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四力”的选择与应用_集聚效应论文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四力”甄选体系与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示范区论文,自主创新论文,体系论文,国家论文,四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改革全面进入深水阶段，国家为强化高新区在试水中创新引领和内生增长作用，2009年以来国务院陆续批准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这不仅是我国火炬计划从增量到提质阶段转换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发挥示范区先行先试、降低试错成本的积极尝试。但受制于我国幅员面积、经济实力、地区科技比较优势等综合因素，示范区的确立不能存在盲目性，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选择标准和方法，从国家整体战略层面确定示范区的数量和分布等问题，这对我国实现选择性作为、重点突出、分步推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文献回顾

示范区是我国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提出的高新区改革试验路径与发展模式，是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相吻合的中国特色概念。因此，国外学者针对示范区的研究尚处空白，而研究成果集中在主体相对宽泛的高新区或科技园领域。评价维度和指标选择一直是高新区研究的热点，Makecki将要素流动性引入高新区竞争力评估中，设定了科研人员流动性、风险资本流动性等8个维度[1]；硅谷网联自1995年以来每年根据新指标出版年度硅谷指数，形成一套由5项一级指标、17项二级指标和63项三级指标组成的硅谷指标体系，成为硅谷风投走向、瞪羚企业成长与新兴产业培育的风向标[2]。知名高新区能否成功复制，它们取胜的关键要素包括哪些，这个话题吸引着众多学者比较高新区的成败案例，Saxenian分析硅谷和128公路两种不同风格区域创新系统成败经验，认为成功复制硅谷模式的关键在于营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文化，以增强高新区的区域根植性[3]；Lin运用决策实验室法从人力、技术、投资和市场四个维度，对比分析了台湾内湖和新竹科技园，认为科学的发展战略和操作模式对园区价值提升至关重要[4]。随着高新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其科技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用受到极大关注，Tann从地理有界化层面首次提出了高新区的集群概念，认为高新区作为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在技术成果转化、高新企业集聚、区域经济拉动等方面作用巨大[5]；Alessandro以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梯度推移为基础，提出了高新区作为增长极会引起积累性的因果循环，拉大发达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最终形成空间二元经济非均衡结构[6]。

示范区概念自2009年被提出便成为国内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但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多为构成要素、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等宏观性框架探讨。代表成果：辜胜阻等从组织功能、运行机制、实施效果等维度，剖析了示范区科技金融服务和政府部门两大主体的运行现状，提出了多元、网络、专业“三化”改进路径[7]；傅首清将区域创新网络和产业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视为示范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前者的完善推动后者的提高，后者的发展促进前者的成熟[8]；胡树华等构建了示范区创新系统“四三结构”框架，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了示范区创新十二要素的内部关联和运行机制[9]；王松运用极化指数测量了高新区的马太效应及其空间方向，并对应地规划了示范区的空间布局[10]。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呈现“两重两轻”特征：重视要素关联分析，轻视整体对比研究；重视定性范式解析，轻视量化模型评价，从而导致示范区的选择与布局、创新资源空间调配缺乏科学指导。因此，本文基于增长极理论和中心-边缘理论，构建了示范区“四力”甄选指标体系，并在国家高新区范围内综合运用均衡判别模型和威弗组合指数进行实证应用，以期为我国示范区甄选提供一种客观的评价工具和研究思路。

2 示范区“四力”甄选指标体系

2.1 “四力”甄选指标设计

国家高新区能否承担先试先行的示范重任，集中反映在自身是否拥有坚实的载体支撑、持续的创新动力、广阔的辐射空间、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高新区示范能力的强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综合竞争力的高低，但前者更强调综合竞争优势下的均衡性和扩散性。因此，根据权威机构经典文献指标的高频原则，在遵循客观性、可操作性、可比性、有代表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载体支撑力、自主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集聚辐射力(以下简称“四力”)四个维度，设计示范区“四力”甄选的指标体系(如图1)。

图1 示范区“四力”甄选指标体系的框架

“四力”甄选指标体系初步预选了65项指标组成第一轮评价指标体系，且在绝对指标和定量指标为主体的基础上，兼顾关键相对指标和定性指标的考量。但指标过多势必产生信息过载，使每个指标应有的重要性丧失，从而采用隶属度、相关性和鉴别力三种方法对理论遴选指标进行多重实证筛选(详细运算过程省略)，剔除了产值规模、技术收入增加额、外国投资增长率等隶属度较低、相关性较高和鉴别力较差的27项指标，从而简化和优化了示范区“四力”甄选指标体系，保证指标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如表1所示。

2.2“四力”指标权重确定

国家高新区“示范”能力强弱差异在指标上表现为数据的离散程度，为最大限度地反映这种客观分辨信息，本文选取相对精确的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该方法运用熵来度量信息量的大小，认为某项指标数值差异越大，则该项指标对系统的比较作用就越大，亦即该项指标包含和传输的信息越多，熵就不断减少，从而应赋予较大权数[27]。

3 示范区“四力”甄选模型

甄选是产品优化、产业选择、区域发展等领域必然面对的多目标决策行为，模糊聚类、排队理论、TOPSIS优选、灰色关联等理论的引入为其提供了相对科学的评判工具，然而这些方法要么只分析数据之间的距离关系，无法体现数据序列的态势变化，要么具有参评方案数量有限、信息不完备的运用弊端，这就造成甄选最佳数量的确定存在较多经验或假设成分。

为克服传统算法的固有缺陷，本文结合示范区高技术产业的集群属性和发展优势，在“四力”甄选模型构建中引入威弗组合指数(Weaver-Thomas，简称WT指数)，将国家高新区的观察分布与假设分布相比较，以建立一个最接近的近似分布，从而在多指标条件下确定甄选最佳数量和范围，这就在尽量消除主观因素影响下充分反映指标值序列的态势变化。WT指数现已广泛应用于要素集聚分析、战略产业选择、空间布局优化等领域[28-30]，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吻合性和导向性明显，将其用于示范区甄选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避免劣质高新区不平稳指标值对甄选过程的干扰，在计算各指标WT指数前插入均衡判别模型，过滤不良信息以提高示范区甄选信度。

3.1“四力”的均衡判别

根据“四力”甄选指标标准化数据和熵值法所得权重，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四力”综合评价结果，并依此对各力及示范能力分别进行排名。在构建的示范区甄选指标体系中，“四力”之间应保持一种均衡关系，“四力”越均衡，且排名越靠前，说明高新区的示范能力越强。因此，评价高新区“四力”是否均衡，可采用“落差值”法来构建均衡判别模型，用“四力”排名两两差值的绝对值来判定力与力之间是否均衡，即六个落差值分别为载体支撑力排名-自主创新力排名|、载体支撑力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载体支撑力排名-集聚辐射力排名|、自主创新力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自主创新力排名-集聚辐射力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集聚辐射力排名|。落差值γ越小且彼此越接近，说明此高新区“四力”越均衡，反之越不均衡，如表2所示。当高新区各力排名都很靠前，同时彼此的落差值都很小且非常接近时，表明高新区的示范能力很强，反之则说明高新区的示范能力很弱。

基于表2中参评高新区在不同“力”上表现的均衡状态差异性，设定以下劣质高新区剔除任意条件，筛选出p个相对优质高新区测算WT指数值：

(1)“四力”中任何一“力”处于不均衡、极不均衡或完全不均衡状态；

(2)示范能力总体排名跌出前50％，即综合排名大于0.5δ，归为此类。

3.2甄选数量与范围确定

将示范区综合排序值由大到小排列，前NQ个高新区即为示范区重点创建对象。

4 实证分析

4.1 示范区“四力”计算及甄选

鉴于截面数据的非平稳性会扩大增长率类型指标误差，本文采用2007-2011年统计数据均值作为评价指标值，并且为保证测算对象统计数据的连续性，甄选范围仅包括2011年以前批复成立的56个国家高新区，不含新增的32个国家高新区是因为批准时间较晚，缺乏相关统计数据，同时与成熟高新区相比，示范能力存在一定差距。“四力”甄选指标除采用德尔菲打分法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专利统计年报》。

根据表1建立的示范区甄选指标体系与对应数据，通过SPSS19.0软件计算，得到“四力”评价结果及示范能力排名，如表3(表头括号内数值为该力权重)。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示范区“四力”之间的均衡性，本文依据表3评价结果排名计算各高新区落差值，并将其绘制成折线图。参照均衡判别表和筛选条件，在图2中，当折线点值越小，且越靠近，判定该高新区“四力”越均衡；同时，折线左侧高新区示范能力强于右侧，从而在研究对象中选取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西安、成都、杭州、大连、苏州、深圳、南京、沈阳、重庆、合肥、无锡、长沙、哈尔滨、常州、淄博、佛山和南昌等22个高新区测算其WT指数。

通过式(1)分别计算38项甄选指标的WT指数值(限于篇幅，各细分指标的WT指数值未在此列出)，并找出各指标最小指数值出现的位置数，其中由确定的最佳数量多达11个，而由确定的仅为3个，进而确定示范区最佳创建数量。按照示范区“四力”综合排序值的大小，选择数值较大的7个高新区作为我国示范区重点建设对象，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天津和西安。

4.2甄选结果分析

经过“四力”甄选体系确定的七个重点建设示范区，不仅与高新区现实竞争优势相匹配，能够承担先试先行、探索创新的示范重任，而且在我国高新区地理格局中呈现近“菱形”空间分布，其中北京或天津示范北方地区、上海示范东部地区、广州示范南部地区、西安示范西北地区、成都示范西南地区、武汉示范中部地区，与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同时，甄选结果中北京、武汉、上海已先后获批建设示范区，这从实践层面验证了“四力”甄选体系的科学性。

图2 56个国家高新区的“四力”均衡图

从表3和图3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武汉示范区“四力”相对均衡，且载体支撑力和集聚辐射力表现突出，截至2011年中关村吸纳从业人员138.49万，集聚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企业1.5万多家，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近30家，区域经济贡献度达24％；张江高科提供就业岗位38.37万，吸引39家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完成实到外资近10亿美元，构筑了完善的生物医药创新链和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框架；东湖高新依托光电子领域的研发优势和产业孵化功能，培养了国家特色品牌基地“中国光谷”，光传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为50％。然而，相比百亿元的研发支出规模，三大示范区的R&D经费强度显得十分薄弱，远低于硅谷11％的研发投入水平，从而抑制了园区聚集经济和创新水平的提高，难以成长出像思科、英特尔、苹果等引领创新的大品牌。因此，现已批复的三家示范区应把握股权激励、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创新试点机遇，积极采用补偿基金、创投债券和投资引导基金等形式吸引社会有效资金，加大研发投入以提高企业研发强度和研发效率。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国际竞争力相比北京、上海短板明显，尤其在出口规模(67.49亿美元)和依存度(13.64％)等创汇水平领域均不及北京(231.65亿美元，25.62％)、上海(258.50亿美元，41.35％)的1/2，从而致使武汉因该力产生的落差值偏高。因此，东湖高新应积极与国际接轨，与硅谷等世界一流科技园建立一个技术和生产能力交换的互惠平台，并在技术发展方向上兼顾“外向性”，特别在光电子信息等优势领域积极承接国际项目，借助“造星计划”培育一批世界光谷品牌企业。

图3 示范区重点建设对象的“四力”指标值构成

除上述三大高新区已获批建设示范区外，“四力”甄选结果证明广州、成都、天津和西安也具备创建示范区的基本条件，但受地域性资源特征的影响，部分高新区相比示范区设定期望仍有差距，需结合园区产业优势与特色，选择合适的创建路径和示范重点，以强化优势领域的示范效应，弥补弱势领域的成长障碍：

(1)广州高新区可与现有示范区比肩，“四力”强弱和综合排序值均紧追现有三大示范区，甚至自主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部分指标已赶超，同时“四力”发展较为均衡，最大落差值仅为6。园区按照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的战略部署，以世界一流科技园为标杆，近五年研发经费投入从7亿元增长到134.64亿元，增幅近20倍，并培育出信息产业、平板显示和新材料3个千亿新兴产业集群。然而，支撑高新区创新发展的高端要素明显不足，高精尖人才严重匮乏，人才结构亟待升级，并且研发投入强度依旧偏低。与此互为因果的表象是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创新驱动力不足，整体功能向经济开发区偏移，且企业规模(=16821万元/家)仅为张江高科的1/3。因此，园区应通过创新驿站有效整合相关信息及技术资源，延伸产业链，占据价值链高端，同时把以产业引才、以项目引才和以岗位引才相结合，吸引领军、骨干、技能人才加盟，优化园区人才结构。随着离岸服务外包比例的增加，广州高新区凭借珠三角核心地缘优势，深化了与港澳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国际竞争力(=0.838)显著提升，但偏高的依存度(=48.96％)弱化了产业根植性。因此，园区应加紧承接高新技术产业制造和研发“双转移”，促进跨国公司技术知识溢出，实现内外源经济共同繁荣。

(2)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科技园之一，成都高新区瞄准高端示范区全面推进，“四力”同步均衡提升，平均落差值=4.5与东湖高新相当，并形成了高效的载体支撑和集聚辐射能力，快速成长为四川乃至西部的创新极核。园区在全国首创“大孵化”网络体系和“梯形融资”模式，形成了覆盖西部的最大孵化群和“云资本”融资路演平台，孵化密度(=182.75)和软载体水平远高于其他甄选结果。作为引领区域高新产业发展的高地，成都高新区集聚辐射力位居全国第5，规模级高新企业占全省40％以上，创造工业增加值近千亿，实现区域经济带动度达15.61％。随着园区开放度的不断增加，成都高新区的出口拉动效果(=42.41％)远超上海、广州等沿海高新区，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占全省80％以上，并凭借全球20％的电脑产量和50％的芯片测试量跻身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然而，园区的技术收入结构多年停滞在10％左右，研发创造效率不及中关村和张江高科的1/2。因此，成都高新区在强化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的同时，更应在产业政策、激励措施和启动资金等方面推动成果转化，并通过产学研战略联盟整合与串联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学科理论和零散新技术，增强政学研在企业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润滑作用，从而实现成果链与产业链的对接。

(3)滨海高新区是天津创建国家创新型中心城市的领航区，其载体支撑和集聚辐射优势日益凸显，二力排名紧追现有三大示范区，尤其劳动要素集中度(=15％)仅次于中关村，并随着“小巨人”成长计划的全面启动，企业规模偏小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同时，凭借北方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的地缘优势，园区对外引资力度相对较大，近年来外资协议额和到位额倍数级增长，合同利用外资突破10亿美元。然而，园区专注于国内高新产业市场，国际大型项目的承接能力不足，服务外包未形成品牌竞争力，出口创汇总量=49.80亿美元)和人均规模(=1.89万美元/人)远不及上海、广州等沿海高新区，拉大了的落差值。因此，园区应按国际自由贸易港模式，试行离岸金融、离岸研发、服务外包等扶持政策，减免高新技术设备进出口、服务进出口方面的关税，发挥外资的技术研发外部正效应，进而拓展国际科技与产业交流合作渠道。人才结构方面，滨海高新区科技活动人员比例和中高级职称密度分别为12.42％和9.28％，均不及其他甄选结果，成为困扰园区自主创新力提升的瓶颈。因此，园区应搭建支持人才自主创新的事业平台，完善人才扶持、股权激励、链条配套等优惠政策，合理运用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境外交流或培训研修力度，做到外部引智和内部育智双管齐下优化人才结构。

(4)西安高新区作为引领西部高新产业跨越发展的重点板块，表现出强劲的自主创新力(第4名)和集聚辐射力(第6名)，并在内陆欠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依靠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激活本地科技资源、吸纳外部要素、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科技产业的成功道路。园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7万余人，其中中高级职称密度(=29.54％)在甄选结果中遥遥领先，并依托独有的“综合孵化器+专业孵化器+企业加速器”集群发展模式，为科技企业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接力式服务，提高了R&D经费技术创造效率(=10.11)。近年来产业旗舰公司的加盟带动关联企业纷纷向园区靠拢，不仅促成了高密度的空间集聚形态(=63.46)，而且拉动了关天经济区乃至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然而，与园区突飞猛进的产业增速相比，载体支撑(第11名)和国际竞争(第17名)水平相对薄弱，集中表现为园区面积和企业规模增长滞后，并受内陆地理位置影响，园区出口创汇总额和人均额偏低，不及北京和广州高新区的1/2，出口依存度连续多年停留在 15％左右，从而“四力”最大落差值贴近较为均衡状态上限。为克服内陆环境对高新产品出口造成的不良影响，园区应把握自身差异发展价值的定位，对整体产业价值链进行集成和再造，提高产品性能差异价格比、服务差异价格比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站准全球要素市场资源配置价值链的最佳位置。

5 结语

为了在庞杂的高新区群体中更科学准确选取示范区，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载体支撑、自主创新、国际竞争和集聚辐射四个维度，经过多重实证筛选确定了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四力”甄选指标体系，并运用均衡判别模型和WT指数构建了综合甄选模型，在确保甄选信度的前提下充分反映指标值序列的态势变化。同时，在全国56个国家高新区范围内进行了实际应用，最终选定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天津和西安为示范区重点建设对象，并分析了各甄选高新区与示范区期望目标的现实差距，结合“四力”强弱提出了强化示范效能的政策建议。

面对高新区非均衡发展的形势，“四力”甄选体系的构建以期为示范区提供一种合理有效的甄选工具，能够更清晰准确地反映各高新区的实力与不足，为今后示范区政策和改善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更合理的依据。示范区甄选作为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本文所提出的“四力”甄选体系只是粗略构建了指标体系和模型框架。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对甄选体系中“四力”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入的探讨，如：示范区创建各阶段哪个“力”是推进的主要因素，如何调整“四力”之间的均衡关系以达到示范效应最大等；同时，待近两年新批复的国家高新区公布统计数据之后，将在后续研究中增加研究样本，实施动态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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