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继承与提高的路径选择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路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逐渐获得了理论界的肯定。但近年来，温州原有的部分竞争优势正在丧失，同时“温州模式”也因存在着路径依赖的自增强机制，制约了本身的发展。所以，“温州模式”目前在其再发展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此，本文试从温州经济模式的继承与提高的路径选择的视角，分析温州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的路径。
二、温州模式的发展优势分析
20多年来，温州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迄今为止的发展动力仍在持续增长，其进一步推进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1]从根本上而言，温州模式发展的不竭动力来源于其众所周知的排他性的明晰的产权；从具体层面来说，新的形势下，温州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制优势
温州模式的发展在运行机制方面比全国其他地区有其独到之处。温州在全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领先的，有学者将之概括为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2]即“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着促进经济的作用。在“温州模式”中，不仅企业的生产以外部的市场为导向，而且在当地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建立了紧密的分工协作，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市场，即在“温州模式”下的企业是在市场的指挥棒下运行的。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是一种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的和主持性的，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地市场竞争秩序，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在“温州模式”中，政府的职能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硬软环境）和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等）。[3]这些都为温州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非制度安排优势
可以说，温州已经形成的社会美誉度，成为一个区域发展品牌，发挥了正式制度安排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这对温州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利。这笔无形资产的形成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界的宣传与肯定。“温州模式”的诞生与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80年代中期至今，国内经济界和学术界曾出现几次颇具声势的“温州模式”研究热潮，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层面深入研究了“温州模式”。海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温州的影响范围。[4]其次是“温州人精神”在全国成为一种敢闯敢干、勤奋耐苦的象征。温州民众的首创精神在全国非常有名，这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建立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出台私营企业条例，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诞生等等，温州人的这种创业精神一方面成为温州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向外界打造了温州的社会美誉度。再次是目前“信用温州”建设。在发展初期，由于工业技术的限制，加之求利动机的驱使，温州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严重的假、冒、骗的现象，曾一度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调查。80年代温州鞋蒙羞杭城的一幕则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温州“中国低压电器之都”和“中国鞋都”的形成都经历了从“被打”到“打假”的成长经历。日前，作为没有出现在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则中的信用将充分发挥其在市场交易中所显示的“隐契约”特征，[5]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温州模式的社会美誉度。第四是国家和浙江省对温州今后的发展作了明确的定位，把温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工贸港口城市，并与杭州、宁波一起作为浙江省三大核心城市之一——浙江南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要求温州2010年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在扩大温州的知名度的同时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3、资金优势
制度外的资金优势是保障温州社会经济扎实前进的资本基础。从9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储蓄率尤其是私人储蓄率一路攀升，连年居浙江各地区前列。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就剧增22.1%，其中私人储蓄存款增幅高达22.3%，高出浙江全省平均增幅近5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温州小城镇基础建设投资100多亿元，其中70%多来自于农民，政府投入不到10%。温州市人民路的改建，共投入15亿元，政府没有进行任何投资，而是通过变现土地级差地租吸引民间投资，这既让政府收回全部改造费用，又让承建者有相当利益可图。同样，104国道平阳段要打一条隧道，预算投资4900万元，最后被一轨钢厂中标承包，在建成后运营15年，而政府未花一分钱。目前温州人银行存储已有300多亿元，现金和有价证券250亿元。另外，根据对温州地下经济的有关估算，自1990年到1999年温州地下经济规模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8%，十年间一度增长至近60亿。[6]雄厚的民间资本，给温州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促进了温州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即使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照样能保持较快的投入水平。
三、温州模式继承与提高的路径选择
“温州模式”从诞生以后，经历了艰难的发展道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如何把握住现有优势，分析自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建立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在继承与提高中进一步创新，已经成了温州经济模式发展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1、坚持制度创新，为温州经济模式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这种制度是处于一种不断变迁的过程中。[7]温州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以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主导的。[8]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温州模式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后，其经济绩效下降，渐进式改革中触及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温州经济模式的新发展必然要进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
首先，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温州模式从制度上走向成熟的关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根本的。当前，在市场机制运行比较完善的环境下，温州模式应通过发展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推进产权制度的变迁，从而推动民营企业的成长。主要是通过产权制度变迁，建立起多元化、分散化的产权结构和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对于上规模的企业，力争首先使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对于已经建立公司制的企业，要引导其完善提高，建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制衡机制；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都应调整企业分配制度，以使管理层和劳动技术人员的经营业绩和企业效益紧密挂钩。在股权结构上也要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适当进行分散，这也有利于完善和发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作用。
其次，进行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突破家族式管理的限制。在温州模式发展初期，人们创办的绝大多数是业主制的家庭作坊或企业，还有一些是合伙企业。在后来的发展中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出现了“股份合作制”，实际也是戴了“红帽子”的个私企业。这些企业并未摆脱以血缘、地缘、情缘为基础进行经营的家族式管理，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往往集于一身（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所搭建的经营管理框架已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如前所述，人才匮乏、知识老化、权责不清、管理落后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必须进行企业管理制度创新。首先企业家观念和知识要进行更新，能够适应市场新变化。同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吸纳职业经理人和其他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和经营企业；同时在企业内部人才管理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人才竞争机制，建立一支善于经营、懂得管理的现代企业家队伍，形成企业经营者市场化、职业化的社会环境和企业经营者培养、选聘、考核、监督的有效体系，建立与企业经营者经济绩效结合的利益机制。同时，引导企业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大力推行资本经营、虚拟经营等，推进市场形式的创新。
2、提升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应市场情况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改变了普遍短缺的情况，低档次的产品市场会日益缩小。而温州过去的产品结构是以生产低档次的小商品为主，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温州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因其路径依赖的自增强机制的存在，其改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保持原有的专业市场优势，如钮扣、打火机、皮革等，发挥它们的“群聚”的竞争力；[9]另一方面，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温州模式”的提高和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对原有的产业和产品的保持上，在此基础上，在这些制造业中引入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否则这些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会失去竞争力，同时，在条件具备时，可以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途径和方法来看，一是要坚持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引导企业积极运用高技术或高新的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电器、鞋革、服装、打火机、眼镜等传统和特色产业，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产业层次，并从模仿战略走向研究开发战略；二是按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原则，加快企业的结构调整。通过兼并、联合、重组，促进行业竞争力；同时加强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程。虽然总体来看，温州目前还不具备大量发展信息技术等前沿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但应注重抓好这方面的建设。四是发挥好群聚效益，扩大“中国鞋都”“中国电器城”“中国服装名城”等区域品牌在全国的影响。
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温州模式的新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这要求转轨国家重新界定其政府职能。而目前，根据政治学的短板原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这一木桶中的短木条，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创新的滞后已经越来越成为经济上制度变迁的障碍。“理论上说政治能够再现自由企业均衡”[10]所以温州模式要进行新的突破，政治制度改革是一个必经的环节。首先，要转变政府的意识形态。加入WTO首先是政府“入世”，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日益迫切。从理论上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当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收入分配的调节者、地方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这里，政府应有“放”的观念。温州模式的提升，同时也是政府放权与定位的过程。政府的管理权限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由“全能政府”向“适度政府”转变，把原来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配套、严重束缚市场经济手脚的条条框框切实放开，从行政观念到治理观念，放松产业管制，把属于市场的权力和职能全部下放，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让企业自主经营，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同时，为外来投资制定良好的宽松的政策，通过外力撬动温州经济模式的新突破。其次，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某些刚性的堡垒。在精简机构的同时提高办事效率、改进服务，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和更好的为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服务。三是就鼓励民间组织的建立和发挥效用，加快发展和健全各种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专业化培训和教育、信息与技术的研究，以及咨询、融资和分散风险的机构等。通过这些自发的或官方促成的中介机构逐步提升企业战略、拓展市场深度和扩张市场容量，并形成对政府的软约束。只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其市场的促进作用，温州经济发展才能在经济转轨的渐进式改革中逐步打破对自身的各种锁定，从而更好的发挥其区域扩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