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试论论文,立场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思想立场层面研究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意义
有关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之观点已有不少篇什论述，但是单从观点层面的引述与分析，对于呈现思想本身的结构，是远远不充分的。观点所由出的立场，以及所由立的场地，相对于观点而言是更先在的问题。观点只是思想的道路中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一切把握到的能表述的东西。“思想立场”这一词语所能引出的意义有：思想的场地、思想的场域、思想丛林中的路、思想的可能与界限。尽管未思的东西，逻辑上有无限的可能，但是所思的东西，受条件的约束，只能是特定的场域和道路。笔者在阅读几位影响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进程的思想者的作品时，从其纷繁、纷争的观点中找到一些共有的思想路向或场域，即本文所指的“思想立场”。显现这些思想立场，对于理解近代高等教育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遗产，或许有一些切实的意义，对于理解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和思想，或许有一些映衬的价值。这些思想立场包括三个独立的方面：科学立场，个体立场，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立场。连接这些立场的是自由：自由地探索导致科学，自由地思想导致个体，自由地行动导致“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这些立场是自由的结晶，映衬了自由的价值，所以本文将这些立场归入自由主义的名下。
从思想源流看，自由主义在不同的思想者那里呈现出不同的理解侧面。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1](P5-6)“建立在“生而自由”基础上，根据约定程序订立的契约，体现的是公共意志，即转让的自由。“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1](P19)，这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社会契约的订立是基于个人自由，为了个人自由的。洛克则澄清了内心自由与信仰的关系：“无论人们怎样礼拜上帝，都只有在他们自己确信那种方式能够为上帝所悦纳时，它才是正当的；反之，非出于这种信念去做的任何事情，其本身便注定是不可取的，也是上帝所不予接受的。”[2](P24)边沁从功利原理出发追溯到个人利益逻辑上的先决性：“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3](P58)约翰·密尔顿从思想、言论自由出发，着力于自由政治制度的设计。马克思从时间的维度扩展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空间：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社会须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保障每个人的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哈耶克则从自由的反面“强制”、“奴役”来定义自由所涉及的空间：“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4](P3-18)
无论自由的空间意味还是时间意味，都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社会各方面的制度都要有利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的实现。社会是由个人、社群（包括阶级、阶层）、民意国家构成的，每一部分的构成倘若都独立的追求（而不是等待他者的给予）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就是成就独立的个体，形成制约机制，将有利于良好制度的形成。制度设计固然是观念的结果，但观念是求真过程的结果，同时必须接受理性的检查。
自由主义，从其字面意思看，即信奉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谈论，至少有两个方向：欧美思想史中的自由主义是以捍卫个人的权利为基本出发点的思想集合；日常语境中批判的自由主义，自由与散漫无组织、无规则任意而为相关。本文所指的“自由主义”与第一种“自由主义”相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所论述主题大多为“国家”、“民族”、“社会”，并且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下阐述表达其自由主义立场的。
二、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立场及其历史意蕴
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者关注高等教育基本问题时的思想进程和结论，这些思想进程和结论显现了其所持的思想立场，思想立场则暗中决定了其思想进程。科学立场、个体立场和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立场，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者思虑高等教育问题时的基本立场。科学取怀疑态度，取论证精神；个体取独立态度，取宽容精神；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取本位态度，取职业精神。
（一）科学立场
持科学立场意味着求真而不预设真理，取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将自身的思想诉求与历史传承下来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区分开来，与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区分开来，与他人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区分开来，这样才有可能研究以上诸观念和思想方法。怀疑的态度刺激思想者论证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这样思想者从中体会思想的乐趣：推进思想（澄清观念、发现事实）。“如果真理本身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观念圈子，通过批评并借助修正而获得发展，那末，在任何特定时间构成社会主要观念的对真理的理解，当然就是粗糙和不完善的。集体意志的机关是法律也好，是舆论的压制也好，如果限制人们进一步探索，这里面所包含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5](P54)科学在自由的精神中探索未知，科学追求认识的自由。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者一直坚持倡导科学精神，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历史、现实中的社会及人生问题，以科学的方法澄清事实，谋求问题的解决。当一种主义、一种口号、一种思潮以不加分析、蛊惑人心的方式出现时，自由主义思想者坚决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捍卫科学的立场。
自由主义思想者以科学的立场观察、分析社会，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6](P242)，“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的立场将一切被给予的观念悬置起来，避免受其影响。由于外在给予的观念和自己习得的观念强大而顽固，因此必须持久深入地怀疑和批判，才有可能悬置被给予的观念，才有可能坚持科学的立场，而非仅仅一时一地的科学立场。正如陈独秀（注：从遗留下来的文本看，陈独秀的思想立场相当复杂，但其思想流动本身显示，自由主义是其重要的思想元素和动力。“自由在这方面的基础是把思想看作一种依靠精神上的法则而生长的东西。”陈独秀为其思想的流动付出了生活的代价。）在《国庆纪念底价值》[7](P261)，一文中表述的：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和无价值的迷信。自由主义思想者在观察高等教育、思考高等教育问题时，像其一贯主张的那样，坚持了科学的立场，渗透了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试以胡适《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8](P329-333)一文析之。
科学、民主宪政、近代教育都曾是一时的热点，却都没有坚持下去。近代教育事业刚开头，就有人称教育破产，胡适追问：我们今日还只是刚开始试办教育，距离现代国家的教育相去甚远，本来还没有“教育”可说，怎么谈得到“教育破产”？胡适分析了教育由迷信、狂热到冷淡、怀疑的原因：第一，是教育界没有尽到责任，自己毁坏了在民众中的信用。北京教育界倡导教员罢课一年多以达到索薪的目的，如此为争自己权益延误学子学业，难怪人们瞧不起教育界了；第二，教育界长期卷入政治运动漩涡中，忘记了立身之本；第三，教育行政当局无力管理教育，私立中学、大学为了营利，没有办学条件也纷纷挂牌办学；第四，这十年来，高等教育机构添置太快，大学地位和程度降低；第五，粗制滥造的毕业生增多了，而社会上的事业不能有同样速度的发展，这一切使得教育在社会上的信用大跌。
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教育的破产是因为教育界辜负了国人的期望，教育界（包括教育行政当局）必须面对、反省自身的问题，而国人对于教育过于急功近利，对近代教育的功用还不曾有认识，局限于皇权专制时代“读书—科第—做官”的想法。所以，胡适进一步推论：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有真正的教育。而国人、教育界、教育行政当局（政府）都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责难教育破产：教育界认为教育破产的责任在政府，谁让他不给钱；国人认为教育破产的责任在教育界、在政府；而政府则哭穷或认为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此相互推托，囿于自身的利益要求，教育自然呈现不振的态势。
科学的立场应该是：不陷入各种利益观念的纷争，而是暂时加以悬置，经过细致具体地论证，将各种利益观呈现出来，弄清楚各自的问题和所要担负的责任。不仅思想上自律，而且行动上坚守。胡适、陈独秀、蒋梦麟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教界人士认为，科学不单单是学理的内在要求，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追求，科学必须进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行为做事的眼光、程序和方法，才是对科学抱有彻底的信仰，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
自由主义思想者在面对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问题时，无论是大问题，还是细小问题（大、小只表示问题域，不表示重要性），都恪守科学立场。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办不办农科的问题上，表现出理性的科学精神和方法[9]。1933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后有志改良农业，振兴农村经济，教育部指令清华大学筹办农学院。以梅贻琦为首的清华大学校方经分析认为办农学院时机不成熟、条件不成熟，应该缓办。其分析如下：(1)办农学院旨在改良农业，救济农村经济，但事实证明，农科大学生无补于农村改进；(2)清华大学附近已有北平的农学院、保定的农学院；(3)宜先办农事实验场和研究所，聘请专家研究关于农村之各项重要问题，等研究有了结果，再设法推行，真正于国于民有切实效用；(4)实验场、研究所办好之后，高等农科教育才有凭藉，才有切实的内容可传授。这四方面的分析要回答三个问题：(1)办农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2)在清华大学办农科有没有必要；(3)有没有办农科的条件。像办农科这类事情，在一般人看来，趋向于实务、操作性质，但清华大学仍当作科学问题来做，追问其是否合理、有效。追寻或辩驳一件事情合理与否、有效与否的依据即是理性的行为，体现了科学的立场：不盲从，有充分的根据才着手行动。
科学求真，求真是一条特殊的道路，贯穿于生活，落实在人生，既是学理的内在要求，又是行动的内在要求。与科学立场相照应的是个体立场。权力、文化乃至情感因素时时左右人的思想和行动，“悬置”、“怀疑”、“论证”及纯粹思想本身对“日常的人”而言是陌生的。思想之先没有确切的结果，方向和道路都需要在思想的行进中把握。有独立的思想品质，坚持个体的立场，才能持续地思想，从而显现科学的光芒。
（二）个体立场
个体立场是自由主义思想者自由思想的灵魂，是其能够自由思想的基点。离开个体立场意味着个人、社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不代表自身，也就不能为其表达和行为负责。坚持个体立场意味着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然后对自己思想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个体立场以自由为出发点，以责任为落脚点，由一个个个体性质的个人，才能结合成社群、社会，由一个个个体集合的社群、社会才能结合成民主的国家。民主不是被给予的，而是个人、社群、民意国家争取个体立场和个体主张的自然进程。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为自由、独立的民意国家的建立奋斗了一生。自由主义思想者通过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捍卫了个体的立场。蔡元培在《民治的起点》[10](P222)一文中，表达了民治的起点应当从个人和基层的“自治”做起的思想。在改造旧北大的过程中，蔡元培充分尊重了个体（如新派和旧派、留学归来学有所成的博士和没有学历有学识的年轻学者）的价值。尽管蔡元培有自己的倾向和好恶，但当自己的倾向和好恶足以危及某一个体的独立价值时，蔡元培悬置的是自己的倾向和爱好，从而保证了那一个体的价值，虽然那一个体在多数人或主流社会看来，并不合时宜。即使是错误的意见，“自由主义者公正地对待错误意见，要求认真地听取，仿佛它们和自己的意见一样重要。他随时准备使他自己的信念接受考验，不是因为他对它们表示怀疑，而是因为他对它们深信不疑。因为，他认为正确的也好，认为错误的也好，他相信它们都适用于一个最后的考验。”[11](P58)
蔡元培通过兼容并包个体的价值，涵养了自由研究、独立求真的风气，此种意识一旦蔚然成风，北京大学就首先成为具备个体性质的民治组织。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较好地阐释了具有个体性质的民治组织北京大学：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视，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12](P260)。
作为个体的个人因为坚持自己独立地看、听、体会、思考，和世界保持着距离，而不是身陷其中受其左右；独立个体不仅批判他者，也深究自己的意识、观念及其思想方法。诚如鲁迅所言，我的确时常批判别人，但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3](P398)一文中阐释了自由主义思想者在道德问题上的立场：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对于教育中的社会问题，上文提到胡适认为政府、教育界、国人要各负其责，笔者联想到，目前批判的所谓“应试教育”问题以及提倡的素质教育理想和措施，恰有责任不清、混淆责任的问题（注：参见本人硕士论文《教育生活初探》第四部分“对现实教育危机的一种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教育科学研究所1998年。）。对于教育中的教育问题，蒋梦麟则认为：我想做教员的应该责备教员，做学生的应该责备学生，不要彼此互相责备。彼此互相责备（而不责备自己的话），就是彼此互相逃责任，那就糟了。
可见，个体立场是以自由为出发点，以责任为落脚点的，而学者的自由，无非是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学者的责任，无非是学术和思想的责任；教育者的自由，无非是教育的自由，教育者的责任，无非是教育的责任。
（三）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立场
学术、思想是学者最有兴趣做的事情，但自由主义思想者从不把学术、思想看作社会生活之外的闲情工夫或个人事务，而是将其视作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个人作为个体独立从事学术、思想，即是在担负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将其学术、思想的经历和成就予年轻一代薪火相传，也就是以学者和教师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立足于世。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身份意识非常强烈。当有某种外在压力或形势所迫危及其身份，或者说当自由主义思想者不能自由思想，没有学术自由，教育的另一方受思潮、国难、社会动荡的影响不能安心读书时，自由主义思想者就会坚决地站出来维护其身份，坚持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立场（注：当然，学者也要面对其他方面的诱惑和责任，比如做官从政、组织政治团体开展政治运动等等，当这些诱惑和责任在其意识中占上风时，由于受各种场域逻辑的制约，自由思想和学术就会成为问题。）。
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演说表明了其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立场，[14](P14)：最后我不得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时刻不忘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这一立场想表明：(1)救国要分途，要做长远打算；(2)各就各位，尽自己的责任；(3)教师、学生这样的社会角色，要担负学术救国、专业人才救国的责任。自由主义思想者中的大学校长像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团结诸多大学教授（这些教授未必都是自由主义思想者，但他们从肯定自身工作的价值出发，维护其身份和地位，恰与自由主义思想者一致）坚持这一立场，自觉地做着教育自救救国、学术自救救国的工作。教育、学术首先是自救，因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由皇权专制社会作为仕途敲门砖的教育和学术脱胎而来，近代化的道路刚刚开始。
“五四”以来，学生罢课运动连续不断，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在自由主义思想者看来，如此不计后果，冒着教育崩溃的危险，学生运动正在走向它的反面。试看自由主义思想者是如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15](P109-116)。在胡适和蒋梦麟合作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学术本位的立场：变态的社会、国家里，缺少健全的制度，民意得不到正当的表达；没有阶级肯出来纠正腐败，只有学生不计较利害，他们用本属于求学、读书的宝贵光阴参加政治运动；安心读书和罢课参加政治运动不可兼得，学生罢课的代价太大，牺牲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何况学生运动有自身的弱点，只求一时之效，中国的政治问题依旧；再有学潮不断，社会逐渐对学潮失去了耐心，效果递减；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还会养成不好的习惯和心理，如依赖群众心理、逃学心理、无意识的行为的习惯；所以，用罢课作武器救国，虽可歌可泣，但最不经济，是下下策。胡适和蒋梦麟基于学术和大学本位，基于学生的天职，提出对学生的希望：学生运动如果要保持“五四”、“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六三”的精神用到校内外的学生活动上去。当然，今天我们认为面对“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国将不国”之时，或挺身而出参与革命，或襄助迁校复校参与学术教育救国大业，其情其理，都是可歌可泣的。
近代自由主义思想者确信学术、思想及教育能够作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参与社会生活。以独立思想为旨趣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一方面成为近代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尽自己作为公民的责任，另一方面成为近代社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抽身细致观察社会，呈现社会问题，反省社会问题的症结和出路，而没有完全沉沦于世，用梅贻琦的话来说：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掉自己，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
自由主义者秉持学术教育救国思想，坚持以学术、思想和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坚持“在其位，谋其政”的本位态度，以此维护职业精神。这在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看来，因其“不革命”、“不承担救国责任”而不合时宜，但正是这些不合时宜的主张，使得解放前的教育和学术虽屡遭冲击，终未曾垮掉，学术、思想及教育的命脉一代代延续下来，并有了相当的发展。今天，当我们试图总结百年中国学术思想时，其中相当大比重的名著诞生在解放前“风雨如晦，弦歌未绝”的那段时期。正是他们在多种思潮救国、多种政治力量争取大学阵地的形势下，坚持了大学学术思想及教育的价值。
科学、个体，以学术思想及教育参与社会生活的立场，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表述高等教育问题时所持的立场，由于其所含的语境和处境因素与欧美不同，因此，相比欧美自由主义及其教育思想，带有更浓重的理想和悲剧色彩。
三、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和回响
阅读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文献，每每感动于字里行间执著的追求。相比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浓重的理性思辨色彩，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寄托了更强烈的国家、民族、社会的情怀，体现在学术和教育上具有更强烈的使命感。为国育才，为天下学术，构成了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学界人士的办学信仰。虽然事过境迁，但其思想、信仰本身一点也不过时。今天办大学中短视和急功近利行为几成时尚，究其最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缺乏为国为民办大学的信仰，缺乏长期献身学术、潜心办学的内在动力。
学术和办大学本身皆是科学的事业，求真是基本的要义，这是长久被遗忘的常识。“科学办学”不是一个新主题，但对于长期主要依靠行政和经验力量办大学的现状来说，却有足够的针对性。大学本身是具有独立个体性质的自治组织，这是学术组织自身生命力的来源。今天很多大学行为更像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外交行为，“大学是什么”，是办大学过程中的前提性问题。各个大学定位的前提是为大学本身定位，否则即便我们的目标很远大很辉煌，但也可能离大学性质，离大学精神渐行渐远。只要翻一翻、看一看各大学的发展规划和相关办学文件，就会发现大学缺乏办学个性的问题。办学个性涉及到大学对自身学术、思想和教育责任的判断。大学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仍然是以学术、思想和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只有具备足够力度的“象牙塔”精神，才能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
（感谢周作宇教授提出的有关本文结构和论证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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