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差距论文,因素论文,区域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区域差距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不管是东、中、西三大地带间，还是各省市间，这种差距所给予人们的直观感受日益强化。当我们为这种地区差距现象所吸引，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必须解决两部分问题：准确地描述、衡量区域差距状况，以及探讨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
在区域差距状况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普遍认为区域差距比较大，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是在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存在的争议比较大。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林毅夫、刘培林在分析中国区域差距问题后，提出：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注：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蔡昉、都阳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注：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魏后凯研究1985-1999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后发现：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注：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沈坤荣、耿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注：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差异等方面解释区域差距的成因。
我们认为以往许多研究者所作的各类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方面，区域差距的形成过程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影响因素往往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总之，分析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无法通过一两个因素间的比较就得出全面、科学的结论，因为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另外，不同时期的数据有其自身特点，需要结合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应用不同的数据分析方法，加以分析。所以，本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等计量指标，描述了区域差距分阶段变动的状况；在此基础上，首先建立一个分层次的影响因素体系，然后根据区域差距指标所显示的地区差距发展阶段性，分阶段研究不同时期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区域差距变动状况
在描述区域差距状况中，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区域差距的历年变动趋势如何？目前区域差距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一）1970-2002年期间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
1.1970-2002年间基尼系数、（注：
。在这里，基尼系数被用来衡量地区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变异系数历年变化状况
将历年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变动绘制成折线图（图1和图2）：
资料来源：同表1。
图1 1970-2002年GDP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同表1。
图2 1970-2002年人均GDP的变异系数
表1 1970-2002历年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
年份基尼系数变异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变异系数
19700.244 0.8841987
0.227
0.671
19710.236
0.8671988 0.228
0.644
19720.231
0.8851989 0.226
0.621
19730.241
0.9121990
0.216
0.608
19740.266
0.9521991
0.229
0.637
19750.261
0.942
1992 0.242 0.655
19760.276
0.9711993 0.251
0.668
19770.252
0.9671994
0.254
0.666
19780.249 0.9881995
0.253 0.671
19790.234 0.9221996 0.247
0.670
19800.236 0.9151997
0.249
0.688
19810.226
0.873
1998 0.252
0.704
19820.220
0.824
1999
0.256
0.676
19830.217 0.7862000 0.245
0.640
19840.220
0.7542001 0.263
0.665
19850.223
0.742
2002 0.267
0.663
19860.226 0.706
注：本表利用分省的人均GDP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
资料来源：由刘明兴收集整理的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汇总。（注：该数据汇总中2000、2001、2002三年数据由本文作者收集补充。）
结合图、表分析发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大致的变动轨迹如下：
基尼系数的变动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0-1977年期间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只有在1971年、1972年出现过短暂的下降）；1978年开始，基尼系数出现了明显下降，并且在1992年之前都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1992年开始，基尼系数又开始上升，中间略有小幅波动，但一直维持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2001年和2002年的基尼系数都已经超过0.26，分别接近和超过1970年以来历史最高水平。
变异系数的变动过程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和基尼系数的阶段划分基本吻合。1970-1978年，变异系数逐步上升，并在1978年达到最高水平；1978-1992年，变异系数达到最高点后开始降低，到1991年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1992年至今，变异系数略有上升，但基本维持稳定，并有所波动，2000-2002年，变异系数上升趋势比较明显。
比较两个指标的变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两个指标所显示的一致性结果是：改革前，区域差距是比较大的，改革开放后一直到1992年之前，区域差距开始缩小。两个区域差距状况评价指标出现分歧是在1992年之后，也就是全面建设市场经济开始之后。基尼系数显示，1992年之后区域差距增大很快，到了2002年，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变异系数显示的地区差距状况则相对乐观：1992年之后，差距水平一直比较低，近几年仅略有提高而已。不过相同的是，二者都显示了2001-2002年区域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
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性？两个指标分歧的原因在于：各个省市之间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缩小了；而区域差距的“受众”却增加了，即原先是人口数比较小的地区间差距大，现在则是人口众多的地区间差距大。
2.1970-2002年间塞尔指标变化状况
塞尔从信息量和熵的概念出发考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熵是信息量的期望值，即期望信息量）。（注：尚卫平：《我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程度研究》，《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8期。）个体之间越是接近，塞尔指标的值越小。塞尔指标越大，则表明个体差异性越大。塞尔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地区差距，而且根据各个地区所属的地带，可以将这种差距分解为地带内差距和地带间差距。
根据表2作图3：
图3 1970-2002历年间塞尔指标变化状况
表2 1970-2002历年的塞尔指标
数据来源：同表1
塞尔指标的变动阶段以及变动过程和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比较接近：1978年改革前区域差距大；改革后，区域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到1991年，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但1992年后塞尔指标又开始上升。这进一步证明，改革初期区域差距确实是明显缩小的，随着改革的推进，区域差距又开始扩大。三大指标所显示的区域差距变动的阶段性是一致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
图4 三大地带人均GDP的差距
塞尔指标的特殊意义在于该指标能将区域差距分解成地带内差距和地带间差距。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地带内差距在逐年缩小，而地带间差距在逐步扩大，从1993年开始，地带间差距对于塞尔指标的贡献超过了地带内差距。这说明从1993年开始，地带间差距开始成为我国区域差距的主要影响力量。
（二）近期区域经济差距的状况
在分析了区域差距的历年变化情况以后，我们利用最新的数据（2003年的统计年鉴）来集中分析近期的区域差距状况。
1.三大地带间人均GDP的差距状况
通过右图，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东、中、西地区间的差距非常大。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十分明显，中部和西部的差距则不大，中部各个省市人均GDP比西部略高。可见，我国的三大地带差距主要表现为高度发展的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
第二，三大地带的内部均衡性也是不同的。东部地区内省市间落差非常大，而中西部内部的省市间落差比较小。
2.全国务省市的人均GDP分布状况
为了进一步具体了解我国人均GDP的省市间分布状况，将各个省市按其人均GDP分组，得到下表（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地区差距的一个基本特点：地区之间呈现一种金字塔式的地区差距模式。落后地区构成庞大的塔基，最发达地区集中于三个直辖市构成尖锐的塔尖。这种模式和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的地区差距模式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缺少中间过渡的省市。在分地区的收入构成中，这种金字塔模式是非常危险的。当基座还不是非常巨大，分裂力量还不足以导致社会裂变时，这种模式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一旦基座膨胀，基座与塔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分裂力量将增大到系统难以维持的地步，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裂变、重构。所以虽然目前的地区差距模式，还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各地区之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但是这种金字塔式的区域差距模式已经潜藏了很大的危机。
表3 各省市按人均GDP分组（元）
＞20000
上海、北京、天津
15000-20000
浙江
10000-15000 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黑龙江
河北、新疆、吉林、湖北、海南、内蒙古、湖南、青海、
河南、重庆、山西、西藏
＜10000
江西、宁夏、安徽、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
注：各组内，各个省份按人均GDP高低从左至右排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
三、区域经济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区域差距非常明显，而且有扩大趋势。是什么因素导致区域差距的变化？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影响因素分析的框架，然后运用1970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域差距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分析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无法通过一两个因素间的比较就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因为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合力的影响作用。以往许多研究者所作的各类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的结论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并不形成绝对的冲突。这是因为一方面，区域差距的发展过程是受各个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因素往往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本文认为，要理解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并寻找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合理的逻辑是：
地区投入要素的状况（包括质和量两方面）→这些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经过配置后这些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即使区域内所有地区要素的状况（包括质和量）、要素的配置效率、要素的使用效率都一样，这个区域内仍然会出现经济活动向某些地点集中，导致地区的非均衡发展，这可以归结为空间格局变动力量的作用。影响因素系统框架可以描述如下：
影响区域差距的具体因素，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分析其作用的过程。比如，财政分权就会引起各个地区“要素投入数量”改变，而且由于财政投资的主体特性，“要素的配置效率”也会产生变化。
1.投入要素的量和质
传统意义上的三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包括自然资源）。这三种要素的投入“量”无疑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同时，这三种要素的“质”的特征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要素投入量
在要素投入因素下，具体又可分为以下这些因素。
此处着重分析资本因素。首先，本地区的资本累积直接影响该地区的资本数量。一个地区的人均资本增长会遵循什么模式，一直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索洛一斯旺模型认为，在均衡的状态，人均资本增长将为零（经济增长、消费增长也都为零）。但是，在这个模型中，储蓄率是外生的。（注：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凯斯和库普曼斯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内生决定模型。但是，在这个模型的最后稳态中，资本的增长率仍然是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则通过改变索洛一斯旺模型中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得出资本增长速度趋向于一个非零的常数这一结论。这些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但是为我们分析“本地区资本积累”的机制、成因、趋势提供了思路。其次，影响一个地区资本存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地区资本流入。区域吸引此类资本的根本性措施只有一个：提供给资本盈利机会。从根本上讲，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受到本地区资本供给的限制，关键在于区域是否具有足够的有效资本需求。（注：杨开忠：《加快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3期。）
——要素质量特征
要素质量的特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素的禀赋结构状况，二是要素的空间配置状况。
(1)要素禀赋的结构状况
这里所说的要素禀赋结构主要指一定区域内各类要素的比例构成。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往往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注：林毅夫、董先安、殷韦：《技术选择、技术扩散与经济收敛》，“林毅夫发展论坛”，网址：http://jlin.ccer.edu.cn/article/atticle.asp?id=175，2002年。）一个国家（地区）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所以产业选择应该基于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违背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的比较优势的地区，其CDP增长将受到负面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对区域差距的产生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
(2)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
要素质量特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特别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资本因为具有高度流动性，明显区别于人口和自然资源）。虽然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要素的自然的空间分布状况，但是这种变动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某个拥有理想资源组合的特定地点，往往得到优先的、快速的发展。自然资源“量”上的优势，只有结合其空间分布——这一“质”上的优势，才能构成完整的资源优势。
2.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拥有的要素数量和质量只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些要素如何配置则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以前，全国的要素配置是通过统一的计划机制进行的。实践证明了这种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市场化改革开始后，逐渐以市场取代计划来配置要素，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但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且改革在空间上是逐步推进的。这就意味着，市场化进程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差异，并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异，它是区域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3.要素使用效率
在要素的量和质既定，并且已经得到了某种形式的配置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另一个因素——要素使用效率。
在微观层面上，要素最终是交由企业使用。企业使用要素的效率和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而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源头是劳动分工。所以，一个社会里的分工越细化，要素的使用效率就越高。
另外一个和企业的要素使用效率相关的问题是“企业自生能力”。（注：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林毅夫发展论坛”，网址：http://jlin.ccer.edu.cn/article/article.asp?id=72。）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企业不能生存），那么投入这个企业生产中的要素的使用是没有效率的。在西方经济学的隐含假设中，企业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自然淘汰。所以，不存在“企业自生能力”对于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其实是一个转轨中国家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问题。
一个企业使用要素的效率还受由其他企业所构建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就涉及企业的空间集聚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包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内部效应是指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一种效应，是企业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入企业内部后产生的效应。外部效应则是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形成的效应。在外部效应中，我们强调了企业网络的作用。（注：陈秀山：《企业发展与区域竞争力》，《领导之友》2004年第1期。）企业网络的形成，不仅可以减少和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且也为企业学习、模仿和创新提供了途径与可能，可以帮助和促进企业建立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制。通过组建企业网络，可以将外部的信息、知识内部化，活化企业的内部资源，最终提升企业网络内整体的要素使用效率。
在宏观层面上，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等也会影响一个区域内的要素使用效率。在模型中，难以对这些因素精确量化，进行计量分析，但是这种影响可以被人们的经验观察所发现。
4.空间格局变动
资本、劳动力、技术是决定产出的最直接原因。这些因素能解释为什么“产出是这么多”，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产出会在这个特定的位置”。
空间格局的变动是政府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它对于地区差距的影响可以根据时期选取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便是一个完全均质的区域（区域内资本、劳动力、技术无差别），其区域内的经济分布仍会呈现某种规律性，不会均匀地分布在区域内所有范围。这种分布的形成类似于物理过程的吸引和排斥，最后达到均衡的空间格局。虽然非均衡是常态，但是总有内在的调整机制使其不断向均衡状态靠拢。比如杜能的农业圈理论说明一个均质的沃野平原将产生圈层式分化，六大圈层将生产不同的农产品（注：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86年。）。而沃尔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则描绘了一个等级鲜明的中心地体系。（注：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理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空间格局的变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明显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是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出现分化。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和区域政策的实施则更多地影响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所以，空间格局的变动也构成了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历程和对区域差距形成的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把握，我们对于区域差距形成原因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影响区域差距的因素是系统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我们将1970-2002年期间划分为1970-1978年、1978-1992年、1992-2002年三个阶段，选取1978年、1992年这两个时间点对1970-2002年期间进行划分符合我国的经济改革进程，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分界点，而1992年则是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开始，而且前文的分析也清楚地显示这两个时点是我国区域差距变化的转折点。
1.1970-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下，政府完全控制了资源的使用。在这个阶段，要素的投入数量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各种要素的投入方向——要素配置效率）完全由中央统一计划决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区域规划可以通过要素的空间投入分布来体现。所以，本阶段集中研究要素投入数量的影响力度。
——选择变量
首先在庞杂的影响因素中寻找到具有解释力的变量，为此先要通过简单相关系数初步筛选变量。计算各个经济变量（注：共包括60个变量。）和GDP（注：为了和其他以当年价计量的变量相匹配，不使用实际GDP，而选用名义GDP。）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各地的当期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财政支出和原有的经济基础（前一年GDP）对于GDP的影响都很大。
从中选择相关系数最大的4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
——建模
利用线性回归建模得到的初步的模型检验显示，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比较明显。考虑到存货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可以看作一个指标，剔除这个指标不会造成信息的损失，所以去除变量
。
调整后得到新的标准化回归方程：（注：为了便于比较各个变量的影响力度，采用标准化回归方程，方程中变量是经过中心化的标准化变量，方程中采用的回归系数是标准化回归系数。）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都通过了，并且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而且通过残差图分析发现也没有出现异方差问题。
——结论
从模型分析来看，各个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说明原有经济基础好的地区，当期GDP的水平就会比较高；随着资本形成总额扩大、财政支出的增加，GDP会增加。
比较标准化后的变量系数，发现影响力度按大小依次排列为原有的经济基础（前一期的GDP）
，当期财政支出
，当期资本形成总额
。可见在这个时期，原有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各个地区GDP的最主要因素。这说明，在这个时期，虽然财政支出所代表的现期投入对于GDP影响显著，但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毕竟不是另起炉灶式的建设，原有的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对现期的经济发展形成重要影响，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延续性。第三位的影响因素是资本形成总额()，表明一个地区消费越少，投资越多，则该地区的GDP总额就越大。这反映出这个时期内各地区普遍存在的“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2.1978-1992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
这个时期既有别于1978年之前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同于1992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价格双轨制明显体现了这个时期的过渡特征。
在这样一个计划的力量逐渐淡出，市场调节的力量开始加强，但并未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过渡时期，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需要实证分析予以解释。
——选择变量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影响GDP的因素比较复杂。有必要对同类的变量进行整理，避免重复从而导致模型难以通过检验。进行比较筛选后，最后选用了八个变量：
——建模
从初步的相关结果来看，对GDP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而且通过各个影响因素间的相关分析发现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相关性，所以用因子分析（注：为了避免不同变量的单位对于因子分析结果造成扰乱，所有的原始变量都做了标准化。），的方法来建立模型。得到模型（见表4）：
从结果来看，八个变量综合为两个公因子，第一个因子在年末从业人数、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原值、财政支出这几个变量上载荷比较大，综合体现了一个地区生产性投入要素的状况，可以将这个因子命名为要素投入因子。第二个因子在出口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上载荷最大，所以可以将这个因子命名为对外经济联系因子。
——结论
从模型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要素投入，但是对外经济联系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因素，居于第二位。这标志着“开放”对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凸显。而第一个因子中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载荷系数和要素投入的载荷系数影响方向相反，说明在这个时期，国有工业比重低的地区发展比较快，这体现了“改革”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在这个改革开放起始阶段，虽然要素投入还是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但是改革开放进程的差距开始强烈地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表4 因子分析统计量
表5 因子矩阵
第二，按前面划分的四大类影响因素归类，则第一因子应该归入要素投入这一影响因素；第二因子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应该归入要素投入影响因素，而对第二因子中的出口占GDP比重则应该深入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出口比重大的地区GDP的值也大，表明要素投入到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比较多的地区经济增长快，要素配置倾向于出口行业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好。所以这个变量的影响应归入要素配置效率这一影响因素。由此可见，在四大类影响因素中，第一类的投入因素还是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价格双轨制的终结、市场力量的逐步壮大，第二类的要素配置因素开始对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产生影响。
3.1992—目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在这个时期市场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那些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地区，经济发展就比较快，反之在那些市场化进程比较落后，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比较多的地区，经济发展就相对滞后。在这个市场化开始扮演主角的时期，是什么主要影响因素开始“浮出”水面，需要我们运用现实的数据进行分析。
——选择变量
在区域差距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思路。所谓“绝对收敛”，是指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将产生趋同，或者说穷国趋于比富国增长更快——不以任何经济特征为条件。（注：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条件收敛”则指明，只有在控制了诸如人力资本禀赋、储蓄率、人口增长率等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才表现出趋同。（注：Oded Galor,Convergence?Inferences from Theoretical Models.Royal Economic Society,106(July),1996.）或者可以这样说，只有那些结构特征（偏好、技术、人口增长率、政府政策）一样的地区经济才可能趋同，而且这种趋同和他们的初始状况无关。如果两个经济体存在异质性，两个经济体的稳态是不同的，则一个经济体离自身稳态越远，增长越快。（注：与这两个概念相联系的还有“俱乐部收敛”这个概念：只有那些结构特征（偏好、技术、人口增长率、政府政策）一致，而且初始状况相同的地区才能趋同。）这为我们选取变量、建立模型提供了思路。借用增长理论中的公式，建立下列模型：
其中R：人均GDP增长率；：初始期人均GDP，这里用的是1993年的人均GDP；：初始期的人力资本状况，用的是1990年具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的比例；：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用以表示市场化进程；：各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用以表示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力度；
（考虑到由于所处地带不同而形成的对GDP的影响，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带省市该变量为3，中部地带省市为2，西部地带省市为1）；C：常数项。
——建模
利用1993年到2002年的数据，根据公式(2)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从结果来看，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和方程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都通过了。容忍度检验和方差扩大因子检验都显示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影响力最大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616个百分点。初始的经济状况、人力资本状况对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的，可见各个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敛。这和前面的变异系数分析是一致的。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及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系数都是负数说明：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劳动力投入、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的系数为正，说明要素投入数量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成正比的。地区虚拟变量系数显示了空间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西到东，越是向东部推移，GDP的发展水平越高。
表6 回归结果
——结论
在这个时期，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首要因素是要素的投入增长状况，其次是市场发育完善程度。在市场发育良好的地区，经济显示了更高的增长率。对于国有经济比重问题，有学者认为：正如激进转轨国家的经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私有化本身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这些企业进入了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注：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本文认为，非国有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并充满活力，这本身就是非国有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因为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些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意味着社会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这就是市场化进程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以，市场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四大因素划分中，我们可以把市场化进程因素归于要素配置效率因素，因为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凡是市场发展比较完善的地区，要素的配置效率就更高。劳动力投入因素的影响力度排在第三位。空间因素也开始在这个时期发挥作用，居于第四位。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距严重，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则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主要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如何缩小区域差距，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我们认为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一）各个阶段的分析都显示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要保证区域间协调发展，必须从源头——投入来进行调整。对于落后的中西部来说，如何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等要素特别重要。
（二）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化不仅是内在的要求，各个地区都将面临外部力量的约束。市场化进程对于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仅限于要素配置效率，而且更广泛地影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缩小各地市场化进程方面的差距，是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另外一个因素。对于中西部来说，要缩小和东部的差距，就必须大力提高生产的效率。虽然目前中西部和东部相比，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巨大落差，但是在引进和运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方面，则有可能具有其独有的后发优势。需要避免的是不顾本地实际盲目引进高新技术，引进技术必须遵循“适用”的原则。
（四）此外，中西部必须扬长避短，积极开发利用自身的空间优势和独有的区位资源，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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