合乎逻辑地行动。这就是“理性人”（理性主义的人）的概念，上述“理性人”和“经济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成为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直接来源。
罗伯特·欧文：重视人的因素 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思想也值得一提。欧文在苏格兰新拉那克担任纺织厂的经理，进行了一些试验。他是人事管理的先驱者。他坚持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认为人只有处在适宜的物质和道德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好的品德。他重视人的因素在工业中的作用，主张对“主要的、构造得远为奇异的机器（人力资源）赋予（与死的机器）同样的注意”。欧文在晚年还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主张。但他只是从理性的角度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违反人性的，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者的仁慈上，以为靠知识的传播就可以消除社会矛盾。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距离古典管理理论最近而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于1904年发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基督教新教伦理作了深刻的研究，认为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的基督教伦理是一种出世的禁欲观，而经过宗教改革洗礼的新教伦理则表现为一种入世的禁欲观。新教伦理不再把目标寄托在死后为上帝救赎的来世，而把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看作上帝指派给他的“天职”。新教徒只有通过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入世的理性主义。韦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人以其天职为任务，合理性而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其核心是合理性和禁欲，即通过严密的计算和使用正当方式达到预期的目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在经济行动中就是利用交换机会以和平方式取得利润。韦伯的这种观点被现代的许多学者称为创造性的见解而加以接受。
泰罗的科学管理与效率哲学
弗里德利克·泰罗（Frederich W.Taylor,1856—1915 ）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发明家、工程师，被人称为“管理科学之父”。他首创的科学管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一生获得的专利约有100种。他从25 岁起就从事劳动时间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历时30余年。主要著作有《计件工资制》、《工场管理》、《科学管理原理》、《在美国国会的证词》等。泰罗的科学管理研究有一批热情忠诚的伙伴和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巴思（Carl G.Barth,1860—1939）、甘特（Henry L.Gantt,1860 — 1919 ）、 吉尔布雷斯夫妇（Frank &.Lillian Gilbreth,1868—1924,1878— 1972 ）、 埃默森（Haninfon Emerson,1853—1931）和库克（Morris L.Cooke,1872 —1960）。这些都是当时科学管理运动的中坚分子。
泰罗斯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各种管理论著和教材都有详细的论述，概况起来，其中心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其要点包括：1.通过“动作研究”，制定“合理的日工作量”，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2.挑选和培训出第一流的工人；3.使工人的操作、工具、环境等标准化，即标准化原理；4.实行计件工资制；5.劳资合作两利；6.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前者由管理部门来承担；7.实行职能工长制；8.高级管理人员只保留对例外事项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这就是所谓的例外原则。
泰罗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强调指出，他的“科学管理包括某种广泛的一般原则和可以应用于众多方面上的某种哲理”。英国的古典管理理论家厄威尔也认为，泰罗的功劳在于“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那末，这些“哲理”和“哲学体系”是什么呢？
1912年，泰罗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和听证会上发表证词，他在总结30年来试验和推行科学管理的经验时，强调指出，科学管理不是任何一种效率措施；不是一种计件工资制；不是一种分红制；不是一种奖金制；不是时间研究；不是动作研究；不是职能工长制；……他的意思是说，上述这些都只是科学管理的“附件”，副产品，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
泰罗告诫说：“不应对科学管理的实质或基本哲理产生误解。”他提出了体现这一哲理的4条原则：
第一，建立一种严格的科学。
第二，科学地挑选工人。
第三，工人的科学教育培训。
第四，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进行亲密无间的合作。
这4条原则就是泰罗自己总结出来的科学管理原理。
泰罗强调说，构成科学管理哲理不是任何一个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组成的整体，科学管理可以简单的概括为：
“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
“协调，不是不和。”
“合作，不是个人主义。”
“提高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
“发挥每个人最高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科学管理原理》）
显然，泰罗的管理哲学是一种效率哲学。他明确指出，科学管理的目的在于补救普遍的低效能现象。他从技术的角度给管理下定义：“确切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且使他们用最好、最节约的方法完成它”（《工厂管理》）。可见，它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把经验提高到科学。提倡科学，就是不单纯凭经验办事，而是要通过观察、测量、计算等手段，把工人的经验概括成规律、守则或公式。为此，就要使科学与工人相结合，推广先进工作方法，培养第一流工人，这就是科学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相结合。必须相信工人与其他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不是蠢材。与此同时，管理也要从经验提高到科学，管理人员要承担大量的严格的科学管理的职责。
科学管理，重点在于对事的管理，也就是着重解决人与事的关系问题。但是，为了实行科学管理，还必须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一方面，把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也就是把管理与被管理，即管理的主体与管理的客体分开来。这种分开，克服了过去劳动和管理不分的弊端。另一方面，又要提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合作、资方和劳方的合作，只有合作，才能提高效率；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实现最大的富裕；所谓最大的富裕就是劳资双方都富裕，也即劳资两利；而为了劳资两利，必须实行劳资之间的合作。
总之，集中到一点：为要提高生产率，必须实行对工作的科学管理；为了科学管理，必须实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劳方和资方职责上的分工和合作。
关于后一点，泰罗十分强调。在他看来，科学管理的实质就在于：工人和管理人员双方实行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一方面是工人和管理人员对待各自职责的态度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劳资双方相互态度的改变；——从对立、斗争到合作、和平，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互利。
他甚至把劳资两利看作衡量一切管理的价值标准。他说，“一种管理制度或方案，如果从长远眼光来看，不能使劳资双方都满意，如果不能表明他们的最高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不能给双方带来彻底而诚挚的合作，使他们同心协力而不是分道扬镳，那么，这种管理制度就不值一顾。”这就是泰罗科学管理哲学的精神所在。
泰罗所发起的科学管理运动是现代管理史上的一次首创性的变革，他的功绩和局限都值得重视。在管理哲学上，尽管他继承前人的思想，把管理领域中的人看作“经济人”，但是他第一次提出了一种效率哲学。围绕着提高效率这个中心，他发现了实行科学方法和改善人际关系（这里首先是劳资关系）的密切关系；就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不能离开人与人的关系孤立地解决人与事（工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即意味着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开始，往后，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各种学派和各种观点正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
他的管理哲学和他的科学管理理论一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再三强调，必须在工人和管理人员双方实行“完全的思想革命”，其中，包括双方对事（各自的职责）和对人（相互关系）的态度的改变，——他把它看作是“科学管理的实质”——这是他的功绩，但是从另一面看，又正是他的局限。因为，他期望劳资双方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对立、斗争到合作、和平”，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纯粹是一种幻想。正是由于他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把科学管理与工人运动对立起来，使得科学管理运动未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法约尔的功能主义管理哲学
亨利·法约尔（Henri Fyal,1841—1925 ）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他有着长期的高层管理的实践经验，本来是个采矿工程师，长期在法国康门塔里一福尔香色采矿冶金公司工作，当过技术员、经理、矿长等。1988年，当公司濒临破产时，他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他以自己的管理思想对公司进行改革和整顿，使得公司起死回生，继而走向欣欣向荣，他在位30年，公司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培养出一批管理和技术骨干，该公司至今仍是法国中部采矿冶金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约尔77岁退休，他在退休后的7年中一直致力于宣传、 实施他的管理理论，并且把它推广到陆军、海军和邮电等行政和军事管理部门，使得他的管理理论成为一般管理理论。他一生得过多种奖章和荣誉称号。他的主要论著有：《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管理的一般原则》、《国家管理理论》等。
法约尔认为，“经营”和“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法文gouverner，亦译作治理）“就是引导企业实现它的目的， 设法从它拥有的一切财力和人力中获得好处；就是确保六个重要的职能的执行。”所谓六个重要职能就是指：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和管理等六种活动。而“管理”（法文administrer， 亦译作行政管理）只是其中的一种。他给管理下定义，他说，“因此，我下了下列的定义：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就是著名的法约尔管理五职能论。
法约尔对管理的职能作了详细的分解。
关于计划。他说，“就是说仔细研究未来并安排行动计划。”管理面向着未来，管理必须预见未来发展的趋势，从而加以引导。良好的计划必须要有统一性、连续性、灵活性和精确性。
关于组织。“就是说要建立企业的双重结构——物质的和社会的。”组织一个企业就是为企业“提供一切有助于实现其职能的东西：原料、工具、资金、人员”。管理部门的职责就是设法使人员和物质的组织符合公司的目标。
关于指挥。“就是说要人员去工作。”这是管理人员的一种技巧，其目的是为了整个企业的利益，从该单位全体人员中取得最大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8项要求，连同他的14项管理原则， 形成了法约尔关于领导作风的一个系统的概念。
关于协调。“就是说要组织、统一和协调所有的活动和努力。”他把协调理解为一种平衡活动，它使支出和收益相称，维护生产设备以便达到生产目标，并保证销售和生产相一致。总之，协调意味着公司所有的活动都和谐起来。
关于控制。“就是说要使一切工作都符合成文的规定和明确的命令。”检验一切行动，看看是否和计划、指示、原则相符合，发现偏差，及时纠正，并保证周期的完成。控制必须保持独立性和全面性，它对其它4种管理要素有一种综合的作用。
以上是对管理职能所作的静态分析，强调管理是一种能动的特殊活动。其中，计划和组织是重点，强调了管理的能动性。计划和组织是其它管理职能实施的前提。此外，法约尔还对管理作动态分析，把管理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计划导致组织，企业一旦组织起来，就需要管理者来指挥（信息联系），他们的活动和职能要求互相协调，最后，管理者必须对职工的活动加以控制，以便保证他们的活动符合于原定的计划。这样，管理自目的的确立开始，经过各个环节，以目的的实现告终；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种观点就为以后的管理程序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充分实现管理的职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机构来作为它的载体，于是，法约尔提出了它的组织理论。他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14项管理原则。这些原则是：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系列；秩序；平等；人员稳定；创造性和团结精神。法约尔的思想就在于：必须按照这些原则组织成合理的管理机构，才能够充分履行管理的职能。
西方管理思想史家认为，法约尔的卓越贡献在于对管理发展有重大影响的3项革命性内容：第一，提出了管理的普遍性原则。 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证明的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的一个体系。”第二，提出了适合于人类的一切组织的管理职能论，它不仅适合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第三，在学院和大学开设管理课程的思想（法约尔著有《高等技术学校中的管理教育》）。
美国小乔治（C.S.George Jr.）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评价法约尔的管理思想时写道：“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几乎是现代的管理哲学”。这里所说的“现代管理哲学”指的是什么？《管理思想的演变》的作者丹尼尔·雷恩（D.A.Wren）说，法约尔不象泰罗那样注重哲学，也不象泰罗那样强调方法。小乔治所说的“现代管理哲学”主要是指法约尔的以管理五要素为核心的一般管理理论。这个理论明确地从功能的角度对管理的普遍本质加以规定，体现了一种功能主义的管理观，成为西方最早的管理职能论，并且迄今为止一直为西方管理学界所接受。他的功能主义管理观，要求管理组织适应管理职能的需要从而产生了管理14项原则。这些原则实质上就是最普遍的组织管理原则。他的管理理论蕴含着管理职能和管理组织辩证关系的原理。
泰罗和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两位奠基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思路来探索管理。如果说，泰罗主要是从“车床前的工人”出发，然后向上追溯；那么，法约尔则是从“办公桌前的总经理”开始，往下引伸，他以大企业的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泰罗把重点放在管理的技术上。他第一次从理论上把管理从群体的活动中分离出来，把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区分开来。法约尔则把重点放在管理的职能和组织上，他以更加概括的形式从管理的组织和职能的关系上揭示了管理的本质，从管理的主体性角度确立了管理的普遍性。泰罗和法约尔，他们两人的理论，作为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两块奠基石，只能互相补充，不可互相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