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重构与发展
吴治苹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要： 西方学者对《矛盾论》思想的阐释影响最大的当属阿尔都塞，他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矛盾论》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对“矛盾的特殊性”和“不平衡发展法则”的阐释中重构了《矛盾论》的思想并形成了“多元决定”的矛盾观。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重构不仅帮助其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及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矛盾论》的思想，进而为研究“毛主义”的西方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推动了毛泽东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阿尔都塞；《矛盾论》；多元决定论；结构主义方法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作品，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了重大的反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巴迪欧和齐泽克，以及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诺曼·莱文等都对《矛盾论》有深入的研究。其中对《矛盾论》思想的阐释影响最大的当属阿尔都塞，美国学者杰姆逊指出：“在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毛泽东的《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是很大的，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特别体现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之中。”[1]（p70）阿尔都塞在《矛盾与多元决定》和《关于唯物辩证法》两个文本中都涉及了《矛盾论》，这两篇文章是“为批判加罗第的《上帝已死》一书而写的，加罗第在这部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和人道主义化，阿尔都塞通过对该书的批判力图表明：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并非是一元决定，而是多元决定”，[2]（p144）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在《矛盾与多元决定》中，阿尔都塞指出，《矛盾论》是对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好说明，此论断是对《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肯定。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中对《矛盾论》进行了全面深刻地解读，并在解读的过程中详细阐发了“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对此，我国学者大多认为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阐释是一种误读[3]（p72-77）或“过度解读”。[4]（p37）本文认为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解读并非误读，它是对《矛盾论》思想的理论重构，是在正确解读的基础上对《矛盾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重构存在理论上的必然性，也彰显了《矛盾论》的思想活力。它不仅丰富了《矛盾论》的理论内容，为我们从新的视角去理解《矛盾论》提供了理论素材；也为研究“毛主义”的西方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迈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一、重构的必然
阿尔都塞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殊性的建构中注意到了《矛盾论》，但他并没有止步于解释《矛盾论》，而是对它的思想进行了重构和发展。这是由他面临的现实形势、理论问题及使用的新方法决定的，可以说是这些因素相互交错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回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
不论是在著名的《保卫马克思》中，还是在其经典的《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都一再强调了其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他的理论都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和见证，同时也是对当时现实形势的理论干预，他甚至说要是没有“苏共二十大”及对斯大林的批判等，他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众所周知，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和理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辩证法的发展充满了崎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辩证法的理解大相径庭。阿尔都塞当时面临的理论对象主要是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一方面是指斯大林时期的“独断专横的统治制度”，另一方面是指当时的“思想体系”。教条主义使得当时的“哲学家”们“无路可走”，“只要他为了党去讲哲学和写哲学，他就只能人云亦云，只能对著名的引言在党内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见解。”[5]（p9）随着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客观上造成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匈牙利的卢卡奇所开创的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股思潮几乎席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与所有流派。”[2]（p18）
他们正说着，扎洛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就高兴地叫开了：阿爸——我抓到三只青蛙了。登子的脸呼地红了，赶忙喝住扎洛：你没看到张爷爷来了吗？扎洛赶忙把破衣服里包的青蛙藏在身后，青蛙窸窸窣窣地跳着。扎洛只穿了件红色的秋衣，两边的袖口都撕到了胳膊肘，右手大拇指上有个茧疤裂开了，血冻在伤口上，肥肥的裤脚上打了四五层补丁，胶鞋的鞋帮和鞋底几乎一分为二，大半个脚掌露在外面。甲洛洛赶忙拉过孩子：快过来烤烤火。登子的脸一下暗了下来：小牛犊，快回去找你阿妈去。扎洛一溜烟跑了，甲洛洛看到孩子眼窝里有泪。
阿尔都塞认为，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岌岌可危，而它们又都与黑格尔哲学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撇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在他看来，从本质上来说二者都是黑格尔式的“本质还原论”，黑格尔把历史生活的所有因素都归结为一个统一的精神本原，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正是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经济看成是决定社会历史的唯一本原。根据“颠倒论”者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经济因素的本质，而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因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部本质”。[5]（p97）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性，另一方面他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思想归结为人本主义，将“异化”看成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当它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以后，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如果把全部认识还原为历史社会关系，那就会不知不觉地导入第二种还原，即把生产关系看作简单的人的关系”，[6]（p155）从而认为历史不过是“人的现象”。总之，这两种认识都将马克思导入到了黑格尔那里。教条主义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见证，正值兴盛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则会造成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战斗性的丧失，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他认为已经到了“保卫马克思”的地步，必须区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当务之急就是要批判黑格尔，明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根本区别，此时，《矛盾论》走进了阿尔都塞的视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殊性的问题“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理论解答，因为这些著作在形式上已经相当完善，我们只要进一步思考、追根究源和加以发挥就可以了。”[5]（p175）
（二）新问题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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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对“矛盾论”重构的理论基础在于其对“特殊性”的重新理解，重构的核心要义则在于其对“不平衡性”的诠释。在毛泽东那里，“不平衡”是矛盾之间和矛盾诸方面之间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是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差别的说明。他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由于力量的不平衡会相互转化。但是无论如何转化，在复杂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的仍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强调不平衡发展是为了告诉我们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差别，要求我们不能平衡对待所有矛盾，而是要抓重点，找关键，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他又指出不能教条地理解这种关系，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1]（p325-32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总的来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当条件变化时即当不平衡发生作用时，上层建筑也可以表现为决定的作用，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如此才算是真正地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对此阿尔都塞进行了深入的阐发。
学者们通常认为结构主义者更加强调“共时性”，如有学者指出“结构主义以‘结构的客观性’来对抗存在主义的‘个体的主观性’，以静态的‘共时态’的研究视域来压倒动态的‘历时态’的研究角度。”[10]（p78）但是，阿尔都塞明确反对列维·斯特劳斯对“共时性”和“历时性”所持的观点。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观念本质上是黑格尔式的。他说“同时性就是同时代性本身，就是本质在其各个规定中的共同存在，现实存在可以被读作‘本质切割’中的结构，因为现实存在就是本质结构的存在本身。因此，同时性就设定了这种关于同质的、连续时代的意识形态概念。历时性不过是这种现实存在在时代连续性的顺序中的生成。”[6]（p103）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统一性是不同于黑格尔的，它是复杂的、包含多种“相对独立”层次的统一性。其中的各个环节及关系受到占统治地位结构次序的支配，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次序又引入特殊次序，它们之间形成不同层面或层次之间作用的等级。因此，阿尔都塞指出不能用黑格尔的“同时代性”范畴来思考马克思的“整体”存在。在他看来，“同时性不过是整体结构中不同环节和不同结构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概念，不过是对这些把不同环节和不同结构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个体系的依存关系和结构联系的认识……是对某个复杂对象的正确的认识”。[6]（p117）他认为共时性强调的是复杂整体结构中次序之间的关系，这些特殊的次序之间的作用又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如经济结构的最终决定作用。正是由于他对结构主义方法不同于他人的理解，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独到的理解。而他这种对复杂整体结构的有差别的认识又同《矛盾论》中的矛盾特殊性理论及不平衡发展的思想相契合，因此他在对《矛盾论》思想阐释的过程中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其进行重构便顺理成章。
阿尔都塞推崇《矛盾论》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从中阐述的一般辩证法说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但是不同于毛泽东侧重《矛盾论》思想的实践意义，阿尔都塞更加关注《矛盾论》所体现的理论意义，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的不同历史形势和问题。阿尔都塞面临的是教条主义和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浸染，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岌岌可危”，因此，他要“保卫马克思”。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大写的理论”“一般实践的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对实践的直接重要性，还在于它能看到一般实践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把握一般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仅能够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实践如政治实践和理论实践，避免我们在新的形势面前无能为力；而且对于认识论、科学史等领域也同样重要。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非常必要，而其首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它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由此可以看到，阿尔都塞想要借助《矛盾论》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并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不科学”的解释。总的来说，不同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矛盾论”当作是关于实践的方法论，侧重于其实践性维度，阿尔都塞把它当作理论的方法论或者说是一种“元理论”、关于理论的理论，更侧重于其理论性。这意味着，由于时代问题及任务的不同，阿尔都塞必然要根据自身的理论问题对《矛盾论》思想进行解释和发挥。
二、重构的基础与核心
阿尔都塞认同毛泽东的说法，他指出“不平衡法则”不是一条次生法则，而是贯穿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的原始法则，他也把不平衡发展看作是矛盾的内在本质。但是不同于毛泽东强调“不平衡发展”是为了强调主要矛盾，阿尔都塞强调的是“不平衡法则”本身的重要性。他也认为在复杂过程中必定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在任何矛盾中又必定存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次要方面起支配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主次矛盾和方面之间的支配关系说明它们所处的复杂整体是一个有结构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性是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之间及矛盾各方面之间的支配关系。“每个矛盾、结构的每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各环节间的一般关系，都是复杂整体本身的存在条件”，矛盾的存在条件在整体中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深刻的特征，就是矛盾的“多元决定”的特征。[5]（p200）由此可以看出，阿尔都塞为“矛盾”和“不平衡法则”增加了一个“结构性”的前提，他认为矛盾只有在有结构的复杂整体中才能成为矛盾，不平衡关系是其基本关系，因此我们只能以结构的视角去理解、观察这些矛盾。可见，在毛泽东那里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要从属于“有结构的整体”，因为它们的作用是在结构内部发生的，阿尔都塞强调了“结构的优先性”。因此，我们可以说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视角重构了《矛盾论》的思想。但是这种重构凸显了一个问题，即在毛泽东那里作为基本关系的不平衡关系变成了从属于“结构法则”的关系，从而与阿尔都塞指认的不平衡法则作为原始法则相矛盾。
（一）重构的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阿尔都塞通过《矛盾论》中“矛盾的特殊性”说明原始存在的只有复杂过程并非简单过程，其推论过程是符合《矛盾论》思想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关于“既与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的概念以及简单过程和复杂过程何者在先的问题并不在毛泽东的视野中，由《矛盾论》延伸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有赖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诠释，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构成了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理论深化，这种理论深化是在正确理解《矛盾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这种解读是否与原文相契合呢？首先，主次矛盾的区别是否意味着存在的是一个复杂过程呢？阿尔都塞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我们把一个主要矛盾和一个次要矛盾各看作一对矛盾的话，那就说明一个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过程至少包含两对矛盾，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其次，矛盾主次方面的区别能够体现出矛盾的过程必然是复杂的吗？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分析，通常我们认为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就一个矛盾而言的，而这一个矛盾就体现了它是简单的。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阿尔都塞所说的过程的复杂性是把包含矛盾主次方面的这一矛盾本身看作是一个过程或阶段来讲的，在这个阶段中，矛盾过程的性质和特点由取得主要地位的矛盾方面来决定，随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个过程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他认为这个矛盾的过程是复杂的。当然这里的两个“过程”并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前者说的是一个包含多种矛盾的复杂整体，是从矛盾的横向来谈的，后者说的是包含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过程，是从矛盾的纵向发展来谈的。阿尔都塞对“过程”这一概念进行了延伸并突出强调了其复杂性。笔者认为这种延伸在论证上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虽然毛泽东谈到了简单过程和复杂过程，但是他并没有涉及何者在先的问题。最后，在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说明中，毛泽东确实没有给出简单过程的相关例子。但是在对“矛盾普遍性”的说明中，毛泽东谈到了只包含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如战争中的进与退、攻与守，力学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等等。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正如阿尔都塞对“商品”“劳动”“交换”等概念说明的那样，“简单过程不是原始过程；相反，正是有结构的整体才能赋予简单范畴以意义”，[5]（p190）因为战争中的“进与退”“攻与守”从来都不只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要在具体的战争中才能够得到理解，而具体的战争又是复杂的整体。
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重构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结构主义的方法，二是既与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从逻辑上来说，第一个前提先于第二个，关于结构主义方法前文已做了分析，基于结构主义方法，阿尔都塞把矛盾看作是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既与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基础并非凭空而来，阿尔都塞利用结构主义方法通过对《矛盾论》中“特殊性”概念的分析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毛泽东为“矛盾特殊性”所确定的“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及“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这三个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它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因此要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经过研究，他认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差别”说明在毛泽东那里复杂过程是既与的、原始的，不是简单过程的组合，因而也不能将其还原为简单过程。同时复杂的过程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而是一个有结构的统一体。理由是：第一，主次矛盾的区别说明同一个过程存在几个矛盾，因此可以说存在的是一个复杂过程。第二，矛盾主次方面的区别说明矛盾内部过程存在着多个矛盾，这也体现了过程的复杂性。第三，他认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仅仅为了“备忘”而提到一次“简单过程”且没有举出相关例子，可见在毛泽东那里复杂过程是既与的、原始的，并非简单过程的结果。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只有在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和理解来说明简单过程或范畴并非原始存在，而是存在于复杂结构之中。他还以复杂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支配次要矛盾的事实说明这个复杂过程是有秩序的结构的统一体。
（二）重构的核心。
如果说现实形势和理论需要是阿尔都塞重构《矛盾论》思想的客观要求，那么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则使得这种重构成为可能。我们都知道，阿尔都塞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理论的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其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结构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也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它“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特殊方法被广泛应用到语言学、人类学等等学科中……当结构主义被应用到各种人文学科中，各学科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应用中会根据其理论和学科的要求而变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结构主义理论。”[8]（p220）这种方法是由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列维·斯特劳斯正式确立的一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情况有所不同，但结构主义作为那个时代共同的思维方式，推崇无意识和结构，贬低甚至取消意识和主体，却都表现出了典型的概念哲学的特征。”[9]（p391）虽然阿尔都塞极力否认自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是“他的种种自我辩解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纵观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无疑是采用结构主义作为理论框架的。”[10]（p79）他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结构主义方法与以往思维方式的不同，它赋予人文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亚当·沙夫指出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学者们对精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是结构主义方法兴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也是结构主义方法吸引阿尔都塞的重要原因。二是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对“无意识”的推崇，对“意识”或“主体”的贬低或取消的特点正好迎合了阿尔都塞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阿尔都塞之所以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是因为他要强调其理论与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的区别，尤其是在对“共时性（或称同时性）”和“历时性”理解上的不同。
毛泽东的《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他写作《矛盾论》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克服和批判教条主义① 虽然毛泽东和阿尔都塞都批判“教条主义”，但他们所面对的“教条主义”是不同的，毛泽东批判的教条主义是指一种错误的研究和理解事物的方法，是相对于唯物辩证法而言的；阿尔都塞批判的教条主义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是相对于他要构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 ，根本原因是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认识当时的中国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呢？因为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白它，就得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学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研究辩证法。”[7]（p42）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讨论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展开的，他研究辩证法最首要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克服教条主义，进而用以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这在《矛盾论》的论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在全文的讲述中，每一部分的内容都会涉及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如何正确地认识事物、指导实践并指导革命。
在《矛盾与多元决定》中阿尔都塞只是对《矛盾论》思想进行了简单地说明，从这个文本无法确定“多元决定论”和《矛盾论》之间确切的关系。但是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中，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全面而丰富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4]（p37）这是因为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解读基本涵盖了这篇文章的每个章节，他不仅解释了《矛盾论》的原有之意，并且在此基础上围绕其“多元决定论”对《矛盾论》思想进行了拓展和发挥。
对于毛泽东来说，“不平衡发展”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共存的，它们在同一个层面上起作用，虽然我们需要关注“不平衡发展”，但关注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把握，以便找到突破问题的关键。阿尔都塞则指出要考察一个复杂的整体就必须要考察复杂整体内部矛盾间的不平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由整体的结构规定的。在他这里不平衡关系意味着不仅仅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是“次要矛盾”的存在条件，“次要矛盾”同时也是“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在这一点上他丰富了《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的理论。也就是说在这个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中，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也符合《矛盾论》的原意，但是他对此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指出次要矛盾作为复杂整体的一部分对于复杂整体和主要矛盾的存在也是不可缺少的。他还强调指出，“请大家切莫误会，‘矛盾’的这种互为依存并不取消在矛盾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导结构（就社会的情况而言，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经济）”。[5]（p201）笔者认为阿尔都塞所阐发的这种复杂整体内部的关系同前文提到的毛泽东论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契合的。因此，阿尔都塞并不像大家所诟病的那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分在‘多元决定论’中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3]（p77）只能说他考察的角度与毛泽东不同，他侧重于对复杂整体的结构主义的解释，为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及不平衡发展的法则增加了限制，认为其作用是发生在结构之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受制于结构本身。他强调的“矛盾是多元决定的”并没有取消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而只是把一事物的所有矛盾起作用的方面都体现出来。正如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的，他认为在整体的结构中，不同结构之间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在这些有差别的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前提下，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对他所坚持的“经济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颇有微词，并认为其在这一点上重又陷入了本质主义。[12]（p256）
本工程的主梁吊装施工采用贝雷梁支架法，将钢梁横向分为5段，分别于各段处设置钢梁支架，利用BIM技术对主梁吊装施工进行模拟，钢梁施工现场的运输和架设均使用运架一体机进行，将钢梁放置于运架一体机，使运架一体机沿桥梁右侧的运输通道进行转向运输，直至通过搭设的临时支架，行走至安装位置后，与安装位置进行梁块的初步对位，安装连接螺栓，随后使运架一体机退回至钢梁存放地，进行下一梁端的运输和吊装。
综上，阿尔都塞根据对“矛盾特殊性”内涵的重构得出了其“既与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的结构主义前提，并以此为基础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的理论，认为这种作用不是单独、孤立发生的，而是以复杂整体的结构及次要矛盾的存在为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阿尔都塞并没有误读《矛盾论》，他的“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是对《矛盾论》中“矛盾特殊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多元决定论”是对“不平衡发展”的丰富和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重构与发展。
三、理论意义及影响
阿尔都塞对《矛盾论》思想的结构主义重构，一方面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有重大意义，即“这种多元决定的理论视域在反对机械的经济主义决定论方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意义”，[12]（p254）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向。另一方面，这种重构又对后来研究“毛主义”的西方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使《矛盾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的思想也被重新认识。
阿尔都塞对“不平衡法则”即“多元决定”的诠释有效地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他通过否定“颠倒说”彻底批判了“经济决定论”，指出“经济决定论”者无非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指出黑格尔的“矛盾”是简单的，一元决定的，马克思的“矛盾”是复杂的，多元决定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彻底的变革，是结构的根本改变而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5]（p208）对他而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是通过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实现的。同时，他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有力批判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的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5]（p205）他说我们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现实世界外部寻找社会的本质，这是因为整体的改变是由整体的结构及整体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影响和决定的，并非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一切社会和历史现象的本原都存在于绝对观念之中。一旦我们把“多元决定”应用到历史中，“‘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一贯主张的以人的本质为历史动因的一切人本主义式的说法就自然失效了”。[10]（p118-119）
阿尔都塞对《矛盾论》解读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影响了一批对“毛主义”研究的西方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进一步彰显了《矛盾论》的思想活力。“毛主义”是哈佛大学的中国领域派（“自由派”）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后为国外学者接受和使用，主要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非集体智慧的结晶即我们通常所指的“毛泽东思想”。它是由史华兹最早提出，之后国外研究学者关于“毛主义”的问题展开了四次大的论战，就“毛主义”是否成立，“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争辩。美国学者理查德·列维在其《毛泽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好问题、坏答案》一文中完全采用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方法及矛盾的“多元决定”的论点来分析毛泽东的思想。首先，他对“毛主义”论战中的问题进行了明确回答，他说“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我仍然认为将毛泽东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解和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至关重要。”[13]（p154）其次，理查德·列维认为只有把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放在一个问题式中，我们才能不断得到启发。他指出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它拒绝了两种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的解读和实践：人文主义的解读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斯大林式、经济主义的解读。”[13]（p155）他认为，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的理解不同于马克思早期的人文主义问题式，而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问题式一致（唯物主义问题式将人视为存在于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社会人，将社会生产形式“认定”为分析的关键对象，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解也不同于斯大林式的“简单辩证法”，而是把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由众多相互影响的矛盾构成。在这样的问题式中，大量的理论范畴如列宁的“不平衡发展”及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复辟”等都能够存在并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最后，他还指出毛泽东将经济视为社会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其原因在于经济可以将社会形态整合成有结构的整体，而非各种矛盾的任意混合。在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式中，特定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矛盾并非等同的，经济通过将社会形态构造成一个整体并决定阶级斗争的领域，成为“终审”中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经济并非总是决定性矛盾或主要矛盾，它也不自动决定各种领域内阶级斗争的结果。经济、政治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都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中心、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所有矛盾之间的互动，但也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列维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可以解释为什么大萧条没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却造成了欧洲法西斯的崛起及美国经济和国家的复兴。
由上可知，理查德·列维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转向的界定、对毛泽东问题式与斯大林问题式不同的分析中，而且还体现在其在分析毛泽东思想时对“多元决定的矛盾观”的使用中。保罗·希利和尼克·奈特也对此进行了说明，他们指出“列维也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在对毛的关键性解释中明确采用了阿尔都塞式的理解，并从中得到了不同于希利的结论。”[14]（p16）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方法及其问题式不仅仅影响了理查德·列维，也深深影响了保罗·希利及刘康等一批西方学者。刘康在其文中如是评价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本人通过重新将马克思主义构想为一个问题式或一系列问题式的方式，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大陆或空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之称为‘阿尔都塞式的革命’”。[15]（p234）可以说，阿尔都塞开创了一种通过结构主义和问题式的方法来研究毛泽东的传统，并在国外毛泽东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与历史主义相对峙的结构主义方法。① 这两种方法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尚庆飞先生的《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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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6-0005-08
作者简介： 吴治苹（1986—），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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