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设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中国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综述
最早的预警指标——经济景气预警指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法国经济学家以颜色表示法国的经济波动，之后的近一百年中欧洲各国和日本纷纷效仿建立自己的经济景气预警系统和指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关于危机理论及预警模型的研究应运而生，预警指标的探索在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危机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迄今为止共产生了四代理论，第一代危机理论由Kugman提出，理论表明，官方外汇储备、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央行对公共部门的信贷、整体的预算赤字，以及央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可作为预测货币危机的指标；第二代危机理论由Obsfeld提出，理论增添了产量水平、国内外利率水平、反映银行系统的指标和政治变量作为预测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第三代危机理论形成了多个观点，理论认为，即使没有宏观经济的缺陷，金融部门的单独行为和脆弱性就可以引发货币危机；第四代危机理论由Kugman提出，他更强调了资产价格的重要性。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孕育了第三代和第四代危机理论，还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开始着手深入研究金融风险预警的模型方法，在这些模型中，有关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才获得了真正实践意义上的进展。在由Frankel和Rose(1996)提出的FR概率模型(probit model)中，他们发现，国外直接投资(FDI)枯竭，国际储备较低，本国信贷增长率过高，债权国利率上升和汇率高估使货币危机更易发生。但是Frankel和Rose没有考虑国别差异性和通货膨胀情况，仅以名义汇率的贬值程度决定危机发生存在明显的证据不足。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6)在建立的STV模型中建议使用较小的核心预警指标集，并批评了其他文献忽视了各个解释变量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当一国面临较低储备和脆弱的经济基本面时，汇率高估和银行体系脆弱意味着它很可能遭受严重的投机袭击。对STV模型选取的指标而言，样本外检验并不具备很高的有效性，难以直接应用在我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认为，一国的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是危机前一段时期内该国本币的持续长期高估，他选取了十项指标来判断某种货币是否处于高估状态。刘遵义教授应用的指标由于对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我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确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创立的KLR模型(信号法)中，他们首先筛选出15个备选预警指标，运用噪音—信号比最小的方法确定最优临界值，并最终筛选出12个优良指标。KLR法在指标的选取上注重综合性，侧重投机因素，但指标有明显的倾向性，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放弃了外债指标有失偏颇。Kumar、Moorthy和Perraudin(2003)在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提出的Simple Logit模型中发现，国际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Simpie Logit模型的样本预测能力较强，但它还只是选择了利率、汇率等几个主要金融资产或经济指标，与我们所要求的一般性金融危机预警指标还有一定差距。除了应用在以上几种模型中的指标之外，国外还有一些应用在其他的预警模型中的指标也为我国金融预警指标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国对于金融安全预警指标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冯芸和吴冲锋(2002)根据市场形势的剧烈变化，引入了多时标，提出了基于合成指标的多时标货币危机预警流程，将预警指标分为长、中、短期预警指标。南旭光2006年在等比例危险模型(PHM)中利用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三项指标结合而成的外汇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危机程度，并得出两点结论：名义利率上升会增加贷款成本，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金融危机的发生要视CPI，即通货膨胀程度而定，这对我国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国内其他一些非线性预警模型诸如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基于案例推理的模型和动态信息融合法等，虽然对解决我国金融预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运用上还不很成熟，所以模型中指标体系的设置也就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二、指标体系设计
(一)设计原则
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在建立我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1)指标体系的设置要结合我国国情，确认对我国的实践价值；(2)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规定的风险指标概念保持基本一致，保证与国际惯例接轨；(3)指标体系的设置应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监督指标要求一致，便于各级银监会对金融风险的监测、实施与度量；(4)指标体系的设置要能准确反映风险真实状况，以便有效地防范、监测、转化风险，所以，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互补性；(5)指标体系的设置应着眼于整体或宏观金融风险的控制，指标体系既要包括对非系统性风险，即单个金融机构的预警，更要侧重于对整体系统性风险的监测、预警、分析和控制；(6)指标体系的设置必须高度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密切结合，这是因为对于转轨过程中的我国而言，风险变量的分布不连续平滑，难以完全用定量指标衡量。
(二)指标的选取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一个收益与风险并存的过程。在金融活动过程中，也伴随着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实质就是金融风险大规模、高强度的集中爆发。现在国际上对危机大体分为六类，分别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外债危机、股市危机、房地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参考国际上对危机的识别，针对我国现阶段金融安全方面出现的实际问题，借鉴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以上述构造预警指标的原则为指导，本文设计了一套判断我国金融风险程度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涉及国内外环境安全、货币安全、银行安全、对外安全、股市和房地产安全等几个方面，共22个监测指标，每一类指标组成一个监测子系统(参见图1)。
图1 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
(三)临界值和安全区间的确定
预警指标数据是否达到危机发生水平可以用临界值来描述，如果需要具体判断一国所处的安全状况或危机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数据的安全区间。
在临界值的确定上，应用较多的信号法原则是把将会发生金融危机而没能发出预警的概率和发出错误预报的概率相等时的数据作为临界值。实际操作时，在国际上有公认的指标，临界值的确定将根据国际标准来确定，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标准的指标，临界值可通过比较制定(若有美国的相应指标数据，就把美国的相应指标值作为比较的标准；对没有美国的相应指标数据，把定性分析和所比较国家或地区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制定临界值标准，具体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定时的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以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的国家在金融稳定时的各项指标数值)。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危机爆发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原有的临界值在预警中的准确性会降低，这就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相应的对临界值进行修正。
在安全区间的确定上，首先应该根据风险性质不同，把预警指标基本分为两类：其一是风险单调型，即风险状态随着指标值的增加而呈现单一性质变化(增加或减少)，如偿债率越小则越安全；其二是风险非单调型，即指标值在某一区间是安全的，而在其两边随着该区间距离的增大，风险状态增加，如GDP增长率，其安全区间是6.5％～9.5％，在该区间以下或者以上风险都在增加。以GDP增长率为例说明预警区间及预警界限的确定。GDP增长率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根据历史数据及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可以认为9.7％为经济安全点，偏离这一点越远经济安全性越差。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是从较低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增长速度较高，而今后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将不会保持过去的高增长态势。将8％上下增减1.5个百分点的位置确定为安全状态的警界限，即GDP增长率在6.5％～9.5％的区间为安全，再用相同的方法确定风险区间和较大风险区间的警界限。其他类似指标的警界限也可以类似地确定下来，至少在安全点的位置上应增减多少个百分点，要根据具体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这里，警界限的确定主要参考了历史数据、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的意见。主要标准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验数据，一些专门的科研机构所做的研究成果如巴塞尔资本充足率协议，一些通用的国际惯例，等等。
当然，确定指标临界值及安全区间，难免带有个人主观意见，究竟哪些指标最具有代表性，界限值究竟如何划分才更合理、科学，都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针对已选出的指标，本文确定出临界值，并划分出相应安全区间（参见表1）。
(四)权重的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预警系统个别指标值超过其临界值并不表明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因此只有将指标进行合成，联合运用才具有较高的预警价值。为了有效和科学地联合运用指标，就必须对指标体系赋权。
对指标体系赋权的方法有很多，大体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大类。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的权重用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AHP)结合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来确定，做到静态赋权与动态赋权相结合，增强了评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实施步骤如下：首先，我们使用专家调查法得到专家对有关指标的原始评价资料，采用AHP方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初始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然后引入“熵”的概念，用熵权法对客观评价资料进行处理，得到熵权重；最后对用AHP法确定的初始权重进行动态熵权调整，得到最终的综合权重。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把所要研究的复杂问题看作一个大系统，通过对系统的多个因素的分析，划分出各因素间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其次，请专家对每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较客观的判断后，相应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定量表示；第三，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权值，加以排序；第四，根据排序结果规划决策和选择解决问题的措施。
熵权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依据熵的概念和性质，把各种指标的信息量化，进而得到指标的权重系数的一种方法。
(k为玻尔兹曼常数)是系统不确定性的一个度量，且当
等概率分布时，信息熵最大。我们知道，在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中，对某一项指标的评价如是相同的，即可以描述为该项指标处于“有序”状态(此时相当于等概率分布)，此时，该项指标的区分作用为零，对应的信息熵最大。而某项指标的差异程度越大，即系统的无序程度越大，说明该项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作用越大，此时该指标所对应的信息熵越小。这说明，当指标信息熵越大时，该指标的权重越小，而指标的信息熵越小时，该指标的权重越大。故可利用信息熵的反向矢量来确定一个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
用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对AHP法确定的权重做一下调整，得到结果(见表2)。
以上就是最终确定的各金融安全预警指标权重，它为金融安全预警指标的量化及我国金融安全状况评价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五)安全形势的确定
一般来说，金融危机与主要指标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表现。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回归方式。这样因变量的取值将为1或0，分别对应危机或非危机观察值。建立对数分析模型或概率模型以推断哪些指标有效，并用因变量的估计值表示发生危机的概率。第二种方法是所谓的信号方法，由kaminskyhe和reinhart开发，是一个非参数模型。目的是为每个指标找到一个最大限度，一旦跨越这一限度，就能最大化地提高指标的预测能力。根据这种信号方法，发生危机的概率以跨越最大限度的指标数目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本文依照国际上较常使用的信号法原理来判断警度，但这里并不以跨越最大限度的指标数目的加权平均值来表示发生危机的概率，而是以预警指标在安全区间内映射的加权总分值来确定金融安全状况和危机程度。
具体步骤如下(以对我国金融安全形势1995～2005年的大体判断为例)：
1.安全等级及对应分数。根据安全区间确定预警系统的安全等级以及对应分数值，分数从0到100，这一步是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基础。
2.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我们所取指标值其性质和意义不一，因此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指标值映射为分数值。具体计算办法为：对于每一个指标值，根据其在不同风险状态的警界限上限和下限中的相对位置，按照相同的比例映射到分数上限和下限的对应位置。
3.指标分数综合处理。将指标值映射为分数值后，要对分数进行综合处理。首先结合指标权重计算出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分数，确定风险程度，然后计算出整个金融预警系统的风险程度综合分数，根据分数值确定整个金融风险的程度，判断金融安全形势。
图2 我国安全形势对应分数变化曲线
数据来源：1995～2005年《中国金融年鉴》
从单一指标评价结果来看，我国大部分指标均处于安全和基本安全区间，尤其是对外安全指标和股市与房地产安全指标均表现良好。这虽然与我国金融系统相对封闭，我国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总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好的。不容乐观的是，我国的银行安全指标大部分都没能达到安全标准，积聚了巨大的风险。虽然在我国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平稳，对外经贸表现良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下，整个经济系统在近期内是可以消化掉银行领域的风险的，但是前提条件是没有外部投机冲击的影响，当出现外部投机冲击时，那么得出的结果就可能和现在得出的结果截然不同。
从综合指标评价结果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较平稳，从1995年至2005年基本上一直处于基本安全区间(见图2)。1995年安全分数略高于风险线的原因与前几年我国进行的一系列重大金融调整有关，而2002年安全分数略高于风险线的原因则跟我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有关。总体来说，中国1995年至2005年金融体系是比较安全的，这与我国的实际金融安全状况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本文选择的预警指标具有较好的预警能力，确定的临界值和安全区间有效，赋予的指标权重也相对合理，从而验证了本文构建的整个预警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三、结论
为了能设计更好地反映我国金融安全形势的指标体系，为金融安全预警提供有效依据，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开放式的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确定了相应的临界值和安全区间，并提出主客观综合赋权方法，即在运用AHP法得出预警指标初始权重的基础上，引入熵权法对预警指标进行动态赋权；实证检验表明，本文构建的整个预警指标体系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具有良好的预警效果。研究结论促进了我国金融安全预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可以为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的开展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也可作为我国在不同时期进行金融安全形势自评的依据，使货币当局能够更加合理地运用国内有限资源进行金融危机的防范，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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