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解脱——庄子人生哲学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哲学论文,庄子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生的挫折、困境和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人生在世，荣与辱、得与失、升与沉、福与祸，总是与人生相伴相随，反复轮回。面临生存的危机、精神的折磨，如何解脱，是人生的一大课题。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最深。”（《中国哲学大纲》）。在中国传统各派思想家中所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从各种束缚、羁绊、烦恼、痛苦中解脱出来，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如儒家主张以礼节情，以礼导情，修身养性，完善人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出积极人世的思想；佛家则讲究“我心即万物”，自心参悟，无为出世，道家则“清心寡欲，养气守神”，“虚己以游世”，以一种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超脱人生；名士们却喜用谈玄饮酒、吃药求仙、怡情山水、倚红偎翠或激扬文字等方式，实现自己的心理自救。各派都有自己的一套，不一而论。
在这各派中，以老、庄为代表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典型的解脱哲学之一。而其中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最大的道家庄子所提供的解脱困境、稀释痛苦的方法，在古代众多的学派中是独树一帜的。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模式，引导人们不必采取激烈的发泄，就可以在内心消除外界所给予的一切精神压力。庄子人生哲学的理论主体是对自然和个人、人生的思考，展示了人类精神现象中的一个经常发生的、具有危机性质的方面。所以，庄子在这方面提供的个体体验，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在今天对于人们摆脱精神折磨，安顿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好地安身立命，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一、人生困境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最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庄子不仅是细致地观察和具体描述了人的生活景况及其自然和社会的环境，而且还深邃地觉察到囿域着人的生活展开的障碍，人难以逾越的界限——人生困境。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源起于对现实困境的感悟，是寻求人生出路的一种独特努力。现实人生困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又该如何去面对和解脱？在《庄子》一书里，有种种的描述，按其性质概括起来，可分为自然的、社会的、自我的三个方面。
1、自然之极——死与生
庄子认为，人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此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秋水》）；人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所谓“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秋水》）。同时，“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大宗师》），人也是要加入这个“万化”的行列，是不能跃出这个“始卒若环”的圈子之外的。因而，生与死，或者说死亡，是人生第一位的、最终无法跨越的界限。这种思想，在《庄子》中一再表现：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知北游》）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
“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齐物论》）
这些叙述都表现出庄子对死的到来的无可奈何，对生命短暂发出深沉的慨叹。但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表现出对人的感性存在的运动趋向和最终归宿的理解、认识：
“解其天弢，堕其天
，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
“通天下一气也。”（《知北游》）
庄子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生与死都是自然之表现。正是从这种自然观基础上，庄子提出超脱生死这一自然之限的人生哲学观是“万物同一府，死生同状”。
“以死生为一条”（《德充符》）
“天地与我并为，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
正因为万物齐同，没有区别，所以生与死也应该是相同的，一致的。生死只是自然的变化与循环而已。“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既然死生是自然规律，人不可能加以干预，也不应对此存有幻想。
按照庄子的这一说法，生命就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死和生只是生命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死是生命的潜伏状态，生则是生命的显现状态。“死生有得邪？皆有所一体”（《知北游》）；“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死和死实际上都存在同一体中，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开始。这样一来，生与死的界限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庄子跨越了人生最难跨越的界限——死生，表现出其超人的智慧，不愧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死亡”问题专家。
庄子还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的命题出发，认为人生最彻底的解脱，莫过于从死亡的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一旦卸去了这个沉重的负累，跨越了这个最大的鸿沟，人生的一切烦恼与痛苦就都不在话下了，“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已，况爵禄乎？”（《田子方》）。人生悦生恶死，想用养生之道来阻止生命的消逝，结果只能是“形不离而生亡”，自寻烦恼而已。
所以，庄子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乐观的，胸怀是旷达的。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鼓盆而歌”，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就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
在庄子看来，生命是无——有——无，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时交替运行一样。死，是返归永恒的自然怀抱，无可悲戚；不仅不值得悲伤，反而值得庆幸，所以“鼓盆而歌”。哭是不通天命的。当然，庄子并不是提倡人人都去自杀以解脱人生的苦难。实际上庄子既不悦生恶死，也不恶死悦生，而是要求顺其自然，消除人们对死的恐惧、烦恼、痛苦，从生死问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2、社会之限——“命”与“时”
人作为自然的、物质的“气”的存在形式，毫无例外地摆脱不了“形化”的生死大限。庄子人生哲学认为，在现实世界里有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命”在主宰人生：
“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天地》）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人间世》）
“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
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还有一个和“命”具有相近内涵和相同作用的外在必然性的概念——“时”。《庄子》中有则关于孔子的故事：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秋水》）
可见，在庄子人生哲学里，“命”和“时”都是制约、囿限人的本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一种处在非人力所能干扰得了的必然性，一种构成现实人生困境的因素。“命”这种必然性是诸种社会的、自然的力量的凝聚、蕴积，是一种内在的决定性；“时”的必然性则是这些力量整体的展开、显现，是一个时代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各方面的全部的社会环境。
人生追求的高远，使庄子显得超然世外，社会现实的险恶，又使庄子要潜隐于底层。庄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处碰壁，寸步难行，深深感到人生的渺茫与命运的压力。如何才能解脱？唯有顺世、虚己待物、与世沉浮，于是提出“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养生主》），安于命，化于时，顺于人。
庄子认为既然“命”是先天的必然性，那就是不可改变的，任何摆脱和抗拒命运必然性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因之顺之，听之任之，就可获得解脱与自由。所以庄子主张对一切都不必计较：
“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至乐》）
“呼我牛者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天道》）
“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天地》）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世间》）
庄子“安之若命”的观点，目的是要人们既不要被仁义礼乐等伦理规范所束缚，也不要被功名利禄、穷达祸福所扰乱，从而保持内心的平静，获得精神的解脱。由此看出，庄子并非是一般的宿命论者。正如庄子所说：“安时而处顺，哀乐而不能入也。”在这里，“时”不但指时间，同时也指空间，即客观环境。“安时”就是要求安于现实，“既来之，则安之”，无时不安，无处不安，无事不安。“处顺”则侧重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顺”，顺从。“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大宗师》），对一切人都要随其意，顺其为。在《人世间》里，庄子借蘧伯玉之口说：当你与人相处时，要顺着他的心意，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显山，不露水，不锋芒毕露，听之任之，就能达到“哀乐而不入”的境界。反之，则会招来灾难。在社会生活中，在与“命”、“时”、人这些客观的外在力量对立之中，能虚己以待，消解对立，则患害不来，“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
还要注意的是，庄子并不是一味“顺”人，而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不失已”，就是不失个性，不失尊严，不失人格，不失自我。“顺人而不失己”，既能避免与人发生矛盾，出现磨擦；又能不卑不亢，不失原则。而且，庄子在此基础上还强调“外化而不内化”（《知北游》），既顺应外界的一切变化，又保持自己清高的独立人格，在万物纷纭中保持内心的虚静安宁，最终才能获得精神的解脱。
可见，庄子的“安之若命”，“安时顺世”思想虽然是带有宿命论之嫌，但它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这就是它并未拜倒在必然性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顺应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追求自由。这一点是可贵的，值得肯定的。
3、自我之限——情与欲
庄子认为，哀乐之情与利害之欲是与生俱来而不能却的，不能免的，为人之本性固有。这种自我设置的障碍，也是人难以逾越的人生困境。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
“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
“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盗跖》）
这种情欲是人的精神得以自由飞翔的沉重负累。如庄子所言：“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庚桑楚》）
怎样才能得以解脱，使人的生活充分展开，精神获得自由呢？庄子提出通过对自然本性的真正理解，达到“喜怒哀乐不入胸次”。
“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田子方》）
“忘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
“吾所以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
在庄子看来，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了完全的理解，所以无情。但并不是说他没有感情，而是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应该因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这样他不再为情所忧乱，他的心再也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外化而内不化”，“哀乐不能入”，“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保持内心的虚静宁和。所以在庄子看来，人利用理解的作用，可以削弱感情，即以理和理解抵消情欲。
如《庄子》里有则故事，讲到老子死了，他的朋友秦失来吊唁，随众人哭了三声就出来了，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悬解（《养生主》）。意思是说偶然来到世上，应时而生；偶然离开人间，也是顺理归天。如果人人都能像他那样，对生死安于常分，顺乎天理，那么，哀乐之情就不会入于胸次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最大的解脱。
又如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鼓盆而歌”，认为妻子的死，是返归永恒的自然怀抱。所以是值得庆幸的事，无可悲戚。
二、人生自当逍遥游
从以上的叙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来自自然的死生、社会的“时”、“命”和自我的情与欲的现实人生困境，庄子提出的解脱方法，有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都流露出庄子追求自然、自由的人生理想，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正处于社会制度大变革的过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正进行着殊死的激烈斗争。另一方面，长期的诸侯割据，造成连年的战祸。一方面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是人们象发疯一样追逐财富和权力，物欲横流。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面对人们在追逐名利中的沉沦与堕落而感到沉痛，觉得人在追逐外物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紧张、焦虑和失意的状态，从而丧失了作为人的本性与尊严，这是可悲的。作为一个贫困潦倒的失意士人，在社会现实中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很不得志如意。处于这样的现实困境之中，要追求自由，要从现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那唯有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因此他对人生自由的设计与追求，必然带有强烈的超世主义倾向，用玄想的方式在精神世界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逍遥游就是庄子自由观的灵魂，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
1、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
《庄子》一书现存共33篇，而《逍遥游》独列其首，颇有开宗明义的用意。在《逍遥游》里所讲故事中，所含的思想就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相对幸福和绝对幸福。
如何获得相对幸福？就是要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庄子对人生哲学思考时的思想元素、理论依据或逻辑前提是“自然”。一切从“自然”这一母体开出来，庄子也把自己融入永恒的自然运动过程之中。在庄子看来，“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达生》），天下万物都是大自然的子孙，人的一切都只是天地（自然）的附属物，生命也是它所赋予的。所以一切都要顺乎自然。凡物皆有其自然之性，顺其自然之性，则可获幸福，不须外求。纯粹天然境界是最好的。顺乎自然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
《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只能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可是他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地幸福。我们不必嘲笑小鸟，也不必羡慕大鹏鸟，人各有各自的能力，能自由自在就行了。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的幸福。“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逍遥游》）。“苟是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鸟虽殊，逍遥一也”（郭象《逍遥游》注）。
相反，若人为改造自然，不但得不到幸福，还会变成人为之害。庄子在《骈拇》中讲：“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鸭子的腿虽短，但如果给它续上一截，它就会忧愁；仙鹤的腿虽长，但如果给它砍去一段，它就会悲伤。所以，天生长的不去截短它，天生短的不去接长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痛苦需要解脱了，便幸福快乐了。自然就是好的，人们保持自然天性并充分自由地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幸福的。
2、获得绝对幸福的方法
绝对幸福是通过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获得了这种幸福的人，就是至人、神人、圣人。他绝对幸福，因为他超越了事物的普通区别，他也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对于这一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逍遥）的情态，对于这种幸福，庄子是这样描述的：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
“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以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且万化而未始有极，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田子方》）
这就是庄子追求的和憧憬的精神王国，这是绝对自由、绝对幸福——无待、无畏、无悲的心灵的逍遥，精神的遨游。“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刻意》）。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的理性观念，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当然，并非任何人都能达到这种无限自由的精神王国，而只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的人可能达到这一境界。
所谓“无名”，就是不“以天下为事”（《逍遥游》），要消除人们求取名声的贪欲。庄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而一昧求名好胜，就会和别人发生矛盾，在相互争夺之中，就会丧失道德，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要“无为谋府，无为事任”（《应帝王》），破除一切功利欲念。在《山本》里说，如能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寄心于万物之外，不受其限制，“则胡可得而累邪”，外物还怎么能伤害自己呢？
所谓“无功”，就是无为，不“以物为事”（《逍遥游》），实际上是要消除人们求取功利的贪欲。庄子认为，“以物为事”与“以天下为事”一样，会使人产生无穷的烦恼，甚至会丧命。
所谓“无己”，就是忘掉自己的形体的存在，从而使精神彻底解脱出来。庄子在《齐物论》讲，“喜怒哀乐”这种种情绪、“虑叹变热”这种种心理，困扰着人的心灵，由形体所累。一旦“吾丧我”，就是“无己”，也就没有了这种烦恼。“无己”是庄子在“无名”、“无功”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身心矛盾而提出的主张。这样，人的精神就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了。
而要做到“无名”、“无功”、“无己”，获得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实现“逍遥”，庄子提出的精神修养方法是无欲、去智、体“道”。
其一，恬淡无欲。庄子认为，“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无欲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乃至一个人的整个生活都是极其重要的。
“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刻意》）
“少吾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山木》）
“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去除“耆欲”，才有心境的宁静，才能有无待、无畏、无患的精神境界。而且庄子恬淡无欲的主张是自觉的，是有理智的，并非真的“无欲”，而是认为人是生活在一种必然性之中，因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为自己的遭遇怨天尤人或欣喜雀跃。要努力发掘出那些掀起心境波澜的属于个人的精神性因素，认识它，自觉地剔除它。对必然性采取承诺、顺应的态度，由这种态度产生的那种宁静的心境，那种深厚的慰藉力量，能将人的最牢固的物欲悬结融化、解开。正如在《田子方》里讲“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者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恬淡无欲是庄子以理性的自觉超越感性，从而升华出一种宁静心境，达到精神绝对自由。
其二，去知与故。知，知识，智巧也；故，作为也。也即“心斋”，“虚也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就是要保持心的虚静，摒绝任何思虑，要“反知”，“黜聪明”。
“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刻意》）
“巧者劳而知者忧。”（《列御寇》）
“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养生主》）
在庄子看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认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认识，必然会疲备不堪，自然也就没有逍遥可言了。所以要“去知与故”，摒弃智巧作为，“无名”、“无己”，因任自然，使自己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的关系，以养成一种淡泊的心境，使精神从名缰利索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其三，体“道”。也即“坐忘”。这是庄子精神修养方法中最高的终极的阶段，也是最艰深的一种精神修养方法。庄子的“道”是指世界总体或整体的实在性，是超时空的，因而也是超感知的，“道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知北游》），只能默默地体“道”。
“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
“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让王》）
体“道”的精神历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坐忘”，就是“堕肢体”，“离形”。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
庄子的“坐忘”，一方面是精神冲击个人形体；另一方面是精神从知觉的感性世界中剥离，净化出来，进入无古今、无死生的超越感知的境界。就像庄子所说的：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终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
忘掉自身的存在，超越尘世，一切是非烦恼全然消失，使心中空明，活得无拘无束，放达洒脱，自由自在。“忘”是庄子解脱哲学的一大法宝，它要求人们“忘其所受”，“忘乎天，忘乎物”，总之要忘掉一切，“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
如果说“心斋”还只是忘掉一切外物的话，“坐忘”则是物我两忘。这是更深的功夫，更高的境界。一旦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坐忘”境界，就会“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庚桑楚》），既无物累，又没有哀乐，只剩下一棵虚静的心去逍遥游了。
三、庄子人生哲学的现实意义
人生正如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所分析说：“人受意志的支配与奴役，他无时无刻地忙忙碌碌地试图寻找些什么，每一次寻找的结果，无不发现自己原是与空无同在，最终于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个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都是痛苦”。这看法或许是太悲观了些，但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遭遇到困难与挫折、烦恼与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自救或解脱的问题。
今天，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精神文明也有较大的发展，但不容否认，社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金钱透惑造成的人际关系倾斜；竞争引致的心理失衡；物欲横流冲击下的个人利益过分膨胀等等。这些都会对个体安身立命带来危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过度物质化、功利化的倾向，文化世俗化的流行，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心理健康被忽视，使人们普遍有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感。
如何平衡情绪，排遣烦恼，积极地面对人生，使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安身立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尽管庄子人生哲学有宿命论和唯心论之嫌，但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价值，应该可以为我们精神自救提供一点帮助。
庄子人生哲学发端于、立足于个人生存中的“困境”，以“自然”为母体，一切由此开始。它认为纯粹天然境界自身即为最好，自现在世界减去人为即为至善。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境界（逍遥），是庄子自由观的灵魂，也是他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庄子对逍遥游的追求大胆而又热烈，执著而又超逸，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对精神世界进行积极探索。为世俗社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们，开辟了一个比现实世界美好得多的精神世界，给人们一种物质之外心灵上的满足，使人们从现实压迫和各种物欲的束缚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庄子的逍遥游还给人们展示出无比广阔宏大的精神自由境界，对世俗价值观念的大胆批判，不仅有助于培养人们开阔胸怀、拓宽视野，而且有利于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从而从传统观念和世俗困扰中解脱出来。尤其对于知识分子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如何在逆境中维持心理平衡，发挥了巨大作用。庄子人生哲学不是否定个体欲求的禁欲主义，也不是放任个体欲求的纵欲主义，而是对社会采取超出眼前狭隘功利的、放达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要求人不为利害得失所动，完全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行事，使人的生命活动与天地自然的永恒生机相融为一，培养出一种逆境中的稳定心态，提供了一条消融苦闷的途径，它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显示出它的魅力。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史》一书中写道：
“中国人的特性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他的人生哲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它对中国人所熟悉的每一种消解矛盾的自我解脱方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作用。
庄子离我们远去了，但庄子的人生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也不会远去。我们可以从庄子人生哲学解脱之道中吸取有用的成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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