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及其与俄罗斯等国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等国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著名美国经济学家R.I.麦金农撰文对1978-1992年期间中国的金融增长和宏观稳定政策作了专门的论述，认为中国令人吃惊的高金融增长将难以持续，但中国此间采取的双重银行政策和价格政策却有效地保持了整个经济的稳定，很值得俄罗斯及所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借鉴。
中国的物价是逐步放开的。1981年，只有10%的零售物价不受控制，到90年代初，70%以上的零售物价和85.7%的集体企业产品销售价转由市场决定，1991年，国有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70%价格开始放开。中国的成功提供了渐进改革的范例。与俄罗斯激进改革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形成对照，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稳定的，1979-1991年，年平均的城市工人生活费用指数为6.9%，零售物价总指数为6.2%，自由市场指数为6.5%。
由于市场逐步育成和物价缓缓上升，中国在开放初期的1978-1991年似乎不存在明显的抑制性通货膨胀，因此，一开始不需要像1990年的波兰，1992年的俄罗斯，或1948年的西德那样，实施重大的宏观经济调整来消除货币积余(over-hang)。但在财政方面，中国却面临同前苏联与某些东欧国家碰到的一样的问题：过去，这些国家都依靠物价控制和对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从低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与高的产成品价格的差额中获取大量的财政收入，改革以后，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扩张，价格逐步放开和价格双轨制等原因，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加之给予亏损企业的政策性贷款，结果，财政赤字明显增加。199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就占了GNP的10%，而不得不从银行系统借款弥补，十几年中，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1991年，平均每年占到GNP的23%，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在相同的收入下降情况下，中国是如何遏制住通货膨胀压力的？麦金农将此称作中国谜，并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对此作出解释。
第一，在中国最早推行改革的农村，由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获得自主权的农民的贸易条件大大改善，激励结构的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产量的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也随之增加，虽然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农民的预算约束是很硬的，他们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流动资产存量相对于当前的现金流量来源也相当少，但他们仍能依靠自己为农业投资筹措资金。此外，农户的储蓄存款（在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其他金融机构）也有增长，尤其是初期，从1978年的1.5%增加到1984年的6.3%，而另一方面，他们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却比较少。据统计，1979-1984年，农村信用社发放给农户、乡镇企业和集体农业的贷款总额，保持在总储蓄额的1/3到1/2范围内，没有贷出的存款，便作为中国农业银行的非正式准备金，而被政府加以利用。显然，在改革初期关键的年份里，农民一直是其他经济部门的重要的净贷款人。
第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部门代替农业部门成为中国经济的率先增长部门，其中，特别是新增的、价格控制相对宽松的非国有部门，发展尤其快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本身并不是国家银行体系的主要资金需求者。据统计，80年代后期对非国有部门（不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的贷款，只占到全部银行金融中介未清偿总贷款的20%左右，到90年代，非国有部门的产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国有企业产量，这个比率似乎仍然没有变化，因此，不需要诉诸于通货膨胀税，剩下的80%贷款就足以满足原有国有企业和政府的筹资需求了。这种大规模为财政赤字融通资金而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办法，是8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它将维持至税制改革完成。
第三，高储蓄同正实际利率密切相关。中国的利率政策，尤其是储蓄存款利率政策，对居民和企业增加金融资产的激励非常明显。以全国零售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为标准，中国政府使实际储蓄利率保稳正值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1988-1989年，年通货膨胀率上胀到17-18%，存贷款的标准固定利率因此都成了负值。政府迅速对此作出反应，立即提高三年期居民定期储蓄存款的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成为正值。这种指数化的措施，随通货膨胀出现而采取，随通货膨胀消失而停止，有效地激励了非国有部门和居民户的金融资产积累。
顺便要指出的是，非国有部门的新兴工业虽然没能得到许多银行贷款，但是，由高存款利率引起的金融深化，却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获得高速增长。麦金农认为，这同他一贯的主张相符：有吸引力的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获得会阻碍低收益或负收益的实物投资，并鼓励跨时期套利，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和生产性实物资产事实上是互补的。
第四，与东欧一些国家的做法不同，中国没有对国有部门实行私有化，或突然宣布取消价格控制，而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采取了双重的物价和金融政策。这些部门的价格，在计划经济下是扭曲的。如果一下子放开价格控制，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如制造业、公共设施和自然资源开采业）就会变得无利可图，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失业。为了避免这个结果，中国政府采取了逐步提高原材料价格的做法，一方面，继续借助于低成本的银行贷款和其他补贴支持大部分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实行双轨制价格，国有企业在按计划价格完成了国家任务以后，可以将计划外的产品按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时，还逐步地允许企业在外汇调剂市场上按高于官方汇率的价格相互买卖外汇。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政府正确地认识到实行价格控制对稳定生产者价格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当(1)企业仍是软预算约束，(2)在个别原材料或来自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部门的较为复杂的产品的供给中尚未形成充分的竞争的时候，即使政府成功地控制了国有企业中工人的工资，以及居民户和非国有部门间循环的现金存量，也还不足以稳定生产者价格水平。因此，在改革的初期，需要钉住国有企业间交换的大部商品和劳务的名义价格。一直要到受到现金制约的非国有部门的规模大到足以同国有部门在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时候，政府才可以放松对于国有企业的价格控制。这时，只要非国有部门的流通现金量仍在控制之中，生产者价格水平就能够保持稳定。对于在经济向市场过渡的早期，采取双重的金融、财政和价格安排，麦金农认为是可取的，因为这样可以区别地对待传统部门和放开部门。
尽管中国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导致了与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迥异的结果，但在，麦金农仍然指出，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一方面，以往实行的高利率和非膨胀性融资政策，隐含着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系统欠非银行公众的明的或暗的债务规模在快速增长。中国政府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这种做法，因为居民的货币化程度已经不低，M[,2]/GNP比率也不能无限上升，在居民的流动资产对收入的比率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政府继续大量举债，就有可能触发一场金融危机，多年的经济成就将毁于一旦，东欧式的通货膨胀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依靠传统的财政收入渠道，比如说企业的销售税收入和上交利润收入，中央政府的资金缺口就会越来越大，很难应付基础设施、老企业补贴、较高的农作物收购价，以及政府服务人员和教员的工资等的需要。财政状况的恶化，既难以持续，又不利于长期发展，因此，必须着手进行财税方面的改革，立即建立一个内部收入服务体系，以对所有的企业，不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私人的，都按统一的适度税率直接征税。随后，当人们更加富裕以后，个人所得税也将有规则地进行缴纳。当然，在这方面，处于过渡中的某些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似乎更为急迫地需要推行财政改革，以避免通货膨胀。
根据中国的经验，麦金农指出，1992年1月俄罗斯突然放开国有部门的全部价格控制，停止部门内计划调配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当时，支持这种激进做法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个主要在宏观方面，主张通过一次性通货膨胀消除原来价格控制下形成的货币积余。另一个主要在微观方面，认为，如果部分放开价格，那么，由于控制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所以，稀有资源就会从高价值用途向低价值用途转移。麦金农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提及不同的金融环境，包括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不同的货币循环，结果，俄罗斯企业无限制竞价购买稀缺资源导致了一场比1990-1991年部分价格改革下更大的通货膨胀，实际产出量也同时猛烈下降。由此可见，在参与竞价购买稀缺资源的行为者处于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突然全部放开价格控制的做法显然是有弊病的。而当时俄罗斯企业的财务软约束，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一是传统获得的低息银行存款，在价格猛涨时实质上成了补贴；企业间的相互欠债日益严重。二是卢币帐户不流动，并有被充公的风险，在通货膨胀和低名义利率的情况下，企业视实际利率为负值，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企业有兑换外国资产的选择权，它们就会以很高的价格去换取这些能够保值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卢布对外严重贬值因此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麦金农强调，中国的经验表明，在过渡时期，对国有部门的企业实行价格控制其有两重经济作用，一是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来源，由价格扭曲形成的企业盈余，通过特定的银行帐户将转入政府手中；二是可以使生产者价格水平比较稳定，因此，即使在财政改革取得进展，财政收支达到平衡以后，只要原国有企业的资金状况仍然不佳，受到现金约束的非国有部门规模依然太小，则实行一定的价格和信贷控制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