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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生态文化研究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影响太多太深了，这是中国生态文化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在这种影响下做出一些不同于西方的有个性的成果。一般说到生态危机根源，就是西方人认为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认识虽然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但是显然过于笼统和西方化。当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与反思生态危机现状时，我们发现中国与西方的生态危机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希望通过中西生态危机根源的比较研究，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更加深入，为生态危机的克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西方生态危机根源分析
西方生态危机根源来自其文化和社会内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二是片面的科学思维和机械技术的推波助澜。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目的的盲目和手段的蹩脚足可以带来大灾难。
1.哲学的机械二元论是西方生态危机的思维根源
生态危机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的行为与自然要求的相冲突，即自然生态环境正在遭受人类行为的破坏，并且情况日益严重。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障碍显示出，人类在世界观上具有突出的分裂倾向，追根溯源就是笛卡尔—牛顿的机械二元论世界观。这种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世界观是否具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颇让人感到疑惑，因为后来又产生了比之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我们认为两百年前的哲学“二元论”世界观具有强大的理论惯性，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分裂性行为，造成了生态危机。近代的“二元论”哲学与生态危机之间存在逻辑的和事实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没有逻辑的或事实的联系。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并没有必然产生生态危机的缺陷，因为它所讲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是合适的，并不会造成生态危机。事实上，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生前非常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比如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通过揭示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状况的恶化来批判资本主义。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就看到了太多的人类破坏自然的现象，并提醒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笛卡尔—牛顿的二元论世界观的主要特征是将世界进行分析性理解。世界被分为人和自然、物质与精神两个主要部分，强调二者的差异和区别，将物质理解为非生命的，将自然理解为非能动的。这种对世界的分裂性理解忽视了世界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在笛卡尔—牛顿的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发展了高等数学，在事实之外发展了一种纯粹理性的数学工具，同时促成了机械力学这样的将机械性实体化、体系化的物理学基础，以及以解剖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生物学和医学。可见，在笛卡尔—牛顿哲学的影响下，西方发展了一整套学术体系，使得这种二元论世界观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
从逻辑角度来说，一种强调对立的哲学世界观导致了对世界内外关系的对立性理解，以及对世界的分析性处理，而这又导致了世界内部的不和谐，造成了人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背离。人破坏了环境，环境报复了人类，生态危机就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
近代二元论哲学在人与自然之间强化了人的作用和地位，弱化了自然，甚至是发展了反自然的伦理观。将主体的能动性无条件地赋予了人类，将客体的被动性赋予了自然。将道德关怀对象仅仅定义为有理性的人，自然处于被征服、被利用的境地。这一切都为生态灾难的发生提供了哲学和文化条件。
当我们为生态时代的哲学寻找出路时，我们没有忘记从对哲学史的反思开始。我们认为整个人类哲学史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古代哲学是一元论。这个时期的哲学思维不够发达，思维与事实混沌地交织在一起，几乎是人们看到了什么就认为什么是世界的本原，比如“水”、“火”、“气”等。一元论是这一时期哲学的主流。近代哲学是二元论。由于人类抽象能力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理解采取了多角度的“二分法”理解，从对立两极来理解事物的结构。近代哲学的后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有效地实现了将古代哲学的一元论和近代哲学的二元论进行有机结合，完善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生态时代，以“二元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无法克服自己对对立关系的强化，所以我们认为，现代哲学，即生态时代的哲学应该是多元论。多元论是一种比一元论和二元论更复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真正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生物之间对立性不强、系统性协调的生态关系。多元论既否定了对统一性关系的强调，也否定了对对立关系的重视。多元论告诉我们，生态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既不强调对立也不强调统一的多样并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生态系统的真实写照。
2.科学的片面化和技术的机械化是西方生态危机的行为根源
西方的文艺复兴复兴了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同时开启了以理性为主的资本主义文化。理性文化是科学的文化土壤。理性与感性的分离促成了专业化的发展，但是也加剧了片面化的倾向。从学科角度来说，在古代的西方只有一门学问就是哲学。随着学问的发展，就像小树长成大树要开枝散叶一样，分化出许多学问，最初分化出来的就是研究自然的部分，取名为科学，顾名思义，即“分科之学”。科学的产生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天生带有片面性。技术的机械性主要来源于物理学或力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
生态危机的表面特征告诉我们，生态危机的直接来源是科学的片面化和技术的机械化造成的。因为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资源的枯竭都是科学技术及其作用过程工业发展的结果。在生态科学的背景下来反思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是有显著缺陷的。经典科学处于科学体系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具有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各自发展、互不联系的特点，取得的成果具有突出的片面性。而这些片面的知识、方法和工艺在很多的时候只考虑了技术方面的要求，而忽视了生态的要求。当工艺废料超过了自然环境的吸收消化能力时，自然就造成了污染。当矿山开采等施工忽视了水土流失时，生态平衡自然就被破坏。
在工业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三高”的工业特征上，即“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前两者造成了对资源的巨大压力，后者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从生态角度来说，人类既需要足够的资源为未来作准备，也需要良好的环境保障人的身心健康。“三高”的工业模式是现代生态危机的产业根源。
3.无止境的追求经济增长是西方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强调对立的哲学、片面的科学和机械的技术以及“三高”的工业模式，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但是没有规模的疯狂扩大，也许环境灾难只能发生在很少的地区，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里。但是由于采取了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环境灾难呈现大规模蔓延和加速恶化。环境恶化首先是西方社会的问题，然后变成了全球性问题。
在工业文明时代，面对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信心大大提高，甚至是产生了自负和疯狂的毛病，对自己的地位和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这种不同凡响的自信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发展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偏执狂似的疯狂追求。科学暗示了发展过程的无限性，资本激发了人们无限的物质欲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主流方面就是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对经济的疯狂追求除了消耗了更多资源和造成了更多污染以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福祉。有资料显示，现在日本人的幸福感与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起飞时差不多。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误导了舆论，强化了“金钱至上”的观念，背离了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
对经济增长的疯狂追求体现了资本主义对物质财富的着迷。西方社会步入经济增长的误区来源于其文化内部的资本主义逻辑。物质的力量、财富的力量就是最大的力量。经济主义的“拜物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核心。
二、中国生态危机根源分析
中国的生态危机根源主要不来自其文化和社会内部，而是从外部导入，主要表现为迫于民族生存压力而选择西方工业文明；此外教育落后，国民素质低，生产方式落后，对资源缺乏制度上的保护责任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
中国文明的高潮在古代，中国文明的精髓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虽然不能说它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但是它没有对生态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主要来自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模仿以及有缺陷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而这些并非天生地具有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如果从“天人合一”角度来理解中国古典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生态色彩。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追求自然无为，自然不会破坏环境，也不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儒家主张“天人合一”、“效法自然”、“厚德载物”、“仁民而爱物”。佛家主张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准形态。总之中国主流文化没有造成生态危机的必然性。
中国目前的生态危机根源主要归结于以下两个方面。
1.农、牧、渔业的粗放经营造成生态危机的前形态
所谓生态危机的前形态是指生态危机现代形态以前的形态，即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现代形态是由经济的工业化带来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的农业文明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上出现的很多地区文明的衰落和替换一般都与生态危机有关。在古代由于人们对生态机制的无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仅仅体现了人的目的，而不体现生态的要求。比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就是当地人对森林资源“刀耕火种”的结果。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牧、渔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存在违背生态规律要求、粗放经营等问题。耕地的沙化主要出现在北方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尤其是那些水资源不丰、沙化威胁比较大的地区。违背生态要求，盲目将牧场改造成耕地是这些地区耕地沙化的主要原因。但牧业和渔业的情况与此不同，牧业和渔业资源具有范围大得不容易控制的特点，资源保护的责任难以明确，造成资源保护形式上人人有责，但实质上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局面。就像作家郑义所言，公有制使土地失去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主人。
在牧业和渔业，过度放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牧业，过度放牧的主要原因在于牧民的财富欲望大大超过了牧场的生产能力，忽视并破坏了牧草的再生能力，以致于牧草的再生能力退化，难以阻挡土壤沙化。在渔业，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水质污染和“过度放牧”。淡水和海洋水质污染使得海洋等水体的生产能力大大下降，而人们对其生产的财富的欲望却空前提高，这自然派生了人们对海洋资源“取之要尽，用之要竭”的要求。此外，在渔业，“过度放牧”还配以生产工具的大型化和现代化来加以实施。在这里，工具系统由于对资源拥有赶尽杀绝的能力和破坏性而具有反面的意义：资源枯竭的危险因工具系统的发达而得到强化。
2.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全面引入是中国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
中国与西方在近现代的接触要从鸦片战争开始说起。鸦片战争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历史和文化新的走向。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多次与西方的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人在寻求国家出路的问题上日益趋向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选择不是处于文化本能的选择，而是拯救民族的理性选择。中国人首先选择了西方的军事工业，中国人曾对它寄予了强国强兵的希望，这就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让人们看到了孤立的西方军事技术在中国的不幸。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民族资本家发展了模仿西方的近代民用工业。其目的远离军事，转向经济竞争。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对“赛先生”（科学的别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开启了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社会广泛而深入影响的历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引入中国，但由于其造成的生态后果严重程度不够，所以它一直没有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受到重视。建国后，我国开始拟订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其中主要思路就是工业化。中国政府对工业化的喜好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炼钢铁”中达到了空前疯狂的高潮，在钢产量上提出“赶英超美”。纵观中国近现代工业化历史，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化的第一原因是摆脱亡国命运的军事需要。从洋务运动的“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到建国后规模巨大的“三线工业”，都体现了中国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压迫和“冷战”威胁下寻求国家独立、民族尊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著名散文作家杨朔写于1959年的《泰山极顶》就表达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情：“再瞧那渺渺茫茫的天边，扬起一带烟尘。……同伴告诉我说那也许是炼铁厂。铁厂也好，钢厂也好，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厂也好，反正那里有千千万万只精巧坚强的手，正配合着全国人民一致的节奏，用钢铁铸造着祖国的江山。”中国人这种对工业化的热情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强国之梦，而这种强国之梦就是在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民族斗争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近代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殖民统治，也许中国不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工业化的道路，那样的话，我们也许能避免西方世界遭遇的现代生态危机，至少不会那么快就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杨朔先生也许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不到30年时间里，天边那“一带烟尘”的意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曾经是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的标志，现在却成了环境污染的重要特征。
中国现代化因模仿了西方的工业化而产生了自己的生态危机。首先是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河流干涸，干涸之后就开始流淌工厂排出来的污水，土壤和空气都遭到污染。接下来就是煤烟造成了酸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数量的增长使得空气的质量不断下降，氟利昂的使用破坏了臭氧层，建筑新材料的使用带来了光污染，工业发展的大规模化使得某些资源在某些地区开始面临枯竭。空气被污染了，河水被污染了，土地被污染了，吃的被污染了，喝的也被污染了，人的五官被污染了，人的思想也被污染了。总之，西方遇到的环境问题，我们也几乎都遇到了。虽然我们的官员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口口声声说“绝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但是实践证明，我们没有逃过这一劫。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因为我们始终处于对西方文明的模仿阶段，模仿它的工业化，模仿它的科学技术。其实关键也不在于模仿，关键是模仿了一套从生态角度来看具有显著缺陷的科学技术系统。科学技术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满足需要的物质财富，而且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传统科学技术与环境要求不兼容，以致于技术的副产品的产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对科学技术的评价是公允的，是符合历史的。从未来来看，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具有的世界观等方面的缺陷而仅仅寄希望于技术的改进就可以克服生态危机是没有说服力的。由于科学技术的生态缺陷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所以现代发展的高科技和新技术并不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希望通过科技发展解决生态危机，那么最好的命运就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我们有解决不完的生态问题。为此，必须发展科学的综合化和边缘化，促使科学的片面性得到抑制。技术要立足于环境、社会、经济、人文等多方面的要求，克服技术与非技术不兼容的问题。
人们习惯于从文化角度来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我们能否将中国的生态灾难归结于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从形式来看，中国的生态问题与笛卡尔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人了解和信仰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我们认为，除了少数的专业人士以外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和信仰笛卡尔哲学，更不用说应用了；从内容来看，中国的生态问题的确与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有关。从民族的哲学传统来说，也许中国人普遍不喜欢笛卡尔的哲学，但是当笛卡尔哲学以一种物质化了的形态——科学技术和更有效的设备、更便利的产品出现时，中国人很自然甚至是很热情地就接受了它。可见，笛卡尔哲学对中国人的影响并不主要是通过哲学的方式，而是通过以它为哲学基础的科技和工业发展来实现的。当人们沉浸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带来的欣喜之中时，自然忘记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它可能产生的问题，包括生态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和西方都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但是各自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不同的。从逻辑上说它们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们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生态危机是西方文化自身的产物，是西方文化这棵大树上结的一个烂果子，而中国的生态危机是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产物，是文明撞击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这棵大树经过嫁接之后长出来的一颗烂果子。中国的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大家都曾经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别无选择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生态危机从西方到东方，最终成为全球性问题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关系史的写照，也是文明碰撞史的结果，更是民族生存史的见证。也许在西方，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在于背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的人类中心主义，但是在中国，生态危机是外来威胁和经济压迫的产物。由此可见，将生态危机根源仅仅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这样静态的理论是欠妥当的，应该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社会或世界上不平等的竞争秩序的产物。如果不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世界竞争秩序，生态危机是无法根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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