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宋初论文,先南后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和赵普等人经多方论证，提出并实施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即先征取江南诸国，然后统一北方）。关于这一策略，学术界已有了较多的研究，意见分歧也很大。本文拟从前人较少注意的一些方面，提出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敬俟教正。
一、南征次第与依据——宋太祖的战术思路和其对地运南迁的战略认识
早在北宋之前，李谷和王朴等就提出过“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李谷认为，统一天下，应首先自“江淮”始，“取江淮如探囊中物耳。”（《南唐书·韩熙载传》）王朴受李谷的影响，也认为地居江淮的南唐“最易图”，“攻取之道，应从易者始”，故应首先平定南唐，得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则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惟并（指山西的北汉）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其力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俟其便，则一削平之。”（《旧五代史·王朴传》）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曾就统一方针问题向张永德“密访策略”，张永德从军事实力对比的角度指出，“太原（北汉）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宋史·张永德传》）反对首先平定北汉。与此同时，张晖则从北宋自身经济力量的现状出发，反对首先攻打北汉，他指出，北宋刚刚建国，又经李筠之乱，“疮痍未复”，“人力重困”，故应“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后为谋。”（《宋史·张晖传》）最后，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赵普又从军事外交的角度阐明“先南后北”的必要性。他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痣之地，将何所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
在综合、吸收了上述六七个人的看法和意见的基础上，宋太祖完整地提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指北汉）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富实则取之。”（《东都事略》卷23，《东轩笔录》卷1）这一方针对李谷、王朴等人的主张既有所综合，又有所修正和补充。这后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李谷和王朴认为地居江淮的南唐最易攻取，故在南征的顺序次第上，应把南唐作为首先平定的目标。这是不恰当的。南唐为南方第一大国，疆域广大，财阜兵众，不但已经吞并了闽和楚两个国家，且有包举中原之意。把这样一个国家看成囊中之物，作为首先攻取的目标，实属失策。当年，周世宗就是听取了王朴等人的主张，才把南唐作为南征的首要目标。结果旷日持久，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取得了南唐江北十四州。事实证明，南唐并非李谷、王朴所估计的那么不堪一击。再者，后蜀处于长江上游，南唐处于长江下游，从地理形势上看，王朴主张先下南唐而后取巴蜀也属下策，正如王夫之所论：
以势言之，先江南（即南唐）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莜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后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读通鉴论》卷30）
正是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宋太祖改变了李谷、王朴等人的主张，把南征诸国的顺序正确地定为“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后来北宋的统一就是按这一次第进行的，大大加快了统一进度。
有关财力方面的考虑，无疑是宋太祖制定“先南后北”方针的一个主要依据。当然，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张晖，他看到了北宋财力不济的困难局面，但除了“戢兵育民，俟富实而后为谋”外，却提不出更为积极的办法。宋太祖则不同，他一方面承认“帑藏空虚”的现实，同时又找到了积极的解决办法，即在南征经济富庶的后蜀、南汉、南唐诸国的过程中，以诸国之财富来改善北宋王朝的财政现状，实现“国用富饶”，进而为攻取契丹庇护下的北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地运南趋”这一重大变迁到来之际所作出的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反应。
所谓“地运南趋”，与史学界常所论及的“经济重心南移”，基本上是同一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地运”是一个具有“大文化”色彩的概念，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地理、地势地利等等更为广泛、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说，“地运南趋”的基础是“经济重心南移”，而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则可以称之为“地运南趋”。梁启超就比较喜欢用“地运”的概念。其《中国地理大势论》称：
古之语兵事者，以荥阳、成皋为第一要点，以其为黄河流域之咽喉也。近之语兵事者，以武昌、汉阳为第一要点，以其为扬子江流域之眉目也。黄梨州《明夷待访录》，主建都金陵之议，谓“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云云，可谓能知地运变迁之大原。顾亭林足迹遍天下，乃谓“秦地华阴绾谷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云云，自诩身历，而以此规梨州，是犹汉唐以上言也，庸讵知地运之骎骎自北而南者，今固有以异于古所云也。
又云：
自唐以前，湖南、浙江、福建、两广、云南诸省，曾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自宋以后，而大事日出没此间矣。宋之南渡在浙，其亡也在广东；明之亡也，始而江，继而浙而闽而粤而滇而桂，此亦地运由黄河而渐趋于扬子江、西江（即珠江）之明证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
显然，梁氏关于唐以后“地运南趋”的论断与今天学术界关于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看法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宋太祖的“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的决策可以说正是对中唐以后“地运南趋”、“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客观事实的一种积极顺应。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对此作出积极顺应的。尤其是五代宋初之际，经济重心南移的行程尚未最终完成，地运南趋之势尚不十分明显，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变化，并据此来调整事业方略的政治家，可以说除了宋太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人了。李谷、王朴、赵普虽然都力主首先南征，但其经济的、财政的目的并不明确。而且从他们对南方诸国极端轻蔑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充分理解南征的意义。周世宗三征南唐，夺取了淮南十六州的“财富之区”，但却又浅尝辄止，转而北上，与宋太祖的“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的态度相比，周世宗是不够清醒的；张晖在反对北征时虽然提出过财政不足的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着眼点还仅仅是放在恢复发展北方社会经济（这一点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上，可以说经济重心南移的事实并没有对他的策论发生什么影响。
身居江南的政治家，甚至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没能对“地运之骎骎自北而南者”作出足够的反应。南唐地跨江淮，国阜兵众，是南方头号大国和强国。尤其是南唐烈祖李昪和中宗李璟时期，正当国力鼎盛之际。而北方则经历着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动荡更迭，形势对南唐极为有利：
盖当日南唐最强，有并吞中原之势。（北方）自石氏（石敬瑭）至于郭氏（郭威），惟凛凛然求免于征伐之不暇。（《越缦堂日记补》庚集中，第40页）
当时南唐的君主，如烈祖李亦颇有抱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早萌生统一天下之志的君主。他以唐高祖李渊的“后人”自居，“思复高祖太宗之基绪”。如果他能够顺应经济重心南移的客观实际，把事业的立足点放在攻并闽、楚、南平、吴越等南方诸国上，不断地扩充实力，然后全力北伐，则其抱负也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可惜李昪智不及此，仍然把“关中”、“河洛”看作“风气聚会”之所，株守刘邦当年“得关中而定天下”和其“先祖”李渊当年“速据三秦，遂独成帝业”的经验，一方面哀叹自己“地利不足”，一方面则不合时宜地把“西取关中”、“直趋河洛”作为事业的开端，反对“游兵江南”（《钓矶立谈》，参见陶懋炳《五代史略》第284页），结果一事无成。四百多年后，也是在南唐这片土地上，也是在与李昪当年相类似的环境中，朱元璋却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抛开其它因素不论，仅从战略方针上看，朱元璋恰恰是首先“游兵江南”，攻取了割据两湖的陈友谅（相当于李昪时的楚和南平），割据苏杭和浙西的张士诚、方国珍（相当于李昪时的吴越），割据福建的陈友定（相当于李昪时的闽）等等之后，才北伐关中，灭亡元朝的。这与李昪当年的谋画倒是恰恰相反。应当指出，朱元璋的时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早已完成，地运南趋之势极为明显，故据此作出正确的战略布置，并不很困难。而在李昪的时代，地运南趋之势尚不明朗，传统的“据关中而定天下”的经验对人们的影响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明智、合理的战略部署，除了宋太祖这样的最为杰出的时代人物以外，其余的二流政治家，如昪等人显然也是难当此任的。
至此，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出对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的基本评价了——无论宋太祖和北宋方面在北征的问题上有无失误，但其“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则是符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客观趋势的，是顺应了中国历史上的“地运变迁之大原”的，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
二、“先南后北”之“北”——不包括燕云十六州的统一战略
关于“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学术界仍有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点，诸家的看法则是一致的，即“先南后北”之“北”是指北汉和燕云十六州（亦称“幽云十六州”或“幽燕”）。
大致自北宋中叶以后，有感于辽、西夏的不断侵扰和北宋王朝的国力不武、“积贫积弱”，朝野中就出现了一种情绪：肯定周世宗的统一策略，批评宋初的“先南后北”的方针。如欧阳修、范祖禹等名家均有过上述议论。南宋时期，受金兵入侵和北宋灭亡的刺激，对“先南后北”的指责就更为明显了。如陆游《渭南文集》卷25《书通鉴后》谓：
周世宗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吴、蜀、楚、粤，而举兵以取幽州。使幽州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关，而以疾归，则天也。其后中国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卒不成功。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
近人，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陶懋炳等人，也都认为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把收复幽云十六州放在次要的地位”，让辽朝赢得了时间，“坐失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时机”。显然，他们都认为“先南后北”之“北”是指北汉和幽云十六州。
而肯定“先南后北”方针的学者，在“北”的问题上也持上述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徐规、张家驹等都认为，如果不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而是先北后南，“在宋初即与辽决战，只会是一种战略冒险”，其结果“不但燕云之地不能收复，割据局面的结束，也必然又要推迟若干年了。”“至于以后燕云未能收复，以及北宋积贫积弱的形成，自有其原因，并不是由于统一战略的失误造成的。”他们都明确认为，“在太祖和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中，‘北’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的，即先北汉，后燕云。”
其实，在太祖和赵普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中，“北”并不包括燕云。将收复燕云十六州有意地排除于“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之外，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后周王朴的《平边策》中，“先南后北”中的“北”，倒是明确指燕云十六州和北汉这两个目标的：
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惟并（指北汉）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其力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俟其便，则一削平之。（《旧五代史·王朴传》）
所谓“幽可望风而至”云云，显然是对辽的力量估计不足，但毕竟还是把收复幽云十六州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写进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中了。而在宋太祖和赵普那里，“先南后北”之“北”却只是指攻灭北汉，至于收复为辽所割占的幽云十六州，则全然未曾在“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中得到体现：
（1）建隆元年八月，即北宋建国后的第八个月，宋太祖第一次就统一全国的问题，向张永德“密访策略”时，就是明确以“将有事于北汉”为题目，请张发表意见。《长编》卷1建隆元年八月条载：
时上将有事于北汉，因密访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兵，然后可图。”上曰“善”。
（2）密访张永德后，宋太祖还曾就统一问题“问计”于张晖，仍然是只论北汉，未及其它。《宋史·张晖传》：
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诏[张晖]入觐问计。晖对曰：“泽潞经李筠之叛，疮痍未复，军旅一兴，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后为谋。”乃赐金带、鞍马，令还州。
（3）即使是在著名的“雪夜访赵普”时，君臣双方有关“先南”还是“先北”问题的讨论，也是只限于攻取北汉，而未有一语及于收复燕云十六州。《邵氏闻见录》卷1云：
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西北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痣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
（4）正因为宋初君臣的上述几次有关统一战略的讨论，都是以先攻北汉还是先下江南诸国为议题的，所以，在宋太祖最后形成“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时，也就完全将收复燕云问题排除于这一方针之外了：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劲敌只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祸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
此条材料已见上引。因为这是太祖本人对“先南后北”方针的最完整的、最正式的阐述，所以不妨重引于此，再做分析。从宋太祖的阐述看，“先南后北”就是先攻取南方诸国，后攻取河东（北汉），至于从辽朝即契丹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则并不包括在这一军事方针之中。学术界已有个别细心的学者注意到“太祖的话里没有提到燕云”，但又认为“这不是忘记或有意不提，而是把收复燕云放在了平定北汉以后。”这只是种推测。从上引材料看，宋太祖对“征南”一事的计划是：“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其先后主次可谓无一遗漏，而“北征”则只是言“河东”，不及其它。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宋太祖正是有意不提燕云，并不是“把收复燕云放在了平定北汉之后”。此其一。其二，收复燕云需要与契丹正面交锋，而太祖当时却根本不欲与契丹作正面接触，他之所以不先取北汉，就是因为“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对契丹避之唯恐不及。此种心态之下，似乎也不可能把收复幽云（而且是从契丹手中收复燕云）提到军事议程上来。
（5）《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条》载：“龙捷军校王明诣阙献阵图，请讨幽州。上嘉之，赐以锦袍、银带、钱十万。”除赏赐之外，并未见太祖对“讨幽州”一事有什么具体部署。所以，这只可以说是宋太祖对部下爱国热情的一种保护。更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太祖、赵普对曹翰的《取幽燕图》的处理，王巩《随手杂录》云：
太祖一日召赵韩王于别殿，左右无一人，出《取幽燕图》示之。赵熟视久之，曰：“此必曹翰所为。”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为也。”帝曰：“何如？”赵曰：“举必克之，须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语，携图而入，遂不复言幽燕之计。
《邵氏闻见录》卷6、《宋朝事实类苑》卷2、《春明退朝录》卷上等对此事均有明确记载，并从对比的角度，对宋太宗和宋徽宗的攻伐燕幽的军事行动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有违太祖之意。凡此种种，亦可证明在宋初“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中，是不可能包括收复燕云的内容的。
三、值得注意的新思路——和平赎买燕云十六州的构想
当然，幽燕毕竟是中原故土，而收复故土，又是每一中原王朝的政治责任。宋太祖也不可能将幽燕问题完全置之度外。《长编》卷17《开宝九年正月条》载，臣下欲为太祖上尊号为“广天应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太祖则以北汉未平，幽燕未复，不欲称“一统太平”，诏答不允。可以看出，太祖并不甘心置幽燕于不复。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将收复幽燕问题排除在“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之外呢？
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不得不采取较为实际的战略方针，这自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原因。但除此之外，或许这不反映了民族关系的某些新变化和宋太祖在处理民族争端问题时的某种新思路。
中唐五代时期，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从“安史之乱”到唐末的沙陀出兵镇压黄巢起义，到契丹对后晋、后汉、北汉政权的扶持、控制，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胡人”在政治上的种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五代时期，中原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中，有三个是由吐厥沙陀建立的，并且都以“汉唐正统”自居。至于出身“夷狄”的文武大臣那就更多了。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的习俗、制度也在中原流行，形成了若干在当时风行一时，而于后世看来则不无怪异的现象，如“义儿”、“假子”、“儿皇帝”一类现象的不断出现，如忠孝、贞节观念极为淡薄等等。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汉民族所守持自恃的所谓“夷夏之大防”，也就不能不因政治、文化、习俗的种种影响而淡漠。很难说这是一种应该肯定或否定的社会现象。“夷夏之大防”的淡漠，必然会弱化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气节——“不知中国为中国，夷狄为夷狄”。而民族气节的弱化，又会直接影响到士大夫阶层的民族使命感——
祖宗澶渊未修好前，志在取燕。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得者，皆曰如获燕王头。……士大夫为庆者，每相视笑曰：“遂获燕王头耶！”（《避暑录话》）
多么令人吃惊！“志在取燕”这一严肃的历史使命，竟演变为士大夫之间的谈资笑料。“夷夏之大防”的淡漠，民族气节的弱化，民族使命感的失重，就是这样的如影随形。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夷夏之大防”的淡漠，又有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敌视，有利于摆脱民族交往（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国家交往）中的虚骄心理和僵硬态度，而以一种较为现实、客观、理性、灵活、弹性的原则看待和解决民族交往中的争端和纠纷。
就幽云十六州而言，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中原故土，收复故土的正义性和坚定性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也必须客观、实际地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要正视契丹的实际势力，不能有虚骄心理。二是幽云十六州，早在后晋前后即陆续割让给契丹，经后汉、后周两朝，至北宋时，无疑已成为一个民族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在收复燕云时，应当考虑到燕云已被割让给契丹多年的实际状况，不能将收复燕云同平定国内其它割据政权相提并论，不应作为同一性质的问题处理。当时，象周世宗、王朴和后来的宋太宗等人，虽然都曾对收复故土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在他们的行动计划或战略部署中，不但将收复幽云与对中原各国的用兵，完全视为同一性质的问题，而且还把契丹的实力估计得很低，存在着很严重的虚骄心理。如王朴竟认为“幽可望风而下”；宋太宗平北汉后，“圣心狂悦”，以为余勇即可收复幽云，结果“失于轻举”，导致全军溃败。与此不同，当时还有另外的一大批政治家，如赵普、张齐贤、李昉、田锡、王禹偁（均为宋初名臣）等，对收复燕云基本持反对态度。他们或者缺乏明确的领土主权观念，认为收复燕云是“开远夷”的侵略行为，是“以四夷劳中国”（《玉壶清话》卷1）；或者认为契丹势力强盛，北宋根本就不可能收复燕云：“戎族未乱，无烦强图，狄势未衰，何劳力取？”主张坐待契丹“自乱”（《诸臣奏议》卷129）；或者认为收复燕云是“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主张自修德政，“长令外户不扃，永使边烽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邵氏闻见录》卷6）所有这些主张，实际上是要放弃收复燕云的历史使命，把燕云置于不必收复、甚至也不应收复的地位（至于待契丹“自乱”或待其“率土归仁”，则不啻于空谈）。正如南宋吕中、叶适所批评的那样：“张齐贤徒知契丹不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知也。”（《宋史全文》卷3引吕中语）“赵普、田锡、王禹偁之流，固尝以志复燕蓟为非矣。”（《水心别集》卷10）
宋太祖与上述两派人都不同。一方面，他对收复燕云故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认为燕云未复，难称一统；另一方面，他对宋辽双方实力的估计又很实际——“今之劲敌，惟在契丹，开运以来，益轻中国”，认为以宋目前的实力，无法在军事上与契丹争锋。但他并不消极地等待契丹“自乱”，或幻想有朝一日契丹会“率土归仁”，而是萌发了一条收复燕云的新思路：将收复燕云与统一中原各政权区别对待。对中原各割据政权，则或用兵，或迫降；对燕云，则考虑到历史上已被割让的实际情况和北宋军事实力的不足，设计了第三种方式：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收复燕云。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宝，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会上晏驾，乃寝。
《石林燕语》卷3亦载：
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府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常喻近臣：欲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
这一和平赎买的方针有无可行性呢？古人尚未形成近代以来的那种领土至上的观念（如前李昉、赵普、田锡诸人反对收复燕云之语，即是明证。若李、赵诸人为近代政治家，则无论如何也发表不出不要领土的言论），特别是象契丹这种文化形态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其对领土的占有，远不如对财富的占有重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
庄宗（李存勖）讨张文礼，围镇州。定州王处直惧镇且亡，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入塞以牵晋兵。郁谓阿保机曰：“臣父处直使布愚款曰：‘故赵王王熔，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阿保机跃然曰：“张文礼有金玉百万，留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国入寇。
可见，五代时期契丹的南侵，并不以得土占地为念，而是以“金帛山积”、“金玉百万”为先。述律皇后劝阻南侵，亦是以西楼“羊马之富”足以自娱为说，故著名辽史专家陈述先生在《契丹制度论证稿》中说：
契丹一朝，自太祖以来，其凝一内部，迁徙服属，仍未脱部落俘掠观念。及盛势既张，遂欲置一傀儡政权，高坐监督，太宗立晋，即此政策之实施。灭晋之后，趋向于混一，历世宗而穆宗，则采草原本位政策。周复三关，虽由于周世宗之英武，亦籍于契丹政策之便利也。圣宗即位，已稍改此策，宋太宗察之未审，兴师复燕，所以终于纳币结盟，铸成南北朝之分立。
迨宋进兵北汉，（辽）屡次遣兵为援，与宋交锋。及北汉不支而降，宋太宗乘胜攻燕，即契丹之南京，直接相见以兵，乃大败于高梁河。辽史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可知契丹兵马尚不弱也。和局虽破并未有大规模之南侵，亦以草原本位政策之支配。
从陈述先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契丹“未脱部落俘掠观念”，即以财富人口的掠夺为第一位，财富的掠夺远比领土的占有重要；二是契丹长期以来一直采取“草原本位政策”，周末宋初，这种“草原本位”政策仍是契丹统治集团中具有“支配”地位的政策。从这两方面看，宋太祖关于以金帛赎回燕云的政策，是有极大可行性的。如果不是由于他的去世而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夭折（太宗即位后，采用以武力收复的政策），那么宋朝从契丹手中和平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当然，历史不可能假设，但这却并不妨碍我们对太祖的这一和平赎买的政策作出应有的评价。因为，这一政策毕竟为解决当时的民族争端、领土纠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较之于那种一味诉诸武力的方式，显示出太祖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务实和理性。正如前述，燕云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用军事的、战争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不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困难），而且还会激化民族矛盾，造成新的外交纠纷，从而使事态和局面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摆脱旧的方法和思路，在客观求实的基础上，提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多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要比只一条途径好，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总比以战争的手段解决要好。
燕云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无非是两种方法：战争与和平。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战争无疑地具有一种挑战者积极进取的姿态，具有一种明知山有虎、亦向虎山行的豪壮气概，这对胸怀大志、欲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正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何况，契丹为“异族之邦”，燕云本“中原故土”，征讨异族、收复故土，亦师出有名；而采取和平“赎回”故土的方针，却总是给人一种避重就轻，怯弱畏葸，气势不足的感觉，对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件不无难堪之事。何况，此前周世宗曾以武力收复了燕云的三州三关之地。这样，对宋太祖来说，选择战争的方式，就意味着他同周世宗一样，将是一个有魄力、有作为的政治家；而选择和平赎买的方式，明确表示自己力有难达，就意味着个人的政治威信或许会在与世宗的比较中受到某种暂时的损失。如此说来，选择和平赎买方针，对太祖来说，其实也不轻松，这需要另一种度量和器局，而在中国历史上，有这种度量和器局的皇帝并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