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总体环境与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论文,道路论文,条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揭示了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
从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方面进行观察，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将各国结构转变划分为三种典型类型：初级产品生产类型、工业化类型、发达经济类型。其中工业化是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必须的发展阶段。从社会生产的内容看，表现为从农产品生产为主，转向工业制成品生产为主。社会生产力的主体部分从农业转向工业制造业。与此同时，社会基础设施、各种服务业也相应发展起来。衡量工业化的水平，主要应该考察不同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但由于发展道路不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会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在计划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可能出现与农业剩余产品不相称的较大的工业制造业规模，从而使社会总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较高，生产结构的水平较高，而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第二，在没有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由于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被强制地排除在社会生产以外，或者停留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会使社会总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较高，而人均GDP水平偏低，工业化的水平也会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由于这些情况，考察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应该将生产内容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判断工业化所处的阶段。
按照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划分的三种典型类型：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人均GDP为140～280美元（1970年美元，下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平均为37％；工业化阶段，人均GDP为560～1120美元，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平均为18％；发达经济阶段，人均GDP为2100美元以上，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平均为6％。根据美国的GDP缩减指数计算，1970年美元比2000年美元为1∶3.9956。按此换算，三个时期的人均GDP分别为559～1119美元，2238～4475美元，8391美元以上。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主要是农业）占GDP的比重为14.5％，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换算为963美元。与三种典型类型比较，生产结构高于工业化阶段的平均水平，而人均GDP低于工业化阶段的水平。对生产结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差异，可以作两层分析。第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强制配置资源导致的结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已经基本消除，目前的生产结构主要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需求总量、需求结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基本由市场调节形成，供求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善。这方面因素对上述差异基本没有影响。第二，就业不充分是导致差异的基本原因。由于很多劳动者被迫游离于社会生产过程以外，或者被迫停留在低生产率的初级产品部门，因此必然导致结构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间的差异。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为我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阶段，但由于工业化的规模相对全部就业人口还较小，因此经济发展还略低于工业化阶段的起始水平，这也是我国推进工业化的一个特殊国情（注：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我国人均GDP为3220美元（1998年），经济发展相当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水平。见《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第三章“经济发展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二、我国推进工业化的总体环境
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过程中。简言之，处于加快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这构成了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工业化的总体环境。
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是在总量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条件下发生的。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后，供给短缺现象消失，面对产品供大于求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经济体制中权、责、利的不统一问题迅速暴露，经济机制对经济行为调节出现了困难。可以从两个环节观察：第一，资源使用环节。主要表现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和处置权大于其所承担的责任。例如可以独立作出生产经营方面的决定，可以独立处置企业的资产、人员（包括解雇），但对于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果，却负盈不负亏，职务安排能上不能下。其按规定应得的利益（账面的工资和奖金）与其所负的有限责任是相对应的（注：在经济管理权下放以前，权、责、利处于对称状态，经济管理权下放以后，权力扩大了，但责任没有相应变化，利益部分随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的部分得到了改变，但没有随权力的扩大而增加。），因此也小于其拥有的权力。由于权力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因此生产经营者实际得到的利益会大于其所负责任，但受各种管理和观念的限制，会不同程度的小于其所拥有的权力。因此，经营管理者的权力大于其所得的利益，所得的利益又大于其所承担的责任，权、责、利是不对称的。企业职工的利益（工资、奖金、福利）大于其对资产的使用权，具体表现为职工收入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大于其承担的岗位责任，具体表现为职工能进不能出。因此权、责、利也是不对称的。运用权力、谋求利益的活动没有与经济责任建立密切联系，必然使生产经营过程缺少规则和秩序。经济利益难以根据经济行为人承担的经济责任和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分配，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缺少有力的约束和正确的激励。第二，资源配置环节。主要表现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各级政府和所属部门，拥有资源配置权（投资、定项目的权力），但不直接从资源配置（投资的收益）中获取利益，也不拥有所配置资源（资金、资产）的所有权。这样，资源配置权与资源配置的利益、责任都没有直接联系。这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将资源配置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主体权力与责任、利益的明显脱节，使得资源配置权力的运用受相应的经济利益、经济责任的激励和约束的程度很低，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较大，以权力谋求个人利益的内在动机比较强，可能性比较大，出现各种个人利益目标引导的资源配置活动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一，资源使用环节缺少有效的约束和激励，导致在市场竞争面前，生产经营者和职工的经济行为趋于混乱无序。其二，资源配置环节，同样缺少有效的约束和正确的激励。对于政府投资主体，由于其责任和利益与财产（即所配置的资源）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没有追求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动机，不会为这一目标积极寻求可能的投资机会。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还会导致政府活动的重点从增加资源配置转向另外的方面。当资源配置活动无法实现政府的责任和利益时，政府活动的重点必然转向利用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权实现其政绩和利益。例如制定保护本地区利益的规则，例如为了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破坏国家规则（海关的走私就属于这一类活动），例如直接利用经济权力谋求个人利益（腐败）等等。在行政高度分权的条件下，这些活动导致了政出多门、规则秩序混乱、腐败蔓延，对社会政治经济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转轨型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经济权、责、利体系不对称的问题。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格局下，对经济发展总体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矛盾不突出。在产品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体制内的这一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并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从多方面制约着经济发展，潜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转轨型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以上情况下，理顺经济活动中的责、权、利关系，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任务，改革的步伐必然加快。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多变化，产权关系明确的市场主体迅速增加；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调整；市场秩序和环境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的表现。
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的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特别是与市场化进程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关系。经济更深层面的市场化活动同更深程度的国际化活动结合起来。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完善很多来自于国际经济结构的推动。而经济制度和规则方面的变化，又为中国经济在更深和更广的方面溶入国际经济创造了条件。
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总体环境，决定了我国未来的工业化活动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工业化是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进行的；第二，工业化是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推进的。
三、我国推进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顺利推进工业化，首要条件是保持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里不多加论述。从认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特点看，重点需要了解经济方面的有关条件，主要是需求和供给方面的条件。
（一）工业化的需求条件分析
前面指出，从国际比较看，相对于我国工业化水平，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由于收入是决定需求的主要因素，因此相对于工业化水平，我国的需求水平也是偏低的。应该注意的是，我国工业化的规模相对人口就业规模也是偏小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和劳动力被排除在工业化过程以外。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况：第一，需求总量拓展的空间非常大。随着工业化规模扩大，就业增加和收入增加，需求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层面较低的一般工业品需求还会扩大。第二，需求结构非常丰富。进入工业化过程的人口和劳动力，例如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需求水平也较高。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支持着不同层面的需求，多层面的需求组合起来，使需求结构非常丰富。在以上情况下，把握需求条件对工业化的影响，关键是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增长、收入增长和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扩大的问题。
（二）工业化的供给条件分析
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供给的情况，从更宽泛的角度看，还包括制度带来的供给效率。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就业压力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储蓄率水平较高，资本的源泉比较充裕。由于与国际经济更深程度接轨，可以更多地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因此技术供给能力也较高。总体看，我国推进工业化在要素条件方面不存在明显制约。目前看主要的约束来自经济体制方面。由于体制规则不能适应全面竞争的市场环境，风险创业投资受到抑制，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供给要素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初步认识
综合以上工业化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分析，可以认为未来我国的工业化处于全面展开时期。工业化的规模会较快扩大，工业化的内容会更加丰富，工业制造业的水平会较快提升。而这一过程是在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基于这一分析，我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初步认识是：第一，要充分利用国际化和后发展国家的优势，在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丰富我国工业化的结构，提高工业化的水平，提高工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扩大工业化的规模。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先导，住房和汽车产业为支柱，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基础的产业升级主线。第二，把握好就业增加、收入增长、内需增长对工业化的拉动作用。针对我国工业化多层面和就业矛盾突出的特点，在积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动工业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要依靠市场作用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扩大内需，使需求增长和工业化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关系。与此联系，在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类市场发育完善的过程中，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要积极发展容纳就业多的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第三，要及早认识到工业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努力使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实现工业化和改善环境结合的最终目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生存空间。在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在我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确立这一目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