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宏[1]2010年在《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引申认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多义词的研究历来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一词多义现象不仅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现代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风行的认知语义学的不同分支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多义词及词义的引申做过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清代乾嘉时期的训诂学大师们对汉语词义引申现象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和具体的研究,后世学者在他们积累的丰富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对词义引申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词义引申的研究也不断地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然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始终是无法达到终点的,新的理论的不断产生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新的视角。如何从认知的角度比较全面地阐释现代汉语多义词引申义实现的方式,或者说如何用认知理论解释现代汉语多义词的本义或基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面对着蓬勃发展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我们对现代汉语多义词的研究能否回答以下的一系列问题：汉语引申方式对以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的猜词能力有无影响?有怎样的影响?汉语词义引申规律与汉语习得的效率有什么关系?在对外汉语教材和教学实践中,如何对词义引申的规律进行有效地描写和说明?如何在汉语词义引申规律的指导下进行多义词的对外汉语教学?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目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共识。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了探讨,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关于汉语词义引申的认识手段,及对外汉语多义词义项网络教学模式的构建。全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正文部分包含六章：第一章是多义词词义引申概说；第二章是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引申的认知类型；第叁章是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引申的认知规律；第四章是多义词义项网络的构建；第五章是与对外汉语多义词教学相关的实证研究；第六章是义项网络在对外汉语多义词教学中的应用。其中第一章至第叁章属于现代汉语多义词的基础研究,第四章为过渡,第五章和第六章属于现代汉语多义词的应用研究。绪论部分阐述了国内外关于多义词及词义引申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并对本文参照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作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界定了几组相关的基本概念,介绍了几种认知理论对多义现象的不同阐释,并就多义词词义引申在同一语言中的规律性和随机性、在不同语言间的共性与个性分别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总结了多义词词义引申类型的传统分类方式,并在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在对现代汉语多义词本义(或基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将现代汉语多义词引申义的实现归结为四种认知手段：转移、替代、突显、整合,按照四种基本认知手段,把现代汉语多义词的词义引申分为转移性词义引申、替代性词义引申、突显性词义引申和整合性词义引申。第叁章在前面对多义词进行认知分类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现代汉语多义动词、多义形容词和多义名词的词义引申规律。包括动－动引申、动－形引申、动－名引申、形－形引申、形－动引申、形－名引申、名－名引申、名－动引申和名－形引申。第四章是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过渡的一章。提出了“义项网络”的概念,介绍了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几种语义网络模型,并在这些模型的启发下,提出了对“义项网络图式”构建的设想。第五章是实证研究部分。首先是关于多义词词义引申规律对留学生猜词能力的影响的调查与分析,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培训中心的44名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否了解多义词词义引申规律对留学生词语猜测能力有较大的影响,对引申规律了解的多少与词语猜测的准确率成正比。统计后还发现了影响留学生在具体语境中对多义词词义猜测能力的几种主要因素：对词语义项关系的了解程度、母语文化背景、目的语的水平,以及引申义与本义的关系的远近。其次是对几种对外汉语教材对多义词义项处理情况的考察。考察后发现几套教材都没有对多义词的处理单独说明,也没有谈及多义词在汉语学习和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反映出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对多义词的教学重视不足。第六章在回顾对外汉语教学中使用的词语释义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多义词教学的义项网络教学模式,阐述了这种教学模式建立的心理学和教育学基础,详细说明了在具体操作时的教学步骤,并以多义动词“包”为例对义项网络教学模式的使用进行了示范。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对本文所做的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其价值以及不足之处,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李大国[2]2016年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释义是词典编纂和研究的核心,有关词典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释义而展开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作为词典家族的重要一员,其释义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薄弱。释义理论繁杂、解释力有限是过去词典释义研究的普遍现象。以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视角研究释义的成果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定义及多义词语义衍生等方面,原型理论与词典释义研究之间契合点不多。缺少以原型理论视角对词典释义进行一以贯之的解释和建构的研究成果。本文即在此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力图以原型理论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体系进行重构,并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作出统一解释,以原型理论贯穿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的始终,从而为最终编纂出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提供指导。相关概念的界定成为本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本文在分析、评判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释义的定义。释义不等同于对应词,释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意义综合体,词典中的所有信息都是释义。笔者还对原型理论框架进行了重新界定,与多数学者对其的狭义理解不同,笔者对其持广义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原型理论主要处理一个范畴内的成员关系,而广义的原型理论既涉及到范畴内的成员关系,也涉及到不同范畴所构成的范畴体系内的典型性(基本层级)问题,还涉及到其外部认知框架,因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具有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分解和表述语义的潜力。系统化的结构模式使释义与原型理论具有了契合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综合实证研究和使用者现状调查的结果建构原型释义模式。首先,在基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原型释义模式的理论框架。笔者在Rosch、Taylor、Ungere&Schmid所建构的具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原型理论结构框架外,加入了具有原型效应的事件域框架,使原型理论成为多维、立体的框架结构,笔者称其为广义的原型理论。把广义的原型理论用于词典释义,即形成了原型释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原型释义模式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原型释义模式有内外之别、纵横之分,语词的释义构成一个多维度、相互联系的原型范畴体系,每一维度上都有原型与非原型的区分。原型释义模式宏观上的构建主要涉及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模块的完整性,这一模式与传统释义研究仅关注横向维度释义特征的倾向明显不同,它开始从纵向语义类聚层面以及语词与其环境相互交流信息的内外层面综合考察语词的意义,体现了原型释义的体系性和动态性特点。微观上,原型理论对每一释义模块进行建构,重视原型特征和非原型特征、原型样例与非原型样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原型理论不仅能较好地指导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如何下定义、解释多义语词的语义衍生机制,而且对词典其他释义模块具有普遍的建构力和解释力。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原型释义模式的基本框架仅提供了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应该构建哪些释义模块,仅具有宏观指导意义。对于释义模块(尤其是横向的意义模块)内的具体内容安排还应该参照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实践,吸收其经验教训。同时原型释义模式的具体构建还需要可资对比的样本。因而对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现状开展实证研究就成为本文的必备内容之一。同时作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而言,不可能不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查阅状况。这些因素都将作为重要的变量参与到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对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现状的调查发现,尽管学习词典近年积极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语词的释义上有一系列的革新,也不乏一些闪光之处,但是由于缺乏连贯系统理论的指导和支撑,其释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释义模块缺失、处理不到位和顾此失彼。而且,以不同的理论支配释义的不同模块,使释义显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实体,会扰乱学习者对词典释义的完整认知,从而不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调查中国英语学习者查阅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实际状况也是原型释义模式的内在要求。原型成员与非原型、原型特征与非原型特征、范畴基本层次等的提出和区分不仅强调词典释义过程中要善于抓重点,讲究有的放矢,而且重视使用者的实际状况,强调语言的习得是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通过对高阶学习者的问卷调查和回访发现符合原型释义要求的释义方法普遍受到学习者的欢迎。同时还发现,学习者对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严重依赖和使用严重不足的悖论。一方面应该改变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方式、方法,加强其系统性,为学习者提供用户友好的认知语境,在满足其解码要求的同时不断增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在编码方面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学生开设词典学课程的急迫性。最后,是原型释义模式的具体建构过程。以原型释义模式框架为指导,综合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现状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查阅状况的实证研究,构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式。构建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区分出六大释义模块,分别为横向的形态意义模块、概念意义模块、语法意义模块、语用意义模块,纵向的语义场意义模块和外部结构框架事件域意义模块。从微观看,则涵盖各释义模块基于原型释义模式的建构。两者共同烘托,形成连贯、多维的释义体系,原型理论成为贯穿整个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体系的主线。其中概念意义模块处于释义范畴内纵横两个维度的原型成员地位,因此也成为构建的重点。在构建各释义模块的过程中,突出强调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码功能,如表达时的形式化框架和内容框架的提出。通过本研究发现原型释义模式具有综合性和框架性特点,与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体系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由于原型释义模式直接来源于原型理论,因而同时具备解释性和建构性等特点。同时还发现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式有利于为学习者建构积极的认知语境,更适合现代英语学习者的要求。本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表现在:建构了系统化的原型理论框架;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作出一致性解释;批判性地审视了家族相似性原理;以原型释义视角重新审视“属”加“种差”的释义模式;建构了用户友好的认知语境;扩展了释义研究的范围;构建了语义场意义模块和事件域意义模块。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笔者还提出了多项有创见性的意见和主张,如认为语词“属”的最高层级是其词性标示,语词的定义是“属”与“种差”的配合关系,而不是经典范畴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多义词的语义衍生应该从基本层级(或本词层,即把语词看作是一个整体)开始,在“实体”框架中考察其语义变化等。总而言之,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开创了以单一理论解释和建构词典释义体系的新尝试,完全符合认知语言学所提倡的以“统一的认知方式”解释语言各层面语言现象的主张。区别于传统静态、条块分割的词典研究模式,有效弥补了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诸多不足。本文不仅对原型理论进行了解构、也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整合,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本文在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启了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新视角,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视野,对未来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赵倩[3]2007年在《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文中认为研究词义演变规律及演变的深层动因是为了探求词义怎样变化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变化的问题。传统的词义演变研究侧重于举例式的语义描写,缺乏对具体规律的全面总结;将演变原因主要归结为社会历史外部原因,对于词义演变的能动力与促动机制研究不足。词义演变的复杂性源自不同个体的多样化发展,只有通过聚类的考察才能发现意义变化的总体趋势和深层规律。词义演变聚类考察的理想对象是人体名词,人体名词包括指称人的身体器官和部位的名词,这类词表示的概念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元概念”,词义演变历史漫长,经验内涵丰富,潜隐着较强的意义演变规律。本文采用融会词汇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对人体名词的词义作批量考察,在词义分析中有目的地寻找词义中突显的原型性、经验性特征,通过多角度的数据统计和全方位的比较,剖析梳理复杂的词义变化。在描写的基础上,总结词义演变中呈现出的规律性特征,揭示意义演变的认知动因。既有助于提炼成体系的、有代表性的常用词词义演变规律,又提供了贯通词汇语义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词义演变研究模式,还有助于汉语学习者对多义词意义的理解和推导。人体名词词义分析的重心是认知特征的提取。词的所指对象依照身体经验会在人心目中形成一定的心理意象,本文称之为“语义取象”。人体名词的语义取象特征主要有“形貌”、“位置”和“功能”叁种类型,取象特征凝聚在词义内部,成为词义演变中起始、传承和递变的意义基因。通过统计取象特征在词义中的显现情况,我们发现,所指对象具有某方面认知典型性的词,相关意象特征越突出,根据该特征引申而来的意义越多。本文将与认知特性相关的,词义中最为突显的语义取象特征称为词义的“强势特征”。强势特征是事物的认知特性影响词义引申而形成的结果,既是词义的主要特征,也是突显的认知特性的代表,贯通了认知特性和词义,是本文据以观察词义演变的一系列相关事实的突破口,而且使我们实现了对认知因素的量化考察。本文围绕叁个问题展开对词义演变情况的描写:①人体名词有多少引申义;②是什么样的引申义;③这些意义怎样引申而来。同时以强势特征为第一参数提炼规律和解释原因。研究发现,人体名词词义演变的基本特点是义类的规律性和个体的特殊性相交织。义类演变的规律性是系统平衡的保障,满足词义系统有序发展的需求;个体的个性化特征则是词义多样化的前提,满足人们复杂的表意需求。义类的规律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特殊性只是以义类整体规律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不规则波动。人体名词的演变情况和演变规律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绝大多数名词的引申义数量和引申义所属的语义范畴数量在等级上相适应,强引申力对应高范畴量,弱引申力对应低范畴量,认知显着性决定了引申力的强弱,具体表现为词义有无强势特征和强势特征的类型对引申力具有重要影响。范畴量反映词义跨域引申的幅度,是引申力的质性体现,有一定的递增规律和内在趋势。范畴数量随引申义数量增加有节制地增加;引申义可以不断扩展,语义范畴不能无限递增。2.强势特征不同,词义倾向也不同,引申义的语义范畴分布就不平衡。词义倾向是引申义语义归属的倾向。人体名词词义的总体倾向是根据词义中重点突显的“形貌”“位置”和“功能”叁种特征大量引申出“非人实体”“行为活动”和“抽象事物”叁个范畴的引申义。不同类型的强势特征和不同的词义倾向相关联。3.人体名词词义演变形成两大模式:①在隐喻思维作用下,引申出与所指对象“形貌”或“位置”相似的“非人实体”范畴直接引申义与“抽象事物”范畴间接引申义。②在转喻思维作用下,引申出突显所指对象“功能”的“行为活动”范畴直接引申义与间接引申义。4.人体名词词义跨域引申的难易度和方向性决定了语义范畴的层级排序。范畴层级能够整体概括词义结构,距离本义较近的引申义所属的范畴排序靠前,距离本义较远的引申义所属的范畴排序靠后。人体名词语义范畴的层级排序基本吻合人们从具体到抽象的跨域认知规律。5.人体名词词义有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个是词义抽象度受限;一个是词义发展重心有所转移。发展重心转移细分为叁点:①词义中突显的重点特征的转移;②词义倾向重心的转移;③主要词义演变模式的转移。最终形成“功能-行为活动”类引申义最多的演变结果。词义发展趋势和取象特征的认知深化有密切关系。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体名词词义演变主要受到两大认知因素的制约:1.词的语义取象影响词义演变。语义取象对词的主要词义特征、引申力、词义倾向和词义发展趋势都有影响。这实质上是词义自身的语义基因从发展内容、发展力、发展方向和发展动态等多个方面影响着词义演变,是语义取象决定了词义的能动力。语义取象能够解释词义的来龙去脉,具有决定词义可变性的重要作用,有较强的现象解释力。2.隐喻和转喻思维影响词义演变。隐喻和转喻思维是意义引申和跨范畴的桥梁,在特定的思维机制之下容易形成特定的、有限的语义关联模式,影响着词义发展变化的方向。这实质上是语义加工机制促动意义向其他义域变换转移,从而对词义演变产生了影响,是隐喻和转喻思维提供了词义的促动力。隐喻和转喻从语义范畴到具体意义、从宏观到微观都制约着词义发展,具有维持意义机体有序性的作用,有较高的系统阐释力。人体名词词义演变的义类特征及其成因从多个方面证明认知因素对词义演变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探索词义演变的认知动因对于更好地解释词义演变现象、系统揭示词义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理论价值;并且在词义的梳理与辨析方面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将会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帮助。
葛晶[4]2012年在《整合性描写原则视域下的语言多义性研究》文中认为自然语言具有多义性,这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语言中存在着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多义现象。语言中的多义现象并非同一个语音形式对应几个不同的意义那样简单,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成机制和运作机理。一种语言的错综与复杂、丰富与精妙往往能在多义现象中得到体现。多义现象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又得到了认知语言学的广泛关注。通过研读文献我们发现,俄罗斯语言学界对于多义问题的研究比较充分,主要有词汇语义、句法语义、认知模式、词典编撰、机器翻译等几个不同的角度。这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与俄罗斯语言学界的研究相比,我国学界对于语言多义问题的研究还尚显不足,这种研究的不足与多义在整个语言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语言表达中的功能是不协调的。因此还需要对语言的多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本论文以莫斯科语义学派整合性描写原则为方法论,借助其语义研究模式中的相关理论与概念,对语言中的多义问题展开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语言多义性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多义词的语义内容及结构研究、多义词语义转义的机制与机理研究、多义词语义统一体研究以及语言多义性的功能语用学研究。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及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语言的多义性)、研究所依据和借鉴的学派理论(莫斯科语义学派)以及论文的定位(研究目的、任务等)进行了简述。第一章全面考察了语言中的多义问题,论述了语言多义与词汇多义的关系,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多义问题的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现状,探讨了当前多义研究中的一些热点焦点及关键问题；第二章详细阐释了多义词的语义内容及其结构,分析了语义信息包含的各种要素,归纳了多义词内部意义相近的类型,并以具体实例解析了多义词词位的划分原则以及排序原则；第叁章论述了词汇单位之间语义关系对语义变化的影响,分析了词义发展的规律以及多义词语义转义形成的机制,重点研究了基于伴随意义而产生的转义,讨论了规律性多义的相关特点；第四章对多义词语义统一体问题进行了阐述,介绍了莫斯科语义学派在多义词语义统一体问题上的研究思想和原则,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剖析展示了该学派在恢复和构建语义统一体问题上的思路和方法；第五章全面研究了多义在语言使用中的功能与应用,分析了语言中由于多义而造成的歧义现象和双关语问题,关注并考察了语言多义性的民族性问题,归纳了外语学习中由于语言的多义性而造成的外语学习的困难,并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相关理论原则结合具体实例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方法。结论部分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论述与总结。
于超群[5]2014年在《汉英学习辞典中义项的认定与排列》文中提出汉英学习辞典是专为学汉语的英语母语者编写的辞典,其对义项的认定和编排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对汉语辞义的理解和掌握。传统辞典认定义项的各种标准或办法理论依据不足,不同的人即使采用同一标准,划分出的义项也不尽相同。在义项排序方面,传统辞典主要采用历史原则和逻辑原则,学习辞典主要采用频率原则。按照辞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靠前的古义往往不是学习者要查询的意思；按照逻辑原则排序,在本义和引申义关系的确立上缺乏客观标准,只能靠辞典学家主观判断；频率原则比较客观,然而频率最高的义项通常是学习者已经熟悉的义项。辞位最初都是单义的,后来派生出多个意义。本文作者认为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路径主要是隐喻。本研究应用雷考夫和约翰森的隐喻理论和具体化假说,重新认定和编排《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一级字表中的43个身体器官辞的义项,汉语辞位的义项数目依其在英语中可自由互换的对应辞数目而定。义项的排序首先根据《汉语大字典》和OED认定辞位的本义,然后根据引申义和本义的关系,对《现代汉语词典》(6)的义项进行梳理,区分提喻和转喻这两种喻指路径,把提喻产生的派生义视为比转喻产生的派生义更接近本义。本研究的义项认定和排序方法不仅使义项和例证更加有条理,而且大大缩减了义项数目,如《现汉》里义项最多的身体器官辞是头和口,分别有16和13个义项,经过本文作者梳理,头剩下10个义项,口仅剩7个。本研究还发现,绝大多数身体器官辞的本义都表示相关身体器官。人体器官的转喻用法非常多,本研究根据目的域的性质将转喻大体划分四个方面：物理转喻,社交转喻,心理转喻以及言语转喻。本文研究的43个身体器官辞中,7个身体器官辞(指、面、口、眼、股、手、头)在相应义项的基础上,经过语法化,成为数词后缀。新的义项认定法和义项排序原则把汉语辞位和英语对应辞的意义联系起来,凸显义项之间的联系,有望让外国的汉语学习者更快地掌握一个辞的各个义项,提高学习效率。
潘婷[6]2016年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名动形基本词义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多义词是汉语词汇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由于缺乏对多义词义频的统计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在对外汉语词典编写中义项排序的突出问题以及《(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中多义词义项等级不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的多义词教学等问题。但目前针对多义词义频进行的统计研究非常少,这与对义频统计的迫切需求极不平衡。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以大规模真实语料为依托,综合运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等方法,选取名词、动词、形容词中的基本词各100个,对它们的高频搭配进行义项标注,统计出义项的频率,并通过相关计算与观察对义频的分布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多义词的义频分布具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既表现在单个词语内部义项之间的频次存在巨大差异,也表现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义频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之间的义频分布也存在差异,最终我们得出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叁者之中,名词的义频分布最不平衡,尤其是双音节名词,其次为形容词,再次为动词的结论。通过我们的统计与分析,我们尝试对词典编撰尤其是外向型词典编撰中义项的排序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对《(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中由于缺乏义频的统计而导致的多义词义项等级不明的问题提供一些数据支持,以促进词汇大纲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为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词汇教学实践提供一定的帮助。
张平[7]2007年在《汉英常用词语义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以《汉语水平考试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HSK词表,3051个甲乙级词)和《Longman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朗文高阶英语词典英文版释义词表(ESL词表,2078个词)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汉英常用词的语义系统进行描写、对比和解释。常用词作为一个系统,它的语义系统包括语义分布、上下义关系、多义关系、同义关系、反义关系等组成部分。本文用系统的眼光看待常用词,较深入而全面地考察了汉英常用词的语义系统,揭示了其语义系统特征、并提供了相关的数据。通过对汉英常用词在语义系统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和个性进行较全面系统地描写,搭建了汉英常用词的对比研究框架,揭示汉英常用词在语义系统方面的异同之处,探索其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另外,本文对汉英常用词在日常交际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功能也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说明。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汉英常用词对比研究概况。包括汉英常用词语义对比研究的可行性分析,常用词的界定,HSK词表、ESL词表性质的界定,研究历史与现状,研究材料和方法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第二章,从语义分布角度对汉英常用词进行对比。汉英常用词语义类聚分布的统计以林杏光、菲白编着的《简明汉语义类词典》(商务印书馆,1987)为框架,在此基础上将3051个汉语常用词和2078个英语常用词进行语义类聚分布的统计和对比。结果表明,汉英常用词的语义分布覆盖范围较广,分布比例呈现均衡趋同态势。为此,作为语言的“共核”部分,常用词才能够在日常交际中承担80%以上的交际任务,才能表现出常用词的“全民常用性”。另外,汉英常用词的上下义关系在共性的基础上,表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第叁章,从汉英常用词的多义关系角度进行对比。本章在语义类聚的基础上考察了汉英常用词的义项构成。在词汇系统中,常用词是多义关系较为集中的部分。与现代汉语和英语词汇整体多义关系状况相比,汉英常用词多义关系均达到整个词汇系统的二倍。汉英多义词的义项构成指数在语义类聚中也呈均衡趋同态势分布。多义关系表现出语言的经济性和灵活性,是语言效率的必要条件。常用词的本质属性——使用频率高——正是通过常用词的多义性得以体现。第四章,从汉英常用词的同义关系角度进行对比。本章以语义类聚为基础,考察了汉英常用词的同义词在语义类聚中的分布、同义关系的类型。同义词可以完成词汇间的解释、替换功能,作为“常用语言手段”的常用词与非常用词之间有极为发达的同义关系,93.84%的汉语常用词和100%的英语常用词都可以与非常用词构成同义关系。汉英常用词的同义词聚合呈现出这样的共性:汉英常用词的同义词聚合关系和汉英常用词的多义性呈正比关系;绝大多数同义词组是在同一语义类聚内部产生的同义关系。第五章,从汉英常用词的反义关系角度进行对比。本文考察了汉英常用词语义类聚中的反义词分布、反义词的类型。反义关系也是将常用词和非常用词联系起来的纽带。反义词体现一种反向的联想关系,可以从反向思维出发对系统中的词进行解释和替换。汉英两种语言的反义词类型分布基本均衡,相对反义词是两种语言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反义词,其次是绝对反义词,表示相关对立的反义词数量最少。整体均衡下,各部比例在汉英常用词语义类聚中的分布略有出入。第六章,对全文的汉英常用词语义对比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汉英常用词语义对比成果还可以用于第二语言教学、翻译和词典编撰等领域。
李英兰（LEE, YOUNG, RAN）[8]2017年在《汉韩饮食词汇隐喻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汉韩饮食词汇隐喻对比研究为题,从概念隐喻理论入手对汉韩饮食词汇进行对比分析。我们还运用认知语言学、语义学、语言对比理论的观点对饮食词汇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对饮食词汇从感到饿到撑的过程中人类的体验联想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饮食词汇通过本义的形态、性质、功能等的特征来不断派生出新的词义。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的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方式。隐喻是人们通过思维联想将不同的事物或概念之间的特征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的认知机制。饮食词汇隐喻就是将饮食的某一突显的特征映射到人或事物上,本文主要对汉语和韩语两种语言的饮食用具类、食材类、烹饪制作类、饮食动作类和食物的感觉类词汇进行系统性地对比研究,来考察两个语言饮食隐喻的共性和个性。本文首先以汉语用《现代汉语词典》,韩语用《韩国语大词典》选取饮食词汇,其中具有多义引申义的词汇分析统计。然后依据《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进一步筛选出更基本的词汇。因为《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里的词汇搜集到汉语学习者最常用的词汇,分为饮食用具类、食材类、食物烹饪制作类、饮食动作类和食物感觉类等5个方面,之后选取具有叁个以上隐喻义的词汇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并通过联想、相似性、通感和基于意象图式等分析隐喻引申义产生的原因,如各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地理环境、认知模式等。我们考察发现饮食词汇隐喻类型主要有类比型、逻辑型、凸显型和转换型。饮食词汇隐喻认知途径主要是通过这四种方式来构成的。汉语和韩语饮食词汇的映射模式分为:·从饮食域到非饮食域;从非饮食域到饮食域;饮食内部的映射。它们反映了中韩民族对客观世界具有共同的认知途径。汉语和韩语中饮食隐喻映射是双向性进行的,饮食可以作源域,也可以作目标域。从概念隐喻的理论入手,通过考察发现饮食词汇与人的生活密切关系,饮食用具类词汇通过形状、功能、性质、位置上的相似性映射到的其他范畴的目标域与人有关的,人的身材、性格、行为能力和工作等;饮食食材类词汇通过形状、性质、功能上的相似性映射到人的性格、身体、行为、状态和人的生活中的经历、体验等;食物烹饪制作类词汇通过过程上的相似性映射到人的情感、行为、精神、生理、心理等状态和人生活中的体验和经历、天气等;食物动作类词汇通过过程上的相似性映射到人的行为、状态、能力和人生活中的体验和经历等;食物感觉类词汇通过性质、过程相似性和通感隐喻手段映射到人的外貌、状态、感情、情感、语言、性格、心理、生理和人生活中的体验和经历等。饮食词汇的引申义大部分都与人有关。两国民族对同类的饮食词汇具有相同的认知、理解并采用相同的观察视角和经历过程来类推。此外,两国民族生活环境、历史背景、文化心理、民族传统的不同导致对饮食的观察视角和取象视点不同。
宋晓艳[9]2013年在《《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词汇部分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规范的、与时俱进的词表是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教学测试的重要依据。本文依照客观收录、频率高低原则、主观的人为有效干预原则和教学、习得的实际有效度原则，对《汉语国家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准）》（以下简称《等级划分》）词汇部分的收词（语）问题、等级划分问题、兼类词问题及离合词的词性标注问题、同形词处理问题、部分词义项收录排序问题等多个方面，多方位分析《等级划分》的词汇部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原则、建议和方法。全文立足于整个词汇系统的体系完善上，以便于学习者有效学习汉语词汇为目的，对该词表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希望能够有效完善该词汇大纲，为对外汉语的词汇教学工作及教材编写提供更好的参照，为教学的进程梯度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发现该词表过于依赖客观的语料库和数据频率，主观的人为干预力度不够或者有些过度干预，致使有些词语的筛选、收录和排列存在问题，所以，本文比较多的将注意力放在客观依据和主观干预更好地协调上，使所收录的词语更加合理化，等级排列更加适合学习者，同时尽量能够展示汉语词语内在的系统性。
初良龙[10]2013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同义词使用研究》文中提出在语言学习的研究中，同义词和同义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聚合现象，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二语习得研究中备受关注，却从未成为研究的热点。在EFL教学中，同义词研究主要聚焦于目的语与本族语在同义词的意义和用法上异同，对影响EFL学习者同义词学习和使用的认知因素鲜有探讨。很少研究能够系统、深入地揭示同义词的内在属性，解析同义词的多维语义关系，本文以梳理这些问题为起点，尝试通过系统的研究，深入地揭示同义词的内在属性，解析同义词的多维语义关系，探究影响英语作为外语的同义词学习和使用的各种认知因素。本研究以语义学和应用语言学为理论框架，首先梳理和重新界定了同义词的定义和特征。本文通过对结构主义、语义范畴、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认知分类等文献的综述分析，归纳出基于同义词关系的研究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主要解决以下叁个研究问题：1）中国英语学习者最高程度语同义词的使用有何趋势？2）英语同义词认知分类中的各因素对工科院校较高水平学习者的同义词判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3）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同义词学习有何认知特点？研究由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互为体系的部分构成。实验1采用多个语料库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completely等六个最高程度语同义词的研究，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同义词学习的总体特点和趋势。实验2是基于语料库调查结果进行的实证研究，受试对象包括129名中国工科院校较高水平英语学习者、16名美国大学生和37名澳大利亚高中生。受试共完成同义词选择、同义词语义关系判断、同义程度判断叁个测试项目，目的是为了研究各因素关系对同义词使用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对比分析方法，进行了细粒度标准下多维度的动态探讨。研究发现，受试的工科院校较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同义词学习和使用的受影响方式如下（由难到易）：假同义词、同义程度高、应用文体、语法行为、同义程度低、语义搭配。这解释了我国传统的外语教学（语法+词汇+辨析）模式的长处与不足以及建立新的（文体+对比+粒度）学习模式的必要性。此外，研究在语义韵分类的细化、同义词关系的数学算法、语义网络的建构、核心词的语义功能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发现。本研究对重新审视同义词的认知功能、验证相关应用语言学研究结果，对同义词在学习者头脑中的链接方式和二语词汇的习得规律具有理论启示，对词汇教学和自然语言处理具有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引申认知研究[D]. 李宇宏.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2]. 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D]. 李大国. 苏州大学. 2016
[3]. 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D]. 赵倩. 北京语言大学. 2007
[4]. 整合性描写原则视域下的语言多义性研究[D]. 葛晶.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5]. 汉英学习辞典中义项的认定与排列[D]. 于超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6].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名动形基本词义频研究[D]. 潘婷. 湖南大学. 2016
[7]. 汉英常用词语义对比研究[D]. 张平. 鲁东大学. 2007
[8]. 汉韩饮食词汇隐喻对比研究[D]. 李英兰（LEE, YOUNG, RAN）.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词汇部分分析[D]. 宋晓艳. 暨南大学. 2013
[10]. 中国英语学习者同义词使用研究[D]. 初良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