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国有工业企业退出绩效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浙江论文,工业企业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2）03－0022－07
本文将通过界定和量化国有企业的退出，来研究国有企业退出与绩效关系，从而量化分析国有企业的退出对浙江工业经济、浙江国有工业经济的宏观层次，到各行业之间，行业内国有与非国有之间的微观层次的影响。
一、退出的绩效分析模型
退出绩效的衡量是较为复杂的，除退出企业本身绩效以外，还有社会稳定与职工就业等社会问题，为分析简便起见，对退出绩效分析作如下基本假设：
（1）退出的衡量。如何界定和量化国有企业的退出， 目前并没有专门研究，我们认为使用相对量“参与度”和绝对量“退出度”两个指标较为合适，“参与度”表征一个行业内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实力对比；“退出度”表征同一行业在不同比较年度区间内单位数的绝对量之变化。
（2）绩效的衡量。如何界定和量化绩效，为了统一起见， 采用国家会计准则中规定的四个类别八个指标量化行业的绩效水平。
（3）有效性边界的界定。 我们认为对国企退出有效性的考虑应做到客观、全面，这需要明确的数据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国有企业退出所引致的自身、非国有企业以及行业的直接、间接影响。
（4）不可比因素排除。如行业自身处于不同生命周期， 政府的倾斜政策等不可控因素对绩效的影响难以估量；所以我们在对数据进行技术处理时，删除了一些明显逸出讨论范围的行业数据，如烟草、石油加工行业等。
本文的实证分析思路，如图1所示。
1.参与度
定义：“参与度”表征一个行业内某一时点国企与非国企的所投入资源与力量对比。
计量模型：通过分析企业投入资源的构成，给出如下国有经济行业参与度的计量模型。
A＝0.2[*]B＋0.7[*]C＋0.1[*]D
A表示该行业内国有经济的参与度，B表示该行业内国有企业单位数占整个行业企业单位数的比例，C 表示该行业内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占整个行业销售收入的比例，D 表示该行业内国有企业总资产占整个行业总资产的比例。B、C、D 前面的系数表示根据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而分别赋予的权重。
2.退出度
定义：退出度是表示两个年度区间之间行业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个数的下降率。它是一个动态的、绝对的指标，描述一个统计对象在不同统计区间的变化量及变化率，说明一个工业行业内国有企业单位数在不同年度区间内的变化。计量模型：
E[,ij]＝（E[,i]－E[,j]）／E[,i]
E[,ij]表示退出度，E[,i] 表示前一年度区间内行业内国有单位数，E[,j]表示后一年度区间内行业内的国有单位数。
3.绩效的量化
绩效的量化评价是建立在相应的指标体系基础上的。本文采用财政部统一的国有企业绩效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构成如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如果我们用M表示评价指标，用F表示指标权重，那么综合绩效指数的计算模型如下：
二、实证分析
1.从宏观层面上对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退出的有效性分析
首先，我们观察1996－1999年各年度浙江省国有企业单位数及参与度的基本情况。以1996年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为基数1，则1997－1999年三年间国有企业退出了25％，1996－1999年四年间国有企业退出了39.96％。在上述背景下， 对浙江经济整体与浙江国有企业退出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分为两个层次：
（1）将浙江工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 以全国工业经济作为横向参照物，以浙江工业经济1996年的绩效水平作为纵向参照物，根据有关数据，分别计算出浙江工业经济，全国工业经济在1996年、1999年度的绩效水平，绘制出如下的柱状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国有经济的“有效退出， 战略重组”战略实施，浙江工业经济的绩效水平显著提高，其中，1999年比1996年上升6个指数点；而同期全国的工业经济绩效水平下降2个指数点，浙江工业经济与全国工业经济之间绩效水平的差距由1996年度的2个指数点上升到1999年度的10个指数点。据此，我们得到结论：4年来，由于浙江国有工业经济的较早、较快退出，其工业经济的绩效水平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工业经济绩效水平。
（2）更进一步的考察浙江国有工业经济4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同年度的浙江工业经济的整体水平，以及同期全国国有工业经济的绩效水平为参照物，根据有关数据，分别计算出浙江国有工业经济、浙江工业经济、全国国有工业经济三者在1996年、1999年度的绩效水平。具体的计算结果表示成以下柱状图3：
从图3 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浙江省的国有企业战略改革是全国试点性省份，其对改革的不断尝试摸索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所以，无论从横向或是从纵向看，在全国国有工业绩效水平不佳甚至有所下降时（从1996年度的45个指数点到1999年度的43个指数点），浙江省的国有工业水平从1996年度的44个指数点上升到1999年度的56个指数点，上升了12个指数点。浙江省全部工业水平也从1996年度的49个指数点上升到1999年度的55个指数点水平，上升了6个指数点。 可以得出结论：浙江省的国有工业的退出促成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的“双赢”发展，浙江省的国有工业的退出思路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从微观层次上分析行业内国有企业的参与度与行业整体水平间的关系
参与度是一个相对的静态的指标。它显示出一个行业内，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力量对比；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行业中国有经济对整个行业的调节能力、保障能力。利用参与度进行实证分析的分析模型如图4所示：
自然，不同行业由于其不同的自身特点“行业偶然性”及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生命周期偶然性”，单个行业之间的参与度与行业绩效水平间的关系不具备可比性，所以我们采用物理上的“测多算少”的方法——分区间、取平均值，以消除两种偶然性造成的误差，希望能说明问题。我们将不同行业按参与度大小分为四个区间：
（1）100－75，处于这个类别的行业，被国有经济所垄断，其绩效水平中包含有难以估算的“垄断水分”及“政策水分”，未能真实反映出此类行业的绩效水平及竞争能力，所以不予考虑。
（2）75－30，处于这个区间内的行业， 国有经济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但遭遇到非国有经济的严峻挑战，其绩效水平仍含有一定的“垄断水分”及“政策水分”。
（3）30－10，处于这个区间内的行业， 国有经济处于非支配地位，但对行业仍具有一定的调控能力。
（4）10－0，处于这个区间的行业，国有经济处于一种补充性的从属地位，行业内的竞争程度相当高。
当然，在依据参与度对观察行业进行选择时，同时考虑其对应的绩效水平，我们规定绩效水平的有效区间是［－0.1，1］。当行业的绩效水平不在此区间时，称此行业为“逸出行业”，划出考虑范围。根据资料分别计算出处于各区间的行业在四个年度的绩效水平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从表2 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迹象：排除国企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外，行业内国企的参与度越低，则行业的绩效水平越高；国企的参与度越高，则行业的绩效水平越低，四年中，其中参与度在（0－10 ）％的行业的平均水平比参与度在（10－30）％的行业平均水平高4.5个指数点。
由此得出结论：行业内国企的参与度越低，则行业的绩效水平越高；国企的参与度越高，则行业国企的绩效水平越低。在一些计划经济痕迹相对较深的行业中，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保护了一大批效率低下、绩效水平低下的国有企业，从而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绩效水平的提高。更进一步的思考分析，我们便能推论出：在这些计划经济痕迹较深，而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且国家无必要独资专营的行业其供有效退出的空间较大，退出的前景也相当乐观。降低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的参与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个行业的绩效水平。
3.从微观层面分析四年中不同行业的不同退出度对行业绩效水平的影响
退出度是指行业在不同年度区间的单位数的改变比率。我们在四年（1996－1999年）中确定两大区间：1996－1999年、1997－1999年。和对参与度与绩效水平间的关系讨论一样，确定区间类别、选择考虑行业、“测多算少”。建立分析模型如图5所示：
分界点的确定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不利影响：（1 ）由于“退出度”更大程度上受行业偶然性和生命周期偶然性的影响，无法分得过于精确。（2）由于36个行业中有10 个行业政府的战略调整是“进”的，所以这部分行业要排除在外。各区间的行业数量应尽可能的相等、接近，这样不同区间之间的可比性可相应增强。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表3、表4：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我们观察两个区间内的不同“退出度”而引致的不同的绩效水平改变量，显示了：“退出度”大的一个组别的绩效水平提高量显著大于“退出度”小的那个组别，1997－1999年度区间内，退出度处于（25－50）％区间内的国企，其绩效水平提高了7个单位。这为未来的国企“战略退出”的“量”的考虑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国企的退出度越大，则有利于所在行业内国企绩效水平的提高。
4.国企退出与非国企的退出及规模改变间的关系
我们在研究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参与度时发现：在众多国有企业不占统治地位、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国有企业的退出过程中，伴随着非国企一定比例的退出，国有企业就如同生长在地下的“大萝卜”，当我们将它从地下连根拔起的时候，同时带出了一定比例的“泥土”——非国有企业。我们对这样的行业进行讨论，排除由于行业政策的原因导致的12个国企不“退”反“进”的行业，选择23个四年来国企显著退出的行业，分别计算出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业企的退出度，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令国有企业的退出度为自变量x， 非国有企业的退出度为因变量y，设y＝a＋bx具体的计算结果可见表5：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由表5中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13＞0.5，a＝0.328、b＝0.637，且其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1。可见，国企的退出与非国企的退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我们认为，国企的退出是一种政策性的“被动退出”，引起行业的“生存效率底线”上升，使原来一些在“生存效率底线”上方的非国企被赶到了底线的下方，从而被市场“淘汰退出”。
另外，我们注意到伴随着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非国有业企一定数量的退出，行业内单位企业的资产总额、生产总值均显著上升。计算结果如表6：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分析的结果是十分有意义的，四年来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产值、平均资产分别比1996年度上升118％和179％；非国有企业的上升幅度更大，平均产值、平均资产分别比1996年度上升245％和218％。我们看到：国企的有效退出、对原有资本进行战略重组，使行业内留存的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大幅增长，在市场的竞争力显著增强；拉升整个行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规模最低水平，迫使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相应扩大规模，或选择退出，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绩效水平，实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双赢发展。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论：①4年来， 由于浙江省国有工业较早、较快实施退出战略，使得浙江工业经济的绩效水平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工业经济绩效水平。②浙江省的国有工业的退出促成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的“双赢”发展，浙江省的国有工业的退出思路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③在一些计划经济痕迹相对较深的行业中，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保护了一大批效率低下、绩效水平低下的国有企业，从而影响了整个行业的绩效水平的提高。④国有企业的退出度越大，则有利于所在行业内国有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的退出度与非国有企业的退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⑤我们注意到伴随着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一定数量的退出，行业内单位企业的资产总额、生产总值均显著上升，表明行业内留存企业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但是，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局限性：①行业自身的特性及政策差异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分析结果，并一定程度影响着最后的结论。②参与度和退出度的界定、量化，变量相对简单，而且分割开来考虑可能对结论有一定影响。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选取更多的变量来界定和量化参与度、退出度，而且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③我们的样本数据只来自4年的统计年鉴，这样的统计窗口过短， 分析结果说服力受到一定影响。④当然，本文研究只是一个尝试和开端，我们将对国有企业退出量的边际效益、退出方式和绩效水平关系等做深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