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GDP的测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估值论文,历史时期论文,经济总量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20世纪后期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根据不同的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前后，中国GDP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在此背景下，重新评价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同时，随着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的崛起，量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GDP”研究，①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日渐兴起，并汇聚成一股频繁互动的研究潮流，吸引着不同学科、国籍的学者参与讨论。不仅如此，在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一研究潮流还引发了诸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问题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在中国学术日益走向国际的今天，中国历史GDP研究的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生动案例，因此，及时跟踪这一具有国际意义的学术动态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即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历史GDP研究如何从国际学界专门性的研究领域，一跃成为备受各国不同学科学者关注的焦点领域这一发展脉络，作一简单梳理，总结当前热潮中出现的问题与可能的发展趋势，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研究缘起与初步探索：1930-1990年 GDP系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用于宏观评价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的主流统计工具，主要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总量经济的生产、收入及支出进行记录与核算，反映当期总体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支付及流量关系。 从宏观上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从人口、收入、支出、土地存量、其他实物资产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进行过定量匡算，还试图对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国民财富进行“政治算术”式的比较。②但配第的这种计算相当粗陋，并没有形成一套专门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当时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先后提出GDP、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等概念，并对其加以科学定义及规范计算，GDP统计工具才正式诞生。③经济学家亦将这一新兴的宏观统计方法运用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研究。其研究目的大致有两个：一是通过测算各国人均GDP的长期增长，揭示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问题；二是通过对现代经济增长出现前后东西方各国人均GDP水平的比较，探索东西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GDP研究的先驱者试图建立一种跨国的、长期的研究模式。 最早尝试这种研究模式的是英国经济统计学家克林·克拉克。1940年，他首次对28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进行核算。在其著作中，他利用工资数据，大略估算了1925-1934年中国的GDP。④这应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时期GDP的最早测算。而在此前，华人经济学家刘大钧出版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对此次全国工业普查，刘大钧自我评价为：“其普遍性及精密性皆远过以前所有之工业统计，即较诸英美工业普查之项目，亦有过之无不及也。”⑤这本调查报告成为后来学者估算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的主要数据来源。1946年，刘大钧的《1931-193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一书出版，⑥这是中国学者涉足此项研究的首部著作。1947年巫宝三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出版，该书充分利用当时几乎所有能见到的官方和民间第一手调查统计资料，对1933年的中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细致的核算与评估。以此为基础，此后巫宝三又将其测算年份加以扩展，对1929、1936和1946年的国民收入也作出估计。⑦可见，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与世界历史时期GDP研究几乎同时起步。不仅如此，巫宝三等人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收入的估算，还在国际上成为被不断引用的经典成果。 上述学者在引入现代GDP研究体系的基础上，共同开创了一个超越单一部门或领域的、全面量化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新领域。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在开拓之初，便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两个极富学术价值的问题：第一，经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当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以人均GDP为标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以工业革命的成功展开为发端，之前的世界经济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⑧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现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由于缺乏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数据，当时人们无法得知中国何时出现现代经济增长，也无法把握前现代发展水平与现代经济增长间的差距。第二，尝试研究世界各国GDP长期序列的西方学者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出现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大大高于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其论点暂时还找不到来自前近代中国人均GDP数据的支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何种水平，便成为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外不断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讨论第一个问题的学者主要有张仲礼、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刘大中、叶孔嘉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等人。1962年，曾留学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对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张氏的估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统计，以及外国学者和巫宝三的估算，尤其是手工业与服务业两个部分。因为资料匮乏，所以只能将其研究结果看成是对当时中国GDP的一个粗略估计。尽管如此，他首次将GDP研究向前推至晚清时期，从而为探究近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水平作出了贡献。他认为，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和绝大部分的非农产业仍处于前近代的发展阶段。他还将其估算与巫宝三等人估算的1933年的国民收入比较，得出结论：若以1933年的价格计算，当1933年部分地区经历工业化的时候，中国的国民收入较之19世纪80年代增长了40％，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30％。⑨美国中国史专家费维恺认为，张仲礼夸大了绅士的收入，并且过于依赖1887年耕地面积的官方材料。⑩费维恺将农业估值上调30％，结果大大降低了1880年至193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降至36％，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18％。 1965年，美籍华人学者刘大中与叶孔嘉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一书，(11)重新评价了巫宝三等人当年使用的主体资料，如《农情报告》、《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和《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等，并且修正了部分测算口径，从而得出了1933年中国国民收入的新估值，并将研究视野向后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他们还分析了1931-1936年中国的GDP估算，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特征为“中等程度的工业增长，农业的停滞不前以及人口的继续膨胀”，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只有0.33％。(12)20世纪70年代，经济史专家珀金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13)不仅修正了刘大中等人对1933年农业产值的估计，而且根据其有关农业的研究成果与章长基关于工业的研究成果，(14)将GDP的估算扩展到1914-1918年这一时间段，从而建立了这一时期新的GDP序列；这一序列显示，1933年的人均GDP与1914-1918年相比，仅实现了约为0.54％的年均增长。 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则尝试探索第二个问题。1981年，法国经济学家贝洛赫发表《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经济差异的主要趋势》。该文除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外，还统一按照1960年的美元价格，依次估算了1800年、1860年、1913年、1938年、1950年、1960年、1970年和1977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以此为依据，贝洛赫反驳了克拉克·沃伯顿、库兹涅茨的观点，认为仅就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而言，工业革命前中国的人均GDP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很多；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在估算过程中详细说明其资料来源及估算的具体方法。(15)但其研究却经由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引用而广为人知。(16)贝洛赫的这一看法在中国也得到响应。1987年，刘瑞中以农业产值为基础，从中国货币、货币国际购买力和真实收入三个维度，分别估算了1700年、1750年和180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并与同时期的英国进行比较，指出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18世纪早中期，英国的人均收入仅比中国略高，两国间的差距只是在此后的一百年里才逐渐扩大。然而，刘氏估算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未经修正的官方统计，以及张仲礼、巫宝三、刘大中等人对近代中国国民收入的估算；而且他也仅是估算了农业产值，非农业产值是根据假定的比例推算而得，因此其估算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17) 大致而言，至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国内外学界针对开拓者们遗留问题的讨论才刚刚展开，具有鲜明的起步阶段特征。 首先，刘大钧、巫宝三等人奠定了中国历史GDP估算的基本方法。根据国民收入账户体系(SNA)，GDP的统计有所谓的“三方等价原理”，即GDP的生产量、分配量与使用量三者完全相等，这就意味着可以分别从生产、收入与支出三个角度对GDP进行测算。刘大钧、巫宝三等人在大量占有各种原始数据与资料的前提下，从生产和支出两个各自独立的层面上分别对1933年大多数行业和宏观经济指标逐一进行计算，然后各自加总或综合分析，最后得出这一年的国民收入。他们的贡献还在于使用了指数原理，利用重要的指标数列，推求了其他年份的历史GDP。正如巫宝三本人所述：“本书书名为《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而在书中我们亦曾估计1931-1936各年的国民所得，我们所以未标明1931-36者，乃因我们详细的估计以1933年为限，此外各年因材料缺乏，不能应用同样方法详细估计，只将有关指数加以引申，数字的可靠性远不及1933年之高，只可当作一种趋势看待。但是我们觉得以某一年的详细估计为基础，加以引申，或较在某年作有些业的估计而在他年又作其他业的估计，再将结果加以引申为满意。”(18)其研究方法成为中国历史GDP研究的经典方法，不断被后来的学者，如张仲礼、刘大中、费维恺、珀金斯和刘瑞中等人引用、充实。 其次，所有学者都将中国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并且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于民国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GDP估算上。学者在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方面，用功最多的也是20世纪30年代，且都是全国性的统计，缺乏区域性与个案资料与之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者掀起了一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虽然并未涉及或研究历史时期的GDP问题，但为从生产与流通两个环节来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供了一大批明清时期的计量资料和历史数据。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一批承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任务的学者，除收集定性研究资料外，还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明清时期和近代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产品产量、产值、贸易量、物价水平等计量指标进行研究和估计。这些工作都为后来的历史GDP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最后，由于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时空对象集中、研究资料整理不足，导致这一时期学者的估算结果比较趋同。反映在上文所提及的两个遗留问题的回应上，他们均认为：随着民国时期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随之出现，但因为现代工业在当时全国GDP中所占比重极小，由其带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成就显得微乎其微，几乎完全被农业部门带来的停滞抵消；在现代经济增长出现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小。 二、国际学术大讨论与研究潮流的出现：1990年至今 在西方学术界，自贝洛赫在现代经济增长起源问题上发出反传统声音后，不断有学者使用GDP核算方法重新量化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引发了西方世界对历史GDP研究的新一轮热潮。研究者由此将GDP的核算由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向前延展，不但回推至欧洲近代早期，甚至还到了更为久远的中世纪，产生了一批观点迥异于以往的学术新成果。(19)这些成果以不断发现的新证据推翻了克拉克·沃伯顿、库兹涅茨等人有关现代经济增长起源的观点，证实了一个正在成为共识的观点，即真正的经济增长并非起源于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而是开始于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是由当时一系列重大经济变革引发，也就是说，“马尔萨斯陷阱”仅出现于中世纪晚期以前。这一新共识被简·德弗里称为“早期近代主义者的挑战”(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20)同时，欧洲近代早期与中世纪晚期的GDP研究，使国际学界同样需要重新认识非欧洲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表现，恰逢此时，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对中国历史时期GDP的研究自然就成了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 其中两位西方经济史学家关于中国历史时期GDP的研究，不但在西方学术界引领潮流，而且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位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基。他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利用一系列新数据，修正了1914-1918年和1931-1936年两个时段的GDP与人均GDP的增长率。具体而言，罗氏并非直接用数据修正前人估算的GDP，而是通过各种间接的数据来推求各行业的增长率。如农业方面，他主要利用棉布消费和工资两种指标来推断农业经济的增长率；工业方面，除了引用章长基五种工业行业的增长率之外，他还利用产品原料、进出口等间接指标推断其他九种工业行业的增长率。最后，综合各行业的增长率，他认为，当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1％，比刘大中等人的估算高出0.77个百分点，比珀金斯的估算也要高出0.56个百分点。他由此重新评价了二战前的中国经济，认为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暗淡无光，而是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从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持续2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21)且增长率几近于同时期的日本及其殖民地。(22) 另一位是英国数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陆续发表《世界经济观测：1820-1992》、《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等作品，综合了多位学者的成果，开拓性地建立了公元1年至1950年中23个年份的中国GDP和人均GDP序列。在他看来，公元1年至960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增长，人均GDP保持不变，低于同期欧洲；但是在960-1279年的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却获得了一次实质性增长，人均GDP增加1/3，超过欧洲成为当时世界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在此后的5个半世纪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像贝洛赫估计的那样乐观，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再次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而西欧早在14世纪就超过中国，至工业革命前夕，西欧人均GDP已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2倍。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多。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衰退。1890-1933年，随着局部地区开展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出现缓慢而持续的增长；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使得19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退回到1890年的水平。(23) 罗斯基、麦迪森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贡德·弗兰克等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有力证据。(24)刘佛丁评价罗斯基的专著是“向长期以来流行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提出全面的挑战”。(25)在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中文版出版时，珀金斯称该书“是任何对中国有兴趣的人的必读书”；李伯重也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经济史领域的一本大师级杰作。它将成为全世界未来几代学者们所赖以站立的伟人的肩膀”。(26) 从更深远意义上影响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的，是美国史学家彭慕兰。2000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一书，(27)虽然没有使用GDP和人均GDP指标，而是用个人收入与消费来衡量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其计量结果同样挑战了自克拉克·沃伯顿、库兹涅茨以来的西方传统观点。彭慕兰认为，至少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期西北欧的英格兰不相上下。导致后来双方拉开差距的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的优越地理位置，此二者使英国的工业革命获得成功，从而才发生了“大分流”。彭慕兰还认为，相较于中西差异，18世纪中国内部，如江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反而更大。 彭慕兰的观点在国际学坛引发众多学者的讨论。起初，学者从农业生产效率、财产关系、家庭组织乃至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参与“大分流”的讨论，研究多数属于定性的讨论与分析。(28)后因受到历史GDP研究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罗斯基与麦迪森对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的影响，2004年以后，“大分流”讨论逐渐转向，学者开始将“大分流”的讨论与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结合在一起，计量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使讨论由以定性分析为主转变到以定量分析为主，形成了“大分流”讨论与历史GDP研究在中西经济比较研究基础上的“合流”。以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经济史大会为例，自2000年以来，国际经济史学会分别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芬兰赫尔辛基、荷兰乌特勒支和南非斯坦陵布什举办，历次大会均有一至两个以“大分流”为主题的分场讨论会。2006年以前，世界经济史大会中的“大分流”分场讨论与历史GDP研究基本没有关系，但此后的三届大会上，“大分流”与历史GDP研究相关的分场讨论成为大会最热门的议题。伴随着“大分流”国际学界的大讨论，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被推到国际经济史学界的最前沿，从而成为引领国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事实上，此后国内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GDP研究成果都是围绕罗斯基、麦迪森和彭慕兰等人挑战传统的两大讨论而展开。首先，是他们的研究引发学者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1995年，日本一桥大学启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长期经济研究统计计划。他们全面评价了以往学者使用的统计资料与既有的估算成果，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对近代中国8个年份的GDP初步进行了全新估算，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出现的时间比罗斯基等人认为的更早，即1840-1911年中国就经历了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尽管1912-1920年间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至193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0.82％，这略低于罗斯基的估算。(29)华人学者马德斌利用巫宝三、刘大中等人使用的资料，仅就20世纪3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及上海地区的GDP与人均GDP进行估算，回应了罗斯基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1933年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均GDP大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60％，比日据时期的朝鲜、中国东北地区人均GDP水平高出40％-50％，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同时，他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现代经济增长真正起步于20世纪初，而不是彭慕兰所认为的18世纪。(30)马烨与赫尔曼也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建立了晚清(1840-1911)中国GDP时间序列，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遭遇衰退或停滞，其估计与麦迪森一致，而与日本一桥大学学者的研究相左。(31) 国内学者参与讨论始于1997年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出版的《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该书对1850年、1887年、1914年、1936年和1949年五个年份的GDP和人均GDP进行了估算，认为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1850-1887年为-0.38％，1936-1949年为-2.87％，而1887-1914年、1914-1936年两个时段的增长率则为0.30％和1.02％。(32)其估算非常接近于罗斯基的研究结论，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详细罗列估算过程与引用资料。其估算后来又被刘巍、陈昭等人所支持。在《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1887-1936年)》中，刘巍和陈昭分别以张仲礼估算、刘佛丁等人修正的1887年GDP估值、刘佛丁对1914年的GDP估值、陈争平对1920年的GDP估值、刘大中等人对1931-1936年的GDP估值为基础，将成系列的部分数据，如进出口量、人口、近代工业投资等，代入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即利用计量方法倒推出1887-1930年的中国GDP，得出更为乐观的人均GDP增长率，即1887-1911年为0.71％、1911-1936年高达1.78％、1887-1936年为1.25％。(33) 其次，“大分流”研究引发了学者对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这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前近代个人收入的研究。与需要大量基础数据来综合计算的GDP和人均GDP不同，用来计算历史上个人收入的数据来源不仅容易获得，而且相对简单直接。就这一研究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艾伦等人的研究。《大分流》出版后，艾伦等人便着手收集欧洲和中国等地区工资、消费与物价等方面的数据，连续发文挑战彭慕兰的观点。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工资角度来看，18世纪中国几个大城市的货币工资确实要低于英国和少数低地国家，但与欧洲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接近。到了20世纪，欧洲落后地区得到长足发展，其生活水平也开始高于中国，而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仍然只是些微高于欧洲“最低生活水平”。(34)二是中国前近代GDP的直接研究。2005年，刘光临根据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与人口，利用货币供求理论中的“费雪方程”，分别对1120年、1550年、1600年和1775年等多个年份的人均GDP进行估算。其估算结果与麦迪森大致相当，即1775年中国人均GDP略低于1120年的宋代。(35)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使用个人收入并结合生产函数，对GDP与人均GDP进行估算。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利用艾伦等人的工资研究成果，并结合曾运用于计算欧洲历史GDP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出1750年江南地区的人均GDP高于同期的欧洲平均水平，但是却比同期的英国低15％。 2010年，国内几乎同时出版了两部回应讨论前近代中国GDP的研究专著，一是刘逖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36)一是李伯重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37)刘著在汇总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1600-1840年间中国的人口、耕地、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数据，认为麦迪森的数据存在较大误差。他推算，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国家，1600～1840年，中国和欧美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前者的增长率为-0.08％。(38)李著则是首部采用国民账户系统(SNA)方法对前近代中国某一地区经济进行研究的专著。(39)此书在详尽占有各种一手资料(包括方志、文集、笔记、调查资料等)的基础上，既从生产增加值的角度对GDP进行估算，又通过收入法、支出法与之相印证，分析了当时农工商等各部门，以及生产、分配与消费各环节。该书估算的结果是19世纪初期松江府华亭和娄县地区已经城市化，“过去那种把19世纪初期的华娄视为农业社会的看法，确实是不符合事实的”。作者进而对比19世纪20年代华娄地区与19世纪最初十年荷兰的GDP，认为“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经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而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的近代经济”。(40)后来，李伯重还与范赞登进行合作，估算出1820年华娄地区人均GDP比同期尼德兰低86％。(41) 同年，管汉晖、李稻葵发表《明代GDP及结构试探》，主要是利用各种二手资料与前人估算成果，推算明代GDP，认为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始终维持在平均6公石小麦上下的水平。(42)最近，他们又与史蒂夫合作，重建北宋至清朝(1850)的GDP时间序列，认为北宋时期的人均GDP是明代的1.46倍，清代的1.89倍。北宋时期中国人均富裕程度高于1086年左右的英国，只是从1400年开始，中国才被英国超越，因此西北欧与中国发生的“大分流”不在1800年，而是在1500年。(43) 面对众多中国前近代GDP研究的新成果，“大分流”观点的开创者彭慕兰部分接受了李伯重与范赞登等人的观点，即承认18世纪的英国或其他西北欧低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要高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南。(44) 三、从观点交锋到理论反思：历史GDP研究趋势的理性转变 人类学术发展史已无数次证明，任何一次科学理论的进步都源于广泛的学术讨论，而任何一场国际或国内的学术大讨论起初都是不同观点的交锋，进而理性地转入对观点背后理论或方法的反思，最后实现理论创新与科学进步。中国历史GDP的研究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热烈而深入的国际大讨论，使中国历史GDP研究出现了许多新趋向：首先，在方法论上，国内外的学者不再仅沿用巫宝三等人创立的经典方法，而是根据所研究时段的资料特点，灵活引入各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展开估算，从而出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如上文提及艾伦用真实工资、范赞登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刘光临用费雪方程、刘巍使用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进出口贸易模型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其次，受两大讨论的影响，在研究的空间对象上，学者们除继续关注整个中国外，也开始关注中国内部区域，主要是江南；在时间上，除继续关注20世纪30年代外，还不断拓展，从抗日战争期间、20世纪头十年，到19世纪下半叶，乃至宋代以来的中华帝国晚期，均受到关注。 再次，在资料搜集与整理方面也进一步拓展。上起12世纪，下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的长期历史数据，均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收集对象。这一时期，局部行业、局部地区的收集数据从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阶段。当然，就每个历史时期而言，数据之间的差别仍然很大。比如对于前近代的历史时期，学者用功最多的主要集中在人口、农业、金融货币、国内外贸易、政府财政和工资等方面，物价、手工业以及其他服务产业仍是薄弱环节。至于近代，除农业方面较全面外，学者们偏重于工业与服务业中现代部门数据的收集，而传统部门仍是软肋。就区域而言，数据整理最完备的仍然是江南地区，全国其他地区的数据整理则须加大投入。 最后，学者对两大国际讨论的估算结果意见泾渭分明。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除了都认同1937年之后增长率为负外，对于晚清和民国前30年的增长率，学者们则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在讨论晚清中国经济的表现中，一派认为增长，另一派则认为是倒退，体现在其核算的人均GDP增长率是正或是负；所有学者都认为民国前30年中国经济有所增长，但人均GDP增长率估算在1％以下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效果不明显，增长率估算为1％以上的学者则持较乐观的态度。尽管由彭慕兰引发的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大分流”的讨论，使学者们的观点趋向一致，即认为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18-19世纪，无论是在江南，还是全国，都已经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但是对于中国与西方何时出现这种分流，则存有很大争议，有“宋代分流说”、“明代分流说”和“清中期分流说”等不同观点。 当国内外部分学者针对历史GDP估算结果展开大讨论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发出了从理论上反思这一研究热潮的呼声。这种反思的转向始于201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的“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与会学者形成了两种相对集中的观点： 第一种是批判了当前许多历史GDP研究者不加批判地使用前人的二手数据，轻视收集与整理原始数据的浮躁风气，主张对相关史料“竭泽而渔”，要以“重建历史数据”为目标，在此基础上以收入法估算国民经济总量；更有人提出为修正先前学者关于近代以来的历史GDP研究，要建立近代经济原始数据资料库、修正数据资料库；还有人提出中国历史数据缺乏统计学意义，学术界应效法李伯重对华娄地区的GDP研究，不必求全求大。 第二种则具体评价了最近历史GDP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有人指出估算跨地区GDP时，横向平均价格容易带来总值高估；采用年均价而不考虑季节性，则可能带来GDP结构估计偏误；将GDP用于国际比较时，当期购买力平价法是较适合的方法。亦有人认为，不能本末倒置地先用某种理论模型推算宏观结论，再去作微观解释；估算近代中国GDP，必须保证理论函数的前提假设与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贴近，因果关系设置合理，则数量模型效果显著等。(45) 这次会议后，国内学者的理论反思持续升温。杜恂诚、李晋的《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一文，指出现在历史时期GDP研究已进入误区，偏离了“GDP”规范定义，GDP是现代意义上的统计而非估计，若偏离这一定义，并用粗略估计的方法来推算GDP，得出的数字就会更不可靠。推导GDP，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和基础性数据积累至关重要，而传统中国社会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其得出的数据与西方比较就易造成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误判，掩盖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事实。(46)此后，杜恂诚以国内商品流通总量为基础，重新核算以市场价值总和为范围的1933年的中国GDP，得出了比巫宝三等人核算结果要小30％左右的GDP估值。(47)陈争平则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的GDP可以包括市场与非市场两部分，同时为了凸显二元经济结构，有必要研究GDC(Gross Domestic Commodity Economy，国内商品经济总值)，这样不仅可以衡量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能分析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48) 关于历史GDP的使用界限，史志宏等人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在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GDP规范定义是既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全部最终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即所有最终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49)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GDP核算体系诞生之初，库兹涅茨等人并没有统一其定义与使用范围。学者往往根据研究需要给出GDP的具体定义。巫宝三等人将国民收入定义为一国或是一个社会各个生产组织的净收入，包括各行业中进入市场的净收入部分，也包括农业、工业(涵盖手工业)没有进入市场的净收入部分，但排除了服务业中不能计量的非市场部分。(50)此后，相关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遵从”了这一定义。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在近代早期，乃至中世纪晚期也经历过二元结构的大变动，这就使近年来那些将GDP核算方法用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也面临着与中国学者同样的问题。据此，西方学者才提出“历史国民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这一新概念，专门用于核算工业革命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并随之发展出一套有别于现代国民账户核算方法的历史统计学新方法。这一新的核算方法明确将农业、手工业两个部门中市场与非市场的活动都计入GDP，但是服务业中除政府服务之外的非市场部分则排除在外。(51)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其第40届会议上一致通过的最新版《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定义，国民账户体系(SNA)需要同时记录与核算市场交易及非市场交易的活动。之所以当代GDP或国民账户体系会包括非市场的活动，正是因为这些非市场的货物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的总供给量占据重要地位。(52)可见，当代经济学家为适应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经济的实际需要而拓展的GDP规范定义，在内容与适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经济史学家为核算19世纪以前的经济增长所提出的“历史国民账户体系”，其共同点就是两者都主张计入非市场的活动。当然，史志宏等人也认为，仍然有必要重视杜询诚与陈争平等提出的近代中国的国内商品经济总量的核算问题，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测量近代中国二元结构的演变轨迹。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对于上述共识的认同，相信由GDP规范定义引发的有关GDP核算体系能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讨论，将会逐渐被诸如如何核算非市场活动、量化二元结构的程度等讨论所取代。(53) 李伯重著作出版后，彭凯翔指出：书中以食物消费或营养摄入为主来评价生活水准，有不足之处；主要以GDP为标准来评价华娄地区的发展水平并不全面；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假设与充分就业结论不尽一致；华娄地区是否充分实现“斯密型成长”亦有可讨论之处。(54)倪玉平对李伯重和刘逖的著作，亦分别撰文予以评论。他认为李著是一部“融入世界”的著作，认为该书做到了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研究视野开阔，突出整体史并注重进行国内外比较。(55)倪玉平还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传统独特的大国，进行历史上的GDP研究，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而刘著对于这些困难估计不足。他批评刘著依据的“完全是第二手的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其研究既存在历史文献解读的常识性错误，对待数据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态度，忽视了数据背后的历史真实性与合理性，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至少在目前看来，不论是麦迪森所描绘的美妙情景，还是刘逖所给出的黯淡形象，都远非历史真实的写照。中国历史上的GDP问题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56) 四、对今后中国历史GDP研究的几点思考 尽管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从观点交锋渐入理论反思，却始终没能降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情，尤其在国际上仍有不少学者密切关注着中国历史GDP研究的最新成果。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历史GDP研究本身在走过了近百年历程之后，仍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是深化历史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纽带，也是加深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的桥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今后的中国历史GDP研究，应力争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1.估算方法 国际范围的大讨论正是由于不同的估算方法与资料所推导出的不同估算结果而引发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经济学模型在中国历史GDP研究场上小试牛刀，同时历史数据也被前所未有地整理与开发出来。近年来出现的理论反思也多是沿着资料与方法两个方向展开，这些都说明中国历史GDP研究正走向完善与成熟。但是，面临越来越多元化的估算方法，我们如何判断各种估算方法的可靠性呢？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认同度最高的核算方法还是巫宝三等人创立的经典方法，即从生产、收入、支出等三个角度核算GDP的方法；约有70％的研究成果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同样使用这种方法，学者们却会得出不同的核算结果，其原因除了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不同之外，还有这种方法本身具有局限性。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估算历史GDP时，虽然应以巫宝三等人的经典方法为主，但同时还要尽可能多地使用其他方法，对经典方法所估算的结果进行“交叉验证”(cross check)。事实上，当年巫宝三使用生产法为主核算1933年中国GDP，然后用支出法估算的结果加以验证。后来一些学者也主张，考虑到中国历史时期的国情，应以生产法统计中国历史上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产值，以收入法统计服务业的产值，同时用支出法进行检验。(57)尽管如此，我们仍主张，交叉验证的方法不仅应该应用于GDP的最终核算结果，更需要应用于GDP核算的整个过程，即尽可能地对每个用于核算GDP的指标进行交叉验证。如在考证出某个历史时段的耕地面积后，我们可以使用当时气候变化的史料与数据来对耕地面积进行验证；在对每个行业或部门的产量或产值估算之后，可以用人均消费、真实工资、进出口、货币流通量、原材料投入、劳动数量与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结合相关的经济模型，验证估算结果等。通过交叉验证，我们往往会纠正仅使用一种估算方法造成的估算错误，提高估算的准确度。 2.基础数据 无论是用何种方法进行估算，还是交叉验证，最终都不离开基础数据，这是国内外学界已形成的共识。中国历史GDP研究几乎与西方世界同时起步，此后关于西方国家历史GDP的研究以及相关量化经济史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却远超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显著的数据收集成就。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就开始展开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整理。但当时主要是收集价格、产业等方面的数据。自库兹涅茨等人创立国民账户体系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联手，开始按照国民账户体系的框架，大规模整理与收集历史数据。(58)这一基础工作的成就体现在两本有关世界历史GDP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上：一本是由库兹涅茨所著的《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散》，(59)另一本是由英国经济史学家迪恩与科尔合著的《英国经济增长：1688-1959》。(60)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学界历史GDP的研究乃是本国历史数据收集水到渠成的结果。中国GDP研究则直到清末民初时，才逐步使用西方现代统计学的方法采集和记录经济活动。巫宝三等人对1933年国民收入的估计，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尽管经过从巫宝三到张仲礼、珀金斯、刘大中再到吴承明、罗斯基以及当代学者的努力，但是所整理出来的基础数据，仍远未达到能够细致估算清代、民国时期中国历史GDP的程度。 如上所述，学界对于近代基础数据的整理要略胜于前近代时期。但无论是近代还是前近代，学者用功最深的领域，如历代人口、农业、金融货币、国内外贸易、政府财政、工资以及现代工业等，在统计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争议。这些争议往往会影响历史GDP的最终估算结果。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如历代物价、手工业、服务业，则由于数据资料零散，鲜有人作过系统的挖掘与数据整理。 正是因为估算中国历史时期GDP的基础数据不足，近十年来，学者对中国历史GDP的研究出现分流。由于工资、个人收入和货币供求量等领域的一手数据相对集中，部分学者转向这些主题，尝试使用宏观经济学模型推导出历史GDP；部分学者则继续通过梳理前人成果与二手资料，用巫宝三等人的生产法和支出法推算历史GDP；只有少数学者坚持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充分挖掘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独立估算历史GDP。正因为如此，在基础数据整理水平远远滞后于历史GDP研究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被各种“计量模型”包装的低水平重复成果，严重影响了本研究领域的推陈出新。因此，在目前阶段，中国历史GDP研究的学者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大规模重建历史数据上。对于那些过去学界涉及较多、仍存争议的领域，有必要认真比较前人的各种统计与估算，并继续扩大统计的范围与样本，以达到减少争议的目的。对于历史数据收集的薄弱领域，有必要从方志、地方档案、文书契约、家谱碑刻、文集游记以及近代某地区某行业的专门调查等地方文献入手，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类样本，以便在历史GDP核算中可借由大量的地方样本反推全国层面上的统计情况。 当然，在重建历史基础数据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花大力气对原始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和鉴别，还需要进行合理“推断”和“估计”。这些基础数据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中央政府发布的反映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如历代人口、耕地、财政收支、某一特定行业的产量与产值。这类数据一般只是中央政府征收赋税的指标，并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必须结合其他资料，努力将“税额”还原成“实额”。另一类是由地方志、文集笔记和地方调查等资料中记录的反映某一区域经济变化的各种经济指标。时人对这类数据的记录详略不一，往往掺杂着大量非确数词语，如“成千上万”、“费几累万”、“数十万金”、“比户习织”、“不啻万家”、“日出万绸”等，因此也必须与其他资料相互佐证，给这些“虚数”记录赋予“实数”估值。在上述两类数据的重建中，由于研究者对历史时期发展水平的认识以及使用的原始资料各不相同，往往得到的重建结果不尽相同，有时甚至还会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再次提倡尽可能使用上述各种交叉验证方法，提高历史数据的重建质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够扎实认真地从原始资料入手，重建历史数据，并经过多种方法交叉验证后得到的历史GDP结果将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3.历史GDP研究与国际比较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的关注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进行国际比较。吴承明先生曾言：“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作计量的分析。定性分析只能给人以概念，要结合计量分析才能具体化，有时并可改正定性分析的错误。”(61)已有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大多重视生产关系，但各国的生产关系具有独特性，无法统一比较。尽管学者对GDP估值持有不同意见，但作为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它不仅包含经济总量，也包含经济结构。通过GDP指标，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兴衰和结构变迁，基本上可以一览无余，在此基础上，更可以较为方便地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历史GDP研究的基础和共识，国内外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明清、近代中国社会是发展还是停滞的讨论，才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为大家所接受的结论；国际大分流的学术讨论，也才有了更为流畅的沟通平台。 历史GDP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国际比较。威廉·配第对英国、荷兰、法国国民财富进行比较，贝洛赫、麦迪森等人的研究最后都是为了进行国际比较。由于多方原因，来自西方的GDP研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欧洲经验”和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最重要乃至唯一的衡量标准。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既不能完全排斥这套体系，也不能被它所局限。历史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函数关系。计量是分析工具，虽然有利于学术发展，但是唯计量、为计量而计量则会将学术研究引向歧途。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传统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点和规律上，并将其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考察其发展及其与西方经济的相互关系，只有如此，“中国历史GDP估算及经济总量的国际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具有本土学者的特色，并以这种特色贡献于‘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而不使研究成果成为新版本的‘欧洲中心观’的数量化诠释。”(62) 总之，如何把握好上述三个问题，是中国历史GDP研究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尤其是资料问题，重建系统、庞大、可靠的历史数据库，必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历史GDP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从起步阶段，就有着中西交流、互相启发、共同推进的特点。在这一研究潮流中，中国学者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相信，通过踏实努力的工作，中国学者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GDP研究道路，这也是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途径。 赫治清、史志宏研究员及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审：路育松 注释： ①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时期GDP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唐宋至新中国成立前。唐之前的GDP研究因资料原因尚难系统展开，新中国成立后的GDP数据则可以按现代统计学方法获得。故本文的“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指唐宋至民国时期须凭借经济史家测算而获得的GDP估算研究。 ②William Petty,"Verbum Sapienti," in Charles Henry Hull,William Petty and John Graunt,eds.,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Together with the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More Probably by Captain John Graunt,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pp.99-120. ③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首次提出GDP概念，并对这一指标进行估算。1937年，哈佛大学经济统计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一套账户体系，对GDP的概念、定义和计算方法进行规范，并提出“国民收入”一词，当时“国民收入”等同于GDP。Clark Warburton,"Valu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Its Components,1919-192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29,no.188,December 1934,pp.383-388. ④Colin Clark,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London:Macmillan Press,1940,p.41.参见Angus Maddison,"Macromeasurement before and after Colin Clark,"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4,2004,pp.15-16. ⑤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海：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第3页。 ⑥Ta-chung Liu,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An Exploratory Stud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46. ⑦巫宝三1948年哈佛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其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中的资料。另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2期，1947年12月)。以上作品由商务印书馆整理重印，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⑧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战争、疾病等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当时人们生活处于一种“最低生活水平”中。马尔萨斯对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描述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参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⑨其估算过程与结果参见该著，Supplement 1.Chung-li Chang,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A Sequel to 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pp.291-325.(按：中译本为《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费成康、王寅通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⑩费维恺的修正结果发表在《剑桥中国晚清史》，参见费正清、刘京广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11)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12)Kung-Chia Yeh,"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77,p.120.转引自马德斌：《制度与增长：近代上海与江浙地区工业化的数量及历史验证》，袁为鹏译，朱荫贵、戴鞍钢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3)Dwight H.Perkins,"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y," 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15-165. (14)John K.Chang,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Quantitative Analysis,Chicago:Aldine,1969. (15)Paul Bairoch,"The Main Trends in Nat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aul Bairoch and Maurice Levy Leboyer,eds.,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1,pp.3-17. (1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17-618页。 (17)刘瑞中：《十八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估计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8)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6页。 (19)有关研究欧洲近代早期历史国民账户的代表成果收录于一本未出版的论文集：Jan Blomme and Herman Van der Wee,"The Belgian Economy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Paolo Malanima,"Italian Economic Performance,1600-1800"; B.Yun,"Proposals to Quantify Long Term Performance in the Kingdom of Castile,1550-1800," in Angus Maddison and Herman Van der Wee,eds.,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Comparative Approaches over the Long Run on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ed National Accounts,Elev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Milan 1994，Session B 13(未刊稿).(按：这些论文最后都被引用到麦迪森的论著中，有关麦迪森的相关论著参见后文注释)其他成果还有：Jan Luiten van Zanden,"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for Holland in 1510/14,"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vol.6,no.2,2002,pp.131-163.另外，开始于2010年的荷兰—英国历史GDP合作研究项目旨在建立从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的人均GDP序列。这一项目已有成果为：Jan Luiten van Zanden and Bas van Leeuwen,"Persistent but Not Consistent: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Holland 1347-1807,"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49,no.2,2012,pp.119-130; Stephen Broadberry,Bruce Campbell and Bas van Leeuwen,"'When Did Britain Industrialise?' The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in Britain,1381-185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50,no.1,2013,pp.16-27. (20)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4,no.2,1994,pp.249-270. (21)库兹涅茨认为，总产出或人均产出在15-20年里有了相当的增长，可视为现代型的经济长期增长。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and Sprea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27. (22)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译本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唐巧天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23)参见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1995;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1998;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2001; 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2003. (24)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Oakland: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25)刘佛丁：《对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估价——评罗斯基著〈战前中国经济增长〉》，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3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26)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评价见该书封底。 (27)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28)2002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场针对“大分流”的讨论会。龙登高曾对此作过详细介绍，参见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其他讨论情况参见Peter A.Coclanis,"ten Years After:Reconsiderations on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Historically Speaking,vol.12,no.4,2011,pp.10-12. (29)估算结果参见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组：《近代中国GDP消长分析》，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编：《中国民国时期的经济统计：评价与估计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东京，2000年2月，第213-222页。(该论文集未出版，由日本版与中文版组成，本文引用为中文版本的内容) (30)Debin Ma,"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of China in 1911-1937: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8,no.2,2008,pp.355-392. (31)Ye Ma and Herman de Jong,"China's per Capital GDP between 1840 and 1912:A New Estimation," Conference Paper of the Asian Historical Economics Conference,2012,http://ahec2012.org/programme.html. (32)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33)刘巍、陈昭：《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1887-1936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 (34)参见Robert C.Allen,"The Great Divergence in European Wages and Pric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38,no.4,2001,pp.411-447; Robert C.Allen et al.,"Wages,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1738-1925:In Comparison with Europe,Japan and India,"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vol.64,S1,2011,pp.8-38. (35)Guanglin Liu,Wrestling for Power: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1000-1700,Ph.D.Thesi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2005.另见其中文论文，刘光临：《宋明间国民收入长期变动之蠡测》，《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6)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7)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8)是书也基本涵盖了作者此前论文的基本观点。参见刘逖：《1600-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清史研究》2010年第5期。 (39)国民账户体系(SNA)的测算结果主要通过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两组相互关联的指标体系反映出来。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GNP=GDP+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向国外的要素支付。 (40)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第271页、封底。 (41)Bozhong Li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2,no.2,2012,pp.956-989. (42)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结构试探》，《经济学》2010年第3期。 (43)Stephen Broadberry,Hanhui Guan and David Daokui Li,"China,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Conference Paper of the Asian-Historical Economics Conference,2012,http://ahec2012.org/programme.html. (44)Kenneth Pomeranz,"Ten Years After:Responses and Reconsiderations," Historically Speaking,vol.12,no.4,2011,pp.20-25. (45)这两种观点详见“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研究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4期。 (46)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47)杜恂诚：《市场的定义与1933年GDP测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48)参见陈争平：“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ff03e5010173tn.html. (49)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范家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50)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第11-14页。 (51)对“历史国民账户体系”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荷兰范·赞登领导的团队。有关“历史国民账户体系”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参见Jan-Pieter Smits,Edwin Holings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1800-1913,Groningen: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2000,pp.5-7.英国学者关于这一新核算体系的运用参见Stephen Broadberry et al.,British Economic Growth,1270-1870(未刊稿). (52)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编：《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7、109-111页。 (53)参见史志宏、徐毅、倪玉平：《19世纪中期的中国经济总量估值》(未刊稿)。 (54)彭凯翔：《传统中国经济张力的立体透视——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55)倪玉平：《一部“融入世界”的著作——评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6)倪玉平：《评〈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 (57)参见陈争平：《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ff03e5010173tn.html. (58)有关介绍详见J.W.Drukker,The Revolution,That Bit Its Own Tail:How Economic History Changed Our Ideas on Economic Growth,Amsterdam:Aksant Academic Publisher,2006,p.178. (59)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and Spread. (60)Phyllis 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Cambridge:Cambridge Unveirsity Press,1964. (6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62)史志宏、徐毅：《关于中国历史GDP研究的点滴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标签：国民收入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总量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江苏gdp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大分流论文;