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远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发表姜安教授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一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代价值，引发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的再思考。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整个冷战格局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毛泽东以此为契机，将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充分运用到国际舞台，开始了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调整，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岁月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客观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助于人们从更高层次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
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是新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一个深刻背景正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对外应对包围封锁、对内维护统一的诸多考验。对此，毛泽东始终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不断扩张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全球性的进攻态势，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此时苏联霸权主义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实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最为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集中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在这条国际统一战线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是革命的动力，是反霸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是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在反对美苏争霸的同时，不是等量齐观，而是区别对待，利用矛盾，着重反对和打击当时最为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
通过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在公开场合使用的语言仍旧充满激烈的革命色彩，但实际上，中国的战略考量越来越着眼于现实主义和国家核心利益，开始呈现出由“革命”走向“务实”的特征。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再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而是根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政策而确定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战略调整，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例如，毛泽东当时对于爆发战争危险的估计存在较大偏差，对于苏联社会性质的认定和苏联对中国威胁的程度估计过于严重，并对此作出了一些过度的反应。但这些局部的不足之处并没有从总体上影响到中国战略调整的深远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
对此，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给予了充分肯定。《历史决议》指出：“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②这表明，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事关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任何损害中国国家独立和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将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受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③国家核心利益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内部和对外事务的权利，这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和独立的根本标志。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以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为代价，中国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希望别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关切。中国坚决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随意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认为，一切国家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尊重和维护每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打开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大门，为对外开放奠定基础
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是关键性环节。毛泽东虽然把美苏同时划在第一世界，但实际上在他看来，此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全球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对中国的威胁已经大为减弱，因此，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美国是一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曾对美国总统卡特明确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④这种观念的变化引起了中美关系结构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毛泽东对美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但重点在于“联美遏苏”，这对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1973年2月17日和基辛格的谈话中曾经说：“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⑤但实际上，中国更加强调反对霸权主义“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⑥
毛泽东一贯重视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⑦在三个世界的划分中，他更加强调要把处于美苏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看作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⑧这种对西方国家的重新评价给中国带来了深度的变革，从根本上扫除了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制度性障碍，打通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又一扇大门，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中国战略调整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产生了积极的战略效应，以打开对美关系之门为突破口，扫清了中国同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到了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实现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开放转折之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同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发达国家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这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战略实施，为新时期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开辟了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⑨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反对美苏争霸世界，主要是反对它们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至于国家关系，中国主张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正因如此，中国并没有把霸权主义同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完全等同起来，这才有了中美之间的接近和改善关系。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哪一家搞的霸权主义对中国和世界和平威胁更大，中国就着重反对哪一家。
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永远不称霸
毛泽东在考虑划分三个世界时，明确将中国划归为第三世界。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指出：“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这不仅明确了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确定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立足点，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威信。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从历史上看，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遭受过帝国主义长期的剥削、压迫和分割蹂躏，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得到过各国人民无私帮助。新中国成立后，把自己的命运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是很自然的事。从政治、经济上看，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只有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循序渐进，努力把经济搞上去，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在把中国划为第三世界的同时，鉴于苏联当时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成为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的教训，还提出了永远不称霸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有权给中国戴上一顶霸权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1)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统筹两个大局、内政外交相统一的高度，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12)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给予了系统的阐述。这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国际战略思想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是毛泽东永远不称霸战略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新就新在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后起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不是通过军事扩张、争霸或称霸，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在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进程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既向整个国际社会实行全方位的开放，促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坚持独立自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扩大内需，挖掘潜力，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总目标。
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全新的发展模式，即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定律，走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继续践行毛泽东“永远不称霸”的战略思想，这对国际社会将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四、巨大的成效，深远的影响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是毛泽东多年的宿愿，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之一。“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实施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作为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作用。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篇重要文章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3)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时，再次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我们讲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就是说，现在中国穷，理所当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4)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充分揭示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将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15)进入21世纪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而且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新干涉主义”、“人权外交”、“经济制裁”等，已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对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6)当然，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应注意斗争策略，作到“有理、有利、有节”，对霸权主义的批评既不拔高，也不降低，实事求是，不把霸权主义同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完全等同起来。这样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规划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根据一切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和调整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第三，继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力量，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将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重视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技术援助。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参与南南合作，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为维护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五、必要的结论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为思想武装，以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为逻辑出发点，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方式否定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实现了新中国的国际制度安排和战略设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客观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生动地体现毛泽东国际观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尚存在某些不足，但必须肯定的是，这种重大的国际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形成了影响世界格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破解外交实践难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前提，更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开辟了道路。可以说，“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改变了自身身份认同，强调全方位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与道德的平衡，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17)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中国外交所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利义均衡的国家利益观、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等，无不源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实践的独创性和开拓性。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存在着天然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理论原创的重要思想结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在世界层面上对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的珍贵思想贡献。它所揭示的时代规律和时代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在本质的意义上凸显了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理论诉诸实践过程中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底蕴。
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时代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永远来源于实践。“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18)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植入中国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又为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提供了理论前导。面对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贴近时代、把握现实，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结合。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9)随着21世纪世界多极化前景逐渐明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时刻保持清醒的问题意识与国际战略眼光，积极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汲取新的理论支持，才能在倡导和谐世界中“有所作为”，科学把握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压卷之作，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④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参见宫力：《邓小平与美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⑤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参见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⑥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参见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⑦毛泽东1970年10月的一次谈话，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00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⑩毛泽东同布迈丁的谈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88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1974年4月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第六稿)上批示：“好，赞同。”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6—387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1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17)杨洁勉：《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6期。
(1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1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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