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八——后现代主义研究（笔谈）——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1)03-0005-14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并不轻松和容易的话题。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事实上，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这一状况促使我们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在参与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的研究、评介、借鉴、互动的同时，也在反省其正负面的双重性。这样，通过对“后现代”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以及其对现代性弊端加以洞悉，使中国的现代化之途能尽可能减少其“现代化的陷阱”和“现代化的代价”。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出发点和基本范式，决定了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反本质主义。主要是反中心主义，反对将事物都化约归纳而寻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背后的深度，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这种“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的同时，又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而获得所谓的惟一性。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则意味着消解中心性和所谓二元对立中的本质维度，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消的现象。进入后现代话语就意味着要从本质主义的独断论中挣脱出来，一切都通过对话而沟通，一切的意义都通过阐释和再阐释而不断生成。
反权威主义。即反等级制度和权威性话语。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现，所谓等级制度或所谓权威话语，均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思想、知识、审美和传媒，都不再是知识专家和知识精英的特权，真理也并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理念，而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过程中能够获得的资源。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人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的产物，所以，反权威主义和反等级制度可以使人将自己的思想触角和生命体验，伸向所有陌生和渴求的领域。
反启蒙主义。即反理性主义和知识精英惟我独尊的启蒙心态。有两种启蒙，一种是人文精神的启蒙，强调心灵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种是工具理性的启蒙，将整个世界置之于理性的、按部就班的实用工具理性之中，人成为手段而非目的。后现代主义力求打破这种工具理性的启蒙，强调以一种非理性、情感性的、人文的差异性去打破同一的整体性，进而把握变化中不变者，辨析流动中的恒定者。
反主体性。即反那种理念的或绝对理性的主体。后现代主义消解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通过他去对这个属人的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陈述。后现代人放弃了对同一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而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对文学、历史、政治、科学、社会和文化进行世俗化的评价。这种非神圣主体的个体将那种集体性的乌托邦，还原为个体性的自我存在，它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因为，对他而言，任何观点更可能是在历史视点之内的观点。
反形而上学。后现代坚定地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不再将整个西方哲学运用了两千年的形而上学手法，即用预先未经证明的设定作为自己论证的手段，它拒不承认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它要抛弃所有那些形而上学的大话和宏伟叙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表述自己对这个世界文化的理解。后现代往往不再追求那种历史性的深度，而将历史性转换为空间性的、多元并置的、共时性的存在状态。打破现代性的本质性深度、叙事的完整性和话语的统一感，强调非完整性，强调表述生命、历史和时间的零散化。
消解权力话语。后现代强调对整个社会的权力话语和精英话语加以批判和质疑，对权力话语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的挑战性，强调世界是一个不断地建构又解构，然后又再次解构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被决定的，而是被决定并不断生成的。任何僵化的意识，任何霸权性的话语，都将使思维受到压抑。后现代就是要打破这种思维的一元论，打破权力话语的霸权性，由一元向多元扩展，由知识霸权向资源共享发展，以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改变这一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后现代往往是通过后现代的信息媒体来向意识形态话语控制进行挑战，使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日常生活批判，从而解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加强地压抑人、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获得自身的感性解放，并通过文化网络，使文化生产的复制过程所出现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又使对权力话语的消解丧失了创造性和个体性，于是，往往大众传媒又走向迎合潮流、趋向时尚之途，因此，那种思维的差异和否定性最终又使得回到一种标准化、模式化。
多元共生性。与现代主义强调的中心性和一元性相反，后现代注重对立面的消失。就艺术而言，后现代视域不再强调文学和哲学的对立，小说和非小说的对立，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或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对立，相反，认为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哲学和其它艺术、叙事类作品与非叙事类作品，正好可以通过互参性和差异性而互释其意义，并通过差异而表现出独立不倚的质素。人类精神历史的发展是延伸与回溯、结构与解构的统一。
思维的否定性。后现代思维向度强调怀疑历史，怀疑终极价值，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确定性。他们保持相对主义意识，认为借助于最新科学成就的时髦词汇，并不能表达本质的特殊现象，因为世界是永远发展的，它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它永远不可能受制于任何一种单一的体系或论断。因而，否定性思维或思维的否定性，成为后现代施之于历史、理性、本质、意义、本原、深度的重要方法，也是其遭到现代性攻击最集中之处。
语言转向性。以解构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在语言上，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人不同于现代人的原因是，他赖以立身于世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语言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语言，现代主义以重建宇宙秩序为己任，希冀艺术能做一切事情，甚至成为这个丧失了宗教的社会里的新宗教。
二、中国“后学”思想问题的再检讨
大体上说，后现代在中国呈现出研究主体的复杂性。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意向、思想资源和学术意趣不同，造成了学界研究群体中观点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大体上说，研究者在思想交锋和话语流变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1.后现代主义的客观研究学者。这类学者以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为后现代主义颠覆伪价值形态和意识权力话语秩序而欣喜，同时，又为后现代主义否定普遍性文化价值根基所造成的虚无倾向进行批评。2.后现代主义积极推行者。这类研究者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尺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对其正面意义肯定多，而对其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负而效应亦大多无反省。3.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一是站在传统理想主义和历史人文主义角度反对后现代主义颠覆策略和游戏人生观，坚持以传统道德的精神信仰反击后现代主义。二是站在中心意识话语立场，以僵化的思维方式去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敞开的思维观。4.海外的“后学”研究者。这类研究者以西方学者和海外的华人学者为多，关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扩张变异等问题，使中国的后现代研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引起了重视。这几类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批评思潮。如今，后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已进入严谨对话并力求达到共识的学术研究层面，这对描述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轨迹和特性，提供了有效的对话空间和研究层面。
我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界，对后现代时期关注问题和问题的清理变得十分重要。这就是说，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取向。未来的文化和理论，将不再是中心话语的独白，而是用对话沟通并拓宽言路，在对话中达到话语交流和有效性理解。也许在有效厘清后现代理论的负面效应的同时，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话语沟通的理论困境，并使我们在接受新的文化理论变革理念时，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照。
就文化价值论评价而言，中国式的后现代哲学将哲学社会批评推进到整个文化领域，以疏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褊狭的意识话语中心和观念层面走向多元文化哲学研究批评，对旧叙事、旧观念、旧范式进行颠覆。从传统的社会历史、社会政治模式中超越出来，进入到新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等新层面。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事物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的深层是话语的冲突。
然而，这种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转向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思想平面化、价值虚无化、精神游戏化、艺术平面化等。这表明中国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应注意以下几层关系：1.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任何以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或以现代性囊括后现代性问题的做法，均不可取，因为这与事实本身有差距。2.对后现代性似可采取“一分为三”的态度。在我看来，对后现代性工艺论（科技后现代）应采取积极引导、推动的态度，使我们在高科技时期对信息时代先行展望。在对后现代思维论上，张扬多层多维思维，无疑对拓展思维空间、破除巨型想像、改写僵化的文化身份有积极意义。但在后现代价值论上，却需要关注过度世俗化、肉身化、私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需要有效地防止消解人类精神价值的虚无观念。或许，一分为三，有舍有取，方能使后现代这一西方思潮化解成为有意义的当代文化资源。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研究“后学”的群体，面对着充满焦迫的当代思想文化问题，在研究中使自己走向了边缘性，具有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意识和个体批判品格精神，拒斥与任何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拒绝一切为世俗欲望张本的话语，进而审理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同时进行自身话语清理，既反本质主义，又反非理性主义，既杜绝绝对形而上诉求，也要杜绝膨胀的形而下欲望。尽管这一研究还有诸多问题，甚至不被另一些学者理解，但是通过学者们对问题努力清理，使第三世界文化问题，在多元权力的世界局势和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紧张中，逐渐为当代世界所关注，使新世纪中国形象的设定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成为每一个个体的事，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中思想层面的重要话题。面对而不是背对这一系列问题，是新世纪中国学界一个相当重要的学术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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