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沿海三大区域模式及其演化机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机理论文,沿海论文,化与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F12；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9)11-0074-0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近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的直接结果是城市化浪潮的持续升温，各种迹象表明，目前城市化业已进入高潮期，反映城市化基本进程的城市化率一年高过一年，呈加速增长势头。城市化的这个势头与我国以往相比，算是创纪录的快了，但与一些后发型工业化国家相比，还不算太快。战后日本以及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历表明，后发型国家在工业化完成与现代化高潮时段，城市化有可能出现跳跃式的推进。以日本为例，在1950到1955年短短10年时间，城市化率就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37.5％猛增到56.3％。而在接下来的20年间，即1955年至1975年，又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达到75.9％，由此最终完成城市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也有类似的经历。
城市化的加速正在引起各方的关注，其中政府部门期望借助城市化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由此对城市化的研究也在升温。由于城市化涉及人类居住与生活的多个侧面，关于城市化研究也吸引了多个学科。粗略浏览一下国内外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献，仅城市化概念的界定就有多个，涉及的学科很多。在城市规划学以及管理当局那里，城市化被解释为某种“二重”的变化过程；权威的美国《世界城市》一书，将城市化解释为“一个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①中国建设部也有类似界定，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②。在人口统计学家那里，城市化大多被解释为单纯的人口空间集聚过程或人口由地域分散而集中的过程；在“行为主义者”那里，城市化被解释为人类经济活动构成的变化或简单地称之为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在历史学家看来，城市化就等同于城市发展，等同于人类文明的发展；③社会学家更关注城市化模式与城市规模；地理学家则聚焦于经济活动空间的变化；在经济学中，城市化被解释为人类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近年走红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将其与产业集聚命题联系在一起。
但无论哪个学科，谈及城市化论题似乎都难以回避另一个进程，这便是工业化。原因盖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化与工业化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来看，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工业化的直接外延。说它是内涵，原因首先在于，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离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便失去方向，对工业化进程的评判便失去一个重要依据。事实上，要评判工业化进程，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人类经济活动或就业的非农化，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说它是工业化的外延，原因在于如下事实：一国工业化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化还会继续推进，城市化实际上是工业化的延续与扩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接近完成、城市化正在进入高潮的国家而言，考察与审视城市化，工业化当是个最佳切入点。本文的宗旨，就在于从工业化外延角度切入，在审视工业化区域进程的基础上来考察与之伴生的城市化区域进程，由此鉴别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模式。
二、中国城市化：模式之争
城市化模式是个颇为混乱的概念，既有多学科的界定与分类，也有同一学科下不同角度的界定与分野。粗略归纳一下，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分类，当不少于如下三种：
第一种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与土地、乡村的关系为线索，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分为两种模式，分称为“离乡不离土”模式和“离土不离乡”模式。并认为前一种模式下，进城农民依然与乡村土地保持着稳定的联系。后一种模式下，乡村土地及依附在其上的农民同时转化为“城市”范畴。有研究认为，前一种模式属于“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模式”或“农民进城模式”；后一种模式属于“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城市化模式”，两种模式正在出现对接趋向。④
第二种以城市规模大小为标准。最早由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论”引出，⑤费孝通基于对苏南、温州等地1980年代早期乡镇工业化的实地考察，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论点，认为小城镇化与就地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种选择。沿着这个线索，此后相继有所谓“中等城市论”、“大城市论”、“大中小城市论”的论争。这些争执要么主张中国城市化应取中等城市优先模式，要么取大城市优先模式，要么取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结合并重的模式。
第三种以城市集群为视野。有“都市圈化说”与“大城市多中心论”之分。其中“都市圈化”模式说大体沿用了法国地理学家戈德曼的理论，戈德曼的“都市圈理论”⑥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是都市圈化，并据以鉴别出六个都市圈。⑦近期国内有研究者推崇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取都市圈模式，建立多个大的都市圈。⑧与这一模式说相近的则是所谓“大城市多中心模式”，认为在一个城市内部或城市化区域须有多个承担一定城市功能的中心或“副中心”区域，有研究者甚至提出，这一模式应成为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模式。⑨
上述模式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城市化所取的城市规模问题。客观地来说，前一个问题涉及制度转型论题，尤其是农地制度与城乡分割的系列制度安排变革论题。后一个问题则属于城市化战略论题。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框架下，城市化战略也全由政府主宰，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意图至关重要。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在中央政府那里，关于这两个焦点问题的态度，一个较为含糊一个较为明确。具体来说，关于进城农民与乡村土地的关系，中央政府一直未有明确态度，现行制度安排仍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相比较而言，关于城市化所重点发展的城市规模问题，中央政府的态度虽然非常明确，但却一直处在变化中。根据建设部部长汪光涛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城市化方面的战略定位，至少有四次提法：第一次是1978年全国城市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化应“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第二次是1980年国务院批示，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方针”；第三次是2000年十五规划时期，提出“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战略；第四次是中共“十六大”，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⑩
与此同时，城市化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定位也因时而变，总趋向无疑在迅速提升。比如1998年中央开始将城镇化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2000年国家“十五”计划中首次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之一；中共“十六大”则进一步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同时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延续了这一提法，再次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11)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沿海三大区域模式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几乎全部基于沿海地区最近30年以来的区域实践，而模式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沿海地区工业化区域推进模式多种多样，不仅在大的区域之间彼此有别，在较小的区域之间亦有明显差异。更有甚者，即使同一地区，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其演化特征也不尽相同。这就是说，区域工业化存在普遍的演化特征多样性现象。多样性至少存在于两个区域层次上，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进：一个是省域经济之下的“地级”行政区域。就整个沿海地区来看，这个层次上的三种区域工业化模式曾经最引人注目。三种模式分别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可称之为“小区域模式”。
另一个是沿海跨省(市)行政区层次的区域。这个区域层次上最明显的是形成了三个大的工业化地带(industrial zones)。三大工业化地带分别为：(1)“大珠三角地区”，这个地区随着香港与澳门的回归及其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平稳推进，早已突破了早先“特区”藩篱，正在形成一个覆盖华南，辐射西南及华中的所谓“泛珠三角”区域；(2)长三角地区，囊括了苏、浙、沪两省一市；(3)环渤海地区，这是个由辽宁大连、沈阳而迤逦华北，继而南下胶东半岛的带状地区，是目前中国区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工业化地带。其核心地区由京津冀沿海构成，这个区域本身就在形成一个巨大的城市群。三大工业化地带的工业化模式彼此有别，可称为“大区域工业化范式”。
我们早先的研究，(12)曾将早期的“小珠三角模式”称为“外资导向”的工业化，将“苏南模式”称为“乡镇集体企业导向”的工业化，将“温州模式”称为“新古典工业化”范式。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小区域工业化模式”演化出了两种大区域模式，同时刺激了第三种大区域工业化范式的形成。具体来说，“小珠三角模式”奠定了“大珠三角范式”的基础，并促成了某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核心内涵可归纳为“外资导向”。外资导向在珠三角至少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外资一直是以小珠三角为龙头的华南经济圈的灵魂，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二，无论小珠三角还是大珠三角，制造业市场或产品营销及研发都对外商存在严重的依赖。这些特征被“大珠三角”全盘继承下来。与大珠三角模式的形成相似，“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变革与汇合演化出所谓“长三角模式”。近期研究认为，所谓“浙江模式”实际上属于“温州模式”以及别的几个小区域模式——“萧山模式”、“义乌模式”、“宁波模式”的融和，(13)“苏南模式”在1990年代中后期经过内部产权改革及外部推行“三外齐上”(14)战略的冲击形成所谓“新苏南模式”，这两大模式的汇合催生了所谓“长三角模式”。客观地来看，无论是“浙江模式”还是“新苏南模式”，民营经济、民企导向是其共同特征，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在区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这也是后来整个长三角区域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与两大三角洲相比，环渤海地区尤其是其核心区域京津冀则形成了另一条工业化路径模式，可称为“京津冀范式”。这个区域工业化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两股微观主体力量的主宰：一股是国有企业。京津冀地区原本是计划经济的坚实堡垒，国有企业众多且大多控制着国家战略性产业；另一股是具有“官方”背景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官员亲友经营或依附于国有企业的所谓“大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民营企业。这两股微观力量主宰的区域工业化可称为“国有+官商主导型工业化范式”。
上述沿海三个大区域不同的工业化模式所促成的城市化路径模式亦明显不同。其中“大珠三角”工业化促成了声势浩大的“造城浪潮”，催生了一大批新建城镇。其中最大同时也最具影响力的新城市要数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城市。与这两个特区城市的产生以及快速扩张并行不悖的则是一大批乡村小镇乃至乡村被就地城市化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要数东莞，那里许多乡村就是就地变为城市的。比如一个名为“大宁”的乡村，本地人口仅2300多，引进外企80多家，吸引外来移民3万多人，就地变成了城镇。(15)号称中国油画之村的“大芬村”则以另一种方式就地实现了城市化。(16)
与珠三角略有不同，长三角的工业化则促成了原有大中小城镇齐头并进的扩张，在沪、杭、宁等原有大城市快速扩张的同时，江苏之苏、锡、常，浙江之甬(宁波)、台(州)、温(州)等原有中等城市以更快速度扩张，与此同时，一大批县城乃至乡镇也迅速成长为初具规模的城市，其中金华的义乌是县城变为中等城市的典型代表，温州的龙港、鳌江则是乡镇变为城市的典型。
客观地来看，无论珠三角模式还是长三角模式，城市化迄今促成的“城市生态系统”或城镇空间布局极其相似，工业化城市化促成了大中小城镇并行不悖的扩张，其中中小城市的扩张速度明显快于大城市，迄今形成了由大中小城市构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生态系统”。相比较来看，环渤海地区的情形明显不同，那里显然存在某种层层吸纳资源与“层层边缘化”的机制。具体来说，最大的城市北京的迅速扩张吸纳了周边城市赖以发展的许多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人力资本，由此对天津及别的城市产生着持续的边缘化效应。与此同时，北京周边大城市的扩张，又多半靠吸纳中小城市的资源，对后者也起着明显的边缘化效应，由此形成自北京而天津等特大城市，再到别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层层资源吸纳及边缘化效应——阶梯式边缘化。迄今为止的明显倾向是，那些行政级别越高越大的城市扩张便越快，而那些“行政级别”底层的城镇则多半处在衰败的边缘。
两大三角洲与环渤海区域城市化模式的上述差异突出地反映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结构上，这种结构可从两个视野予以考察：
一个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我们知道，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系统，大体由直辖市、省会城市(及非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镇五个行政阶梯组成。较近的统计数据揭示，全国141个人口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中，长三角地区25个，第一个阶梯城市仅上海1个，第二阶梯有4个(分别为宁、苏，杭、甬)，第三阶梯城市(地级市)11个，第四阶梯以下(县级及其以下)城市9个，其中江苏5个，浙江4个。若以罗马序数标记，则这种阶梯结构可记作Ⅰ1——Ⅱ4——Ⅲ11——Ⅳ9。珠三角若将香港、澳门考虑在内，同时将两个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直辖市考虑(制度与政策一致)，则其结构可记为：Ⅰ1——Ⅱ3——Ⅲ10 ——Ⅳ12。环渤海地区的结构可记为：Ⅰ2——Ⅱ5——Ⅲ30—— Ⅳ4。京津冀的城市阶梯结构可记为Ⅰ2——Ⅱ1——Ⅲ6——Ⅳ0。
若将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50万人口以上城市结构排在一张表上，则可以看到，无论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地区，“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数目都多于较高的城市。具体说，长三角与珠三角各有9个和12个50万人口以上的县级市。但环渤海地区的情形则截然不同，那里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数目远多于行政级别低端的城市。京、津除外，环渤海三个大省人口50万以上的县级市仅4个，地级市30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5个。而在其核心区域京津外围河北省，人口50万以上的县级市一个也没有(参见表1)。
另一个是小城镇本身发展状况及其潜力。这方面最有参考价值的可能要数“千强镇”数据了。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千强镇”的行政区划面积仅占全国小城镇总面积的2.3％，人口占全国小城镇人口的10％强，但财政收入占全国小城镇的54％以上，镇均财政收入为全国小城镇平均水平的约11倍，人均财政收入是全国小城镇平均水平的5.2倍，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到全国小城镇的近40％。最近一次官方“千强镇”排序数据显示，(17)2005年全国1000个强镇中，浙江、江苏各占1/4以上，加上上海，整个长三角占了6成以上，珠三角广东1省占了全国的12％，而环渤海5省市仅占11.4％(见表1)。就其平均规模而言，多数“千强镇”都有发展为小城镇的潜力。因此，“千强镇”的区域分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小城镇总体发展现状和潜力。
这样我们看到，无论就“规模以上”城市结构来看，还是就反映小城镇发展潜力的强镇区域分布比较来看，都表明在两大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之间，大中小城市系统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渤海地区尤其是其核心区域京津冀的城市结构带有某种“大树底下不长草”特征，那里行政级别高端的特大城市及省会城市扩张有余，但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发展不足，由此与两大三角洲地区城市系统的结构形成鲜明对照，在这两个区域的城市系统，大中小城市共生共荣，相互促进。
四、工业化与城市化：沿海区域模式演化机理
我们已经揭示，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的城市化模式彼此明显不同，这种不同直接源自工业化区域路径模式的差异。论及工业化区域模式或者区域工业化，两个经济学研究命题当难以回避：一个是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另一个是资本与产业的空间集聚。前一个命题是个发展经济学命题，后一个命题是个空间经济学命题。对于我们所要考察的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而言，无论资本形成还是其空间集聚都是工业化的核心命题，因此要对前述沿海三大区域工业化及其衍生的城市化模式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梳理出各自形成的机理，明智的作法显然是将两个命题合一。若将两个命题通盘考虑，则将至少引出三个彼此相关的子论题：(1)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及其性质，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则有内资、外资以及“民资”与“国资”之分；(2)资本—产业集聚区位，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则有城市、乡村之分；(3)集聚变动或曰动态变化，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则有乡村——城市流向的抑或相反之分。这些子命题，可以作为分析沿海三大国有化地带工业化及城市化区域模式形成及演化的基本线索。
沿着这些线索，对于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的资本命题，大体上可以两个“关键词”概括：一个是“民资乡村集聚”，另一个是“投资进城”。所谓“民资乡村集聚”，就是工业化起步以及快速推进所需的资本主要靠民间筹措，资本与产业最初主要集聚于乡村小镇。民间资本形成方式则多种多样，最初主要靠输出劳务和服务，后来主要靠输出商品和经营才能获得。这些资本早期无一例外地集聚于村镇，发展了繁荣的“乡镇企业”。后来在县、市政策以及“开发区热”的诱惑下纷纷进城，形成了“投资—产业进城”的路径模式。
同样沿着上述线索，可将珠三角工业化快速推进中的资本形成与空间流动归入两个“关键词”，分别为“外资城市集聚”与“投资下乡”。所谓“外资城市集聚”指境外与境内别的区域的资本与产业移入本区域，形成最初的集聚。实际上，若将港、澳、穗等城市视为初始期的大城市，将深圳、珠海视为后来新造的大城市，则无论境外资本还是区外资本，都最先集聚于这些大都市。而后以这些城市为“跳板”流向周边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形成“投资下乡”的路径模式。
可以认为，无论是长三角(主要是江浙)的“投资进城”还是珠三角的“投资下乡”，结果都归于一个普遍现象，这便是小区域的产业集聚。而恰恰是这种小区域产业集聚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潜能，促成了众多的制造业集聚地带。
与两大三角洲区域工业化路径模式明显不同，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工业化快速推进中的资本主要靠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最初散布于大中小各类城市，但其动态流动则带有大城市化的倾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资本纷纷涌向大中城市。因此可以“公有城市集聚”以及“投资流动大城市化”两个关键词予以概括。刺激与推动资本由乡村及小城市而大城市方向流动的因素多半与两个现象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国企”等公有企业改制乃至破产处置的“体制外”财富“避险式”转移趋向。不少案例显示，中小城市的国企尤其是别的“公有”企业改制具有强烈的“体制外”财富集聚与转移效应，创造了一批游离于公有之外的“新富”，而“新富”们多半有将其财富由小城市“倒腾”到大城市的倾向。很明显，在京、津这类大都市，那些“来路不明”或曰“灰色”财富才感到相对安全。另一个是“户籍歧视”产生的财富流动与转移效应，这方面尤以北京对周边城市的效应为最，那些想方设法迁往北京等大城市的居民，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向大城市转移财富与资源。
前已论及，工业化路径模式决定着城市化模式。客观地来分析，恰是上述大区域工业化路径模式的差异，尤其是工业化中资本积聚与流动趋向差异引出三个工业化地带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具体来说，“大珠三角”工业化之“投资下乡”路径引出的城市化模式，带有乡村就地城市化与大中城市扩散并举的特征。纵向考察可以看出，这种区域模式的演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步骤的跨越：第一步为大都市的扩充与新都市的再造。经由香港的外资加上国内其他区域大量直接投资的注入导致深圳、珠海等新都市的崛起和广州等老都市的迅速扩张；第二步为大都市扩散，港、澳、深、穗四大都市的资本与产业的竞相下乡与“圈地”催生了一批“二级城市”的兴起；第三步为都市扩散与乡村就地城市化并举，珠三角四大都市与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与产业下乡掀起“圈地”热潮，这个热潮中，要么将许多乡村就地转化成了市镇，要么将许多乡村变为大城市的工业郊区。
长三角工业化之“投资进城”路径模式引出的城市化主要取小城镇集聚模式。与“投资进城”搅在一起的是“老板进城”浪潮，原本在乡村土生土长的一批批“乡企”老板先将产业迁入大小城市的“开发区”，而后携家带口移往周边城镇，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大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由此产生了持续的“老板进城效应”。恰是这种“老板进城效应”为原有小城镇的繁荣与崛起以及原有中等城市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前者早期有温州的龙港、鳌江、台州的路桥黄岩、绍兴的柯桥等，近期最具典型意义的要属几座县城的聚合了，其中金华之义乌与东阳大有整合之势，而宁波的余姚与慈溪合建中心城已经开始实施。(18)后者要属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城市，改革开放初期充其量只能算中等城市，但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迅速推进，已经或正在跃入特大城市行列。其中杭州与宁波的经济规模多年前已超过武汉这样的中部特大城市。而在苏南，小城镇集聚的典型区域无疑要数苏、锡、常了。
环渤海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京津冀的工业化以公有资本主导，城市化取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扩散的路径模式。但与珠三角的“资本下乡”引起的大城市扩散不同，这个地区的大城市扩散主要属于已有都市的扩散，新兴都市扩散鲜见。这种模式除了工业化路径模式的决定因素而外，还受到别的因素的推动，其中最为明显的因素可能要属已有制度安排衍生的“大城市情结”了。整个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存在强烈的“大城市情结”。不独企业经营者与政府官员，一般大众都有着强烈的“特大城市情结”，以昂贵的成本寻找迁入北京等大都市的各种机会。(19)相比较而言，这一情结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显得要微弱得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核心与外围区域关系不同。在珠三角与长三角，核心区域——大都市对周边地区具有正的经济辐射效应，在京津冀，核心区域即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负效应要强烈得多，负效应集中表现在对周边资源的掠夺性吸纳上，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可能要数水资源了。
由此导致的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多半有些“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迹象。其中北京可谓最大的“大树”，它的畸形扩张形成一个巨大的“内核”，将天津及河北的一些大城市置于边缘位置。后者与前者一起导致一大批小城镇区域的进一步边缘化乃至衰败。
五、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提示
关于城市化模式的争论，大体上可分出两类论题：一类属于制度安排论题。围绕的典型问题无非是“离土”、“离乡”的排列组合问题。另一类属于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论题，说白了就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大中小城市结构何以安排的问题。围绕这两大论题的学术争论与政府政策选择是一回事，然而现实发展进程又是另一回事。客观地来看，无论是“离土不离乡”还是“离乡不离土”的思路与政策建议显然都回避了制度转型的核心命题即产权改革问题，而产权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当是农地改革。恰恰是由于回避了农地改革等制度改革的关键命题，两种政策导致的现实结果都一样，这便是城乡分割。数以亿计的农民虽已进城，但他们在城市被称为“农民工”，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乡分割留下的隐患困扰着许多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社会治安及环境问题凸显，由此引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声。
相比较来看，关于大中小城市空间布局的争论，现实发展进程的答案则多种多样。就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来看，两大三角洲的城市结构多半有些相似，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同步扩张与大体共存共荣的发展格局。环渤海地区则不同，那里显然存在强烈的倾向：城市行政级别与规模扩张速度成正比，那些处在行政级别顶端的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的扩张，要快于别的城市，而那些处在行政级别低端的城镇，则多半在衰败，日益被边缘化了。城市化区域模式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工业化区域路径模式的差异。我们的分析显示，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最近30年以来的快速工业化所取路径模式明显不同，而决定路径模式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来源、初始集聚模式以及这种集聚的动态变化趋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考察仅仅沿着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形成及其空间集聚与移动线索展开，尚未深究导致资本空间集聚及其动态变化后面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区域重要产业中心形成的初始动因。对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经济体的产业中心形成的探讨自然会牵出一个古老的经济学命题，这便是产业地方化论命题。这个命题是由经济学大师马歇尔提出，最初探讨的问题是特定工业落脚于特定地域的原因。马歇尔描述了英国一些地区特定工业起源的原因，隐约地揭示了产业地方化的三个原因，分别为(1)自然条件，(2)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安排或者他所说的中世纪“宫廷的奖掖”，以及(3)具有商业的便利。(20)具体到中国，这些因素可分别界定为自然环境、政府政策以及区域商业条件尤其是商业才能的人才条件。就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国来看，最近30年以来大的产业中心的崛起，显然都与这三方面因素密不可分。而制造业中心集聚及其区位转移也与这三方面因素密不可分，尤其是与政府政策密不可分。就这一点来看，要对特定区域的工业化及城市化有更深的理解须追溯这些初始动因，这当是下一步研究的应有之题。
注释：
①转引自一秋：《城市化的起源和内涵》，《中国城市化》2003年第1期，web,http://www.curb.com.cn/dzzz/200301/03011t01.htm.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2.0.6，1992年2月施行。
③一般认为，著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Childe,V.Gordon就持此种观点。
④冯云廷：《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对接与融合》，《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6期。
⑤费孝通教授通过对苏南农村地区深入调研，于1983年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观点，认为中国应采取主要依托小城镇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路径。见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它》“小城镇，大问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Jean Gottman,"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Economic Geography,No.3,1957.
⑦1976年，戈德曼提出世界有六个都市圈：(1)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都市圈，(2)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之大湖都市圈，(3)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之太平洋沿岸都市圈，(4)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都市圈，(5)阿姆斯特丹——鲁尔——法国北部之西北欧都市圈，(6)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
⑧原新、唐晓平：《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年第4期。
⑨王光荣：《论大城市多中心模式》，《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⑩汪光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2006年第7期。
(11)《人民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7版。
(12)赵伟、黄先海：《外部约束：中国两种区域工业化模式扩散的主要障碍》，《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11期；赵伟：《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13)赵伟：《浙江模式：一个区域经济多转型范式》，《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4)三外即外资、外贸和对外经济合作，1990年代后期“苏南模式”之“突围战略”的完整表述是“三外齐上，以外养内”。
(15)参见“虎门大宁”网站，http://www.daning.com/cgi-bin/index.asp.
(16)大芬村，因一名画商的偶然运作而成了临摹与复制油画的集散中心，随着大批艺人及商人的集聚，就地将乡村转化成了都市。参见央视国际节目“深圳大芬村，中国油画第一村”，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5-01/12/content_2449332.htm.
(17)近年网上不断有“千强镇”排名新版本，但多半带有“山寨版”背景，缺乏权威性。
(18)规划中的“余慈中心”，总面积488平方公里，将成为宁波市的一个“副中心”。
(19)其中“北京户口”应是最大的诱惑，这方面近乎丑闻的案例层出不穷，参见胡艺《北京户口为何让人如此怦然心动》，《新华网评》2009年8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8/17/content_11890899.htm.
(20)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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