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什么吸引外资？——西方资本对投资环境的制度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吸引外资论文,投资环境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的引进外资高潮曾送给中国好几年的经济繁荣，从此，中国从上到下都认准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金光大道”———只有引来大量外资才能振兴经济。特别是经历了过去持续５年之久的经济萧条，试尽了几乎所有想得出的“对策”之后，面对起色仍然不大的经济局势，就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才能摆脱经济发展上的困境。
真有那么多资本在瞄准中国市场吗？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真的会一浪高过一浪吗？上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能够移到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７０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三大产业（制衣、电子、玩具）早已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有一段时期确实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但这只是一次性的机会，大陆不可能长期依赖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资。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但是，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存疑的。
西方企业与港台资本对市场的制度要求有何不同？
比较一下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即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于资本输入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大陆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甚至可以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大陆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适应了大陆的腐败，进而大大地拓宽了这些商人与中国大陆某些官员勾结营私的空间。所以，引进港台资本虽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的官员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并且很难动摇这些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大陆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餐厅、歌厅、舞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更重要的是，要在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实在是自误误人。
西方资本到底要什么？
弄不清西方资本到底要什么，确实是中国再创引进外资新高潮的障碍。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２／３是港台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大陆的企业竞争，所谓“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此之谓。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跟、长期发展。
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既需要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
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到时是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呢，还是向国际资本这个压力集团让步，将国有企业摆在与外资完全公平竞争的位置上，这可是关系到社会安定的头等大事，这肯定需要颇费思量。
忽视了最不应该忽视的制度竞争？
本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比如墨西哥就因拥有美国这样的邻居而得益；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根据长期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经验，越来越看重制度条件，这就是这些国家做投资评估时特别要估算项目政治风险的原因。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
设却差别很大，而正是后者决定了政治风险的大小。所以，越到后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建设竞争的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中国则恰好忽视了制度竞争，这方面他们总是强调要考虑“国情”，只要西方的技术与资金，并要求西方的技术与资金迁就“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时下的中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这种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欧美外商喜欢中国的贪污腐败吗？
前些年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近些年来抓捕的贪污腐败分子级别越来越高，腐败面越来越宽，确实已成了许多外商对中国裹足不前的原因。不少有来华投资意愿的西方企业家很不适应这样的制度环境，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欢那种酒场谈生意、请“小姐”陪客、送礼拿回扣的“红包文化”，更不喜欢与“红包文化”相伴生的黑箱操作。如果中国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相反，许多贪官还指望在引进西方资本的过程中，像和港台商人打交道那样大捞一把，那么，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它们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大多数是赔钱的，它们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
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关闭撤退，其实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１０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中国。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严重。笔者去年五六月间访问美国时，曾见到一位在俄亥俄大学任教的法学教授，他曾在广州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里任过２年法律顾问，对中国的腐败深有感受，许多在中国人可谓司空见惯的腐败，均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历历道来后表示，他很庆幸自己有２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否则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腐败到底有多严重，而这种投资环境与国际上一些乐观的评估相差太大。我问他对“腐败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转轨”的看法有何见解时，他大吃一惊，认为正是腐败使得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大大降低，不理解国人何以会有如此见解。这位教授兼任美国商会的法律顾问，由于外国的顾问并不像中国的顾问一样顾而不问，可以想象，这位教授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认识对美国投资者将产生何种影响。
还有几个观念误区？
第二个观念误区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复杂性，刚承担了几年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务，就要自创国际名牌、打进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一决雌雄”，这类想法过于忽视全球化商品链组织协调过程的难度。一个中国的企业要从“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翻身变为主导某个全球化产销商品链的跨国集团，必然要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政府对这个成长过程基本上帮不上多少忙。
第三个观念误区则是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市场到底有多大，每次一向外面谈，就说是１３亿人口的市场。事实上，这１３亿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外资企业产品的购买力还真是个问题。这当中需要进行市场细分，消费群体细分。可以说，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
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
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中国用什么吸引西方资本？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国际化的发展观应当是由企业和企业家主导。第二，应该以企业的成长成熟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搬到国际竞争中，或采取投机取巧、钻空子的手法，“捞一把算一把”。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该建立在长期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在这样新的发展观面前，所谓的“赶超战略”、“称雄之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一方压倒另一方”式的思维是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