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探索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何处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为了回答这个世纪性的课题，在这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三种选择和试验。回顾这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观看百年风云，把这三种选择试验及其后果作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清醒地进入二十一世纪，是很有意义的。
充满凶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邪路
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这是长期中国封建社会的衍续，更是由于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无法抵抗较之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比封建主义先进的资本主义压服了东方落后的封建主义。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谈问题，这种状态，比之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应当说，是出现了一个历史进步的启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此作过精彩而简练的阐述。（见《毛泽东选集》新版第2卷第626—627页）
这样，按照历史自发性的运作，中国将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滑行。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将缓慢地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活跃的因素，总是要为自己的前进而开辟道路的，总是寻找更有利于适应自己发展水平而促进自己发展的生产方式。而中国经过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也终究是要步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的。
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还有着其发展的余地。本世纪后半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取得了进展。有些国家甚至个别的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有了较快的发展，挤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也正是根据历史的检验，毛泽东在1958年对他在1940年的一个论断进行了修改。1940年，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道：在二十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同上，第 679页）在1940年，他认为， 不是投向社会主义旗帜下，就是沦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奴仆，“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同上，第681页）而他经过长期的观察， 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1958年，他在同巴西记者的谈话时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同上， 第710页）
但是，中国如果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滑行，那将是一条邪路。那将是人民蒙受苦难的路，那固然是一条比封建主义要强的路，但却是需要付出长期痛苦代价的路。这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穷凶极恶的表演和所导致的后果所证明了的；这也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软弱优柔的表演和所导致的后果所证明了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些实践中进一步地认识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罪恶的邪路。实践也教育了人民，因此，人们达成了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在排除了蛮横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垄断之后，中国可以不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曲折、社会主义出现世界性的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军事的优势、而一些邻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搞资本主义、香港在英国控制下搞资本主义，而成了亚洲“四小龙”当中的两个。在如此等等的内外形势下，回答这个问题就更鲜明地提上日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经常遇到“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这当然也是必须回答的。
面对现实的邓小平，没有绕开这个问题走。在《邓小平文选》的第二、三卷中，特别是第三卷中，邓小平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另一方面，他更以充分的说理，教育人们摆脱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迷惑。
在邓小平的一系列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宽广视野、从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共处的经验教训、从社会主义荣辱兴衰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现实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等一系列方面来透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从多方面论证了即使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低潮的形势下，中国也不能搞资本主义，而必须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客观条件。这主要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这个由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已一再被实践所证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取得很大的进展时，这些国家中的有识之士还在那里研究其缺陷而谋求更改之；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已经初步地无可辩驳地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低潮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中国近现代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初步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认同感；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深刻总结和认识，从而走一条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不断地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等等。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这样说道：“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同上，第320—321页）
邓小平从战略发展大局思考问题，拒绝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来是十分鲜明的、坚定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同上，第111、123页）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条路，但这是一条邪路，是一个人民将蒙受苦难的路，是一个历史发展要经历重大曲折的路，作为中国人民忠实儿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要领导人民拒绝走这条路。
在邓小平的一系列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强调，当然是但又不仅仅是出于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邓小平作为一个毕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当然深信并力求实现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他的作为“政治交代”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地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上，第382—383页）这是很自然的。
但邓小平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革命家。他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已经列入每一个国家的现实行动日程的问题，他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甚至说五十年以后也不要变，就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他充分地考虑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他认定，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不能搞资本主义。
这是因为邓小平认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旧中国已经走过的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不适合二十世纪的中国国情，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他指出：“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同上，第205—206页）
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实际需要，决定了不采用社会主义方向和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的迫切问题；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初步地显示了优越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顾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邓小平说道：“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同上，第63页）
第三，现实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决定了中国必须搞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甚嚣尘上、国际上出现社会主义世界性的低潮的时候，清醒地指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整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研究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同上， 第206、311、326、364页）一个国际环境、一个国内环境， 都不允许自发地推行资本主义，而只能是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的时候，不少的人这样说，如果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实行下去，该有多好？！但是，第一，人们都知道，历史是没有“如果”的；第二，如果说是搞“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也是意味着选择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意味着拒绝资本主义方向；第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同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分歧，不在于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向之间的争论，而是按社会主义方向推进时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怎么做等等问题上的分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资本主义是一条邪路，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定律。
搞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缺乏活力的歧途
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这没有错。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怎么搞？实践已经表明：只是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不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直讲：“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第63页）
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方向上没有动摇过。但是，社会主义搞得并不那么成功。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性《决议》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总结阐述。在《决议》发表之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反复再认识，人们对于这个《决议》的基本思路，还是有着广泛的共识。这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存在着“左”的问题，也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那就是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这是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根据所在。而中国一个相当长时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失误（包括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很可能是在如何认识和把握“高于”的问题上进入了误区。
“高于”是对被高于者的“高”，那应当是在被高于者的基础上之高，这样的“高”，当然是要克服被高于者的缺陷，但也应当包括被高于者为高于者所奠定的基础，包括被高于者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中的精华，特别是仍然有着很强生命力的、对现实社会仍然有着进步作用的那些东西。所以，“左”的年月那样地搞简单的“你有我不”地“对着干”，是不对的。由于那样做，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妨碍了社会发展，在不断再认识的进程中，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多了。
本文把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走入歧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它毕竟是为了搞社会主义，毕竟是为中国的多数人谋利益，因此，当人们认识到自己选择不当的时候，就会从歧途中退出来，迷途知返。二是，它毕竟是在搞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当决策恰当的时候，也是可以为人民办许多好事的，所以，“做”的年月里也不是一无是处。邓小平在谈到“左”的年月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也冷静地指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同上，第264页）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地位、 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等等皆系于斯。
但，歧途毕竟不是光明大道，在总体上认识了歧途之后，就不要把歧途中的某些稍好之处同我们以后所选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的某些缺陷，作不恰当的比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历史规律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而科学选择的一条不同于“邪路”、“歧途”的强国富民之活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实践。这就是在确认中国已经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既拒绝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搞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谓“全新”就“全新”在这里。邓小平说得好：“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同上， 第258页）
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科学的界定：“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彻底辩证的命题。这就是要求：必须明确我们已经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并且要坚定不移地向着完全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但是，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也就是“事实上不够格”的阶段。（同上，第252、225页）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在进一步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时，着重地指出：“建国以来的实践特别是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统一认识和实现准确把握的问题。”我们必须也只能循着邓小平理论所开辟的思路去统一认识和实现把握，也就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认识和把握。这是一个不断地再认识并加以辩证把握的过程。
对这个科学而辩证的命题，囿于形而上学束缚的人是无法深刻懂得或难以辩证把握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同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既是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之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充分自觉的历史主动。
这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又是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这就是：第一，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上，第373页）所以， 从根本上说，借鉴资本主义的许多东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特别要认识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党的十三大遵循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所解释的那样：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实际出发而作出的能动的、主动的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成为史无前例的探索和创举，所以成为一条新路，就在于此。这就是说，作为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同，而是要在研究干得比资本主义要好的问题上花力气、下功夫。
第三，所谓在实际可能地高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做文章主要是两个方面：那就是，一方面，在实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面，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干得比资本主义干过的要多、快、好、省；那就是，另一方面，要使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陷和弊端，努力干得比资本主义经历过的要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
第四，这就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完全可以而十分必要的是：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利用国际资本主义来为中国服务，关键是只要头脑清醒，以我为主，逐步推进，量力而行。
在研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马克思的这段话，没有过时。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资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页）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当那些东西生命力还未发挥完了的时候，人为地取消之，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对待市场经济的经历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么？！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不发达的、非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更是弊端百出，我们在旧中国时代深受其苦。但这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必经的，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充其量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同上，第101页）， 而是绝不能人为地使之寿终正寝的。而我们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够深刻的了。
这个全新的探索，是坚决纠正“左”的脱离中国实际的那种模式的。这一点，人们已经作过许多论证。关键是不要把“左”的年月的某些“好处”来同现在的某些“毛病”作简单的对照比较。
这个探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根本性的进展，形成了基本的框架。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当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寻找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有利于化解各种消极因素，有利于遏制丑恶腐败因素的各种实践方式。这种实践方式的探索和实验还在继续之中。
一个“邪路”，一个“歧途”，一条“活路”。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实践对三种实验所作出的结论。
邓小平在晚年十分清醒地提醒人们，“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这就是说：尽管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活路”，但也不是十全十美，说那些是“邪路”、“歧途”，也不是一无是处，更不是说，就没有其存在的余地。而是三者比较，“活路”最优，这个最优是讲的一个大道理，必须用这个大道理，来认识和对待各种小道理。这是在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最佳选择，是实现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动性的最佳结合。这个结合的实现，是要在说服各种小道理的过程中实现的。
总之，三条路的结论是以实践检验为根据的，同时，还将接受着新的实践的检验。这个检验还没有完。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在实践中，离达到完全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正在做的事情搞好，使“活路”更放光彩。这就更有利于说服那些还受“邪路”、“歧途”困惑的人。如果“活路”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或“歧途”上去。正是这样，邓小平才在他的政治交代中强调：“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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